我在北京的大街上等了几分钟，这里应该是洪晃推荐的粤菜馆所在之处，我们约好在这里吃午餐。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那儿就没这家餐厅，是吧？”她笑道，声音里有一丝郁闷，这家餐厅是她旗下杂志——中国版Time Out《乐》——的城市生活指南编辑向她推荐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家餐厅究竟是拆迁了，还是从来就不存在。毕竟，在当今的中国，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办法，约好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St Regis Hotel)见面，就在马路对面的使馆区。

“中国的奥普拉”？过誉还是低估？

洪晃有时被称作中国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这种描述对她既是一种过誉，也是一种低估。她在自己办的城市吃喝玩乐指南杂志上，有一个读者来信专栏；还有一个网络博客，提供有些大胆挑逗的建议——至少按中国标准衡量是这样；品种不断增加的杂志；以及一档电视节目——所有这些都精明地利用了她的张扬个性。

但她既不具备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高的收入。洪晃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出于其它原因：她的直言不讳——在中国，公共场合的严格自律适用于多数话题——和政治出身。

洪晃的母亲曾担任毛泽东和来访美国政要的翻译，有一小段时间，还当过毛泽东的英语教师。她的继父曾担任中国外交部长。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普通中国人还不可能出国旅行的时候，洪晃已经前往美国就读高中，后来毕业于纽约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获得政治学学位。在中国，这种政治关系可以带来特权，同时，正如她后来发现的，也会带来那么一点危险。

中国真是个儿童的天堂！

近几个月，45岁的洪晃还领养了一个婴儿，这让我们俩人在步入北京国际俱乐部时不禁在想：中国真是个儿童的天堂！在北京，如果你带着孩子去餐馆或酒店，迎接你的不会是西方国家侍者那种冰冷的“铁板”面孔。“中国的好处是相当随便，”她表示。“没那么多必须遵守的礼仪，尽管他们正在表面上创造这些东西。”

我提醒她，为中国满怀抱负的雅皮士一族提供礼仪方面的指导，如今是她自己办的那些杂志的主题之一。是的，她笑道。“否则你怎么去卖所有那些奢侈品呢？你在中国只需要筷子。有了这两根棍子，就可以吃饭。可你如何去卖那些餐具和黄油刀呢？

落座之后，我请她解释一下中国奢侈品消费呈爆炸式增长这种矛盾的现象——在这个国家，炫耀财富可能招致怀疑和嫉妒，更不用说，在不时出现的反腐败运动中，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关注。

“中国人希望向一些人展示（自己的财富），而向另外一些人隐瞒财富。他们希望向税务机构隐瞒财富，但绝对希望展示给其它所有的人，”她表示。

“中国人非常看重面子”

“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方面，非常看重面子。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希望有面子。我们希望人们真正认可我们的成就。但从本质上说，中国人都想玩点阴谋。他们不愿亮出底牌，而总是希望隐瞒一些东西。”

洪晃自己几乎毫无保留，这种个性为她赢得了人们所熟知的媒体标签：“越界”。“中国人觉得我越界，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越界。我认为在西方没人会觉得我越界，”她表示。“我受的是这种美国教育，因此有些事我会想当然，比如说，为什么就因为我是女人，就不能谈论性的问题。我从没想到在中国这会引发众怒。”但你现在肯定认识到了吧？“没错，”她微笑着说。“我在学着呢。”

我们两个都不觉得菜单很“越界”。她点了海南鸡饭，我要的是川味麻辣鸡胸——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属于常见的中式食物，更别说在中国国内了。

中国教条：处处为他人考虑，唯独自己除外

洪晃的坦率往往会让她的听众（多数是女性）分为两派。有些人鄙视她，但她说，多数人还是觉得她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处处要为他人考虑，唯独排除自己”。这不会适用于像她这样有着坚强母亲的人吧？洪晃觉得，事实上正是由于她长期不在母亲身边，才让她变得那么独立，而且缺乏某些中国人传统的缄默。这正是让她母亲担心的地方，她仍住在北京。

“她知道我口无遮拦，”洪晃表示。“我记得，在我的书（《我的非正常生活》(My Abnormal Life as a Publisher)）出版后，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他们拍摄的一段内容涉及我的男朋友，或者说是伴侣，或随便你怎么称呼。主持人问道：‘你们结婚了吗？’我们说：‘没有。’我妈妈简直吓坏了。她的意思是，你不懂，你不能到媒体上去说，你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但说实话，我从未想到有什么问题。”

她母亲总会看到事情的“负面”，这是在毛时代一次又一次可怕政治运动中养成的本能。毛去世后，上世纪70年代末她一度遭到软禁，但挺了过来。洪晃从未见过毛泽东。她表示，当毛泽东放弃学英语时，她很高兴。“对我妈妈来说，那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尝试教一位80岁的独裁者说英语。”

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这个角度而言，她认为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依然是一党制。“我们从毛泽东这种帝王式人物的时代，走到了今天，人们已习惯于每五年有一次政府换届。这不是一场政变；不是一位领袖从天而降，宣布改朝换代。那曾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每次改朝换代，人们都会看到流血事件或是阴谋。”

我惊奇地发现，即使是洪晃，对于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也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她抱怨称，直到现在，在海外的时候，还有人问她是如何从中国脱身的。“哦，”她回答时故意装傻，“你申请一本护照，排好长好长时间的队申请美国签证，然后买张机票。”

洪晃表示，她的杂志以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因此不太受中国审查制度的影响。她表示：“你的确必须和（审查人员）有所协商，就像我们当初创办一个同性恋栏目时那样。我们不得不改变对同性恋的成见。”她明确表示，我们不应对“外在改变”抱有过高期望。在她看来，中国没有这种DNA，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华文明没有这种DNA。“很多（限制）源自于文化因素。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要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非常困难。”

如今，洪晃不是从政治层面识别这些趋势，而是从自己为旗下媒体所做的市场研究。她发现，在很多方面，人们并不保守。她说，当你对人群分类后就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就越认为政府应对他们负责任；越年轻的人，则越不关心这些。“很多富人不在乎政府。他们担心的是穷人绑架他们的孩子。四、五年前，他们的担心来自于政策方面，如税收。我可以把自己的钱带出国吗？现在这是犯罪。这是一个财富范畴的问题。”

法制挺管用

吃到一半的时候，从邻桌走过来一位法国媒体高管，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是来确认下周的约会。原来，他的公司刚刚挖走了洪晃手下的一位编辑，却没有意识到合同里有一条非竞争条款。他离开后，洪晃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式的法制正好在中国派上用场。“很简单。只须花钱买断她的合同。”

不过，让她担心的并非编辑人员的流失，而是消费者特征变化的速度。“人们改变得如此迅速，当你刚刚完成一项研究——可能需要8个月，然后对结果进行整理分析，然后出版的时候，人们已经转而关注下一件事了。”

名人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名人受到礼遇，直到读者发现了“小报”的神奇效果。

“现在你可以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离婚、如何闹绯闻的，还有关于诉讼和私生子的报道，”她表示。“6年前，这些你都不能报道，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负面的东西——当时国家还觉得自己是名人们的主人。”

“现在的情况则好像是国家说了：‘我们必须来一些可以取悦大众、缓和大众情绪的弹药——一种令人感觉良好的因素。那就拿他们开刀吧！’”

媒体新概念

洪晃表示，向读者提供服务——我估计其中包括让名人们名声扫地——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媒体自出现以来，从不对读者负责。他们先是对政府负责，后来伟大的商业化时代来了，人们争相投身其中，对广告商负责。”

“媒体工作者终于将迎来激动人心的时代。继景观、建筑和住宅等发生实质变化之后，我认为将出现文化方面的变化。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有意思的阶段——改变人们的思想。”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奇特的奥威尔式(Orwellian)结尾，但在此之后，我们俩都不知道该如何让谈话继续下去。于是我们买单离去。

译者/牛薇

米兰，秋冬时装展开场，时尚界人士济济一堂。即使上午10点看到lamé，或者正午时分看到施华洛世奇(Swarovski)水晶，也没有人会感到惊奇。在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就更是如此。在这座有着貂皮纹理外观、奉行宾至如归的酒店，名流云集，诸如美国版《Vogue》主编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法国版《Vogue》主编卡琳•洛菲德(Carine Roitfeld)和《名利场》(Vanity Fair)主编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等时尚界名人均住在这家酒店。可即使在这儿，在这座酒店富丽堂皇的中心区，“高跟鞋之帝”、已是满头银发的花花公子马诺洛•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的登场也足以吸引目光。

“弗瑞德曼女士！”我正在服务台，准备打电话到伯拉尼克的房间，跟他说我到了，这时66岁的伯拉尼克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他喘着气，用一只手扇着风。“哦，非常抱歉我来晚了，可我在楼梯上遇到了汉密斯•鲍尔斯（Hamish Bowles，系欧洲版《Vogue》编辑主任），然后我们”——他的手微微压了压——“真难脱身，不过，来，来，我们坐下来。那张桌子好吗？我们去那儿，请！”他用手势引着我过去，然后拉出一张椅子。

潮流观察者和“猎酷者”说，我们即将进入新的时尚时代：经过IT品牌和IT包之后，2009年将是IT鞋品的时代。如果真是如此，如果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不再把钱花在衣服上，而花在可以改变服装风格的配件上，如果鞋是各类配件中最容易达到这种效果的，那么，有个人似乎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多，此人就是马诺洛。（在公开谈话中，他总是被称作马诺洛，他的鞋是“马诺洛”，尽管他总是本着严格的个人礼仪规范，对任何人都采用正式称呼。）

在克里斯蒂安•娄伯丁(Christian Louboutin)之前，在周仰杰(Jimmy Choo)、鲁伯特•桑德森(Rupert Sanderson)和尼古拉斯•柯克伍德(Nicholas Kirkwood)之前，就有了马诺洛。他是细跟鞋的发明者，他设计的鞋就如装饰品，优雅、性感——那样爱抚着足部曲线——无需标识，人们就能够认出它们；它们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美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极力渲染女人对鞋子的着迷，而马诺洛是她们原始欲望中“必须拥有之物”。坐在他身边用餐，我觉得自己成了众人的注目焦点。

问题是，我们之间的谈话总是飘忽不定。“鞋有这么重要吗？”他问道。“真的？如果我是女人，我会一个月都穿着同样的东西，只换帽子和手套。大概也会换换鞋子；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真的，一个人装束有没有改变，要看珠宝。我真的喜欢手套。我也钟——爱帽子。如今的鞋子太——多了。我总是告诉孩子们，”——伯拉尼克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的荣誉教授，“孩子们”是指他的学生——“‘不要做鞋子！要做帽子！'那些鞋子如此奇怪，如此庸俗。我讨厌如今到处泛滥的厚底鞋；它们就想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土死了！我从来没做过厚底鞋。噢，做过，在上世纪70年代，不过那是段糟糕的经历。”

马诺洛似乎不怎么想谈论鞋子、女人与鞋子的关系，或者男人与女人的鞋子的关系。他对此不感兴趣。整个午餐变成了问答游戏，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他的答复总是忽高忽低地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飘走。这或许令人恼火，只是他的言谈如此富有魅力。马诺洛不但可以说是鞋界的巨人，也是回避话题的天才。或者他只是厌倦了这类问题（唉，又是鞋子！），只是碍于礼貌而不愿承认。

毕竟，他从1971年离开加纳利群岛的家后就开始从事这一行。他在加纳利群岛长大，他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双亲经营着一座香蕉园。他在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念完书后前往英国，认识了摄影师埃里克•波曼(Boman)，后者把他带到纽约，并介绍给当时美国版《Vogue》主编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弗里兰告诉他，“去做鞋吧”。伯拉尼克想当舞台布景师，但他从未想过要对传奇式（并且独裁）的时尚界女王说不。或许是为了弥补放弃早年戏剧梦的遗憾，从此他就把自己扮演成一个角色：整个世界是他的舞台，而说话是一种表演艺术；每句话都自有其高峰和低谷。

因此，某些特别的词语就被发成颤音，并且拉长了念，于是，“钟爱”(adore)变成“钟——爱”(adddddore)，“讨厌”(detest)变成“讨——厌”(detessssst)。伯拉尼克讲话时，常常向前倾着身子，一副密谋的架式；也有时会连续三次扬起眉毛，以示强调——他自己知道这种姿势很搞笑——然后脸上浮现微微的笑容。他还喜欢保持一致性，或者说喜欢呆在熟悉的地方。比如说，30年来他一来米兰就必定住在四季酒店，而且住在同一个房间。去纽约则住圣瑞吉酒店(St Regis)。

“我喜欢去老地方，认得那里的人。传统！我喜欢传统的地方，”伯拉尼克表示。他与四季酒店餐厅里的侍者握手。所有侍者不仅认识他，还熟知他的饮食注意事项：他对醋酸过敏，不能饮用开胃酒，也不能沾醋。他喜欢白豆汤（“妙极了”），虽然菜单上没有，他也想点这道汤。在与女侍者简短交谈后，他点了蔬菜汤，然后我们重新回到鞋子的话题。

“我讨厌那种空想时期，你产生一个想法，可3秒钟之后就把它抛到脑后，”他瞪大了眼睛，说道。“最近几年简直是噩梦！有梦想是一回事，可这太过了！去年我在洛杉矶，因为他们要颁给我一个奖项，这样他们就可以朝你吐唾沫，把你踩在脚下。叫什么来着？大道风尚明星？”他说的是“罗迪欧大道风尚奖”(Rodeo Drive Walk of Style)，授予时尚界杰出人物，奖牌会嵌在比佛利山(Beverly Hills)的一条人行道上。“没错，大道风尚奖。他们问我，想让谁给我颁奖？科洛•塞维尼(Chloë Sevigny)怎样？我说，‘不，我不让她颁。'那么刘玉玲呢？哦，她棒极了！我喜——欢东方女孩。你喜不喜欢东方女孩？而且她当时穿着（纪梵希(Givenchy)设计师）卡尔多•蒂希(Riccardo Tisci)的作品，这是我喜爱的设计师——我们刚才在谈什么？”

伯拉尼克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常常会自己停下话题，自我反省地说道：“说多了，说多了！”他只有在提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时，才会停止这种自由联想，比如提到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的葬礼时（“我再也不去参加葬礼了，太悲痛了。我就是完全无法接受死亡。的确，人固有一死，可我就是接受不了。”） 有朋友（如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过来时，他也会停下话头，这时他会从椅子上探出身子，愉快地与人握手，并把我介绍给来人。

整个午餐期间，伯拉尼克只喝了三、四勺汤，碰都没碰面包。在他舀第二勺汤之前，我就已经吃完了整盘沙拉。“我吃很多巧克力，”在我表示担忧时，他悄悄地说道，“我喜——欢巧克力。”唯一把他难住的问题，其实是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设计鞋？”

“我不知道，”他耸耸肩，说道，“我现在习惯了它们。”他瞥了我一眼，想看看能否避开这个问题。“这个漂亮的东西是什么？”他突然说道，一手抓住我用来标识笔记本页码的断橡皮筋，这玩意儿看来就像用错了地方的书签。“我喜欢这个！”

我抬了抬眉毛，提醒他，我们正在谈论鞋子。“鞋子？”伯拉尼克叹息了一声，“我想……它们有自己的生命吧，”他大胆而言，“它们是独立的，是你必须穿的。但我不怎么思考这个。”

有时你会感觉伯拉尼克因为太忙于想象自己的生活，以致没有时间去“检查”它。伯拉尼克闲不下来，不是在阅读，就是在看电视，要不就在画图。在他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佐治亚州风光优美的巴斯市的家里，他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和DVD（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所有影片，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的所有影片），还有他设计的所有鞋款——大约有1.15万双，就收在仿佐治亚风格的壁橱里面，以及隔壁的房子里。他买那所房子就为了存放这些藏品。“这是鞋子的陵园，”他高兴地说道，“不管我点了多少Diptyque的蜡烛，还是有皮革的味道。但我现在有一笔抵押贷款，为了这第二所房子，我必须抵押贷款。抵押贷款让我烦恼，因此我就去找我的——你们怎么叫的，发抵押贷款的人，嗯嗯……”

银行家？

“没错！我去找银行家，他们说，‘可是伯拉尼克先生你没有问题，你没有负债，'我说，'可我有抵押贷款，'他们告诉我，我没问题。可我还是担心……你的房子没问题吧？这场危机就是这么艰难。我想到在工厂里为我制作鞋子的工人，我担心，很担心。订单在减少，但我们不能让他们失业。我并不真的在乎鞋好不好卖，你知道，我不在乎。我并不怨天尤人，只是我对这些人负有责任。嗯，情况很好，他们现在很好。我们在迪拜开了一家专卖店，经营情况相当不错，在爱尔兰的Brown Thomas也开了一家。可多数时候，我最喜欢的鞋往往不是卖得最好的。”

他清楚什么样的鞋好卖，因为他在全球各地有200个销售点，而且每双鞋都是他亲手设计的。他最喜爱的鞋包括：1973年为奥西•克拉克(Ossie Clark)设计的一款，以樱花和仿麂皮的绿叶环绕腿部；有着巨大纽扣的鞋（“出自上世纪80年代我的纽扣时期”）；以珊瑚和马皮制成的鞋，2003年曾在伦敦设计博物馆(Design Museum)展出；以及本季新品“Toubid”——踝部系带的高跟凉鞋，特点在剪出层次感的足弓部分。他的顾客最喜欢的鞋款则往往是宫廷式样的，他认为这种款式“非常传统”，尤其是“玫瑰红那种愚蠢的颜色的。是安全的鞋款！”

他设计各种各样的鞋跟，但表示他最喜欢3厘米的中高跟（也喜欢5厘米的）。目前他对平底鞋兴趣十足，因为“平底鞋走起来难度最大，优雅动人——它们让你走起来就像驯鹿。女人们真正懂得如何把平底鞋走得好看，最近的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从电影中就可以看到。”

“我花了十年，才真正懂得如何制作出一双合适的鞋，我从来没有制作出完美的鞋，”他一边说道，一边挥手表示不要咖啡和甜点，“我已经接近了，但从来没有。我必须继续努力。哦，有这么多要做。我原来以为，随着时光流逝，我会变得越来越厌倦，可我只是变得越来越焦虑。你知道吗，我不再看新闻了？我不愿丧失乐观态度……”他的话题再一次远离产品，越来越远。他用顺滑、有如缎子般、缀着金属片似的话语，掩盖（受尽脚趾囊肿折磨、布满老茧的）的现实。这些话翻来覆去，而餐厅里已渐渐变得空荡下来，他陪我走到门口，嘴里仍说个不停——直到下一场时装秀。

译者/岱嵩

与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时尚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o)共进午餐，时间当然不会在午间。“我在这儿呆一天，”特斯蒂诺说。“明天要去纽约，周四去洛杉矶，周六去米兰。我会在洛杉矶做什么？我可不能谈这个。前两天我在卡普里。那之前在威尼斯呆了两天，再之前的一周在巴黎。”

秘鲁摄影师的生活日程

特斯蒂诺已经过了产生时差反应的阶段。他穿一件范思哲(Versace)紫色衬衣，一条艾克妮(Acne)白色牛仔裤——这身装束很适合参加法国南部的沙滩派对。他很高，有一点被晒黑，不算瘦，但身材还不错。他说自己在45岁前一直是个“狂热的派对分子”，经常光顾夜店，但到了45岁忽然意识到，自己“看上去像是俱乐部门卫”。不过，就目前54岁的年龄而言，他看起来颇显年轻。

时间已近傍晚，我们的午餐被安排在这位秘鲁摄影师位于霍兰德公园(Holland Park)的伦敦办公室。我们来到一个偌大的、几乎是空荡荡的房间，白墙木地板，一端有一把椅子、一把长椅和一张咖啡桌——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丹麦家具。不大的桌子上放着一份郊游午餐：橄榄、花生、火腿、面包、调味酱，以及一碗生菜色拉。

特斯蒂诺并不饿，又或者并非如此。他把一粒橄榄送进嘴里。他的生活是摄影、派对、豪华饭店和飞行的周而复始。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有机会品尝各式小食。他告诉我，他的最爱是洛杉矶的日本餐厅。他担心自己的体重。“我的问题，”他说，“是我喜爱食物。”

他也钟情于秘鲁美食，当我告诉他自己对此所知不多时，他变得兴奋起来。特斯蒂诺总是处于兴奋状态，这是他的天赋之一，也是他之所以在时尚和名人圈如此成功的一大原因。他总是不顾一切地保持乐观。他的摄影作品使女性看起来像是她们自己的完美版本。他似乎赋予了她们一点点本不存在的东西。特斯蒂诺使戴安娜公主显露出天真烂漫的少女特质；他赋予珍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一种前卫的性感。“她当时刚刚与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分手，”他表示，“她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而我对她说，‘我将让你性感至极。”

他又往嘴里送了一粒橄榄，接着言归正传地告诉我，秘鲁美食是“我所知道的最不为人知的秘密。除了意大利，那里是你能吃到最棒食物的地方。”他告诉我，他最喜爱的洛杉矶餐厅的厨师就曾在秘鲁呆过一段时间。“那里有很多海鲜。你知道塞维切(ceviche)吗？那就是秘鲁菜，是用柠檬汁腌制的鱼，辅以辣椒和生洋葱。还有tiradito，也是用柠檬汁腌制的鱼，但不加洋葱。”

他看看桌子。不，他不想喝酒，他说。一会儿他要去参加一个时尚酒会。一会儿？其实差不多就是现在。实际上，他需要在半小时后赶往别处，又或许是40分钟以后。他的生活由分布在各大陆的助手安排，并被划分成若干微小片段——这里一小时，那里几小时。在搭飞机前，他需要知道下一场拍摄必须产生多少照片。通常是一天五张。

“我是个工作狂，我想，”他说。他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是工作本身激励着我。我喜欢工作。”当我问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哪里时，他表示：“上帝，我每天也这么问自己。”他的主要居住地是伦敦和洛杉矶。“我一直试图抽更多时间去南美，”他说，但他“尚未找到一个可行的办法——就工作而言。”

不过，他最近出了一部关于里约热内卢的书，书名非常抢眼，叫《MaRio de Janeiro Testino》，书里满是派对和狂欢的精彩照片。“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一边说一边向我展示此书。“人们半裸着身体，流着汗，那么性感和吵闹。”

他总是提前做打算，总是在谋划。在利马上学时，他最拿手的科目是数学。事实上，在学校里他有点像个局外人，不是那种受人欢迎的男孩。正因如此，他了解人的弱点，我认为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创造作品的力量。他告诉我：“刚开始拍照时，我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现在想起来，它是件人性化的事情——就好比，你看到某人需要帮助，于是就过去帮忙，或者你看到某人情绪不高，就试图让他们振作起来。”

明星拍摄秘诀

例如今年早些时候，他为真人秀明星杰西卡•辛普森(Jessica Simpson)拍摄了一组照片，他知道该如何让她显得迷人。“当时人们批评她发福了，这一点触动了我，”他说。于是，他使她看上去像一尊雕像——这是褒义的说法——就像是某个多年受人敬仰的人物的照片。他赋予了她高雅的气质。

类似的，他给梅格•瑞恩(Meg Ryan)拍摄的美丽照片摄于10年前。她当时快40岁了，她可能在担心她最好的作品都已成过去，也可能在考虑自己是否已失去了一点点让她成名的聪明但漂亮的气质。特斯蒂诺做了什么？他让她看上去清新如少女一般，她趴在地上，踢着腿，脸上充满光彩。梅格•瑞恩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柏拉图式的完美人物。

“我对梅格的回忆确实有趣，”他说道，“在我给他拍摄的照片里，我无法认出她来。我什么都试过了，但还是无法认出她。她看到我很为难。”他表示，是瑞恩自己建议把光打在她的脸上。

在他给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拍摄的照片上，罗伯茨手里捧着一个似乎是松鼠玩偶的东西。最终，照片让她看上去非常有趣，至少很独特。接着是给凯特•摩斯(Kate Moss)拍摄的照片。多年来，他让她的面孔看上去至少像10个不同的人，每张照片都一样的吸引人。她的照片给人的感觉依次是聪明、机智、艺术、天真，一点也不像小报上描绘的那种社交动物。

特斯蒂诺解释道：“作为一位摄影师，你要么拍你自己，要么拍你的拍摄对象，要么为你所供职的杂志拍照，要么为你正试图与其广告进行交流的公司拍照。你要么让照片看上去和你一样，要么你让照片符合客户的意图。如果我为巴宝莉(Burberry)工作，我会试着让它看上去像一个巴宝莉女孩，一个巴宝莉时刻。如果我为范思哲工作，那么我可能会要求相反的效果。我要让它变成范思哲。”

他拍摄的女性似乎比男性要多。事实上，与他作品中那些貌若女神的女性相比，他塑造的男性有时显得有点鬼鬼祟祟、精神失常。他拍摄的波诺(Bono)与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的合影，看上去就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搂着一位公主。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看上去像个在酒吧唱歌的醉汉。查尔斯、威廉和哈里王子则在合影里神经兮兮地龇着牙笑。对了，女演员克里斯汀•邓斯特(Kirsten Dunst)看上去却像天使，而超模吉赛尔•邦辰(Gisele Bündchen)显得如此美艳，她或许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女人对我们来说很陌生，因为我们不是女人，” 特斯蒂诺以男人对男人的语气告诉我。他补充道：“女人受到的保护和非议、赢得的眼球与赞赏都比男人多得多。女性远比男性令人着迷。”

他又吃了一粒橄榄。这些橄榄在辣椒油里泡过，其中一些还塞着小辣椒。我吃了点威尔特郡火腿。

特斯蒂诺认为，我们之所以更尊敬女人，或许是因为我们与母亲的关系。“女人远比男人乐于尝试不同事物。我发现男人会对自己形成一种看法，然后就拘泥于这种看法，这方面女人要强得多。女人会说，‘好啊，让我们试试看！'这或许是因为女人最终会成为母亲……她们更能接受各种可能性。”

从酒店服务生到大牌摄影师

或许吧。中学毕业后，特斯蒂诺在利马大学(University of Lima)攻读法律和经济学，此后移居美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学习国际关系。1976年，他再度改变方向，迁居英国当起了服务生。他就是从那时开始摄影的，还抱着自己的作品集不厌其烦地往返于光鲜亮丽的杂志编辑部。

特斯蒂诺表示，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突破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有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她们因而把自己看作实干者，而非那些只知道用午餐、品鸡尾酒和办茶会的闲人。他更近距离地与她们接触，以创造出不那么故作姿态的女性形象——“把女人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他说，“而不是把她们变成某种虚假的东西。”

他向我讲述了1995年第一次为麦当娜拍照的经历。当时她来到他居住近20年的好莱坞酒店夏特蒙特(Chateau Marmont)，她的头发全部向后梳着，扎成一束马尾。他当时想，她这样子看上去就很不错，没必要把她重新包装一番。

谈起为戴安娜拍照，他说当时用手机与她通话的感觉很奇怪。“我会转过身去，几乎就像别人可以听到一样。”尽管如此，在1997年夏季他为《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拍摄的那组著名照片中，他还是成功刻画了戴安娜的形象，使其不同于自她成为全球偶像以来其他任何人为她打造的形象。他说自己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把她想象成那个遇到查尔斯王子前的“普通女孩”。他完全正确。当我们欣赏那些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戴安娜：她已神奇地化身为普通女孩。几周后她逝世了。

特斯蒂诺一天到晚与名人打交道，但他自己并不算是名人，他也很看中自己的隐私。当我问他有没有在谈恋爱时，他就这个问题思考片刻，然后拒绝回答。“我从来不喜欢谈论自己，”他说。

到了起身离开的时候了。身边的人在做准备，车子已经订好，有人正取来一件短外套。特斯蒂诺还在就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话题滔滔不绝：时尚界对骨感女孩的痴迷。他说，模特都是少男少女。那个年龄段的人都瘦得皮包骨。“这很正常！我16岁那年也很瘦。设计师之所以聘用那些骨感女孩……是因为衣服穿在瘦人身上就是更好看。原因很简单，衣服动起来才好看。”

再来一粒橄榄？一根胡萝卜？不了，他吃饱了。“一旦人们喜欢上我们，或者任何有点肥胖的人，”他一边抓住衬衫袖口扣紧，一边继续说道，“那么衣服就统统动不起来了，它们会紧贴你的脂肪。正因如此，很难以这类人为题材制作时装大片。”

接着，短外套送来了，他也已经离开，去和那些身着华服的女人谈话，当然还有更多的小食在等着他。

译者/章晴、梁艳裳

与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共进午餐的那天，我早到了十分钟，他则迟了十分钟。这通常本不值一提，如果不是因为雅可布——这位同名时装品牌马克•雅可布的拥有者，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简称LV）的创意总监，《时代》周刊最具影响力100人的入选者，演员索菲亚•科波拉（Sofia Coppola）与辣妹维多利亚（Victoria Beckham）的好友——与时间有着一言难尽、颇具个人象征意味的关系。

现年47岁的雅可布，多年来以在纽约时装周不断上演糟糕无比的“迟到秀”闻名。他在1997年加入法国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后，同样的事情又在巴黎发生。2007年，他纽约时装周的演出更是延误了两个多小时，致使若干时尚主编离席。因此，在下一季的时装周中，马克•雅可布品牌时装秀（在经历了短期的戒毒戒酒治疗后）准时准点地开场，而LV的时装秀甚至提前了几分钟，导致几位毫无觉察的主编错过了整场秀。（在时装业，晚30分钟开始被视为“准时”；事实上在指定的时间开始才是闻所未闻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雅可布对待日程安排的态度就像他对待生命中每件事情的态度一样，是极端的。就像他常说的那样（在我以前对他的采访中，也对我说过），他这人不管做什么事，都容易上瘾。

我坐在纽约莫萨（Mercer）酒店的大堂里时，12点整，他的助理打电话过来，告知我雅可布正在路上——几分钟后，他到了，露齿微笑。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正常。

“这是怎么啦？”当我蹒跚着走向酒店大堂我们的座位时，他指着我右脚的石膏问。莫萨酒店是那种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极简时尚之所，却也因而受到名流喜爱。朗万（Lanvin）设计师阿尔伯•艾尔巴茨（Alber Elbaz）一直以此酒店为家，做同样选择的还有好莱坞男星罗素•克洛（Russell Crowe）。

我告诉雅可布我的脚跟腱撕裂了，他同情地做了个苦脸，并说起自己肩旋肌受了伤，近几周内就要做手术，因此他最近“完全没法健身”。几年前，雅可布做了举世闻名的转型，从戴眼镜、留长发的神经质男，变身为从身体到头发（就此而言，还有体毛）都精雕细琢的美男子，并从此对他每天两小时的健身房运动狂热入迷。

我问他不能健身的话是否改做了些什么，因为我以为他已把对健身的执着转移到了旁的事情上。“嗯，”他想了一分钟，然后耸耸肩。“什么都不做，真的。”

这回答很让人意外，一如今天雅可布的打扮，他穿着牛仔裤加白色衬衫，而不是苏格兰方格“短裙裤”——苏格兰短裙和短裤的杂交品种，自两年前“一时冲动”购买了这类服装，他就一直不能自拔地穿成那样在每个公众场合露面。

“嗨，”我问，“你的苏格兰短裙呢？”

“我就是不想再穿了。”

考虑再三后，我斗胆问道：“你在大量收购艺术品吗？”

这么问并非毫无逻辑的闲聊。归功于同包括史蒂芬•斯普劳斯（Stephen Sprouse）、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在内的众艺术家在饰品设计上的通力合作，雅可布几乎以一人之力让LV这个奢侈品牌保持了与艺术界最大限度的联系。无论是路易威登公司和雅可布本人，都将品牌艺术化的特征阐释得淋漓尽致：路易威登在伦敦的最新旗舰店已经开幕，展出了村上隆与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 George）的作品，同时展出的还有雅可布私人所藏的埃德•拉斯查（Ed Ruscha）、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以及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作品。过去，雅可布曾因斥资于自己的收藏爱好而陷入债务。我想，也许，他现在正以尽情挥金来取代其“举重养生法”。

“事实上，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什么了，”我俩并排坐在软长椅上，他这么回答道，“前几天我在佳士得拍卖行买了一件埃斯沃兹•凯利（Ellsworth Kelly）1962年的小作品，不过仅此而已。其实对我来说，买这件东西也是难以解释的事。”“为什么？”我问。

“那件作品只是一个带黄色弧线的白色方块。我通常喜欢更具象的作品，而对这类抽象作品我会去欣赏和赞美，但不会想据为己有。但这次我就是喜欢它……它令我很快乐。”

事实证明，马克•雅可布正在进入黄澄澄的成熟期。这并不止于其对画作的态度。例如，我之前曾猜想我们在默萨见面是因为雅可布住在这里；在担任LV的工作后，他把自己的大本营迁到巴黎，而他本人的品牌总部仍然设在纽约。雅可布说，他的确曾有九年，基本住在这个酒店，不过已于两年前搬出，现在纽约的切尔西区（Chelsea）租了一个地方。同时，他在纽约西区的一个新住宅项目里买了幢联排别墅，目前正在装修，小区由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设计。

“我喜欢有一个家，”他说，“我喜欢在巴黎我的房屋里摆满我热爱的物件。而且，我意识到我能在纽约和巴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以往，我常认为自己必须在巴黎做LV品牌的工作，在这里做马克•雅可布品牌的，我那时总是乱乱糟糟、匆匆忙忙。但是现在，我知道不管我人在哪里，都能兼顾到两个品牌，于是我就在纽约住几个星期，然后再返回巴黎，如此循环。”

不管怎样，雅可布仍是个典型的曼哈顿设计师。他小时候和祖母生活在上西区，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就是夜总会Studio 54的常客。他毕业于Parsons设计学院，并于1988年成为Perry Ellis的女装设计师，但在1992年设计了众所周知的“Grunge”系列后被解雇。如今，他是西区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上名副其实的王者，在那里他拥有五间专卖店，囊括了他的主线产品，副线Marc by Marc Jacobs，以及童装Little Marc Jacobs。他目前正在筹建第六家店，这将是一家书店。

因此，他对饭店熟悉到能点一份并没列入菜单的烤三明治，那是客房服务清单里的。我要了茴香沙拉。他要的饮料是加冰无柠檬的健怡可乐，我的则是加柠檬无冰。他喜欢这个点法。

“啊哈，我们这不就平衡了吗？！”他说。

他说，过些时日他将先去巴黎，再前往伦敦参加新店开业，随后回纽约接受肩部手术。他说，他非常想看到LV在伦敦邦德街的新店，因为这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奢华的一家旗舰店，店中安装了巨大的玻璃楼梯、一间艺术书店，并设有艺术陈列区。

“你还不知道这家店长得是什么样子？”我问。

“还真不知道”，他咧嘴笑了起来，“我的工作是创造产品。好玩的是，我刚刚在画商拉里•加戈西安（Larry Gagosian）为理查德•普林斯举办的宴会上，碰到了这家店的建筑师彼得•马里诺（Peter Marino）。人家问我，是不是我向LV推荐的他，我只能照实回答，这跟我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常常在社交场合见面，都为LV工作，但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合作。”

在这个时代，时尚品牌的创意总监往往不仅仅是其产品本身的专家，还需要是一位可以看到“远大前景”的美学独裁者，发现雅可布竟然对LV的零售生意不闻不问，这自然让我非常惊讶。“我毕竟不能把所有事都做完，况且我也不是全才。”他的烤三明治20分钟还没到，而他现在依然表现得很耐心。

“假如你也曾经凡事操心，就知道这有多让人郁闷了，如果说到品牌的时装秀或者新鞋设计，我或许不是控制狂，但我对最后的成果有决定权。我有时还要做些超出我专业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是为公司指出某种方向，随后，我就应抽身而出，由其他人对此加以解读。”

不过雅可布确实会负责产品广告创意。过去他曾在LV的广告中起用詹妮弗•洛佩兹和麦当娜这些女星，不过在这个秋冬的广告中，他将使用的是几位均已成为人母的模特，广告硬照“在更衣室里拍摄，看起来非常美妙。这就是我在本季想要表达的理念：不花哨，不过分追求时尚，只想表达高雅与优美；这是那些不盲目跟风的人会喜欢的衣服。”

其结果便是，在今年3月LV发布的新品中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上帝创造女人”式的盛宴：丰胸、蜂腰、大摆裙。雅可布独特的时尚天赋，让他把拇指伸向空中，感知时代潮流，并将之赋形于服饰——不论是1990年代的“邋遢”开司米保暖内衣（当时推动了反炫耀性消费的思潮），还是去年的1980年代“新浪潮”时装展（昭示了近来兴起的对于非金融恐慌年代的怀旧情绪）。因此，似乎接下来符合逻辑的提问只能是：他是否认为“美及其平易可及性”将是下一个后经济衰退期的流行大趋势。

“哦，我不晓得耶，”他轻松地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的。但你也知道，作为设计师，制作好了衣服，将新品推出，随后它们就有了自己的存在意义。很久以前我就明白了，人们看完了我的时装秀，来到后台后，会跟我讲述他们的观感，我其实大可不必纠正他们的说法，因为至关紧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感受。一旦时装摆进店里，设计师本人的理念已经无足轻重；一件大衣，不会因为其灵感来源自世纪之交的英格兰，就因此成为件更好的大衣。”

吃了半份三明治，雅可布看起来心满意足，想去外面抽根烟。有一阵子他烟不离手，不过如今，在抽烟这件事上他也没那么执迷了。他上过一段时间MySpace，这会儿也不再上任何社交网站——“Facebook上一堆假冒我的人开的页面，结果现在总是有人跟我说，‘你为什么删除我？我们原来在Facebook上聊得多欢哪。'我只能告诉他们，‘那真的不是我！'”不过，对于社交网站，他并无诋毁之意，甚至还将自己设计的一只手袋以著名时尚博主BryanBoy的名字来命名。

网上关于他的谣言满天飞——要是按网上的消息说，他已经跟自己的男友、公关洛伦佐•玛通（Lorenzo Martone）结了几次婚，也离了几次婚。雅可布说虽然很希望结婚，但事实上他目前未婚，并且表示维基百科上关于他的词条，其中有半数信息都不属实。

“这些谣言，有时候会令我心绪不佳。”晃着手中的烟卷，他向我坦承。“但我尽量不受影响；我也不想凡事带有戒心。”一边说着，他一边咬着手指甲，我让他别再咬了，他低头看了看手，表示他确实该做个美甲了，不过表情并不那么担心。他看起来对于这一切特别……冷静，特别就事论事。回到桌前，点了咖啡后，我不由自主跟他说，“你现在似乎很解脱。”

“噢，不，”他说，“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痛苦，一星期看一次心理医生，情绪依旧起起落落。在一场时装秀前，我会彻夜不眠，心里想着，‘假如观众讨厌这场秀该怎么办？如果我的职业生涯完结、无家可归怎么办？'我会反复推想最可怕的情形。一次，我一直坐在这张沙发上”——他指了指房间对面的那张沙发——“（艺术家）约翰•柯林（John Currin）问我，‘你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他会谈起他已经重画了16次的微笑。但在如此悲观的情况下，我仍然还有清醒的认识，我明白所有这些反应，都是人性使然。我觉得也正因此，现在我特别迷恋黄颜色。这是积极的象征，是乐观的选择。”

看了看表，我这才发现，我们聊的时间，已经比预定的时间多了40分钟。不过雅可布看起来并不介意，他继续阐述：“我想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但这样说显得太傻。你知道，在时尚界，一切瞬息万变。”

（本文选自《FT睿》杂志2010年7月号）, 译/李玮

菲比•菲罗(Phoebe Philo)，37岁的时尚品牌Céline创意总监，作为一年前神奇般改变时尚潮流、一扫时尚界陈年累积浮华之风的扛鼎人物，其真人之纤弱实在令人惊叹。作为2010年英国年度设计师的候选人，她同时也是今秋巴黎女装秀上最受欢迎作品系列之一背后的设计师。

菲罗中等身材，条缕状棕发，颧骨突出；一件黑色皮夹克、男式衬衫和一条黑色宽松裤子包裹着她瘦弱的骨架，使她看起来仿佛弱不禁风。但是，她却选择了伦敦市克勒肯韦尔区的圣约翰餐厅(St John)。这是一家以菜单中囊括各种“包罗万象的”杂碎和内脏而著称的餐厅，因此，显然她有食肉、爱好高蛋白质食物的一面。

“这家餐厅是我一个朋友经营的，”来到这家简约朴实的白色餐厅时菲罗说。她坐在用纸覆盖的桌子旁表示：“它有着我喜欢的直率。它非常的直截了当。”比如，在菜单上有一道菜叫“带豆荚豌豆”，那就是未加工的、带着豆荚的豌豆，就像你在市场上买到的那样。或者，像菲罗说的那样，可能“就是采摘自花园”的那种。她点了其中的一些，并加上一些新鲜柠檬汁——在美国榨的那种，由柠檬果汁、水和糖混合而成的；她还点了一份蔬菜沙拉，一些腌制的青花鱼和一份烤牛肉三明治，因为她“非常想要一些白面包”。我则点了柠檬水，一些花椰菜和扁豆，还有一份蔬菜沙拉和一份奶酪片。见我如此点菜，菲罗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是素食主义者吗？”她说。

我耸了耸肩。“我很抱歉，”她抽动着嘴角说。因为说实在的，我们都知道我的饮食习惯不是现在的谈话重点。“这里的食物不错，”菲罗说，此刻我们都打量着房间的四周。菲罗接着说：“但我对这里的装饰不是很钟意。”

这显然是正确的——不仅是对这家餐厅而言，事实上对我们的谈话也是如此。菲罗说话简洁明晰，正如她无名指上的金环（一粗一细），她说话时很认真，从不夸张或如演讲一般激情四溢，她语调柔和，并且很少用形容词。她不以喋喋不休的话语来保持谈话的连续，对长时间的中断泰然自若。她考虑问题非常透彻，这既体现在某款衬衫的设计上，也体现在她选择讨论该款衬衫的地点，以及她最初作出开始设计该款衬衫的决定上。

看起来有点像是书读得太多而显得偏执，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菲罗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毕竟，她已为她的自我意识赢得了认可。

菲罗在法国出生，父母都是英国人（她的母亲是一位平面设计师，父亲是测量师），作为家里的三个孩子之一，她在伦敦长大，就读于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在为Chloé效力五年并取得显赫成功后，四年前菲罗功成身退。1997年，菲罗在艺术学院的朋友史黛拉•麦卡托尼(Stella McCartney)被任命为这家法国时装公司的创意总监，后者也将菲罗带进了公司。

2001年史黛拉离开Chloé，去开创与其本人同名的时尚品牌，菲罗接任Chloé创意总监。几年后，菲罗将Chloé品牌转变成确立时代精神的机器：让一代女性相信，她们非常、非常希望穿上成人版童装的组合：粗木鞋跟，蕾丝花边的娃娃式束腰外衣，以及乡土气息的裙子（并且愿意为此花很多钱）。

此外，在她担纲Chloé品牌设计的时间里，菲罗还卓有成效地树立了“It”手袋之风，使得以Paddington、Edith等特色名称的手袋销量翻了一番还多。2004年她与艺术品经销商麦克斯•威格拉姆(Max Wigram)结婚，当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玛雅。此时菲罗认为她已无法在伦敦的家庭和巴黎的工作间取得平衡，因为这需要她在欧洲之星列车上不断往返两地。所以，尽管她赢得了当年英国年度时装设计师大奖，她还是辞掉了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相处”。这又是一个如同猎杀涅墨亚雄狮(Nemean lion)的惊世之举，令时尚界大吃一惊：抛弃所有的成功？留在家里带孩子？她怎么做得出这样的选择？

“这相当容易，”她一边说，一边快速剥开豌豆。

她离开时尚界两年，生下另一个孩子马洛（Marlow，男孩），之后她决定“重新出山”，并且要能自己做主。2008年9月，她成为奢侈品集团路易威登(LVMH)旗下公司Céline的创意总监。

Céline的何种特质让她下定了复出的决心？这家公司在1996年被路易威登以4.12亿欧元收购，这些年来一直不停地更换设计师，始终未能确立其自身的风格——1997年至2004年由迈克•柯尔斯(Michael Kors)担任创意总监，然后是罗伯托•麦尼切蒂(Roberto Menichetti)任职一年，接下来是麦尼切蒂的前任助手伊万娜•奥马泽(Ivana Omazic)。一般来说，那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品牌。没有人对它有任何的期望，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品牌。

“当时Céline对我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分量，”菲罗边说边把豌豆推向一边，以便给刚上的三个盘子腾出空间，然后叉了一些生菜。她没有把缺乏个性看成是一个问题，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资产。

“当我考虑是否去Céline工作时，我并没有太多考虑公司的过去。”她说。“也有其它公司向我发出复出邀请，但它们要么不合适，要么不允许我留在伦敦，而后者对我来说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不过为Céline工作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我为这个品牌不再代表任何内涵而高兴。没错，赌注是有点高，因为每个人都在关注我，同时因为经济形势不佳，竞争更加激烈，但我认为，Céline过去是什么、怎么样和我毫无关系。我在任期间，它将会是我打造的结果。”

这种观点堪称时尚界的“离经叛道”，因为这个行业的一大信条就是，在打理一个历史久远的品牌——例如迪奥(Dior)或纪梵希(Givenchy)，或是1945年由赛琳•威皮安娜(Céline Vipiana)创立的Céline时，品牌的“DNA”、其内涵、该品牌的当代产品是否真正保留了这种“DNA”等，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要拒绝这个前提，就如同要砍掉九头蛇的脑袋一样艰难。

“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这是Céline吗？’这样的问题，”菲罗耸耸肩，一边吃完她的青花鱼，一边说出这句明显有所保留的话。我能感受到，她认为——但不会言明——那种卖弄大道理的做法实际上很愚蠢。不论是鱼还是服装，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其出身，而是最终产品的好坏。她花了六个月时间敲定了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合同，这份合同能让她既掌控自己的生活，也能掌控其工作成果。路易威登在伦敦为她建立了一个工作室（Céline之前的总部设在巴黎，它之前所有的设计师——一个美国人、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克罗地亚人，都不得不搬迁至更接近总部的地方，未能享受菲罗的待遇）。公司关闭了大量店铺，并销毁了所有的旧品库存，因此没有了任何关于过去的实体提示。同时，公司也赋予了她确立品牌审美观的权力。

“对于时装，我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不想要做什么，”菲罗说。“我想要一些让人感觉诚实的东西，那种我的穿衣风格和生活方式综合起来的感觉。我认为它得相当简单和真实。”

于是驼色套装系列出现了：高腰身，剪裁完美的下摆和A字形的帆布超短裙，并且常常以黑色皮革装饰；以及超大尺码、洁净挺括的白衬衫。这些设计和以前的产品截然不同——既不同于菲罗之前在Chloé的设计，也不同于豹纹斑点或是施华洛世奇装饰盛行时代任何其他设计师的设计，并在时尚界再度掀起对她的疯狂崇拜，并且又一次证明这样一点：作为一个设计师，菲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够明白像她那样的女性想要穿什么。（她穿的也是自己设计的衣服，她穿的男士衬衫来自2011年春季预展系列。她表示，现在她衣橱的“半壁江山”都属于Céline。）

她的第二组设计以她独创的编织为特色，保持了与第一组相同的风格；第三组也一样，为了向巴黎致敬，在这个系列中菲罗放松了她严格的廓形剪裁要求，选用了随性的蚕丝裤，并且用黑色系带的连身裤装取代了晚礼服。在她的首个广告宣传活动中，模特的脸孔从下巴和脖子向上被模糊化处理，并且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模特没有经过任何粉饰和化妆，意图“让产品成为明星。这不关乎生活方式。这只关乎服装——要提高它们的声望。这就是目标，没有任何掩饰。”她从来没有请过明星充当品牌的“形象大使”，她甚至不喜欢用“品牌”这个词，而宁愿用“公司”。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过时的做法。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在Céline要一步一个台阶的前进，我们没有很庞大的战略规划。我深刻意识到我是一个人，有人的局限，并且我必须尊重这一点。”

显然，她的局限也包括她的胃口。当她的三明治上来时——两大片面包，中间夹着一小片烤牛肉——她看着它，叹了口气说：“不知道都吃了这些会怎样。”然后她对三明治进行解构，按自己的意思重新设计，更具流线型，更规范 ，于是只有一片面包裹住牛肉。

“时间是我最奢侈的享受，”她说。“找时间做些时装之外的事情，我认为这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非常重要。”每天她送孩子们上学，大约上午十点到办公室，再回到家哄孩子们睡觉。“从未感到轻松过，”她说。

不工作的时候，她花很多时间在床上读新闻，看报纸。她看的是纸质报纸。她并不花很多时间挂在网上，不像很多时尚界同行那样依赖虚拟世界，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她甚至不上Facebook。“我想不到有什么比那更糟糕了，”她说。“相比之下我宁愿在街上裸奔。我不用网络，也不喜欢和朋友通过网络沟通。我只是不希望和并非家人或朋友的人有太多的接触 。”

“我一直想做一些在一天工作结束时可以带回家东西的事。”她边说边谢绝了咖啡和甜点。“我在学校最快乐的记忆与艺术有关。从事时尚业只是这段记忆的延伸。我是说，我喜欢那种把创意变成女性穿着的想法。”

正如对Céline的改造一样，这番话听起来也近乎神话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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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t”手袋到驼色大衣——

菲比•菲罗经典作品一览

作者：尼古拉•柯平(Nicola Copping)

Chloé Paddington手袋

菲罗任职于Chloé时，曾多次引领时尚界潮流，但影响力最为强劲的作品当数“It“手袋。Chloé Paddington手袋2005年3月上市，售价为750英镑，它实际上是一个小挎包。菲罗以坚硬黄铜扣和一把粗短挂锁相组合，构成其标志性的螺旋形。该款手袋的流行导致大街上出现了许多仿制品，待购购买的顾客排成长长的队伍。

Chloé娃娃装

菲罗在Chloé时的审美观念很简单：漂亮、女性化且容易穿着。但是，她的每一款作品都有一种讽喻的味道。以流行的、被多次模仿的娃娃装为例：它出现在2006年春季T台秀上，蓬松的袖子，高腰线剪裁，以柔滑的蚕丝制成，它十分的少女化，除非你配上粗跟耐磨的鞋子。这款服装教会了成年女性如何穿出少女的味道。

Chloé叠跟高跟鞋

在纺锤型的细高跟鞋风靡多年后，菲罗抓住一个机会异军突起，以鞋跟较为粗笨的鞋品与其轻快飘逸的罩衫裙交相呼应。堆叠的木制鞋跟和楔形鞋跟出现在凉鞋、系带靴以及及膝的棕色皮靴上，为Chloé的粉丝和世界各地的女性提供她们急需的舒适性和行路稳定性。

Céline皮革T恤

在菲罗来到Céline之前，皮革和T恤通常是相互不沾边的两个词。但在菲罗为这家法国公司举办的第一次时装秀2010年春季时装秀上，皮革和T恤结合到了一起：方方正正，平滑光洁，以黑色和橄榄绿色先后出现。就耐用性和实用性而言，再没有比种组合这更有说服力了。瓦利斯(Wallis)、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和多萝西•帕金斯(Dorothy Pekins)很快跟进推出自己的廉价款式（Céline的售价达1978英镑）。皮革终于被归入主流。

Céline驼色大衣

没有什么衣服能比驼色大衣让女人的衣柜显得更加底气十足了—— 菲罗很清楚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她比别人先知道这一点。在她的首款Céline系列中，驼色比比皆是，接下来在她的2010年秋季预展目录上，驼色再次出现：一件纵线剪裁的镶羊毛驼色大衣，售价2442英镑。在几周后的2010年秋季时装秀上，驼色大衣已是无处不在。菲罗知道女人想要什么，甚至在她们的想法出现前就已知道，这种能力已经成为她最杰出的资产。

译者/李慧

与现年43岁的Jimmy Choo创始人兼CEO塔玛拉•梅隆共进午餐前，四季酒店(Four Seasons)的餐厅领班把我们领错了包间，或者准确地说，把我领到了其它包间。其中有两个包间：一个叫Grill Room ，另一个叫Pool Room，前一个包间面积小、木质装修，靠近酒吧；后者面积大得多，位于酒店后面，围着一口汩汩的大喷泉而建。时尚圈的人一般喜欢Grill Room包间；而银行家与大公司老总则比较青睐Pool Room包间。比方说，梅隆的叔叔（她前夫的叔叔，梅隆家族的族长）杰伊•梅隆(Jay Mellon)喜欢Pool Room包间（他俩只要一起吃饭，杰伊就准会带她上这儿来），这就是为何餐厅领班自认为我们约好会面的地点是在Pool Room包间的原因所在。

但是，任何读过小报与broadsheet(一种大幅尺寸版面的报刊)的人都知道：说到塔玛拉•梅隆时，啥事都不能仅凭想当然。所以我在Pool Room包间里喝着圣培露矿泉水(Pellegrino)坐了足足有5分钟后，才有一位满面羞愧的服务员找到我，把我带到Grill Room包间，一路上还不停地向我道歉。

找到梅隆时，她正躺在沿墙的长条形软座上，小鸟依人地偎依在银行家奈特•罗斯柴尔德(Nat Rothschild)的怀里，身穿豹纹紧身丝裙，脚穿周仰杰黑色短靴，这双靴子相当眼熟，记得自己曾在YouTube网络视频中见过它们，当时放在她位于第五大道(Fifth Avenue)宽敞公寓房里可以进出换装的衣柜中，衣柜里还有她那几百双各种款式的周仰杰履鞋。（她从华纳CEO小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 Jr)手中以2000万美元购得该套公寓房，在Real Estalker的博客中对此有详细介绍）。

换句话说，看着她在纽约住宅区的高档餐馆与国际级大腕共进餐，你可能觉得她的模样活象个花瓶妻子——实际上，如今她既非人妻（2003年她沸沸扬扬地与马修•梅隆(Mathew Mellon)离婚，还有闹得不可开交的法律官司，她指控马修雇用黑客侵入其电脑，但如今两人又成了朋友），也非任何人的玩偶。相反，如今倒是她正忙于不断“网罗”自己的玩偶。

去年刚入秋时，因对英国时尚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她在伦敦被女王授予官佐勋章(OBE)。如今Jimmy Choo在全球32个国家开了115家门店，总估值接近5亿英镑。再后来，就在我俩会面前一周，她同配饰界的大姐大安雅•希德玛芝(Anya Hindmarch)、杰西博的安东尼•班福德爵士(Sir Anthony Bamford)等许多名人一起，被大卫•卡梅伦首相(David Cameron)任命为新的全球贸易特使。

与罗斯柴尔德（他另有自己宴请的客人）告别，我俩到自己的桌子坐定后，她承认说， “这事我没想到。”但又不算太惊讶，她继续说，因为和希德玛芝以及安东尼爵士不一样的是，她并没有深度介入保守党的政治圈（虽然她2006年就结识了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当时他俩一起出席了面向英国企业的一个会议）而是因为，“哎，你知道我当时的情况嘛。”

我说，该不会是指这件事吧——在Google上搜索“塔玛拉•梅隆”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刊登在去年早先出版的Interview杂志上她的一张侧影照，旁边就是由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为她专门拍的一张裸照，照片中的梅隆躺在沙发上，头往后仰着，嘴里抽着烟，手里抱着一只猫遮住了她的私处？

“没错！”她笑着说，把点菜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不相信《每日邮报》(Daily Mail)会利用这事（我担任贸易特使）作为重印那张照片的‘契机’——尤其是由于该照片的版权还在泰利手中，况且（我觉得）他永远都不会出售它，所以我认为不会有啥问题。但《每日邮报》未经许可直接就把照片登出来了！现在泰利已经要求他们撤下照片，如今照片已经从Interview的网页上删掉了，但还有人在互相传。”

于是我就问她：你当时真没想过照片会流传出去吗？狗仔队(paparazzi)偷拍到了她在度假时上身一丝不挂地与前男友克利斯汀•史莱特(Christian Slater)在一起晒太阳浴的照片，她默许众多报纸予以刊登，难道这样的梅隆真那么幼稚吗？

“总有那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Interview杂志读者，”她耸耸肩说。“这完全是个特例，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切。”她明显看出我不信她的解释，但睁大蓝色的双眼，翻转着看着自己，并坚持说她确实没那么玩世不恭。我这才有点相信她说的话。

再说，卡梅伦首相与他的手下也似乎并不在意——至少他们迄今为止还没找她谈及此事——整件事一经媒体刊载后，周仰杰公司现在的控股股东TowerBrook私募投资公司也未发表任何意见。“很显然，整件事算是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她笑着说，似乎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太相信。毕竟正常情况下，如果一家全球性公司的“C级别雇员”（指企业最高管理层，译者注）的裸照遭曝光，随之而来的强烈抗议不仅会涉及其行为得体与否的问题，而且可能因此作出靠不住的判断，并随后要求其离职。不管怎么说，我是会这么想的。不过，与餐厅领班一样，我判断错误。（我没想到的还有，）这时梅隆突然大声叫道：”我们还没点菜呢！”

我们坐到这张桌子已经20分钟了，服务员也一直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想她也许压根就不饿。“我想要金枪鱼生牛肉片(tuna carpaccio)以及多佛鳎鱼(Dover Sole)，”她说，这是道垂涎已久的主菜（但与预想地一样，她没要酒，只要了健怡可乐(Diet Coke)；毕竟这是在纽约，她保持清醒状态已经“大约15年”了）。我自己点了金枪鱼，还要了份汤，就为陪着她。梅隆骨质身材，但也饭局不断：就在我们会面后的第二天，那天适逢感恩节，她约好与退休的时装大师华伦天奴•格拉瓦尼(Valentino Garavani)共进午餐，晚上又约定与前夫一家人共进感恩节晚餐。

她已经成功被梅隆家族接纳；这就是她缘何于2008年从伦敦移居纽约的其中一个原因：如此一来，她8岁的女儿阿拉明塔(Araminta)能进一步培养与她父亲及整个家族的感情。虽然梅隆与她父亲汤米•叶尔戴(Tommy Yeardye)感情很好，她父亲是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的合伙创始人，是她最早的赞助人，给了她15万美元帮她创建了周仰杰公司，但她说她母亲安(Ann)是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自从她父亲于2004年去世后，她就再也没和母亲及两个弟弟说过话。

此外，生活在纽约还能让梅隆设法摆脱狗仔队的纠缠，况且美国还是周仰杰公司最大的市场。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的产品得要进入美国市场，因为这里有充足的购买力，” 她说，这时她要的金枪鱼端上来了。“不把美国算在内，你就不能算是全球性公司，再说我本人一直想要实现全球化经营。正常情况下，英国品牌得需20年时间才能飘洋过海打开美国市场，但我们在美国经营不到3年就开了三家门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就在于我们为参加奥斯卡颁奖晚会的女星们定制系列鞋履产品。”如今通过这每年一次约定俗成的赞助，梅隆成功地于奥斯卡颁奖晚会前一周在半岛酒店(Peninsula Hotel)开设专卖店，提供手工染色鞋履去搭配明星们的礼服，Jimmy Choo是第一家成功利用奥斯卡红地毯宣传魔力的品牌。

“但我们做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那时父亲出资帮了我。你能想象得到游说银行家时的情形：我要用你的出资，免费给那些女明星提供鞋履，行吗？他们肯定会这样告诉我，‘你脑子有病，’然后就一口拒绝。但父亲与维达•沙宣一起合伙干时，有一次在日本，他让沙宣当众为他理发，沙宣理解了我父亲的苦心，于是同意向我出资。”

梅隆说，父亲教会了她“要相信直觉。我认为那是最大的力量源泉。教育程度太高的人往往不愿意冒险。”梅隆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不存在想不到这一说。她详细解释道：“投资者会事后统计你的销量，再制订出未来增长的计划，但他们选不中哪些产品能赚钱。我却能做到，而且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明白。”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佐证。2001年，她做出全盘买下Jimmy Choo的决定后，当时圈内一位大名鼎鼎的制鞋商（他认为应该为少数精英女性设计新款女鞋）与梅隆的理念（她的想法是在痴迷时尚的潮人引领下占领全球市场）相左，于是梅隆与她父亲开始寻求圈外的投资。他们出售了51% 的股权给私募资本公司Phoenix Equity Partners，对方持股到2004年后，把股权卖给了狮王资本(Lion Capital)，狮王持股了三年后，又把股权卖给了TowerBrook（梅隆持有Jimmy Choo公司17%股份）。这使得Jimmy Choo并不仅仅在英国、而是成为全球时尚界与私募资本合作成功的典范：虽然私募资本与时尚业在2000千禧年前后打得火热，但很少有基金能够做到把时尚界难以预测的周期与自己惯常的持股期（通常3至5年）步调一致。比如说，瑞士鞋业制造商巴利（Bally)于1999年遭收购后，又进行了艰难的品牌重组之路，即便如此，全球私募资本公司TPG一直持有它的股权长达9年。

“关键是业绩，”梅隆现在说。“你只要挣钱，这些股东就高兴。所以即使私募资本的掌舵者可能不明白你所做的事——再说我所做的事他们就压根不懂——但他们会慢慢信任你。”

然而，她承认（这时她要的多佛鳎鱼端上来了）这一切让人筋疲力尽。“正当你刚刚熟悉这一届董事会，他们却决定要卖掉公司，于是你又得从头开始。”比如说，你得重新向新董事解释诸如“发型与化妆品”如何重要这样的事，她说，“但他们就是云里雾里。”你得耐心向他们一点点解释对创新低估或自以为是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我当时太年轻，每一次出售股权时，没有真正理解私募资本的本质，”她继续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希望自己有家私募公司，（真要是那样的话），只需直接接洽银行，让它们借给我要的钱就行了。”

但如今的现状是：“即便我想买下整个公司，我也无能为力，”虽说她如今身家约1.02亿英镑，而且真得想全买下来。相反，在（通常私募资本持股）三年期快结束时入股的TowerBrook，如今正对Jimmy Choo进行“战略估值”，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举措：是把Jimmy Choo卖给另一家私募资本公司，抑或将它上市，还是继续持有。梅隆不愿就公司的未来预设任何图景，虽然她的确说过：自她2008年担任露华浓(Revlon)董事以来，曾亲眼目睹了公司上市所要经历的艰难险阻。不管情况如何，她希望股东们能致力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她目前正在就此进行运筹帷幄。

“我认为树立一款奢侈品牌需要30年，”她说着，吃了一半的鱼，然后又要了咖啡，“所以说我们的创业只是过了半程，我还任重道远。我认为我们能把Jimmy Choo打造成生活时尚品牌——公司与高端零售连锁品牌H&M的合作就清楚表明了一点：消费者喜欢我们推出的任何产品，包括男装、女装以及珠宝类。这些我全想做。”

她事实上说到做到：旗下某款香水预定明年推出，然后是男鞋，再之后是童装、手表、珠宝、家居用品等等。也许在打造品牌的下一个阶段，为保险起见，她自己会充当香水的“代言人”，会在广告宣传中亲自披挂上阵（当然是穿衣服的）：头往后仰，香脖露出来。当然这不会是她筹划的唯一一次自我推介。

因为我们走出餐馆时，梅隆提及她想要出书，是她的自传。“关于我的事有这么多的不实之词，我觉得我应该原原本本把它写出来，”她说。于是我问她：是全部吗？毫无保留的事实真相？

“当然是全部啰，”她笑着说。然后又提到她结识的一位导演曾说：若她真想把自己的事情告白于天下，他倒有兴趣把它拍成电影。

我问她：谁呀？

也许你猜测会是盖•里奇(Guy Ritchie)或者马修•沃恩(Matthew Vaughn)。告诉你吧：这人是皮特•摩根(Peter Morgan)，他是高品味的漫谈类电影《福斯特对话尼克松》(Frost/Nixon)及《女王》(The Queen)的编剧

就在我与化妆品界的教父及慈善家伦纳德•劳德(Leonard Lauder)相约共进午餐前的几周，他曾给我发过这样一封电子邮件：“问题是：在何处见面？若是谈论权力话题，采访地点就在四季酒店(the Four Seasons)；若是谈论媒体话题，采访地点就在迈克尔餐馆(Michael’s)；若是探讨艺术界话题，地点就选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我回复：您定。于是他选中了四季酒店。然而就在我们午餐会前一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您能跟劳德先生说几句话吗？”她问。电话中他一上来就说：“我们约好今天一起共进午餐。”我说，没错，是在四季餐厅，我正与你秘书敲定此事呢。

“稍等一下！”他说。“听我说咱这次午餐会去哪儿。我昨天去了四季酒店，那个地方死气沉沉！我们应该找个热闹点的地方。咱们去迈克尔餐馆吧，那儿动感十足。”就依你，我说，并提前几分钟赶到了迈克尔餐馆，原因是作采访时，我喜欢先行赶到会谈地。但没想到劳德先生已经捷足先登了，他坐在靠凸窗的那张主桌旁，沐浴在阳光里，身穿蓝色泡泡沙西服，扎着领带，还配着涡纹花呢装饰方巾(pocket square)，他坐那儿能纵览整个餐厅。“我先到了！”他高兴地激将我。“我可不想让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那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马克•雅可布那样的事” 是指我曾邀这位LV设计师参加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访谈会，当时采访首先从他迟到说起。换言之，甚至就在我们坐定开吃之前，劳德就以实际行动表明：首先，他很在意我心情快乐与否，即便他是采访对象；其次，他能在短时间内在任何地方订上自己中意的餐桌；再有就是这个地方他已事先踩过点了。

这表明了他一贯的策略：“我会竭尽全力于我有利的方向做事，我知道你知道我会以身作则，你也心知肚明，但今天咱俩不谈这问题，因为咱俩都要聪明许多”，这一点让人印象深刻。他设法同时做到奉承与操控——仔细一想，觉得这很准确地指出了化妆品界高管成功所需的能力素质（或者就此而言，所有高管皆是如此）。例外情况是：77岁的劳德已不是化妆品界的高管了。

“我已经退休了！”他笑着说，挥手示意提面包篮的服务员走开，于是当服务员走到我跟前时，劳德说，“不，不！她也啥都不需要。”

事实上，我说我需要。

“真的吗？”他看上去有点吃惊，然后开始自责起来：“你很苗条，所以我自以为你不需要。”他要了份不加橄榄的尼斯沙拉(Salade Niçoise)，又要了一个空盘子，还要了点调味品，然后凑近我跟前说：“每天早晨，我喝一杯无脂酸奶，若桃子上市时，就吃一个切成片的桃子，还有薄薄一块全麦面包。早餐就只吃这些东西，我可不想长胖，还想保持好体型。”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胃，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觉得我是A型血的人吗？”

实际上，要我说：若是伦纳德•劳德退休，那我就该是核物理学家了。

“哎，现在我是公司的名誉主席，”劳德说。“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负责人迪克•帕森斯（Dick Parsons，时代华纳(Time Warner)前CEO）对我说，‘您不能再领正常的薪酬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他对我说，‘按天给您津贴如何？’我说，‘行啊’。然后他又说，‘但我们得上有封顶。’我说，‘可以’，我上了6个月班，这就是我今年按日领津贴的最高上限，所以嘛现在我属于免费上班，”他笑着说。

“当然，我是公司最大股东，因此嘛，我也算为自己打工。但是我经常说我上班就得有报酬。为什么我老提这样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呢？”但当我正要说时，他已经接着往下说了：“因为这是我从商以来最快意的时刻。如今的公司是跨种族、多品牌、跨空间、跨国经营！现在真的是其乐无穷！”

劳德肯定清楚。1958年他从母亲艾丝黛(Estée)手中接过公司（创办于1946年）起，一直在从事化妆品行业，虽说自他出生后，他一直非正式地涉足此行业（除了两年在海军服役外）。他亲眼看到公司年销售额从1958年的80万美元飚升至如今的50亿美元，从只在一国发展到如今在全球140个国家开设门店，旗下品牌从一个发展为29个，并成功使公司上市，还把它发展成为全球化妆品五大巨头之一（位列联合利华(Unilever)与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这样的大众市场公司之后）。他已将公司交由儿子威廉(William)掌舵，威廉如今是公司的董事长。巧的是，威廉也在迈克尔餐厅，他走过来向父亲打招呼，并与之商讨送自己女儿到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事。

经营化妆品让劳德成了富翁——去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伦纳德•劳德位列第212名，公布的净资产达42亿美元。他在纽约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有一套专门收集艺术品的复式公寓，在弗罗里达、瑞士以及纽约州北部均有豪宅。他与他弟弟罗纳德(Ronald)共同出资在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创建了劳德学院(Lauder Institute)，宾州大学快成劳德家族成员共同的母校了（威廉曾就读于此，罗纳德的女儿、现雅诗兰黛副总裁兼创意总监艾琳(Aerin)也曾就读于此）。劳德与妻子伊芙琳还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帮助设立了伊芙琳•劳德乳腺癌研究中心(Evelyn H Lauder Breast Center at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2008年，他与罗纳德一起创建了老龄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ging)，帮助研制治疗阿尔茨海默氏症（Alzheimer's disease，即老年性痴呆）的临床新药。

由于没有正式头衔，当我问他该如何定位自己目前在公司的角色时，他告诉我，“道德核心人物。”鉴于目前世人对大公司的普遍评价（越来越把它们看作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强盗资本家），我觉得这算是个蛮有趣的称呼。

“我不觉得公司执行家长制有啥不妥，”劳德说。“我们公司的家长制氛围很浓。我们有非常不错的健康计划——我们对员工体贴入微。”我们点的沙拉端上来后，劳德开始把他点的帕尔马干酪(Paternalistic Parmesan)夹到所要的空盘子中，我就问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有位高级销售代表患了癌症，她的医生告诉她将不久于人世。她给我打电话，哭得很伤心，我马上叫我认识的一位医生给她看病，并让秘书用专车接她去看医生，如今她活得好好的，”他说，正色看着我。“只有手下员工想让你成功，你方能成功，”他说。

劳德描述自己目前另一个角色是“首席教官”( chief teaching officer)，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把自己一生积累的真知灼见向员工传授。他如今仍在公司做的一件事就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员工培训班。比方说，他举办的一个培训班，通过研究卡卡圈坊(Krispy Kreme)、星巴克(Starbucks)以及家得宝(Home Depot)等经典案例来探讨“怎么与其它公司处好关系，怎样会交恶”，劳德说，他在培训班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纸袋里取出香奈儿五号香水(Chanel No 5)、倩碧 (Clinique)、乐之饼干、纳贝斯科(nabisco)与可乐，然后问培训员工这些产品共性的东西是什么。他问我，停了一会儿就说，“告诉你吧，它们不胡捣鼓自己的标识和色码。”

在课上，他总结了十条承诺以及诸多禁忌。他喜欢做标牌。其中一个写道，“就直截了当拒绝。”这指的是零售合伙人可能想让推销雅诗兰黛的销售员做劳德不允许做的事。劳德反复灌输他的员工：对奢侈品牌来说，最最重要的是控制式分销。“上周五，我召集倩碧高级销售总管开了个会，我谈了很多关于能力的问题，”他说。“能力就是俘获消费群的拥有者：品牌或零售商。如果员工担心会得罪重要的合伙人，我就举起另一标牌：‘一切归咎于伦纳德’。”

劳德是个演技高手——他所说的话中，就象杂耍老手一样显得游刃有余，这让我想起了鲍伯•霍普(Bob Hope)以及其他表演高手，多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观众欣赏他们露一手，似乎他们一直在台上表演似的——但这个角色他已习以为常。早期了解他的人老说他“腼腆”。谈及他年轻时的样子，他说：“过了50年，我才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是多么帅。”

他凑到我跟前说：“你知道吗？我当海军时，腰围是34英寸，现在也就是35、36英寸的样子。”他说当兵的经历让他脱胎换骨：“让我明白该如何当好头。”

从海军退役后，劳德立下了宏愿：要把他母亲创办的公司发展成为化妆品界的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刚开始，在美国本土市场销售化妆品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把产品卖给有抱负的女性。上世纪60年代，美国郊区每天都有新商场开张，它们就是我们的客户。但我萌生了另一个想法：我要进军国际市场。”

他选中了英国，大家都说他疯了——都说“英国人没钱，不会花这么高价格买化妆品的”，但1953年，他曾在伦敦呆过，看到“丝毫没有复兴的迹象，一切死气沉沉，”1957年他随美国海军再次来伦敦时，“我看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我知道劝我的那些人都错了。我心里想，‘脑子里有好点子时，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劝而打退堂鼓’。”

1989年，他以同样的锐意进取精神进军前苏联市场——“有人对我说，‘你怎么能把化妆品卖给共党呢？’再往后到了1993年，我进军中国市场。公司上市是1995年，动因主要是考虑到家族因素”——他说有些家族成员需要更多流动性资金——但他话语之间，略带一丝遗憾。他的个人生活如今很安逸，但公司生意却越来越难做。

“我做的最痛苦决定就是放弃权力，”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2000年，我从CEO位子上退下来，请弗雷德•连翰墨(Fred Langhammer)执掌公司（目前的CEO是傅懿德(Fabrizio Freda)）。有时我俩商讨（或争论）时，他会以尽可能委婉的口气提醒我，‘伦纳德，您已不再是CEO。’在此情况下，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但我还得按对方的意思办。这样的问题以前也发生在我母亲身上，她为了让别人（也让我）照她的意思办，也颇费心思，但有时你得接受这样的现状：对方也许与你行事方式大不一样，但那并不意味着对方做得糟糕。”

说到这儿，他又点了冰牛奶咖啡(cappuccino)，我则点了薄荷茶。“我每天喝三杯咖啡，因为我的老年痴呆症基金会主席曾看到一份芬兰人的研究报告，说成年人每天喝三到四杯咖啡会有助于防止得老年痴呆症，”劳德说。“我们是否再来点饼干？”他问我，随后要了些。但端上来后，他却压根没吃。

“这就是我思考的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他转而说。“美国国内的力量对比已经从大企业转至消费者手中。名人的时代已渐行渐远，对富人以及名人的敬畏感也正在消失。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是精明的购物者，以及足不出户的观念，界定得很宽泛。”他又要了一杯咖啡。“我的观念要比其他人超前10至20年。但我现在对此只得保持缄默。”

他叹了口气。不管他做什么，不管他多么苦口婆心地说教，也不管他对自己的饮食如何挑剔，他也“不能保证30年后，公司还会是现在的样子。30年后，我能保证的是公司会不同于现在。”

这时，他突然叫道还有其它约会，他得马上走。我准备买单。他吃惊地看着我。“今天可吃了好多喔！”他说——虽然我早就给他同行的手下人打过招呼今天由我买单。我知道这是玩笑话，这一点他也心知肚明，所以即便他起身准备离开，我还在等他给我使眼色。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时报》时装编辑。

每年春季时装秀，即1月份举行的男装秀与3月份在米兰举行的女装系列秀期间，多梅尼科•多尔切(Domenico Dolce)与斯特凡诺•加巴纳(Stefano Gabbana)就不再外出吃午饭。

这个做法可不是由于意大利当前经济紧缩计划的现状（或许你有疑问的话）——多尔切与加巴纳事实上在米兰有自己的餐馆，名字就叫“Gold”。但在异常忙碌的时装季中，两位珠联璧合的设计师把西西里寡妇的丧服变成了风靡一时的高端时装并硬是说服斯嘉丽•约翰森(Scarlett Johansson)及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等名人穿着用紧身衣与黑色饰带打造的所谓潮服。他们9点钟从街对面某大楼里各自的公寓房（多尔切住六层，加巴纳则住七层）上班后，就很少再走出办公室。

换言之，你若想采访他们，径直去找他们就是了，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麻烦。当我邀他们共进午餐时，加巴纳解释道，“办公室就好比是我们的牢笼，但却是不错的牢笼。”“是绝好的牢笼，”加巴纳补充说。他说得并不拐弯抹角。

来到总服务台（极其规范，高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女士）后，我很快被人引到更为私密的接待区域。这儿的搭配让人大跌眼镜：深色勃艮第天鹅绒靠背长椅、豹纹式的墙以及各种风格的大幅画作。其中一幅油画画的是他们两位与三只拉布拉多犬（深褐色、金黄色以及黑色），还有意大利流行艺术画家朱佩塞•维尼齐来诺(Giuseppe Veneziano)的画作：古典风格的大幅圣母像，头形则是麦当娜(Madonna Ciccone)，还有在脚边嬉戏的两个男童天使（是多尔切与加巴纳的头形）。说实话，看后让人觉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即便丹特•费雷蒂(Dante Ferretti)多努力，也无法制作出比这更出色的电影场景。多尔切与加巴纳他们这么设计，他俩也是这么生活的。

“范妮莎！”加巴纳走进来，站在我左边，棕褐色的脸上带着笑容，身穿巧妙撕扯风格的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蓝色牛仔裤，系在细条纹马甲上的表链上的各种怪异钥匙当啷直响。“范妮莎！”多尔切紧随其后走进来：他的身材更短、头发谢顶，黑框眼镜搁在头顶，身穿灰色毛衣与牛仔裤。

多尔切（53岁）与加巴纳（49岁）初识于1980年，当时他俩均为米兰某时装工作室的员工，并于1982年创建杜嘉班纳公司。创业伊始，他们的理想就是把世人对意大利甜蜜生活(Dolce Vita)的浪漫怀旧情调——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意大利面食以及西西里岛——融入设计中，并以满腔热情（而无讥讽之意）把它诠释成现代审美风格的服饰（2009年的一则广告片拍的是麦当娜在厨房里烹制意大利面条）。服装制作可能复杂多变，但其魅力直截了当。与其它意大利品牌一样，这些服装至少从表面上看直涉性爱风格。但正如过去古姿是开了享乐主义性爱风格之先河，范思哲引领了大胆性爱之风格，而杜嘉班纳则是围绕欢快性爱之主题：“哇塞，看看我的乳沟，简直难以置信”之类的性爱风格。

这两位设计师在事业上搭档已经有30年了，保持私密关系长达23年，但2005年两人关系破裂。他们知道世人挖空心思想搞明白两人之间的关系，有人说其中一位是男装裁剪师，另一位则是女装裁剪师；有人说一位是构思者，另一位是经销商。多尔切说：“本人每周有三个早上去练普拉提(Pilates)，前不久我在普拉提更衣室时，一位教练走进来（这的确让人不爽，因为我更衣时不愿与教练交谈），他问我，‘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合作的：你是裁剪师，而对方要重要得多？抑或（这我知道）你是贝尔泰利(Patrizio Bertelli)，而对方是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

“贝尔泰利与普拉达？哈哈！”加巴纳轻蔑地说道。教练说的是另一家意大利知名奢侈品公司普拉达有关设计与经营的分工，妻子缪西娅•普拉达是设计师，而其丈夫、公司主席特里齐奥•贝尔泰利则负责具体经营。

相反，正如多尔切所解释的：“我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他俩在一起生活到了如此地步，成了一对不分彼此的搭档，可以和劳莱与哈代(Laurel and Hardy)、霍普与克劳斯比(Hope and Crosby)以及《天生冤家》中的奥斯卡与菲力克斯(Oscar and Felix from The Odd Couple)相媲美；多尔切更喜欢安静、更务实；而加巴纳则很健谈。加巴纳说多尔切是“西西里人——来到北方后看到了‘新事物’，总是向前看”；而他自己则是米兰人，“所以嘛，本人钟情传统的东西，很难舍弃过去。”加巴纳说话时不仅是手动，而且胳膊动，甚至不时地肩膀儿一块动。多尔切若是要用啥小道具来阐述或者强调自己的话，那就是他的眼镜了。

看着他们一唱一和，活像看一场演出，但自己再抱怨似乎显得不礼貌。对于熟悉他们所设计的服饰的人来说，看到这场景后，感觉似曾相识。虽说他们设计的系列服装都是可捋式紧身衣与水晶饰件，但杜嘉班纳的业务实际上靠的是成衣、白衬衣以及女衫裤套装。虽说利润可观，但材质看上去并不特别。所以，与其说是时装秀，不如说是这两个男人的秀。

我们漫步走向餐厅（位于宽敞的大厅对面，一头挂着一盏巨大的威尼斯树形灯）时，还继续着先前的话题。我提及自己刚从巴黎时装秀过来，对它感到很失望。

“如今大家都认为时尚就是手提包，”多尔切哀伤地说道。

“但光改手提包的款式是无法改变整个时尚风格的，”加巴纳说。“只有改变服饰的风格，方能改变整个时尚的风格。”

多尔切说：“在历史上，古埃及的克娄巴特拉女王(Cleopatra)改了手提包的款式了吗？”

加巴纳说：“应该是服饰要与时俱进。过上10年，谁还会记得手提包的风格？只会记得服装的风格。”

多尔切说：“整个时装体系扼杀了时装本身。”

我们步入另一个房间时，健谈的加巴纳停了一会儿，房间里同样挂着巨型树形灯（只是这盏镀了金），墙上贴着同样狂野风格的虎纹壁纸。加巴纳的狗也该吃午饭了。他闪进另一个房间，回来时拿了三只狗碗（放在墙角）。加巴纳喜欢拉布拉多狗。自从意大利时尚主编与博客大名人安娜•戴洛•罗素(Anna Dello Russo)把一只拉布拉多犬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后，他养了这些狗已有17年了。“它们是最棒的狗，”他说。“对人极其友善。”

这时，一位服务员过来递给加巴纳一张纸，他看了一下后，神情夸张地递给我。“这是你的菜单，”他说道。不巧的是，菜单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本人只能胡乱猜，所以他详细给我解释：“我正戒酒，所以我吃啥，你也只能吃啥。有次我在纽约时，麦当娜给了我这个戒酒疗法，如今我每年戒酒两次，每次十天，只吃蔬菜与蛋白质。”

“我没有戒酒，”多尔切说。“我喜欢做饭，我会烧西西里菜：上周末，我为15位客人做了一顿肉酱面与烧烤。我做饭洗碗一肩挑，做好后，整个厨房干干净净。”

穿白色外套的服务员给我们端上来一大碗汤，是加了海带与小麦片(bulgar)的胡萝卜汤。由于本人是客人，所以服务员先给我端。我提到了此事，因为担心事后会成为是非之事。“我们理应如此，”多尔切说。

“嘿嘿，”加巴纳笑道。

“想吃奶酪吗？”多尔切问道，把放在银碗里切好的奶制品递给我。加巴纳则看了他一眼。

这是他俩在现在的公司总部吃的最后几餐了，他们马上就要搬到紧临Metropol老剧院的新大楼里，他们几年前买下了这幢传统风格、四周全是玻璃幕墙的大楼，并把它改造得适于举办时装展。全部装修历时三年，只是在意大利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停了一阵子工。他俩说总体上同意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政府目前为解决本国财政困难所采取的措施，尽管他俩目前正就逃税指控接受法庭审讯（“我们清楚自己没做啥不当之事，”加巴纳说。“但这种事就是耗时”），并受到了一项新生效法律的影响，即任何公司不可接受超过1000欧元的现金。“结果我们在销售上损失惨重，”加巴纳说。“顾客到店里来购物，想用现金支付，我们告诉对方，‘不行，只能用信用卡，’结果对方没购物就走了。”

“然而，制订这项法律是对的，”多尔切说。“想想所有的美甲师，他们收受现金，并不付相应的税。你看，有一位美甲师我行我素，没啥关系，但所有的人都这么做……”

“这是创业以来我们行事方式改变最大的一次，”加巴纳说。“我们也懂得啥事都得适时。”

“以前，我们做啥事都追求立竿见影：希望快快快，”多尔切附和道，并又喝了一些汤。“我们过去像部机器，唉，如今我们还像机器，但现在我这部机器有耐心等待。”

多尔切自己设计了这幢新大楼（建筑是他的老本行），但加巴纳还没有进去看过。“他不让我进去瞧，”他说，并朝多尔切摆摆手。届时他们会和现在一样，共用一间办公室。

“大约三、四年前，我就想，‘整天见到你，我都审美疲劳了！’”加巴纳说。“我指的就是类似这样的对话：他说，‘本人喜欢黄色。’但我却喜欢蓝色。然后他又说，‘这件衬衣让我腻烦，’当然紧接着我得说，‘是我错了吗？’然后他又说——”

“不，这不是你的错，”多尔切笑着说。

“所以我说过希望自己的办公室与他分开，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俩人共用一间大办公室。”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清蒸鱼、海带、甘蓝与茴香。我吃了一点——通常情况下我午饭只吃一道菜，但本人学会了若是在别人家做客，就得客随主便，况且这儿是意大利，吃可是马虎不得的大事——但当服务员转到他们跟前时，他们却摆摆手表示不需要。

“我汤喝多了，”多尔切说。

“我也是，”加巴纳说。“汤喝得我撑肚子。”我看了看自己盘子里的菜，自我感觉有点傻傻的。就我还在吃个不停，这在时尚界显得相当怪异。然而，这意味着他俩可以继续对答，同时无需担心吃的东西从嘴巴里掉出来，或许是他们别有用心。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他们始终很主动地掌控着整个场面。

“最糟糕的时候就是我俩关系破裂、却还在一起工作那阵子，”加巴纳说。“我们考虑过散伙，但做不到。事实情况是一切完全照旧。但是,No Sex.”

“对，No Sex。”多尔切附和道。

“没有他我无法工作，”加巴纳说。“也许将来有朝一日会有多尔切服装系列与加巴纳服装系列——”

“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多尔切说。“这就是我的宿命。”

“永远不要说不可能，”加巴纳责备道。

谈及首次公开招股发行之事时，俩人也是这么说的。时装界惯常的思维是：为了具备全球竞争力，意大利家族经营企业不是转投大集团怀抱（宝格丽(Bulgari)刚被路易维登集团(LVMH)并购）、公开上市（如菲拉格慕(Ferragamo)）、就是引入私人股权投资（如蒙口(Moncler)）。外界都觉得杜嘉班纳（2011年的年收入为11亿欧元）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是抢手的香饽饽。“当被问及是否打算上市时，我们就想，‘为啥要上市呢？’”加巴纳说。“差不多有六个月，各大银行不厌其烦争相找我们谈。”

“但我们不需要钱，”多尔切说。“将来我们若想扩张，可能会改变主意，但目前我们不想上市。我们的确需要稍微扩张，我们有很多计划。”

虽说他们在去年九月停止销售了更容易买到的杜嘉班纳新款服装系列，但告诉我此举并非出于经济原因，而是为了防止与自己的主打系列造成混乱。除了在圣保罗与纽约开设门店外，未来两年，他们打算在中国开设30家门店。他们还把自己打造成了小型出版公司，与Rizzoli以及Taschen等出版公司联袂出版咖啡茶几上摆设用的图书。他们的梦想是成为“香奈儿那样的庞大集团，但也许我们等不到实现这个梦想的那一天了，”加巴纳说。

“届时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加盟进来，给我们设计服装！”多尔切说。

服务员又来了，这次端来（带玻璃穹顶盖子）的盘子里堆着满满的西西里小甜点。“哇！”多尔西喃喃道。“我爱吃蛋糕。”

“甜食好比毒品，我若是咬上一口，就想把它全吃完，”加巴纳说。“我一次能吃完一整块意大利水果蛋糕。”

然而，他俩谁也没动甜点。喝完咖啡后，他俩登着弯曲的宽楼梯径直去自己的工作室了，我则有专人送到户外，外面阳光明媚。我心里还在念叨玻璃穹顶盖下的那些甜点。然而事实情况却是：无论多尔切与加巴纳如何装苦相以及唉声叹气，表明自己多么喜欢吃甜点，无论他俩声称自己如何嘴馋，却还是完全能自控。毕竟，谁都不会吃掉自己的道具，对吧？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英国《金融时报》时尚版主编

译者：常和

每年八月，纽约就成了一座空城，城里的上流人士不是赶赴汉普顿斯(Hamptons)的私人海滩、就是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起伏无垠的原野度假。可谓只见其名在门上，难见其人在家中————当然时尚界人士除外，因为每年9月6日开幕的纽约时装周(New York Fashion Week)就在眼前了。

“哦，我每年8月回纽约，”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拉(Carolina Herrera)笑着说。她旗下公司年销售额已达十几亿美元，她专为那些东奔西走的达官贵人设计服装，其中就包括新任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肯尼迪又是玛莎文雅岛(Martha's Vineyard)的夏日度假常客。“这就是干这一行的代价，但我真的喜欢这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

我俩在圣安布鲁斯餐厅(Sant Ambroeus)见面时，当然并无条条框框的限制。圣安布鲁斯是家意式餐馆，位于纽约曼哈顿西村(West Village)的名流居住区。此处绿树成荫，遍布红砖砌就的褐沙石豪华房屋以及盛开着白花的梨树。事实上，如今这儿几乎空无一人，以至于我不禁纳闷为何选在这里见面。整天与名流打交道的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拉，自己的办公室位于纽约时装区的黄金地段，却舍近求远到市中心来赴约，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难道是想增加影响力？知名设计师似乎总想增加影响力。或是实地打探开设新店的理想地段？抑或她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样，喜欢清静独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79年曾完全参照庇隆夫人(Evita)的模样，给海莱拉创作了一幅丝网印刷作品，自此以后，她尽人皆知。）

“我女儿帕特里夏(Patricia)就住在附近，”当我问海莱拉为何选此处见面时，她这样说。“我俩常来这儿，我希望你也能喜欢，我觉得这儿有家的温馨感。”

海莱拉夫人创建自己的时尚帝国，凭借的就是这样的理念：希望与人分享其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生活阔绰、富有教养、国际视野、谨慎持重，而她就是这一切的化身。卡罗琳娜•海莱拉更为人所知的称谓是海莱拉夫人，这既是出于对其实际年龄的尊重（她已73岁），也是因为她身上特有的那种老派优雅举止的需要。

她赴约时，上身穿着抽象风格的米色及黑色大丽花图样点缀的绿色短上衣（选自自己设计的秋冬季服装系列），再配以得体的围巾、黑色短裙以及双耳大珠母坠挂件，显得再合适不过了；金色短发往后梳理，显得气度不凡。事实上，她的时尚形象总是那么完美无缺（这就是为何她多次荣获国际最佳着装奖(International Best Dressed List)的原因）。1980年成功荣登名人堂，并于2011年被《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评为有史以来最会着装的女性。她本人又是自己时装的最佳模特，明快风格的白色衬衣配塔夫绸料蓬蓬裙已成时尚经典，让好几代人对定制衬裙连衣裙以及套裙念念不忘，让心仪者欲罢不能。这种始终如一精心打造出的形象光彩照人，在我这时尚主编面前，都显得咄咄逼人，其他女性的强烈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她们大多都说“我希望装扮成她的模样。”她则因此而挣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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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她本人并不愿意这样形容自己。海莱拉喜欢这样答复我这样的询问者：“我只是制作服装，感兴趣的只是美的东西以及让女性更靓丽。” 这样的回答似乎显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通过说自己“只是制作服装”。 出生于加拉加斯的海莱拉也已成为一系列现代时尚元素的象征。她不仅展示了女性创业能力（她创业时已41岁，在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看来，海莱拉在服装界出类拔萃之前，在这一行早已“成绩斐然”），展现了拉美新兴时尚市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而且标志着专为名流设计服装的社交型设计师的崛起。但冷静斟酌后，发现她的这个回答也是个性十足。换个说法也能说明她的性格：尽管她曾多次获邀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天桥骄子》(Project Runway)的评委，但一直拒绝参加。

“那些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视节目，”她说，并朝为我倒苏打水的服务员微微摇摇头，然后又低声说道，“给我倒静水”——“诸如《暴徒狂妻》(Mob wives)，内容全是讲自己：谁希望这么个活法？瞧瞧大家一天到晚关注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以及其体重这类花边新闻。我敢肯定这是她有意为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被健康减肥咨询机构慧俪轻体(Weight Watchers)相中。”她翻了翻白眼，然后问道：“您说啥话题最无聊？”还没等我开口，她就脱口而出，“我对你说：那就是聊自己！”

采访的开场白就如此调侃自己，似乎有些犯忌。但海莱拉受过良好教育，因为她这样回答道，“人的一生就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接受良好教育以及谨言慎行”。抑或她后来的说法， “我被认为是品牌代言人，但我觉得自己是凡人一个。”点完菜（她要了意大利面，本人则点了三文鱼塔塔、朝鲜蓟沙拉）后，我决定转向政治话题————今年四月以微弱优势当选委内瑞拉总统的马杜罗(Nicolas Maduro)，我觉得这个话题似乎不偏不倚，于是问她投票了没有？

“我当然投票了，”海莱拉说。“我每次都参加。但我就在纽约投票。我投票支持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委内瑞拉需要变革。若一切顺利，我会说选谁都没问题，但如今经济出现了大问题，反对党候选人卡普里莱斯年轻有为、理念又新，不选他选谁？”她经常回加拉加斯，最近一次回国是11月参加自己孙子的婚礼。但她也说：“我设法不谈论政治，因为我女儿和外孙女目前仍生活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个美丽的国家，但时刻有危险，我不希望出啥不测。”这让我引出的政治话题“半路夭折”。

生活在加拉加斯的是她的大女儿梅塞德斯(Mercedes)。海莱拉和她现任丈夫、《名利场》杂志专稿编辑雷纳尔多•海莱拉(Reinaldo Herrera)育有两女，帕特里夏和小卡罗琳娜。另外两个女儿——梅塞德斯与安娜•路易莎(Ana Louisa)是自己与首任丈夫、地主吉列尔莫(Guillermo Behrens-Tello)所生（他俩结婚时，海莱拉年仅18岁，她24岁离异）。小卡罗琳娜目前供职于海莱拉名下的香水公司，而帕特里夏则专司成衣业。“女承母业益处多多，”海莱拉说。“有啥问题，她们随时就会告诉我，”勿庸置疑，她的两个女儿对品牌推广居功至伟，使她设计出的服装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孩提时代，海莱拉全家就常去欧美游历。她有贵族血统，父亲是空军军官，曾一度担任过加拉加斯地区的总督。她与雷纳尔多的交际圈遍布全球。 有一天，她与闺蜜、时任美国《Vogue》杂志主编的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交谈时，提到自己正考虑创建纺织品牌。弗里兰却说“这个想法毫无新意，要是我的话，就进军时装界。”海莱拉对此仍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全部服装专业知识仅限于自己离异后，在加拉加斯的璞琪(Emilio Pucci)专卖店打工六个月。但闺蜜的忠言深深地打动了她，不久之后，她在某鸡尾酒会上遇见拉美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老板德阿马斯(Armando de Armas)，对方愿意出资充当其合伙人。

1981年，她在纽约成立了同名时装公司，从此以后公司总部始终留驻纽约。海莱拉说她自认为仍是委内瑞拉人，但却自视是美国设计师。“纽约是世界之都，”她说。“若在这里能创业成功，在天下就畅通无阻了。”

我对她说，哎，这不就是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歌词吗？此时我们点的菜端了上来。但纽约实际上并非举足轻重的时尚重镇。我问她：难道您没有想过若在欧洲创业，不是更声名显赫吗？“我不知道为何有这种说法，”海莱拉回答道，“这种说法荒谬至极，我的意思是，所有欧洲设计师都希望开拓美国市场。所以为何要舍近求远呢？我实在无法接受这种想法。”她的首次个人时装秀就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举办。

“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推出一个系列后，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她说，并用手指着自己的意大利面。“然后消费者购买，我们再接再厉。”她们于1986年推出了低价CH系列香水；1987年，西班牙香水及时装家族企业蓓格(Puig)推出了她设计的香水。1995年，蓓格出资购入德阿马斯名下拥有的公司股权，成为海莱拉公司合伙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她说。如今全球共有95家卡罗琳娜•海莱拉全资门店以及400个时装销售点。她专为杰奎琳•奥纳西斯(Jacqueline Onassis)以及小布什夫人劳拉(Laura Bush)设计服装，也为影片暮光之城四：破晓（上）(Breaking Dawn – Part 1, Twilight)设计了婚纱。

随着巴西与墨西哥成为日趋重要的奢侈品销售市场以及自己在西班牙语世界声名日隆，海莱拉对公司的飞速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去年，她在保加利亚、印尼、巴拿马、巴拉圭以及乌兹别克等10个国家新开设了门店。今年五月，她作为特邀明星嘉宾参加了新加坡时装周(Singapore Fashion Week)，以庆祝自己在该国开设的首家门店。

尽管她是时装界首波交际型设计师的一分子——她们的培训与资质主要在于穿个性时装的能力以及对市场了如指掌（诸如此类的设计师还有德里贝斯(Jacqueline de Ribes)和玛丽•麦克法顿(Mary McFadden)）————但她是事业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硕果仅存者，目前仍没退休打算。

“我不会把海莱拉门店彻底改头换面，从而让自己品牌的拥趸者一头雾水。”她说。“我秉承迷人魅力以及始终如一的理念。”尽管如此，她也理解进军时装界随之而来的种种质疑，而这往往会付出相应代价。她说当初刚推出自己的品牌时，她对设计师朋友候司顿（Halston，已故）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时，对方说，“您难道疯了吗？”她对那些进军时装界、却闹得满城风雨的非科班设计师（托里•伯奇(Tory Burch)、贝嫂维多利亚(Victoria Beckham)以及奥尔森姐妹(the Olsen twins)）感同身受，她清楚这些人所面临的种种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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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今人人都成了设计师，”她说。“成功的歌星与网球明星都摇身变成了设计师！人人都对时装说得头头是道，都能品头论足一番。甚至我的司机对此都略知一二。但真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独到眼光，这至关重要————比院校的科班教育要重要得多。设计师对比例、纹理以及色彩要有独到眼光。这就是为何有人对维多利亚说三道四、说肯定另有高人为她的设计捉刀之类的话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不亲历为之，就不能妄下定论。维多利亚有她自己的眼光，她言之有据，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她不可能操刀所有时装草图、亲自裁剪所有面料，但从确定每个时装季的主题到如何诠释，她都深度参与其中。然而，她从不伪称一切都是自己亲历亲为。”

没错，她告诫年轻一代的同行：“不要包办一切，打点生意要另请高人。”我问她是否读过谢里尔•桑德伯格的著作。她说自己没读过，但她说对此很感兴趣。我问她是否觉得女性能拥有一切时，她答复说“可以————但不能同时拥有。”

尽管如此，我说她同时把家庭和事业兼顾得井井有条。海莱拉则说，自己创业伊始，女儿上的是全日制学校，而当时时装界本身发展还很缓慢，也容易操控。“如今还能两头兼顾吗？”我问道。“我真不知道，也许做不到。”她说丈夫全力支持自己，但并非像新派男人那样。当问她丈夫是否帮忙做家务时，她不禁笑了。

“哦，他不做，”她说，但随后补充说自己也不愿意他这样：“我觉得女人做家务其乐无穷，女人天生就喜欢操持家务。”海莱拉老公的最大贡献并非在精神上大力支持她，而是“把女儿带走、他们仨一起度春假，可以让我全身心工作！”她说。纽约的春假往往与秋冬季时装周在时间上重合。

我问她做好这一切的诀窍是什么，她回答道：“出色的员工。”与其说她感兴趣的是当一位女权运动代言人，倒不如说她更是愿意为自己母国委内瑞拉大声疾呼的政治活跃分子。但这并非说她不看重自己时尚代言人的角色。这时附近一位用餐者走过来问：“不好意思，您是设计师吗？”海莱拉握着对方的手笑着说“是”。

“这种情况常发生吗?”她的粉丝离开后，服务员过来清理餐桌，我问她。海莱拉承认这是常有的事。“我心情愉悦，”她说。“为啥不呢？这表明我们做得好。”我俩都有意回避甜食，转而点了咖啡，咖啡端上来时，店方免费赠送了一小盘甜点。

也许她喜欢自己的拥趸，但很不喜欢时装秀后台那一套做法————记者搭讪时，要求他们就设计精髓发表高论；而他们献飞吻时，各大时尚杂志主编则恭维他们是“天才设计师”。“‘您的设计灵感源自哪里？’是普天下最糟糕透顶的问题，”海莱拉说。“那些恭维者，雷纳尔多常对我这样说：‘他们还能说啥————我很不喜欢你的设计？’他们不得不恭维一番。但那意味着你不要相信这一套。”

该买单了，但服务员笑着说，“今天算免单。”很显然，他颇为自豪————餐厅对知名时尚设计师很大方。但他们显然不知道我们《金融时报》采访付餐费的规矩，我对此作了解释。服务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名叫托德的经理走了过来，他与海莱拉握手，海莱拉则向他介绍了我。托德说传讯部已说过这顿饭算餐厅请。我则回复说：谢谢美意，但本人必须买单。

“她必须买单！她是报界从业人员，”海莱拉以责备的口气说道。托德最终只得同意，随后离开了我们。海莱拉笑着说：“问题在于：店方想免单！而通常买单时，食客一下子都去卫生间了。”她主要是想开个玩笑。但我俩都心知肚明：不管你有多谨言慎行，终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时报》时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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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布鲁斯餐厅位于纽约西四大街259号

苏打水：7.50美元

静水：7.50美元

朝鲜蓟沙拉：19美元

三文鱼塔塔：19美元

Fusillone all’Arrabbiata：19美元

两份玛奇雅朵咖啡：4.5美元

卡布奇诺热牛奶咖啡：5美元

总计（包括小费）：104.73美元

译者/常和

今年90岁高龄的凯莱•范德比尔特(Gloria Vanderbilt)这一生可谓跌宕起伏、绚丽多彩，在很多行当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她是艺术家、演员、家族继承人、模特、社交名媛以及时尚设计师，共结过四次婚————先后嫁给电影经纪人兼制片人帕特•迪西科(Pat DiCicco)、交响乐指挥大师史托考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电影名导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以及著名作家怀亚特•库珀(Wyatt Cooper)，也曾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以及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等名人传出过绯闻。

似乎为了与名声形成鲜明反差，她每天的午餐千篇一律：只吃涂抹花生酱的果冻三明治，时不时会吃个苹果。然而为了我这次采访，她同意打破生活常规，绕过街道拐角，从自己的工作室来到Ze Café餐厅。但算是某种补偿，她首先要我先莅临其工作室，工作室为曼哈顿中城(Midtown Manhattan)最东头某地下公寓的一间白色小房间，就在她居住的公寓楼下。

我俩如此“交易”还算公道，她的公寓房是个套间，已有90年房龄，她生活的细枝末节，历历在目，房间里东西塞得满满当当。

凯莱出生于1924年2月，是美国铁路大王继承人雷根纳德•范德比尔特(Reginald Claypoole Vanderbilt)与第二任妻子歌莉亚•摩根的唯一孩子。1925年，父亲雷根纳德因酗酒撒手人寰，经过激烈的法律诉讼，年轻的寡母并未夺得女儿的监护权，小凯莱改由姑姑、纽约惠特尼艺术博物馆(Whitney art museum)的创始人格特鲁德•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监管。

在随后的岁月中，凯莱成为诸多形象的化身，而每个人的诠释各不相同：在我看来，她永远是上世纪70年代那个首创高档牛仔布料制作紧身牛仔裤（带着独特签名与白天鹅标识）的设计师；而在作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看来，她是名符其实的“天鹅”，凯莱早年作为交际名媛时，曾与卡波特相识。她的各种形象版本均在自己寓所内有所体现（均有实物存证）。

“噢，很高兴见到您，”她对我说，古铜色的头发梳理得温婉优雅，经过化妆品打理的肌肤没丁点皱纹，招牌式的爽朗笑容又让肌肤紧绷感十足，正是这爽朗笑容，让她一次次克服人生不幸，不断实现灿烂辉煌。1978年，她的“至爱”、第四任丈夫、著名作家怀亚特•库柏不幸死于手术台，时年50岁；10年后，她与库柏的大儿子卡特自杀身亡，时年只有23岁。然而，她的灿烂笑容流露出这样的信念：只要永往直前，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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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凯莱下穿黑色宽松裤子，上穿拉链式羊绒运动衫，没看见佩戴啥首饰。椅子上搭着一件蓝色工作服，这是她工作时的行头（她一直在准备自己的纽约个展，许多展墙需要策划）。她不再创作拼贴画，1969年，正是在纽约哈默画廊(Hammer Gallery)举办自己的拼贴画展后，才使其一举成名。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对此爱不释手，于是把这些拼贴画在自己主持的“今夜秀”节目中(The Tonight Show)展示出来，此举开启了凯莱纺织料设计师的时尚生涯。

她也不再制作“魔盒”(dream boxes)，这种Plexiglas树脂料盒子摆满了洋娃娃拼组件以及其它自然艺术品。在拼贴画创作之后，她又转向了“魔盒”制作。“我喜欢不断尝试新事物，”她这样说道，给人的感觉象是某种掩饰。1952年，她开始举办自己的艺术展，迄今已举办了好几十场（她的画作总共卖得4.5万美元）。最近她的兴趣又转向了蜡笔画创作，工作室（曾是第四任丈夫库柏的办公室）里满是创作用的画布，此外还有洋娃娃，书籍以及她父亲的半身塑像（“母亲说是她亲手制作了雕塑，但我依然存疑。”）

凯莱边向四周比划边说道：“这些就是我2013年以来的作品。”画架上正在创作一幅两个躯体融为一体的巨型画；小幅的素描画则堆了足足三英尺高，其中一幅画上还写着这样的话，“我把便条放进罐子，而后扔进大海，这就是我找寻真爱的方式”；墙上则挂着一幅卷发女士的全身肖像画，旁边的题款是“坐在海边的JCO”。JCO就是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她恰好又是凯莱的闺蜜与创作模特。

“欧茨的美丽让我神昏颠倒。她身材瘦削、秀发惊艳、双眼迷人，犹如天使下凡。她的肖像画我画了好几百幅，但依然未画出其神韵，”她对我说。

她的另一创作模特是法国著名演员与卡巴莱歌舞表演艺术家奥莱利娅•提瑞(Aurélia Thierrée)，提瑞是“奥娜•卓别林(Oona Chaplin)的亲孙女”。奥娜•卓别林与凯莱年轻时都是社交名媛，关系密切。（与凯莱交谈，有点感觉象是与真实版的变色龙(Zelig)交流：每次一谈及某位名人，哇塞，她总是滔滔不绝。）我问她画画时是否遭遇过所谓的创作瓶颈。“没有，”她耸耸肩回答道。“我一创作，就不会停下来。我一次不会画很多幅画，每次只创作一幅，但是我画的速度很快。”

多数画一般花2-3天就能完成。她实在难以为继的那一次（尽管这种情况不多见）是画小儿子安德森的肖像画，安德森是CNN新闻主持人。那幅画她已创作了很长时间：画的只是儿子的素描画，并用红笔列出了1993年以来他到过的所有热点地区————柬埔寨、卢旺达等等。“看来我得重头开始了，”她说。

“我好多年前画过一幅安德森的肖像画，当时他还是纽约道尔顿私立学校(Dalton)的学生，”她说，“我让他把画带到学校去给同学看，结果他说自己颜面尽失。但如今我觉得他会很喜欢这幅画。”

凯莱把我领进客卫，在每块瓷砖上，分别画着她的设计图样、闺蜜名字以及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日期。紧接着又给我看了在另一个房间自己设计与安装的壁炉。壁炉呈拱形状，加入亮银粉后把它刷成了绿松色，其艺术水准有点不敢恭维，但又萌态十足。“一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每半年把它重拾掇一番，”她对我说。

我问她：您是否总想艺术创作？“没错，从我孩提时代就有此梦想，但小时候没法与人探讨艺术，上了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惠勒私立走读学校(Wheeler school)后，我才梦想成真，因为我在那儿碰见了一位出色的艺术老师。”

我问她为此是否担心过被人瞧不起，或是忧虑自身的名人身份会让自己作品黯然失色。

“实话对你说，我还真去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学校(Art Students League)学习过，”凯莱说，“但我认为从雷内•布歇(René Bouché)与马赛尔•韦尔特斯(Marcel Vertès)等大艺术家的造型艺术中受益匪浅，而且幸运的是我四任丈夫都非常支持我的事业————托考夫斯基支持我画画，吕美特支持我的演职生涯，库柏则全天候地支持我。孩子，你会问我思念库柏吗？我无时不刻都在想，‘亲爱的，你为何撒手人寰？否则你就能亲眼目睹这一切，我也可以一一呈现给你看。’

“但安德森眼光异常独到，他只要在，就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观众。他本可以成为出色的艺术家，但他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此时建议一起步行至Ze Café餐厅吃午饭，似乎是最合适的时机了。凯莱挽着我的胳膊，我俩慢慢沿着街道拐角走到Ze Café餐厅，餐厅里基本没啥客人。服务员拿来菜单后，凯莱说：“你想点些啥，直接告诉我。我每次点菜，到头来往往都是主随客便，因为这样看起来更为得体。”

我俩点了苏打水以及当天店家特别推荐的汤————滴着香醋的萝卜汤。“我不喜欢太过骨感，”她对我说。“我努力想多吃点。”她晚餐通常吃意大利天使面————“再加些甘蓝、一听青豌豆、碎培根肉与胡萝卜丝、红辣椒以及橄榄油，”对于甜食，她可能会选“清凉维普（Cool Whip，是人造生奶油）。它是冒牌货，糟糕透顶，但它难以复制。”

她这辈子只有两个时间段没搞艺术创作：上世纪50年代（共当了七年演员，在莫尔纳尔(Ferenc Molnár)执导的《天鹅》(The Swan)以及威廉•萨洛扬的《鼎盛年华》(William Saroyan’s The Time of Your Life)等作品中饰演角色）以及做时装的时候。她说：“我当演员原因很复杂，并非勉为其难，但我的愿望一直是画画。做演员是截然不同的生活，需要依赖许多人的支持，而且不管自己演得多棒，感觉永无止境，所以我真得不适合做演员。”

我对她说：您似乎是社交名媛“下海”做设计师的第一人————是卡罗琳娜•海莱拉(Carolina Herrera)、托里•伯奇(Tory Burch)以及维多利亚•贝克汉姆(Victoria Beckham)等人的领路人。“本人从不自视为时装设计师，”她说。但也说自己从不怀疑识别好时装的能力。“这完全关乎个人品味，有如何实现最佳搭配的第六感。我觉得这与教育程度毫无关系。”此外，她由于一直是《Vogue》的常客，所以感觉自己就属于时尚圈。

不管怎么说，她入设计行纯属偶然。在自己的拼贴画基础上，凯莱制作了织物面料（这就发生在她的作品亮相《今日秀》节目后），进而把它们做成围巾及其它饰物。后来，梅真尼公司(Murjani)萌生了想法。梅真尼是位于纽约第七大道的一家制造企业，掌舵者是营销天才沃伦•赫希(Warren Hirsch)。“梅真尼公司的仓库里放了很多牛仔布料，”凯莱说，“所以对方说：‘为啥不把自己名字印到牛仔裤上？’正是这让本人大赚了一把。”她的同名牛仔裤于1977年12月面世，共售出了好几百万条。凯莱靠在电视上打广告以及个人公开露面销售自己的牛仔裤。1980年是销售的巅峰时期，自己一下子就挣了1000万美元。“靠自己能力挣的钱才是唯一实实在在的钱，”她这样说道。

但没过多久，凯莱就发觉一直被自己的心理医生克里斯•佐伊斯(Christ Zois)与律师兼朋友托马斯•安德鲁（Thomas Andrews，自己的全权委托人）蒙骗。这两人一直在中饱私囊销售款，而且把她的商标名悄悄卖给佛罗里达的一家公司，并发现自己欠下了好几百万美元退缴税(back tax)。她只得卖掉在英国南安普敦以及纽约的房产去还债，尽管她为此起诉了那两个巨骗，并且于1993年获判150万美元的赔偿，但此时安德鲁已经去世，多数赔偿都无法追回。

“信任他们真是大错特错，”她说。“虽说糟糕程度还比不上自己17岁草率嫁人（那么年轻嫁人真不应该），但还是危害巨大。另外，如果连自己的心理医生都不能相信，那还能信任谁？”于是，她不再像牛仔裤签名那样署名自己的画，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她不再草草在画作上签上自己的大名，而是在字母V上另外添加了非常形象化的字母G————但这看起来仍然是标识。

凯莱弃做时尚设计师后，就一直致力于艺术创作及出书。她迄今已写了九本书（还不包括她的艺术与设计专著）。她的著作包括了前二次婚史（分别是1987年出版的《黑骑士》 (Black Knight)与《白骑士》(White Knight)）、儿子卡特的往事回忆录（出版于1997年的《一位母亲的故事》(Mother’s Story)）以及自己85岁时创作的情欲小说《欲罢不能》(Obsession, 2009)。尽管多数作品为自传体，但她说自己的本意绝非“澄清事实真相”。

点的汤端上来后，她继续说道：“我觉得自己对‘丧失’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并且想努力表达出来。我觉得父母双亡者会感觉人生有所缺失，但他们又说不清、道不明，因为自己从未真正拥有过。”

库柏葬于纽约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的摩拉维亚公墓(Moravian cemetery)，这儿也是范德比尔德的先祖、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的气派陵墓所在地。“库柏希望自己安息于此，因为我和孩子们可以常去祭奠他。”她说。卡特的墓就紧挨着父亲库柏。凯莱最近刚与安德森一起去祭扫了墓园，而当时美国家庭电影频道(HBO)正在拍摄一部反映整个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纪录片。我问她生活再次被起底，自己是否感觉造化弄人？

“没有！”她回答道。“我觉得此生已完全无憾。我从不拜读关于自己的材料。孩提时代频频亮相是段痛苦经历。我明白人生若要成就一番事业，自己头脑就得保持清醒状态，方法之一就是不去拜读别人评论自己的材料。但这可能也是我唯一关注的东西。”

凯莱的作品往往用叙事性很强的标题：如“世界一片漆黑，人类将居于何处?”(Where Will We Live When the World Goes Dark)与“左撇子都是梦想家”（The Left Hand is the Dreamer，她最近在古董拍卖网站1stdibs上举办的纽约个展也是如此命名）。她醉心于在画作与时装印花的方寸之地中表达丰富内涵。

“我有一天与作家乔伊斯•欧茨共进午餐时，给对方讲述自己写过的一部名为《梦想成真》(It Came True)的‘短篇小说’，”她说。所谓‘短篇小说’，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字讲述一个简短故事。

“当讲到‘男主人公说，宝贝，你会无比幸福’时，乔伊斯对我说，‘何不取《真能梦想成真？》的标题？’

是啊，为啥不这样取呢？我一边付账，一边问她。

“唉，那样可能会让整个故事更为妙趣横生，”凯莱坦承道。“但这样一来就太过愤世嫉俗了。你知道，本人并非愤世嫉俗之辈。”

于是我追问：那您属于哪种类型？“忠诚可靠！”她大声说道，显得兴高采烈，所以很容易让人觉得她一直在等待这种自吹自擂的机会。

我俩起身走回她的工作室，她则拐着我的胳膊肘。我问她：接下来你会做啥？“我会一直干到凌晨三点身心疲惫为止。”她对我说，然后走后楼梯回自己住的公寓，她喜欢在家里看真人秀电视节目《茱迪法官》(Judge Judy)————当事人不在正规法庭、而是在节目中直抒胸中烦恼，她说“节目内容与自己的家庭背景并不相干。”尽管凯莱再三否认自己对别人的感想表现冷漠，但她并非没意识到自己的实际形象。每晚10:30，她会准时入睡。第二天一早，她又会爬起来，开始一天的日常工作。

“这是唯一做好一切事情的方法，”她说，此时我俩已走到她家门口，于是她把手从我的胳膊肘抽出来，并与我握手告别。尽管午餐期间，我俩都感觉像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她这个举动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俩该各奔东西了。

注：进行本次采访时，范妮莎•弗瑞德曼还是《金融时报》时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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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Café餐厅位于纽约第52东街398号(398 East 52nd St, New York)，邮费：10022

总计（包括税费及小费）：33.22美元

译者/常和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女儿从来没有要求我向任何采访过的人索取签名。不管他们是总理、将军还是商界领袖，全都受到了一视同仁的无视。但当我这个13岁的小孩听到我将和佐拉(Zoella)会面时，她立刻陷入了一种欣喜若狂的状态。“爸爸，你可千万别忘记！”在我将去与这位24岁的时尚和美容博主共进午餐时，女儿坚决地发了这样的短信给我。

在出发之前，她跟我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关于我午餐伙伴的信息。她告诉我采访的技巧，甚至对我可能问的问题提了建议————除了喜欢的音乐和食物。

正因如此，当我到达莫德罗会所(Modelo Lounge)，一家有点荒凉的海边咖啡馆时，我觉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我知道很多关于佐拉自身的事--她是一位在线大姐、心理咨询阿姨、终极时尚专家以及吸引了数百万狂热、尚未变成愤青的年轻消费者的关键人物。不仅如此，我也对阿尔菲•德耶斯(Alfie Deyes)、PewDiePie、塔尼娅•伯尔(Tanya Burr)和YouTube影客(视频博客)的“英国帮”(Brit crew)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

如果你没有在某年龄段的小孩子，这些名字对你来说可能毫无意义。但他们是青少年的小屏幕兴奋剂，就像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明星约翰•诺克斯(John Noakes)和汤姆•贝克(Tom Baker)在1970年代对童年时代的我来说一样伟大。

没错，这些视频的内容与“蓝色彼得”(Blue Peter)或“神秘博士”(Doctor Who)完全不同：作品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主要题材是针对电玩、恶作剧和那些令所有青少年着迷的东西。但正是这些视频吸引了广大的观众。成千上万的儿童和年轻人每天聚精会神地观看它们。

从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最红的明星也许就是佐拉她自己。她的视频主要是坐在床上给出美容建议、做头发或者播放一个她的购物“战利品”--她和她的朋友们炫耀她们刚买到的产品。

还有一个固定的播放时段称为“亲密交谈”(ChummyChatter)，包含了佐拉和她的“闺蜜”路易丝交换关于友谊、身材形象、男孩和是否该上大学等关键问题方面的建议。你可以从一些最近播出的标题看到会受到父母们支持的常识。这些问题包括：“你为何这么瘦？”或者“边界与说‘不’”。

很难对行外人讲清楚她对那些年龄从13岁到20岁年轻群体的吸引力。但她的魅力是不可否认的。自从她在2009年推出她的YouTube视频后，佐拉的视频已经成功吸引了530万的订阅者--仅仅在1月就有230万订户--透过一种全民拥护的神奇渗透力。

奖赏也如期而至的到来。去年，她荣登BBC1当代流行音乐电台青少年奖(BBC Radio 1’s Teen Awards)的英国最佳影客(Best British Vlogger)宝座；而她在今年已经获得Nickelodeon的儿童选择奖(Kids’ Choice Award)。线下的职业生涯也正向她招手。她最近与企鹅(Penguin)出版社签约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网上女孩》(Girl Online)，也将在11月出版。

佐拉在现实生活中名叫佐伊•伊丽莎白•萨格(Zoe Elizabeth Sugg)。她是第一个承认她的成名之路是个意外的人。“很神奇，因为我们从没预料到这将会变成我们的工作，”她说，“当我们刚开始探索这些令人兴奋的新事物时，没有人知道这会成为什么样子。”

......

佐拉的外形纤细精致、容貌如洋娃娃般，染色的头发绑成了一个马尾辫。为了让佐拉安心，她的经理玛迪跟着一起来。但玛迪同意躲到一个远处的桌子玩她的笔记本电脑。

我们原来打算在外面吃午饭，但坏天气迫使我们改变计划。佐拉选择了安静的莫德罗会所(有着一股不祥的气氛)，里面几乎空无一人。几位貌似商务人士的客人从他们的汉堡或牛排和薯片中抬起头来看。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一个外观凌乱的中年男子会见一个穿着优雅灰色衬衫裙、配着一条花格围巾、身材娇小的二十多岁女子这件事。他们认为我是她的教父吗? 或我在面试一位住家阿姨？

佐拉从去年开始就一直住在布赖顿市。她租了一个“绝佳的”面海阁楼公寓，在宜家家具“豪华”的布置下与两位天竺鼠同居。珀西和皮平经常在她的视频里担任重要角色，最近一次演出全是他们的入浴镜头。

她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男朋友住在这。阿尔菲•德耶斯也有一个名为“毫无意义”(Pointless)的人气影客。他和他的朋友在上面做冒险行为和鬼脸。事实上，布赖顿是个YouTube城市。这也是PewDiePie--一位拍摄自己和朋友们玩电玩，并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瑞典潮人和视频日记大师马库斯•巴特勒(Marcus Butler)的家乡。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魔力,”佐拉咯咯地笑着说，“它像是变成了宇宙的中心；我遇到的每个要搬家的人总说：‘是的，我要到布赖顿。’”

她在威尔特郡美丽的拉考克(Lacock)小镇长大。父亲是房地产开发商，母亲是美容师。当她在艺术、摄影和纺织方面以A级成绩毕业于当地公立学校后，她曾考虑过上大学。但她后来拒绝了这个想法，部分是因为她不确定她想学什么，但主要是因为焦虑感。佐拉从小为极度害羞所困扰，至今仍偶尔会受到恐慌症的折磨。“我不想离开我的家人，离开我任何的慰藉。”

相反地，她在离家不远的室内设计公司找到了一份学徒的工作，并开始了她的博客。将写博客作为一个爱好，她只是想记录她对自己生活中一些异想天开的观察而已。

佐拉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组织，从来没想过它会走到哪一步。实际上它就像是我在互联网上的小空间，只是让我用来写我喜欢、或我想其他人也会喜欢的东西。“

这种配方无疑地奏效了--灵感丰富的她尤其关注购物。读了其他博客描述他们购买服装和化妆的分享，佐拉决定尝试类似的事物。“我开始写跟我妈妈去旧杂货店的事，那里能找到价格低于50便士的小化妆品。”

她很快地移向高档市场，评论她在Top Shop、Superdrug和Primark里看到的好东西。

我们中间停顿了一下，从吧台点了午餐。佐拉毫不掩饰她对垃圾食品的偏爱，所以我在浏览菜单时做了最坏的打算。但莫德罗会所最引以为傲的无麸质美食原来是无害的。佐拉点了一个夹满哈罗米芝士与辣椒沾酱的三明治和冰镇柠檬水，而我则点了鸡肉和啤酒。

当我正大口咀嚼我的鸡肉和佐拉正无精打采地啃着一个显然不怎么样的三明治时，我们回到了故事内容。她愉快的样子、奇特的举止和对青少年偏好敏锐的鉴赏力很快地吸引了读者。没过多久，她日渐增加的关注者开始鼓励她拍摄视频。她鼓起了勇气，主要是她知道会有观众。“因为已经有阅读我博客的人会直接转到视频，我想至少有人会看。”

那时，多亏了经济危机后的不景气，她的室内设计职务被解雇了。但她初生的影客生涯几乎被她焦急的父母耽误了。“我爸爸真的很困惑。他总是叫我走出我的卧室去找一个正式的工作。”

我承认我在这一点是赞同她爸爸的。但事实上，拿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她的卧室里对佐拉来说才是最好的方式。或许她不是第一个尝试影客的青少年，但她在一个幸运的时刻开始：正当谷歌(Google)在2006年收购YouTube，把猫从滑板上摔下来的有趣视频从线上平台完全改造成更像是一个电视网。

谷歌想鼓励“创造者”生产更专业和更有吸引力的内容。这将使美国互联网巨头能从每年花在电视广告上约2500亿美元的市场分到一杯羹。

谷歌托管和发布创造者们的视频，并共享他们45%广告的收入。尽管谷歌没有具体的透露，投行分析师认为广告销售去年为公司带来了约50亿美元的收入。

关键是要鼓励通过内容去吸引远不可及的消费者，比如那些正值青春时期和二十岁出头、不固守传统电视的群体。（佐拉本身几乎不怎么看电视。她说：“在我这一代，至少我知道的人，看YouTube和电视的比例是70:30。”）如同所述，当前的YouTube用户潮正准备大举登场了。

佐拉将她的重点放在13岁到20岁的市场，也是这场变革的最佳目标群体。尽管她告诉我她的观众年龄层其实更加广泛，让我大吃一惊。“我的观众百分之九是男性，其中我认为大多数是45岁到50岁。”注意到了我的眉毛快速上升，她补充道，“我总告诉自己这只像是我爸在看。”

......

佐拉和其他“英国帮”的成员可能相对是明星新秀，但是他们对自己特许经销权的价值有着高度敏锐性。离她第一次兑现从谷歌收到的60英镑支票以来，只有短短几年。但现在佐拉是YouTube“时尚行动”(Style Haul)广播网的一员。该节目针对“千禧年的女性”(约13岁至30岁之间)推广时尚与美容相关的话题，并为其视频创造者与“名牌和利润丰厚的交易”牵线。

她也在“社会人才”机构管理她日益复杂的事务。Gleam Futures这个组织似乎代表了英国所有的YouTube画面。“就像是帮忙整理，” 她接着补充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会筋疲力尽。”

主要的影客成员间关系都很紧密，他们常常互相出现在彼此的频道。这种交叉推广有助于集合观众。佐拉的群组包括她的男朋友、她的弟弟乔(他的博客现在有2百万的订阅者；她坚持说这是在她开始之后才有的)、马库斯•巴特勒，还有路易丝（Louise，又名Sprinkle of Glitter）和塔尼娅•伯尔，一位在她诺威奇家卧室里给与建议的化妆师，她的化妆产品线最近也在佐拉的视频里受到推荐。“我们都想互相帮助，这样我们就可以集合我们所有的频道，”佐拉说，“这才是社交媒体的真谛：共享。”

我告诉佐拉她在广告世界被称为“众包领域（crowd-sourced people）的冠军”。她笑着说：“好酷。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但她也承认，知名品牌正排队等着兑现她的受欢迎程度。“他们知道YouTube用户总是有方法能连接观众，而即使他们已经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钱也做不到这点。”一个她影响范围广大的例子是和联合利华(Unilever)的签约，推销他们的护肤品给年轻用户们。

广告商声称愿意每月支付2万英镑在知名的YouTube频道上挂横幅广告； 而在视频里每次提及他们的产品, 可以赚到4000英镑(成本大致与在推特上大喊相同)。佐拉不喜欢提到她赚了多少钱。但基于最成功影客教主的定价来算，现在她单是来自广告的收入就可以达到每年数十万英镑。

当然，这个机会也带来了冲突。我们在处理午餐残渣时讨论到了这些。我斥责佐拉没有吃完她的三明治，而她承诺她会打包回家。(事实上当我们离开时，它仍被抛弃在桌上。)

佐拉对她的追随者像神一样的掌握在本质上是有着一个影客作家和观众之间信任、甚至亲密的关系。我追问她，当她从广告商那儿拿钱并推荐他们的产品时，如何维持这份关系？

她说基本上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她在挑选“合作伙伴”时会考虑她所尊敬的公司或认为好用的产品。“不管多大笔的钱都不能吸引我去推销我不相信的东西，”她声明，“我建立了这个信任我意见的社群，它对我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张大额支票。”

她声称拒绝了90%的交易邀约。有些产品比如酒类，直接被拒绝了。她的焦虑意味着她从未是个嗜酒的人--“我讨厌失去自制力”， 因此几年前她放弃了喝酒。而对化妆品和衣服，她经营着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她说:“如果是个我不会穿或不喜欢的东西，我就不会考虑。”她支持的产品都在网址上的描述框里向用户披露。

随着午餐接近尾声，我们谈论到佐拉创造的线下职业机会。

她对她的书感到兴奋。里面涉及到的主题对她来说很重要，例如焦虑、线上人际关系和网络欺凌。谈论她的焦虑实际上对她自己很有帮助。“做在我舒适区之外的事和督促我自己对我有好处。” 佐拉对其它想法和建议保持开放；但是她还挺想拥有自己品牌系列的家庭用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自己新得到的名声有着随遇而安的态度。"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任何的一切会发生;所以我只会随它去，并好好把握它，"她说，"谁知道五年的时间里会发生什么事。”

当我们起身离开时，我想起了我的承诺。佐拉介意传个讯息给她的一位年轻粉丝吗？她同意在我的苹果手机录下一段问候(签名早就落伍了)，然后我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但当我在回家的火车上查看记录时，我发现我在关键的拍摄时刻把拇指盖住了麦克风。微笑的表情、独特的挥手，却听不到佐拉讯息的任何一个词。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社评撰稿人

译者/Cindy Pai

我等的采访对象是当今世界女子网坛排名第一的卡洛琳•沃兹尼亚奇(Caroline Wozniacki)，也是今年温布尔登公开赛(Wimbledon)赛会一号种子，本人有点担心的是自己可能认不出她来——虽说前天我曾短暂见过她，当时她刚刚夺得e-Boks索尼爱立信公开赛(e-Boks Sony Ericsson Open)桂冠。她身材高挑、一头金发、长相俏丽。然而，在我们约定会面的哥本哈根诺顿咖啡屋(Café Norden in Copenhagen)周围却是美女如云，这叫我如何是好？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沃兹尼亚奇原先与我约好于12时在奢华的维克多咖啡屋(Café Victor)一起用午餐，但现在她却早午餐一起吃了。虽说她是当今世界网坛头号选手，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她若走在英国的大街上，几乎不会有人会留意她。虽说如今正是女子组赛事，诸位在一大堆姑娘中挑出塞尔维亚的扬科维奇(Jelena Jankovic)与俄罗斯的萨芬娜(Dinara Safina)有啥困难吗？在沃兹尼亚奇之前，都曾登上过世界第一的宝座。看到身材高挑的金发姑娘，就能确定是沃兹尼亚奇吗？我觉得肯定行不通。

哈！她来了。实际上，她的气质与众不同。她大步流星地径直朝我起来，来到我面前与我握手。近距离仔细一瞧，她的皮肤洁净无暇、亮白牙齿，下穿牛仔裤、上穿训练服、头戴莱卡(Lycra)伸缩帽。初看外表，她可算是本人见过的身体最棒的运动员。

我问沃兹尼亚奇这么快就升至世界第一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一年前她还是世界排名第四。她今年只有20岁，虽说获得的总奖金已经接近1000万美元，但还未夺得过大满贯冠军。她2009年曾闯进美网(US Open)决赛，但与冠军失之交臂。在澳网(Australian Open)，她给人的印象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冷淡呆板，还说记者们应该问些有意思的问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还自己采访起自己来——真是匪夷所思。虽说从头到尾一直面带微笑，但她的自问自答依然乏善可陈。也许她只是一部打网球的机器，在网球场上如鱼得水，但毫无自己的生活。也许她会与前世界第一伊凡诺维奇(Ana Ivanovic)一样昙花一现后就匆匆谢幕，也许她最终会成为真正伟大的网球选手。

沃兹尼亚奇是一个人来赴约的，身旁并没任何随从。她喜欢坐到咖啡屋外面，诺顿咖啡屋适合高消费群体，这在全欧洲比比皆是——咖啡屋店面不起眼，但宾客如云，都坐在屋外吃着稀奇古怪的三明治，喝着盛在高脚杯中的热巧克力。咖啡屋并不奢华，但气氛轻松、让人愉悦。行走在哥本哈根最主要商业步行街Strøget的行人一直盯着沃兹尼亚奇看，互相间还示意：“瞧，这是沃兹尼亚奇！”有些行人向她招手，嘴里还喊道：“祝你在温布尔登有好运！”很显然，她在哥本哈根家喻户晓。

我俩首先聊到了网球，她喜欢谈论网球，也爱聊自己争强好胜。前天，我观看了她在索尼爱立信公开赛决赛中以6:1与6:4直落两局击败萨法洛娃(Lucie Safarova)夺冠的那场比赛，她赢得并不轻松。32号种子萨法洛娃还破了她的发球局。“萨法洛娃很不好对付，”沃兹尼亚奇说。“一旦给了她找到比赛感觉的机会，她会一发而不可收。”但沃兹尼亚奇并未给对方机会，在观众喊声震天的加油声中，她把球打得满场飞。每次发球前，她总要舞动一天身子，再停下来看一下对方球员，然后在地上把球弹三下。

不知她是否愿意谈些网球之外的东西，她确实谈及了：对我说自己还未吃早餐。她平时吃饭严格按照膳食计划——按时定点吃专门的食物，今天算是个例外。她对吃的东西极为讲究。“我必须吃得多，但必须吃得合适，吃那些补充身体能量的东西。”整个访谈期间，她不止一次提到这。当然，她的身材看上去无可挑剔。

索尼爱立信公开赛赛后，我采访过她的对手萨法洛娃，对方告诉我沃兹尼亚奇最难对付的地方是：无论自己打出多漂亮的球，她总能回过来，并把你磨垮。“您说得没错，”沃兹尼亚奇说。“即便我的对手打出一记非常好的球，我也并不只想把它回过去，我想的是：球回过去后，对方很难再回过来，这样我就能主动控制球的落点。”

沃兹尼亚奇非常争强好胜，老说自己“是个不服输的人”。她说自己比赛时特别亢奋，一心想着打败对手。小时候，她排球、足球、跑步游泳样样玩过。如今她还打拳击，在体育馆里每天要练上好几个小时，进行好几组的肌肉训练。她的父母是波兰人，都是体育明星。爸爸彼得(Piotr)曾效力过丹麦某足球俱乐部，妈妈安娜(Anna)也曾是波兰国家排球队的队员。沃兹尼亚奇出生于丹麦，七岁开始打网球。她说，“与其他网球选手相比，我算是个大器晚成者”。但九岁时就赢了她老爸。几年后，她开始所向披靡。

她说，“有些时候，自己感觉状态特别棒，这时感觉球与球场都变大了，自我感觉就不可能输。但有些时候，自己感觉不是太在状态，但仍会想方设法找到赢的方法，这时就必须找到自己的强项并把它们发挥出来。”

这时服务员走了过来，沃兹尼亚奇点了一份热巧克力，我则要了一杯双倍浓度的Espresso咖啡。但诺顿咖啡屋有个奇怪的规矩，点菜与付钱都得自己走到吧台去。沃兹尼亚奇想要一大份水果沙拉（里面有柠檬、草莓、蓝莓及菠萝），我则挤过人群绕到咖啡屋一边去排队。我看到她在窗口排了差不多五分钟的队，不时朝她招手，感觉挺别扭的。

在吧台，有一排赏心悦目的啤酒龙头与一台正儿八经的咖啡机。我点了一份夹着厚实火腿及奶酪的单片三明治以及一大盘沙拉。期间，沃兹尼亚奇在用手机发着短信。我于是问她给哪位发？是不是给足球运动员尼古拉•本特纳(Nicklas Bendtner)发？丹麦媒体一起盛传本特纳与沃兹尼亚奇是一对；本周的Seoghør杂志（满是名人的花边新闻）发现这位“金发美眉”与效力于英超阿森纳队(Arsenal)的丹麦前锋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亲密无间的下午(intim aften)，而且还配了二张照片：一张是沃兹尼亚奇身着黑色迷你裙与本特纳热烈相拥，另一张是她在摆弄自己那头金色长发，本特纳则在一旁调皮地看着她，眼神似乎在说“瞧你那头浓发！”此时，我立马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然而，我们先是谈了一会儿饮食——如何为她这台网球机器补充能量。在过去一周的赛事里，她必须保持充沛的精力。“我每天的早餐是燕麦，另外还有葡萄干与香蕉，以补充能量。午餐是意大利全麦鸡肉面，晚餐不是鸡肉与沙拉就是牛排与沙拉。”她说自己最喜欢吃里脊牛排。“我不喜欢吃牛排上的肥肉，”她说。又补充说：“自己特爱吃椰菜。”但从不吃海鲜，还有过两次食物中毒，每次各病了一周时间，如今她可不敢随随便便吃东西。

两餐之间吃的零食是坚果。比赛期间，补充身体能量的整个过程更为复杂。上场比赛前一个半小时，她定会吃点意大利面，时间很难控制，因为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前一场比赛会持续多长时间，所以她会时刻关注场上比分，并做出最佳判断。赛后，她会吃一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一盘鸡肉，所以她一天要吃五顿饭，另外还有零食。

但今天算是个例外，我们点的饮料端上来了。沃兹尼亚奇的热巧克力黑稠黑稠，此外还有几片饼干与一碗乳酪。她没碰乳酪，巧克力也只喝了几小口，此外还咬了一丁点饼干，然后就把它们放到桌上。

要是由着她的话，她会没完没了地说网球，似乎问她其它的东西都显得不礼貌。我知道自己该问些什么，想问她是否因为网球而牺牲了个人生活，是否与阿加西(Andre Agassi)与麦肯罗(John McEnroe)一样，因登上世界第一后出现了难以承受的心理问题。但过了一会儿，话题又转向了她的训练计划。每天她要在场地上训练三小时的网球——共分为二次训练课，每次历时90分钟。二次训练间隙，每天不是6-8公里的耐力跑，就是在跑步机上训练速度。

在跑步机上训练强度很大，她说。“我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在体育馆训练强度很大，但就得自己设法挺过去。”她用实心球训练腹肌，还训练背部与腿部力量；在拳击台上聘请了退役拳击手，任由自己用力击打对方的手，然后做些身体伸展训练，接下来是按摩，之后是冲澡，完后是吃高蛋白的食物，最后是吃牛排。“我得吃上几大份，”她对我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了点的东西，不时有人走过，微笑着对沃兹尼亚奇指指点点，还掏出手机来拍照，对此，沃兹尼亚奇显得特有涵养。然而，她实际上是住在摩纳哥(Monaco)，就是为了独处而不受干扰。照她的说法，摩纳哥事实上是那些喜欢隐居的名人与体育明星的聚居地，就好比是超级赛马的高档马厩。他们是明星，但同时又是囚徒。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是她在摩纳哥的邻居，她在那有一套两卧室与两个卫生间的公寓，有时父母也过去与她同住。

她要的水果沙拉放在长盘子上端了上来，量真大，但她吃得很慢。她最后喝了一小口粘稠的热巧克力（现在应该已经放凉了），而我点的双倍浓度Espresso咖啡早已下肚，眼前的厚实三明治里面塞满多种五颜六色的夹菜，调味汁都已渗出来；也许就不该点三明治，用手都拿不起来，于是就大口地啃着吃，结果吃得到处都是碎屑，甚是狼狈。

沃兹尼亚奇拿着叉子吃蓝果，并说自己并不太爱吃火腿与腊肠。她对所做的一切事情很有节制，对吃的东西十分谨慎。我吃了一大口火腿与抹着融化奶酪的面包，再伴以一大口抹着蛋黄酱的滑爽花瓣，自己不是太会吃这玩意，结果整得满脸都是，嘴角还粘有未曾吃尽的花瓣。

我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自己不愿谈论此事。丹麦媒体老说她与好多人拍拖。“在短短五周时间里，它们讹传我有六位男友，第一个拳击手，接下来是位乒乓球手，然后是纳达尔(Rafael Nadal)……说得太多了，连我本人都没能记住。”但她并未提及本特纳。

然而，沃兹尼亚奇是个超级足球迷，她是英超利物浦队(Liverpool)的球迷，但她喜欢巴塞罗那队(Barcelona)的踢球风格；她对利物浦队的球员如数家珍，也与巴塞罗那队很多球员认识。我问她阿森纳队怎么样？“它的踢法很华丽，”她说。现在她总算提到了本特纳。“他人不错，爱开玩笑。”说到这些时，一直咯咯笑着，但不愿再往下展开说。

于是我就问她：成为世界第一是否很难掌控？成为头号种子，是否突然有种高处不胜寒的空虚感？“对我来说，这很容易应对。因为我年轻轻轻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知道自己想尽可能长得保持世界第一。我总给自己目标，每次步入赛场，就想赢下比赛。”此时压根就不会感到空虚。

那么，有没有觉得自己作出了巨大牺牲？“没有，”她回答道。“我并不信牺牲，我只相信选择。对我来说，在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奋斗道路上，我作了很多抉择，我对自己所作的选择感到很自豪。有时候，自己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是应该与朋友一起去参加派对直至凌晨4点回来，还是按时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上精神抖擞投入训练？”她说自己的抉择并不总是对。“但多数时候，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她说自己在草地上球感很好——球的反弹与之前自己参加过的室内赛场地没啥差别。我问她最怕与谁过招。“我不怕任何对手，”她说。“我打得好，谁都别想赢我，对方如果打败了我，只能说明她那天是超水平发挥。”

沃兹尼亚奇现世界排名第一——但她至今仍未夺得过大满贯。在哥本哈根夺得索尼爱立信公开赛冠军之前的法网公开赛(French Open)，她止步于第三轮。对于自己的糟糕表现，她说：“有时需要几场刻骨铭心的失利来唤醒自己。”我们还谈到了费德勒(Roger Federer)与纳达尔，我说自己喜欢费德勒，但看得出她喜欢纳达尔，她是纳达尔的粉丝，喜欢对方的力量与韧性。她说，“费德勒的技术非常全面，但纳达尔韧劲十足。”

我问她是不是台打网球的机器？她说，不希望有任何东西阻碍自己打网球——也许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会看着她走向球场底线，做着发球前的身体舞动，然后再把球在地上拍上三下。她将来会夺得多少项大满贯？“我想先赢得一项，”她说。“然后以此为契机一鼓作气往前走。”

我希望她能梦想成真。

译者：常和

朱骏(Zhu Jun)如何成功说服国际足坛超级巨星德罗巴(Didier Drogba)加盟中国国内球队申花队(Shanghai Shenhua)？要知道，这支球队多数人闻所未闻，而中国也通常与足球不太沾边。

上个月，德罗巴在欧洲冠军联赛(Champions League)决赛中为东家切尔西队(Chelsea)罚入制胜点球，这是俱乐部有史以来夺得的一座含金量最大的奖杯。这位科特迪瓦球星效力切尔西队的八个赛季里，球队总共夺得10项冠军，他本人也成为英超赛场最让人望而生畏的前锋。

不久前，34岁的德罗巴在拒绝了包括皇家马德里(Real Madrid)在内的多家欧洲顶级球队抛出的绣球后，正式签约加盟上海申花队。在拥有16支球队的中超联赛(Chinese Super League)中，申花队目前暂列第12位。

德罗巴一再强调：钱不是自己签订两年半合约的唯一原因（尽管1200万欧元的年薪可能与他同意加盟存在一定关系）。那么朱骏成功说服德罗巴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德罗巴加盟上海申花队的消息正式宣布前几周，我与朱骏约定在上海会面。我的采访对象对足球及外国球星颇为痴迷、总体为人也略显张扬（富有的体育俱乐部老板往往都是如此），应该会不虚此行。采访的结果大大超出本人的期望值——只有午餐时间例外，他坚持要求上午10:30会面。

会谈地点怎么会在那儿！当神情紧张的上海兴国丽笙宾馆(Radisson Blu Plaza Xing Guo Hotel)门卫领我前往酒店的咖啡店时，甭提有多沮丧，但又有啥办法呢？兴国丽笙宾馆位于上海以前的法租界。咖啡店摆着金色仿真皮沙发，吊顶则用仿中世纪格子装饰，这种类似纯西式风格的咖啡店在全球随处可见，供应的是冷早餐。

随行人员向我的翻译一再强调：“香樟花园”（Fragrant Camphor Garden，咖啡屋以此时尚名字为人所知）是朱骏本人最喜欢的餐馆——并暗示说朱骏会专门点几个菜单之外的特色菜（肯定是量大味美），一下子就勾起了我们的食欲。由于本人日程安排中很少有机会与富豪共进午餐，看来这次有望吃到耳熟能详的中国美食。

但当45岁的朱骏脚穿运动鞋、身穿T恤衫一溜烟走进屋后，本人一下子明白过来，今天享用不到大餐了，应是一次很平常的午餐。朱骏点了可乐，并一再说自己不锇（最后碍于情面，他点了当天推荐的汤——泰国特色酸辣大虾汤(Thai spicy sour prawn)，他象征性地喝了一匙，然后就搁在那儿让它晾凉）。我则点了最适合这个场合的意大利肉酱面，把我享用大餐的念想全部倾泻到所点的健怡可乐(Diet Coke)上。

朱骏总是信心十足，“招降”德罗巴这类超级巨星时，他的这种性格定是派上了大用场，“您不觉得我的想法很了不起吗？”他一度问我，并坚持让翻译把问题准确翻给我，以免我一上来就没听清。他似乎把自己看作具有哲学家气质的企业家，属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与佛祖兼而有之。“我的理念就这么超前，”他说着，并在自己头顶上方做手势，“但常人压根不理解。”

他对我说，德罗巴是“世界最佳中场球员”，许多球队都想把他招至麾下。朱骏之前也整过让人意想不到的转会。今年，申花队成功签下德罗巴在切尔西队的前队友、前法国国际著名前锋阿内尔卡(Nicolas Anelka)，这桩交易同样让人大跌眼镜。

5月31日，在一场友谊赛中，朱骏与阿内尔卡一起首发出场，踢了半场球方才下场（2007年，在与英超球队利物浦队的一场友谊赛中，他也首发上场，只不过当时踢了5分钟就下场了。）用午餐时，他一再表示也希望与德罗巴一起驰骋绿茵场。“我俩肯定会同场踢球，我与很多国际球星踢过球。与他们一起踢球不是我的目的所在，要知道，我有能力与任何人同场踢球。”

但作为球队老板，为何他还要上场？“足球是每个男人喜欢的运动，”他说。“通过踢足球，我们希望变得越发强大。中国如今已经富起来了，但我觉得中国属于富而不强，整个国家缺乏耐抗性，但足球就是一项充满对抗性的运动。”

我问他是何种耐抗？“激烈的对抗，”他回答道。“中国并不强大，因为国人从不说‘不’。传统文化教我们要内敛，而不是持开放心态。不管公众理解与否，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证明我们实际上有能力做任何事。”随后，担心我没理解，他转向翻译，笑着说，“这次访谈一开始就精彩纷呈！就这样直接翻给她听！”

“我喜欢足球，”他继续说，然后不厌其烦向我及女翻译解释男人都渴望获胜，而足球就得争输赢。“女人不理解为何男人总希望获胜，”他说，然后又补充说他30岁才开始踢球。在这之前，“自己只打篮球，甚至连足球都没碰过。”

朱骏关心一件事要胜过与国际巨星同场踢球，那就是心里老惦记着别人关注他。“我觉得许多富豪看到我与球星同场竞技，一定羡慕得要死，”他说。“他们没机会在赛场上施展自己的僵硬双腿。”对别的富翁，朱骏显得不屑一顾，他只看重自己：他说中国富翁有了钱后，无所事事，“每天只是喝酒，然后眼瞅着自己的肚子一点点鼓起来”。

朱骏的财富来自网络游戏， 2007年，他出手购买了申花队（中文意思是“上海之花”(flower of Shanghai)），并把它与同城死敌上海联队(Shanghai United)合并。创办英语版博客Wild East Football的博主卡梅隆•威尔逊(Cameron Wilson)这样评价申花队的老板朱骏：“他是怪异联赛中怪异球队的怪异主席”，Wild East Football专门评论中国足球。

在越来越挥金如土的中超联赛中，大手笔购买球星的申花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广州恒大队(Guangzhou Evergrande)，恒大队不久前聘请了意大利夺得世界杯的功勋教练里皮(Marcello Lippi)。恒大队目前高居联赛榜首，每场观众多达五万人。相比之下，申花队比赛时，体育场的观众席有一半空无一人。过去的六个赛季，朱骏给球队换了九位教练（其中过去二个月就换了三位教练，阿内尔卡临时作为球员兼教练还不算在内）；他还在自己的微博上威胁要卖掉球队；当资金周转不济时，常靠出售球员来支撑自己的其它业务。然而他坚称足球是自己的爱好而非主业。

如果希望靠德罗巴与阿内尔卡这样的世界级球星帮忙打造出一支世界级的国家队，与中国在全球经济、或者说乒乓球领域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还是任重道远。近2000年前，酷似足球的运动由中国人发明（此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然而从那以后，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在这项全球最流行的运动中争得一席之地。

中国人喜欢看足球；当该国首次成功入围（迄今为止也是唯一一次）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据报道当时全国售出了1.7亿台电视机，为的就是观看中国队的比赛。但中国国家媒体引用足协官员的话说：在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10万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足球比赛，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几年足协高层的贪腐所致。

中国内定的下届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最近勾勒了中国足球的蓝图：先是入围世界杯，然后是举办世界杯，最后是夺得世界杯。朱骏的远景目标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中国足球需要偶像，只有中国足球取得巨大进步才能不断吸引优秀的年轻球员。”

本人还想进一步了解这位雄心勃勃的申花队老板，于是询问他的相关背景，但他变得闪烁其辞。“我在上海长大，没有任何背景，”他回答道。一再追问下，他才坦承自己中途从上海交大(Shanghai’s Jiao Tong University)辍学，然后去了美国，但清楚地对我说这就是他打算透露的全部内容。我又问他在美国做啥工作？他这样回答我：“咱不谈这行吗？”

于是我略过前面的不提，直接问他目前的情况：你开什么车？“我有很多很多车……我只是把它们搁在车库里。”我又问他是什么品牌的车？“各种品牌都有。”最后才摸清楚他共有17辆车：一辆1956年产的吉普车、一辆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一辆法拉利(Ferrari)、一辆劳斯莱斯(Rolls-Royce)，实际上各种豪华名车应有尽有——但他说自己给希望成为富豪者的一点忠告是：“别买奢侈品”。

不清楚这是否属于不合逻辑的推论、故意违反直觉、还是在反思自己的经济状况？2004年，朱骏的网游公司第九城市(The9)获得了网络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据胡润中国百富榜(Hurun Rich List)统计，他是中国大陆第57位富豪，个人财富达2.05亿美元。由于公司营业收入的90%来自《魔兽世界》的代理，2009年代理权到期后，他也因此被挤出了富豪榜。去年，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的第九城市净亏损2.84亿人民币（约2800万美元），但朱骏对另一款网络游戏《火瀑》(Firefall)会帮助公司重振旗鼓充满了信心，这款游戏由他自己控股的工作室所开发。“有一件事是明确无误的，”他说，“那就是我花在申花队身上的钱并不算多。”

我问他为何最近威胁要卖掉俱乐部。“谁告诉你这件事？”他厉声问道。我指出是他自己把这贴到新浪微博（Sina Weibo，中国版的Twitter）上的。“我当时是气糊涂了，”他说，并坚称球员也明白这不是他自己的本意。“球员不关心这些，他们只为给他们付薪的老板踢球，”他说。

我问他：走马灯似地换教练，是否也是同样出于心血来潮？“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优秀教练，”他说。“一年换两个教练并不算不正常，理由是我们不兴长远规划，中国与欧洲的国情不一样。”

“足球能表达中国人的思想，”他说道，显得又像个哲学家。“足球能帮助我们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思想：中国看球的观众有4到5亿，年轻人将来会理解这其中的道理。虽说这样考虑问题似乎很荒谬，但我们还得想方设法这样去做。”尽管他说自己还要老生常谈，但他担心自己死后“几十年”后别人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我问他眼下打算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自己：他立马回答道：“我”。但即使在中文中，“我”也不算形容词，所以翻译与我都以为他没理解问题，于是紧追不舍。但朱骏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就是他要表达的形容词，他仍然坚持己见。我觉得朱骏“与众不同”的特质是固执：他的语法、他锲而不舍地网罗国际球星以及他的手下员工的阿谀奉承，无不如此。看来对于朱骏来说，世上无难事。他总能得偿所愿，从不甘心接受失败。我俩午餐会后两周，德罗巴正式签约上海申花队。

帕提•沃德米尔是《金融时报》上海站记者，Shirley Chen补充报道。

译者/常和

“这是有史以来本人吃得最早的午餐！”格雷格•戴克大声说道。我刚听到他只言片语的欢快伦敦腔，就看见他大踏步走进苏荷区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 in Soho)的餐厅，此时正值12:07，餐厅几乎空无一人。他抓住我的胳膊以致问候。这位英足总(English Football Association)及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主席、BBC前总裁（只是他担任的众多头衔中的三个）对于挑选这个时间段颇感自责。

午餐为何要定这么早?“因为本人还是大使剧院集团(Ambassador Theatre Group)主席，我们今早8点举行了‘赞助机会’（sponsorship opportunity，即筹资）活动。”

是否觉得头衔有些太多了？“这非常适合本人的智商。我从不擅长在一件事上专注过长时间。”但拥有这么多头衔，生活不显得太疯狂了吗？戴克看似细想了一下，然后回答道：“不，忙碌比无聊更有意义。”尽管如此，自己难道不愿意过——“退休生活？”还没等我说出口，他就打断了我。戴克今年已66岁。“不是这个意思，”我赶忙补充道，“但你知道，没想过到法国南部安享晚年？”

“我觉得自己退休后也不会甘心种种菜，那样我成了废物一个，会心生腻烦无聊。”

午餐期间，我还有很多话题要采访他，然而不到三分钟，真相就已暴露无遗。本希望打探出这位学习成绩糟糕的中下层孩子如何成长为BBC这家政府机构真正的总裁；希望了解这位前BBC总裁为何会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因与布莱尔政府就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报告发生激烈争执被迫辞职后，愤懑不满的BBC员工打出横幅标语要求其留任？简言之，我希望了解戴克事业成功的秘笈，而他已把一切显露无遗。

必须承认，我是一周后重听午餐采访录音以及仔细回想整个采访过程后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抓住我的胳膊致以问候——这种亲昵的身体接触动作在英国不熟悉的人之间几乎闻所未闻。戴克已过花甲之年，谢顶、身材不高，但他巧妙地把它们转变成了优势——这让他显得毫无威胁性。他还对我提的空洞问题作苦思冥想状。随后他不断进行自我贬低（用英国人的标准来衡量，有点过了头）：精力无法集中、已过“花甲之年”以及糟糕透顶的园艺水平。说这一切时，语言直白，语调嘶哑又故意压低，担任高层30年始终未变的口音。这位BBC前总裁显得和蔼可亲、中规中矩。

世纪俱乐部位于沙福兹贝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大门不显山露水。难道这就是戴克最喜欢的俱乐部？“非也，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的地盘，我去那儿仅仅由于英国电影协会就在隔壁紧挨着。没关系，这儿挺不错的，无需循规蹈矩。”一份安排满满当当的今日日程打印表就巧妙地隐匿在他身旁的盘子底下。他从桌上的大浅盘中抓起面包就啃。然而，订起餐来却是异常沉稳：先是点了豌豆火腿汤，而后是世纪俱乐部的特色沙拉。遵照现代伦敦午餐习俗，他没点酒水；我则点了血肠以及意式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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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从小在伦敦西边不远的海耶斯(Hayes)长大，他是三个儿子中的老幺，爸爸是保险推销员。“我15岁才第一次进餐馆吃饭，”他回忆道。“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位于阿克斯布里奇(Uxbridge)的Swan & Bottle牛排吧。老爸一直觉得：下馆子吃饭荒谬绝伦。他是个穷光蛋，但我们若要出去，他总这样说，‘你妈做的家常饭要好吃多了。’当然老妈愿意下馆子，这样她就不必再做饭了。我记得25岁那年有人带我去赴宴，这差不多是我的第一顿商务午餐——我觉得那已是自己人生的极致。我被那个场面吓着了吗？没错，我们这帮去赴宴的人都被吓傻了。要知道，这是首次到萨沃依(Savoy)这种高档酒店……富丽堂皇，看得我们眼花缭乱。”

戴克追溯自己早年支持工党(Labour party)的部分原因就是对升中学甄别考试(11-plus exam)深恶痛绝。他哥哥未能通过该考试。“这真是家庭悲剧，我父母都抓狂了”，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他本人则通过了升中学甄别考试，但只有一门课程优秀，因而以E级（相当于及格）水平从海耶斯语法学校(Hayes Grammar School)毕业。而后成为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的培训部经理，但很快就被炒了鱿鱼；他后来开玩笑说所有人都应该从玛莎百货干起，因为从那以后的境况就会逐步好转。他下一个工作是担任《赫林顿镜报》(Hillingdon Mirror)记者，并对政治萌生了兴趣；当了几年新闻记者后，1971年他以成人学生身份进入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深造（一切自然而然，他如今为约克大学校长）。

毕业后，戴克一度是个失败者。他作为工党候选人参与竞选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但惨遭失利，自己还曾一度失业。他说，自己是坐在旺兹沃斯公园(Wandsworth Common)一根圆木上在沉思中度过自己的30岁生日，“我到底怎么啦？”1977年，朋友为他在伦敦周末电视台(London Weekend Television, LWT)谋得了一份研究员职位。

戴克逐步成为电视界的传奇人物。担任濒临倒闭的TV-am电视台总编后，通过滑稽木偶罗兰鼠(Roland Rat)成功提升了收视率；同时获得了“媚俗”的名声，但1991年，他成功出任LWT台长。

“担任LWT台长第一天，诸事不顺利，”他说。“但我勇敢地走出办公室，向每位员工致以问候。这占了我一天时间，但如果放下架子与员工交流，他们就很可能转而支持我。1989年，我受电视台委派去哈佛大学进修了三个月。真正勾起我兴趣的是一位名叫约翰•科特(John Kotter)的老师。那时候，大家都在教授领导学这门课程，但他是本人所见过的、第一位以学术方式讲授管理与领导的差异的教授。”

管理与领导的差异究竟是什么？“也正是会计师只能成为优秀经理、而无法成为优秀领导的原因所在。尤其在创造性行业，员工必须觉得你与他们彼此理念相通。对方若觉得你在意的只是业绩，那么公司的麻烦便会接踵而至。”

尽管如此，LWT的业绩不断攀升。1994年，当格兰纳达广播公司(Granada)吞并LWT时，戴克获利700万英镑后离职而去，但他对失去公司异常伤心。

我俩都没太在意开胃菜，部分原因是我俩已经开始聊起足球来了。在戴克之前，几乎没有电视台台长对转播足球赛事感兴趣。在上世纪80年代执掌LWT体育节目时，他每年付给足球俱乐部主席1200万英镑，从而获得全年联赛的电视转播权。“这些俱乐部主席都睁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愉快地回忆道。当时诺丁汉森林队(Nottingham Forest)的总经理布赖恩•克拉夫(Brian Clough)对他说：“戴克先生，我想与您握手表达敬意，因为您是赋予足球应有尊贵地位的第一人：每年拿出1200万英镑赞助。”如今，20家足球俱乐部组成的英超联赛(Premier League)每年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大约是16亿英镑。

1990年，五家足球俱乐部决定发起成立英超联赛，而那次发起会晚宴的东道主正是戴克本人。但他否认自己创建了英超联赛。“大卫•戴恩（David Dein，当时是阿森纳队副主席）是我所遇见的、最具足球革新理念的家伙。是大卫•戴恩创建了英超联赛，主意是他出的。2007年戴恩离开阿森纳队队后，该队再未恢复元气，”他说。

戴克本以为LWT会得到英超联赛转播权，但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天空电视台(BSkyB)抢先一步。您失算了，我提示他。“我们误判了，”戴克愉快地认同我的说法。“但我们终会失算，因为从付费电视获取的潜在收入要远远多于广告赞助。”

离开LWT后，戴克担任曼联队(Manchester United)董事，同时经营皮尔森电视台，当时电视台还属于《金融时报》母公司培生集团(Pearson)。1999年，他出任BBC总裁。“入主BBC前，我的年收入是100万英镑，但BBC总裁的年薪是30万英镑。我从来不为钱工作。我是个怪人，只要心情舒畅，到头来总能挣得盆满钵满；再说谁会拒绝担任BBC总裁这种要职？”

戴克是BBC首位既没上过著名私立学校、又不是从剑桥牛津毕业的总裁。批评人士指责其“节目媚俗”，尤其是在他把新闻从晚9点移至晚10点后。但他推出了公共广播数字电视服务节目Freeview，并使BBC一台节目收视率首次超过了LWT。“有人问我，‘你不觉得这是个难活？’我回答道，‘似乎不太难。要知道政府每年给我35亿英镑经费，我则负责把它们全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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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分道扬镳始于2003年5月29日，当时BBC记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在电台节目中说唐宁街（Downing Street，首相府）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刻意渲染”以及“添油加醋”。首相府对此十分震怒。2004年，赫顿勋爵(Lord Hutton)的调查报告为政府开脱了罪名，并批评了吉利根的报道与BBC管理层。“调查结论荒谬可笑，”戴克气不打一处来。然而，BBC董事会革去了他的总裁职务。戴克说：“从历史维度看，BBC董事会已在重大事务上丧失了傲骨。”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查无踪影，“添油加醋的文件”成为全英国的精神创伤，成为英国版的水门丑闻(Watergate)。许多英国人得出结论：政府有意误导国民参加伊战。戴克的精神创伤则只是属于个人。布莱尔(Tony Blair)想方设法希望弥补缺失。“他邀我喝茶，”戴克回忆道。“但我拒绝了他的邀请。我与布莱尔的关系（压根不算什么）彻底破裂。我觉得布莱尔现在非常可悲，尽管腰缠万贯，但他背叛了工党的根本理念。我觉得他为人不地道，一天到晚周旋于一堆不可靠的中东国家之间，靠为他们出谋划策赚取大把银两，你觉得此等人是何货色？每当有人与我谈高管薪酬、说谁都不能挣得比首相多时，我就乐了。我总是这样说，‘且慢，您说的是首相大人担任首相期间的薪水还是指他未来20年所挣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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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如何看待自己的去职？要知道，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担任的最显赫职务。“我记得自己生了好几年的闷气。直到有一天我女儿对我说，‘为啥就忘不了呢？’我想了想觉得，‘对呀，言之有理。’”

他从BBC获得45.6万英镑补偿款，其中包括一笔8.1万英镑的奖金。BBC如今因解雇员工支付过多的补偿款而麻烦不断。我问戴克是否获得了过度补偿？他说自己把奖金之外的补偿款悉数捐给了约克大学。并指着我说：“主要原因是我不想回答你提的那个问题。但记住，本人并不差钱，因此这些钱对我来说压根不值一提。约克大学真有个叫格雷格•戴克、教影视学的教授。有一天，我解释捐钱的原因是自己觉得这钱来路不干净。那个家伙这样对我说：‘我就是教如何挣脏钱的教授！’”

BBC给的解职补偿款是否太高了呢？“BBC的问题是高管薪酬定得太高。因此，他们的解职补偿款就必然很高。”

我俩要的主菜已经下肚，却没太注意它到底是什么。戴克要了“小份牛奶咖啡”。我说他注重很健康饮食。在英国，这算是某种指责。“这是因为我起太早、早餐吃太多的缘故，”戴克为自己这样辩解。

离开BBC后，他担任了更多主席头衔：在自己心爱球队布伦福德队（Brentford football club，董事们有时“不得不举行慈善募捐以支付球员的薪水”）以及英国电影学会。“接受采访时我曾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这压根不是英国电影协会，而俨然成了伦敦电影协会(London Film Institute)。’”为了扭转这一状况，英国电影协会建起了专门的网络视频播放器BFI Player，这个点播平台给全体国民提供本国经典影片（多数为免费）。

在英足总，戴克掌管英国足球以及长期战绩不佳的国家队。我俩午餐会没过几天，英格兰队就夺得了2014年世界杯出线权，但整个国家队的情绪依然悲观低落。“温格(Arsène Wenger)曾对我说，”——戴克模仿起阿森纳队主帅的法式口音——“您为何要执掌英足总？要知道，得花上10年才能让英国足球真正见效，球迷很快就会忘记你。”

但戴克想干这份活。19岁时，他观看了1966年世界杯的大部分比赛，这是英格兰唯一一次夺得世界杯。“我当时在西伦敦工作，完全能在比赛前一天驾车去温布利球场(Wembley)买票。”

他列举了自己最喜欢的球星：贝斯特(George Best)以及吉格斯(Ryan Giggs)。很显然，这两位都不是英格兰人。戴克在上月的一次演讲中坦承：“英格兰队没有辉煌的战绩史。”当时他为英格兰定的目标是夺取2022年世界杯冠军。他曾抱怨英超联赛的赛场拥有太多外籍球星，英格兰本土球员很难取得突破。

我说这也许是英格兰球员还不太优秀吧。“情况可能是这样，”戴克回答道。“抑或说可能没给他们创造成功的阶梯。英超联赛也有大量名不符实的外国水货球员。”

我俩约定的午餐时间到了，戴克也是诸多重任在肩，但两个大男人侃起足球来就出了名地难说再见，于是又多聊了25分钟，争论的焦点是为何英格兰队老是壮志未酬。

戴克一直在兜售这样的观念。“布伦德福德队的老板是马修•贝纳姆(Matthew Benham)吧？他统计了英格兰队的所有数据，他说英格兰队战绩不佳的最大一个原因是运气不好。他说可以通过罚点球而不是抽签来决出胜负。英格兰队已有四五次因罚点球而惨遭淘汰（这就是英格兰队的结局）时，他说如果运气稍好点的话，英格兰队就能赢上一、二回了。”

我们本可以无休止地聊下去，但戴克必须赶去与某政客汇报足球事宜。我问他会以何种方式被后人铭记。“我在BBC工作时，有人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您希望员工如何评价您？’我回答说，‘本人离任时，希望员工能说，‘我来BBC之前，这儿就是个特别温馨的家。’我想说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好了，希望这一代孩子比我们更体贴家长。我29岁时，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车坏了而给父母打电话，但我自己的孩子会这样做，好像我啥都能搞定似的。但我的孩子也经常打电话找我闲聊，我们那时从没这么做过。”

回答无懈可击，避免了太过自负以及道貌岸然的自谦。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可能没教过学生这样的管理学秘笈：待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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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俱乐部位于伦敦沙福兹贝里大街6163号，邮编号：W1D 6LQ。

豌豆火腿汤：6英镑

血肠：9英镑

世纪俱乐部特色沙拉：10英镑

意式饺子：12英镑

2份矿泉水：7英镑

浓咖啡：2.5英镑

牛奶咖啡：3英镑

总计（包括小费）：55.69英镑

译者/常和

与当今世界最具才华、也是最捉摸不透的台球运动员共进午餐就定在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Roka餐馆，这家雅致的餐馆荟萃各种日式特色菜，里面食客如云，他们谈兴很浓，餐费大多可报销。现役台球选手、五届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罗尼•奥沙利文(Ronnie O’Sullivan)之前多次光顾这家餐馆。“我认为这是家本地餐馆，饭菜质量上乘，”37岁的奥沙利文柔声说道，话音中略带埃塞克斯(Essex)口音。他饶有兴趣地盯着一盘正端往旁边餐桌的开口壳斑节对虾。

奥沙利文以疯狂的清球速度而荣获“火箭”(“Rocket”)绰号，在很多人看来，他是有史以来最具天份的斯诺克选手。今年五月，在最负盛名的谢菲尔德(Sheffield)斯诺克世锦赛上，奥沙利文最终折桂，尽管他在过去的一年中未曾参加过任何职业比赛，试问当今台球界如此赢球舍他其谁？诸位设想一下，若网球选手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休战一年，然后再强势回归勇夺温网冠军，其中难度该有多大？

与许多人一样，我也是个普通的斯诺克爱好者，但却是奥沙利文的铁杆拥趸：他是斯诺克界最后的万人迷，不由得让台球迷回想起昔日的那些激情岁月：当时1800万电视观众如痴如醉地收看“飓风”阿历克斯•希金斯(Alex “Hurricane” Higgins)以及“白旋风”吉米•怀特(Jimmy “the Whirlwind” White)等顶级选手的精彩赛事。但我以谨小慎微的态度对待我与奥沙利文的午餐会，这位访谈嘉宾是当之无愧的争议性人物。有时他似乎恨透了斯诺克，而他又是天才选手。

就在我上次采访他的那一周，奥沙利文又闹得满城风雨：他暗示斯诺克比赛的假球行为可能会变本加厉，几天后他又收回了自己的相关评论。“大家都了解我的为人与球风，”勇夺今年的世锦赛桂冠后，他曾以略带歉意的口吻说道，“我情绪的确不太稳定。”

他今天显得率真、随和、轻松自在，与他的火爆脾气判若两人。他点菜的速度堪比击球速度。“剥皮对虾，知道吧？”他问服务员，然后转向我说。“当时咱俩都喜欢这道菜的外观，没错吧？您还想来点啥？肉还是鱼？”我回答说除了不吃菠萝外啥都行。

“行，”他对服务员说，“我们就多吃点海鲜，吃鳕鱼，这家餐馆的鳕鱼味道做得不错。黑鳕鱼行吗？咱就点它？还要米饭吗？”奥沙利文的母亲是来自伯明翰(Birmingham)的意大利裔，在餐桌他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时，我才看出一丝苗头。“你若觉得还吃不饱，”他说道，“等会儿咱再加菜。”

他没要酒，转而要了绿茶。他并非滴酒不沾，他过去曾酗过酒、吸过毒。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飞越迷梦》(Running)中，他坦承自己曾参加过酗酒者互戒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以及麻醉药品滥用者互助协会（戒毒会，Narcotics Anonymous）的活动。《飞越迷梦》书名就取自于成功戒掉酗酒与吸毒陋习的强制性活动。他甚至承认：每年都有好几天自己想尽情放纵一下时，就会“旧瘾复发”。

当我问他何为“放纵”时，他苦笑道，“唉，就是一年365天中，自己有时想肆意渲泄自己，可能持续一天、两天、或是三天，自己想离经叛道一下。”我对他说这没啥大碍，进而问他如何把握这个度？“实际上就压根不该这么做。我只是觉得自己不能恣意妄为、没有底限；也明白自己若是练长跑，身心就不会过度疲乏。”

他首次练长跑约在十年前——货真价实的越野跑，和长跑俱乐部的队友一起沿着埃平森林(Epping Forest)的泥泞土路跑上七、八英里。他每周的长跑量约为30英里。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太过壮实（超重太多），但今天他穿着紧身牛仔裤与带帽黑上衣，身材显得十分匀称。

“哇噻，我心爱的美食，我啥时候都喜欢吃，”当服务员端来两盘包子时，他高兴地说道。一盘是牛肉、生姜及芝麻馅，另一盘是用辣椒黑鳕鱼龙虾馅。“我妈妈有西西里血统，因此我吃的总是离不了意大利面，而且我姥爷全家都特能吃。”他用筷子夹送包子入嘴，一边嚼一边说：“因此嘛，我真得应该有所节制，否则自己真变成肥肥的猪小弟(Porky the Pig)了。”

我设法把剩的最后一个龙虾包子留给他，但他坚持说：“你吃了它，还有好多菜没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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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小在切格威尔(Chigwel)长大，如今仍居住于此，这个富人聚居区位于伦敦金丝雀码头东北方的郊区。奥沙利文打小就崇拜七届世锦赛冠军、苏格兰人斯蒂芬•亨德利(Stephen Hendry)。父亲专为他在花园尽头修了一间斯诺克练习房。奥沙利文很显然是个台球神童：10岁就打出自己的第一个100分；15岁成为有史以来打出147满分杆的最年轻球员；17岁成为排名赛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冠军。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吉他手基思•理查兹(Keith Richards)通过乐队队友、奥沙利文的挚友朗•伍德(Ron Wood)结识对方，他称奥沙利文为“斯诺克界的莫扎特”。

奥沙利文对此称谓一笑置之。获得自己首个100分后，他在学校观看了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影片中的艺术大师莫扎特桀骜不驯、满口脏话。“那是我当时所看过的最棒影片，没觉得莫扎特有啥不正常，认为他只是在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

然而当别人称他台球神童时，他明确表示不解。“我觉得自己并非天才，”他说。“本人从来就不是最具天份的台球手，我练得特别刻苦。”我对此存疑：因为就是他，在1997年的世锦赛上，仅用时5分多钟就打出147的满分杆，要知道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快记录。

他承认自己好多次曾有这样的想法：“哇噻，我的击球速度独步天下。而且我也知道别人也清楚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快击球速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因此倍受关注。”

我们点的两碗米饭到了，同时还有一盘斑节对虾，硕大的对虾被剁成大块，并用日本柚子豆面酱料(yuzukosho)烹制而成。他先尝了一点，然后用粗俗的语言准确评价道：“真他妈的好吃。”

奥沙利文的致命弱点是过分追求尽善尽美。他比赛失利后往往会有极端出格的行径，如2006年的世锦赛（电视实况转播），在对阵亨德利的比赛进行到“中盘”时，对自己球场表现失望之极的他选择中途退赛。

“打出尽善尽美的比赛是可能的，”他说，手中的筷子从碗里夹个不停。“我对此深信不已，这是本性难移，因为自己真做到完美时——就感觉这是最美妙的时刻。这是自己终生孜孜以求的东西，而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自己还会继续奋斗不止。”

他认为自己的巅峰时期是14、15、16岁那阵子，当时他自我感觉酷似“一台永不知疲倦的机器”。父亲不断督促引导他，时刻给他灌输并非与生俱来的争强好胜意识。

“我当时就想一门心思打球，”奥沙利文回忆道。“即使输掉比赛，我也从不闷闷不乐，反而会直接问老爸，‘我能去参加下场比赛吗？’老爸就会看着我（他会因为我持此态度而重罚我）说，‘你应该感到伤心，前几天你让我茶不思、饭不香，因为你输了比赛。’”老爸每每想起这段往事，都会开怀大笑。老爸的名字也叫罗尼，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做事专横跋扈，但也很亲切。”

奥沙利文家境不错，但行当属于旁门左道。他父亲在伦敦苏荷区(Soho)经营性用品店。孩提时代，他就记得装满现金的信封落入父亲邮箱筒后发出的砰砰声。1992年他转为职业台球运动员，父亲因参与夜总会斗殴以杀人罪入狱。法官裁定该案件存在“种族色彩”，年少的奥沙利文坚持父亲清白无辜。

在他看来，老爸所犯的重罪（杀人罪）是太乐于替人排忧解难造成的。“他为人两肋插刀，从不计后果，”他说。“这是老爸栽的一个大跟头，这也是他最终锒铛入狱的原因；他爱打抱不平，就是这类人——‘别人有难，那么我就会拔刀相助。’”

他父亲坐了18年大牢后，于2010年刑满释放，如今就住在这附近。父亲入狱18年，是否激励他不断进取？“我要误入歧途很容易，但他的忠告言犹在耳——‘练好身体、坚持做好这、坚持做好那，’我时刻牢记他的谆谆教导。”但奥沙利文的确曾误入歧途，1995年，他母亲因逃税也被判入狱一年。“当我爸妈……”在找寻合适的词表达意思时，他略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在家时，我沾染上了酒瘾与毒品。我大量吸毒——当时醉生梦死。在斯诺克赛场上，我的表现一塌糊涂，毫无战斗力。”

前后判若两人是其台球生涯的一大特征。尽管孩提时代战绩辉煌，但直至2001年，他才真正夺得世界冠军。他因意志消沉及精神疲惫而错过了很多场比赛。1996年，他因用头撞击裁判而被罚2万英镑。2008年，他在中国公开赛的记者招待会上竟爆黄色粗口。中国是斯诺克新开发的举足轻重的市场。

我问他是否对这些“疯狂时刻”（奥沙利文本人如此称谓）心生过愧疚。“没有，丝毫不存在愧疚。它们属于成长中的经验累积，”他回答道。我于是问他：甚至对头击裁判事件也不觉愧疚？该事件引发的原因是该执法裁判试图把他的一位朋友请出选手休息区。“这是裁判自作自受，”奥沙利文略微坐直身子后厉声说道。“他活该。我当时道了歉，并说，‘非常对不起，’但我不会回家后对此悔恨交加、痛心疾首。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去你妈的，我不能受这种污辱。’”

这时服务员走过来，端上用香蕉叶包裹的黑鳕鱼片。“真棒，”奥沙利文赞道。

他最近一次掀起的波澜事后证明处理起来最为棘手。三年前，他卷入法律诉讼案，起因是争夺与前女友所生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七岁的女儿Lily以及六岁的儿子小罗尼。就子女探望权相关条款引发的诉讼案让他错过了好几场比赛，此举招致斯诺克官方管理机构的极度不满。为此他曾一度放弃长跑，并患上了恐慌症。如今他仍深受失眠症之折磨。但让人不可置信的是：每天晚上只睡3个小时的他竟勇夺2013年世锦赛桂冠，要知道，整个赛程长达17天，比赛紧张激烈。

“这是重量级比赛，但有时我也觉得，‘去你妈的，自己真想再经历一次轮回？’穿着内衣裤与T恤衫坐在房间里，深感心力交瘁。自己不愿出战，因为内心既恐惧又焦燥，而观众想对我说，‘好样的，罗尼，打得真漂亮，’而内心则觉得，‘自己就想纵情嚎叫。’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情绪宣泄时是啥模样可见一斑。“实际上在过去3、4年，我哭的次数超过以往的总和，”他对我说。“很多次是由孩子引发的，我深深地爱着他们，对他们永远不离不弃，一直会把他们抚养成人。然而，我被迫进行可怕的法律诉讼，争夺与他们共度短暂时光的机会。”

他的声音开始哽咽，眼中闪出了泪花。突然间他呜呜哭了起来，背靠着椅子，并用揉皱的白餐巾擦拭泪眼。我试图缓和一下气氛，但无济于事。让我惊恐不已的是：我俨然成了《金融时报》的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平媒记者之一，电视节目“英国达人秀”同时也是“美国达人秀”的评审，是三位评委中口味最刁钻，评判最严格的一位）。

“都怪我，”他喘着气说，并拿走了擦拭眼泪的餐巾。“我不该谈论这事，没想到自己会失控；自以为有能力应对，我没事，真没事。让你见笑了，你也有孩子，理解为人父的感受，为了孩子你也会豁出去的”——他加重语气说道。

他一用筷子把鳕鱼片与米饭拨拉进嘴巴，我俩就实现了角色互换。就是这样，我对罗尼说：你把鳕鱼都吃完，它们可是营养丰富。

“哎哟，好笑吧？”他已恢复了神情。“我觉得一切都已不重要。对于合同签定时试图对我施加压力的相关法规条款，本人心知肚明，我毫不在意，想要什么你就拿去好了。我已经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去年世锦赛夺冠后，他的小儿子从观众席中跑出来与他共享胜利。“对我来说，一切都已过去，我无需再证明什么。我费尽周折获得他的抚养权，然后把他带到决赛场，你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激动心情。”

服务员过来给他添满绿茶。“还想再吃点啥？你还饿吗？”他对我说。他要了菜单，然后我俩又点了一份由辣椒、柠檬以及蒜味酱油烹制而成的鸡肉。这道菜端上来时，“火箭”奥沙利文重归沉着冷静。他把没吃完的米饭给我。我俩又点了两份布丁：我要了荔枝冰糕，他则点了日式拔丝香蕉煎饼。

临近不惑之年，他自认为展示了最佳竞技水平。他把这一切归功于知名体育心理学家史蒂夫•彼得斯(Steve Peters)，对方帮他成功解决了情绪波动问题。球场之外的生活也渐入佳境，他有更多的机会定期探望孩子。今年初，他与女演员莱拉-罗阿斯(LailaRouass)订婚。然而，他的好运“终结于”布丁，他吃了几匙后就把那又甜又粘的布丁递给我。“想吃点吗？尝尝吧，你把剩下的一半吃掉。”我用匙子舀了一大口，已坦然接受午餐贪吃客的角色了。

我们的访谈以领悟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烹调技术而结束。奥沙利文与这位喜爱斯诺克的设计师已成莫逆之交。他还回忆起颇感愧疚的一次“疯狂时刻”：当时他威胁要把斯诺克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大劲敌亨德利发配回“苏格兰过可怜巴巴的卑贱生活”。有好几年，亨德利都不愿和他说话。“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干得最糟糕的蠢事，因为他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

服务员过来端走了盘子。“没啥大不了的，对吧？”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情绪失控了，有点丢人现眼。”

不用担心，我向他保证。掉几滴眼泪不必无地自容。“费德勒也哭过吗？”奥沙利文欢快地问道，他很喜欢网球，喜欢勤奋刻苦的纳达尔(Nadal)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费天王。勤奋与天才方能造就成功。“我希望你今天的采访满载而归，”他说道。

《飞越迷梦——奥沙利文自传》(‘Running: The Autobiography’)由英国Orion出版社(Orion Books)出版，精装本售价18.99英镑，网络读本即将面世，售价为9.99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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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a餐馆位于伦敦E14 5FW区加拿大广场(Canada Square )40号

斑节对虾：18.90英镑

西兰花：4.90英镑

日本柚子豆面酱烹制的黑鳕鱼：29.60英镑

辣椒炒鸡肉：13.90英镑

大香菇：5.90英镑

龙虾黑鳕鱼馅包子：12.60英镑

牛肉生姜芝麻馅包子：6.90英镑

2碗米色：5.20英镑

日式铜锣烧煎饼：7.9英镑

水果冰糕：2.50英镑

2杯绿茶：6英镑

苏打水：3.90英镑

总计（包括小费）：132.98英镑

译者/常和

每年八月，纽约就成了一座空城，城里的上流人士不是赶赴汉普顿斯(Hamptons)的私人海滩、就是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起伏无垠的原野度假。可谓只见其名在门上，难见其人在家中————当然时尚界人士除外，因为每年9月6日开幕的纽约时装周(New York Fashion Week)就在眼前了。

“哦，我每年8月回纽约，”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拉(Carolina Herrera)笑着说。她旗下公司年销售额已达十几亿美元，她专为那些东奔西走的达官贵人设计服装，其中就包括新任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肯尼迪又是玛莎文雅岛(Martha's Vineyard)的夏日度假常客。“这就是干这一行的代价，但我真的喜欢这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

我俩在圣安布鲁斯餐厅(Sant Ambroeus)见面时，当然并无条条框框的限制。圣安布鲁斯是家意式餐馆，位于纽约曼哈顿西村(West Village)的名流居住区。此处绿树成荫，遍布红砖砌就的褐沙石豪华房屋以及盛开着白花的梨树。事实上，如今这儿几乎空无一人，以至于我不禁纳闷为何选在这里见面。整天与名流打交道的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拉，自己的办公室位于纽约时装区的黄金地段，却舍近求远到市中心来赴约，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难道是想增加影响力？知名设计师似乎总想增加影响力。或是实地打探开设新店的理想地段？抑或她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一样，喜欢清静独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79年曾完全参照庇隆夫人(Evita)的模样，给海莱拉创作了一幅丝网印刷作品，自此以后，她尽人皆知。）

“我女儿帕特里夏(Patricia)就住在附近，”当我问海莱拉为何选此处见面时，她这样说。“我俩常来这儿，我希望你也能喜欢，我觉得这儿有家的温馨感。”

海莱拉夫人创建自己的时尚帝国，凭借的就是这样的理念：希望与人分享其光鲜亮丽的生活方式————生活阔绰、富有教养、国际视野、谨慎持重，而她就是这一切的化身。卡罗琳娜•海莱拉更为人所知的称谓是海莱拉夫人，这既是出于对其实际年龄的尊重（她已73岁），也是因为她身上特有的那种老派优雅举止的需要。

她赴约时，上身穿着抽象风格的米色及黑色大丽花图样点缀的绿色短上衣（选自自己设计的秋冬季服装系列），再配以得体的围巾、黑色短裙以及双耳大珠母坠挂件，显得再合适不过了；金色短发往后梳理，显得气度不凡。事实上，她的时尚形象总是那么完美无缺（这就是为何她多次荣获国际最佳着装奖(International Best Dressed List)的原因）。1980年成功荣登名人堂，并于2011年被《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评为有史以来最会着装的女性。她本人又是自己时装的最佳模特，明快风格的白色衬衣配塔夫绸料蓬蓬裙已成时尚经典，让好几代人对定制衬裙连衣裙以及套裙念念不忘，让心仪者欲罢不能。这种始终如一精心打造出的形象光彩照人，在我这时尚主编面前，都显得咄咄逼人，其他女性的强烈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她们大多都说“我希望装扮成她的模样。”她则因此而挣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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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她本人并不愿意这样形容自己。海莱拉喜欢这样答复我这样的询问者：“我只是制作服装，感兴趣的只是美的东西以及让女性更靓丽。” 这样的回答似乎显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通过说自己“只是制作服装”。 出生于加拉加斯的海莱拉也已成为一系列现代时尚元素的象征。她不仅展示了女性创业能力（她创业时已41岁，在谢里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看来，海莱拉在服装界出类拔萃之前，在这一行早已“成绩斐然”），展现了拉美新兴时尚市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而且标志着专为名流设计服装的社交型设计师的崛起。但冷静斟酌后，发现她的这个回答也是个性十足。换个说法也能说明她的性格：尽管她曾多次获邀担任电视真人秀节目《天桥骄子》(Project Runway)的评委，但一直拒绝参加。

“那些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视节目，”她说，并朝为我倒苏打水的服务员微微摇摇头，然后又低声说道，“给我倒静水”——“诸如《暴徒狂妻》(Mob wives)，内容全是讲自己：谁希望这么个活法？瞧瞧大家一天到晚关注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以及其体重这类花边新闻。我敢肯定这是她有意为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被健康减肥咨询机构慧俪轻体(Weight Watchers)相中。”她翻了翻白眼，然后问道：“您说啥话题最无聊？”还没等我开口，她就脱口而出，“我对你说：那就是聊自己！”

采访的开场白就如此调侃自己，似乎有些犯忌。但海莱拉受过良好教育，因为她这样回答道，“人的一生就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接受良好教育以及谨言慎行”。抑或她后来的说法， “我被认为是品牌代言人，但我觉得自己是凡人一个。”点完菜（她要了意大利面，本人则点了三文鱼塔塔、朝鲜蓟沙拉）后，我决定转向政治话题————今年四月以微弱优势当选委内瑞拉总统的马杜罗(Nicolas Maduro)，我觉得这个话题似乎不偏不倚，于是问她投票了没有？

“我当然投票了，”海莱拉说。“我每次都参加。但我就在纽约投票。我投票支持恩里克•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委内瑞拉需要变革。若一切顺利，我会说选谁都没问题，但如今经济出现了大问题，反对党候选人卡普里莱斯年轻有为、理念又新，不选他选谁？”她经常回加拉加斯，最近一次回国是11月参加自己孙子的婚礼。但她也说：“我设法不谈论政治，因为我女儿和外孙女目前仍生活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是个美丽的国家，但时刻有危险，我不希望出啥不测。”这让我引出的政治话题“半路夭折”。

生活在加拉加斯的是她的大女儿梅塞德斯(Mercedes)。海莱拉和她现任丈夫、《名利场》杂志专稿编辑雷纳尔多•海莱拉(Reinaldo Herrera)育有两女，帕特里夏和小卡罗琳娜。另外两个女儿——梅塞德斯与安娜•路易莎(Ana Louisa)是自己与首任丈夫、地主吉列尔莫(Guillermo Behrens-Tello)所生（他俩结婚时，海莱拉年仅18岁，她24岁离异）。小卡罗琳娜目前供职于海莱拉名下的香水公司，而帕特里夏则专司成衣业。“女承母业益处多多，”海莱拉说。“有啥问题，她们随时就会告诉我，”勿庸置疑，她的两个女儿对品牌推广居功至伟，使她设计出的服装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孩提时代，海莱拉全家就常去欧美游历。她有贵族血统，父亲是空军军官，曾一度担任过加拉加斯地区的总督。她与雷纳尔多的交际圈遍布全球。 有一天，她与闺蜜、时任美国《Vogue》杂志主编的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交谈时，提到自己正考虑创建纺织品牌。弗里兰却说“这个想法毫无新意，要是我的话，就进军时装界。”海莱拉对此仍记忆犹新。当时，她的全部服装专业知识仅限于自己离异后，在加拉加斯的璞琪(Emilio Pucci)专卖店打工六个月。但闺蜜的忠言深深地打动了她，不久之后，她在某鸡尾酒会上遇见拉美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老板德阿马斯(Armando de Armas)，对方愿意出资充当其合伙人。

1981年，她在纽约成立了同名时装公司，从此以后公司总部始终留驻纽约。海莱拉说她自认为仍是委内瑞拉人，但却自视是美国设计师。“纽约是世界之都，”她说。“若在这里能创业成功，在天下就畅通无阻了。”

我对她说，哎，这不就是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歌词吗？此时我们点的菜端了上来。但纽约实际上并非举足轻重的时尚重镇。我问她：难道您没有想过若在欧洲创业，不是更声名显赫吗？“我不知道为何有这种说法，”海莱拉回答道，“这种说法荒谬至极，我的意思是，所有欧洲设计师都希望开拓美国市场。所以为何要舍近求远呢？我实在无法接受这种想法。”她的首次个人时装秀就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举办。

“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推出一个系列后，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她说，并用手指着自己的意大利面。“然后消费者购买，我们再接再厉。”她们于1986年推出了低价CH系列香水；1987年，西班牙香水及时装家族企业蓓格(Puig)推出了她设计的香水。1995年，蓓格出资购入德阿马斯名下拥有的公司股权，成为海莱拉公司合伙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她说。如今全球共有95家卡罗琳娜•海莱拉全资门店以及400个时装销售点。她专为杰奎琳•奥纳西斯(Jacqueline Onassis)以及小布什夫人劳拉(Laura Bush)设计服装，也为影片暮光之城四：破晓（上）(Breaking Dawn – Part 1, Twilight)设计了婚纱。

随着巴西与墨西哥成为日趋重要的奢侈品销售市场以及自己在西班牙语世界声名日隆，海莱拉对公司的飞速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去年，她在保加利亚、印尼、巴拿马、巴拉圭以及乌兹别克等10个国家新开设了门店。今年五月，她作为特邀明星嘉宾参加了新加坡时装周(Singapore Fashion Week)，以庆祝自己在该国开设的首家门店。

尽管她是时装界首波交际型设计师的一分子——她们的培训与资质主要在于穿个性时装的能力以及对市场了如指掌（诸如此类的设计师还有德里贝斯(Jacqueline de Ribes)和玛丽•麦克法顿(Mary McFadden)）————但她是事业至今仍蓬勃发展的硕果仅存者，目前仍没退休打算。

“我不会把海莱拉门店彻底改头换面，从而让自己品牌的拥趸者一头雾水。”她说。“我秉承迷人魅力以及始终如一的理念。”尽管如此，她也理解进军时装界随之而来的种种质疑，而这往往会付出相应代价。她说当初刚推出自己的品牌时，她对设计师朋友候司顿（Halston，已故）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时，对方说，“您难道疯了吗？”她对那些进军时装界、却闹得满城风雨的非科班设计师（托里•伯奇(Tory Burch)、贝嫂维多利亚(Victoria Beckham)以及奥尔森姐妹(the Olsen twins)）感同身受，她清楚这些人所面临的种种艰难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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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如今人人都成了设计师，”她说。“成功的歌星与网球明星都摇身变成了设计师！人人都对时装说得头头是道，都能品头论足一番。甚至我的司机对此都略知一二。但真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独到眼光，这至关重要————比院校的科班教育要重要得多。设计师对比例、纹理以及色彩要有独到眼光。这就是为何有人对维多利亚说三道四、说肯定另有高人为她的设计捉刀之类的话时，我就气不打一处来。不亲历为之，就不能妄下定论。维多利亚有她自己的眼光，她言之有据，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她不可能操刀所有时装草图、亲自裁剪所有面料，但从确定每个时装季的主题到如何诠释，她都深度参与其中。然而，她从不伪称一切都是自己亲历亲为。”

没错，她告诫年轻一代的同行：“不要包办一切，打点生意要另请高人。”我问她是否读过谢里尔•桑德伯格的著作。她说自己没读过，但她说对此很感兴趣。我问她是否觉得女性能拥有一切时，她答复说“可以————但不能同时拥有。”

尽管如此，我说她同时把家庭和事业兼顾得井井有条。海莱拉则说，自己创业伊始，女儿上的是全日制学校，而当时时装界本身发展还很缓慢，也容易操控。“如今还能两头兼顾吗？”我问道。“我真不知道，也许做不到。”她说丈夫全力支持自己，但并非像新派男人那样。当问她丈夫是否帮忙做家务时，她不禁笑了。

“哦，他不做，”她说，但随后补充说自己也不愿意他这样：“我觉得女人做家务其乐无穷，女人天生就喜欢操持家务。”海莱拉老公的最大贡献并非在精神上大力支持她，而是“把女儿带走、他们仨一起度春假，可以让我全身心工作！”她说。纽约的春假往往与秋冬季时装周在时间上重合。

我问她做好这一切的诀窍是什么，她回答道：“出色的员工。”与其说她感兴趣的是当一位女权运动代言人，倒不如说她更是愿意为自己母国委内瑞拉大声疾呼的政治活跃分子。但这并非说她不看重自己时尚代言人的角色。这时附近一位用餐者走过来问：“不好意思，您是设计师吗？”海莱拉握着对方的手笑着说“是”。

“这种情况常发生吗?”她的粉丝离开后，服务员过来清理餐桌，我问她。海莱拉承认这是常有的事。“我心情愉悦，”她说。“为啥不呢？这表明我们做得好。”我俩都有意回避甜食，转而点了咖啡，咖啡端上来时，店方免费赠送了一小盘甜点。

也许她喜欢自己的拥趸，但很不喜欢时装秀后台那一套做法————记者搭讪时，要求他们就设计精髓发表高论；而他们献飞吻时，各大时尚杂志主编则恭维他们是“天才设计师”。“‘您的设计灵感源自哪里？’是普天下最糟糕透顶的问题，”海莱拉说。“那些恭维者，雷纳尔多常对我这样说：‘他们还能说啥————我很不喜欢你的设计？’他们不得不恭维一番。但那意味着你不要相信这一套。”

该买单了，但服务员笑着说，“今天算免单。”很显然，他颇为自豪————餐厅对知名时尚设计师很大方。但他们显然不知道我们《金融时报》采访付餐费的规矩，我对此作了解释。服务员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一名叫托德的经理走了过来，他与海莱拉握手，海莱拉则向他介绍了我。托德说传讯部已说过这顿饭算餐厅请。我则回复说：谢谢美意，但本人必须买单。

“她必须买单！她是报界从业人员，”海莱拉以责备的口气说道。托德最终只得同意，随后离开了我们。海莱拉笑着说：“问题在于：店方想免单！而通常买单时，食客一下子都去卫生间了。”她主要是想开个玩笑。但我俩都心知肚明：不管你有多谨言慎行，终有百密一疏的时候。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时报》时尚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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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布鲁斯餐厅位于纽约西四大街259号

苏打水：7.50美元

静水：7.50美元

朝鲜蓟沙拉：19美元

三文鱼塔塔：19美元

Fusillone all’Arrabbiata：19美元

两份玛奇雅朵咖啡：4.5美元

卡布奇诺热牛奶咖啡：5美元

总计（包括小费）：104.73美元

译者/常和

韩寒的笑容一派孩子气，让人放下戒心。这个有明星派头的帅小伙是一名成功的赛车手，有许多女性粉丝，还有许多厂商找他做代言。他非常有钱，也显然不为名气所累。韩寒有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妻子，还有个可爱得不得了的女儿。对了，他还是畅销小说作家，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博主。大家崇拜韩寒，因为他擅长用智慧和指桑骂槐的方式，与中国审查机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只有29岁就这么红，又取得了这么多成就，我想象这应该是个自信满满又难以捉摸、有些虚荣也有些自大的人。但在艺术家餐厅里坐在我对面的却是这样一个人：尽管非常自信，但声音不大，语气轻松得近乎开玩笑，表达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观点。有一度，在形容中国教育如何扼杀孩子个性时，韩寒拿起他的筷子，垂直立在桌上，说：“教育体系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就像筷子一样，它必须得一样长才可以。”

近13年前，韩寒从位于上海郊区的松江二中退学（韩寒在与松江交界的金山区亭林镇长大），从此开始了他的写作事业。他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母亲管福利的，父亲是个不得志的小说家，笔名就叫韩寒，在金山区党报工作。韩寒退学一定是因为厌倦了。他把本应用来念书的时间，用来书写自己对学校的怨恨和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这也就是小说《三重门》(Triple Door)。韩寒说：“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三重门》销量达到200万册，韩寒一夜成名。

尽管后来又写了一些小说（大多数是关于女孩和赛车的），韩寒的生活在2006年出现了一个转折——他开始写一些关于以下问题的博文：审查制度、征地事件、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有毒工厂和被中国经济增长甩在身后的穷人。韩寒的博客迅速成为这个网络发达的国度阅读人数最多的博客。到目前为止，韩寒博客的访问量已超过5亿，他从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博主。《纽约客》(New Yorker)去年夏天的一篇特写中提到，人们对韩寒疯狂追捧，他开通个人微博(Weibo)账户后，吸引了75万名粉丝。鉴于他开通微博后只发了一个字：“喂”，能吸引这么多粉丝已经算不错了。

我们约好在上海西南郊区松江区会面。韩寒就住在那个灰蒙蒙的地区。他为没有约在上海市区内会面表示抱歉，说自己要为下周的比赛试一辆车。韩寒用卖小说赚的钱买了赛车之后，他的赛车事业开始了。（午餐后，韩寒的领航孙强开车送我去浦东机场，车速快得会令刘易斯•汉米尔顿(Lewis Hamilton)自愧不如。）

这家餐馆是新开的，装修得很精致，混合了中式和仿西式的风格。服务员领我进了一个包厢，里面有一张圆桌和几把吱呀吱呀的红椅子。坐下没几分钟，韩寒和他妻子金丽华(Lily)就到了。韩寒穿了黑色皮夹克、黑T恤、灰色修身长裤和黑皮靴。他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韩寒掏出3部手机摆在桌上，这3部手机很少有同时安静的时候。餐厅舍不得开空调，因此韩寒一直没脱皮夹克。金丽华出去点菜的时候，我请韩寒先简要描述一下今日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情况。

韩寒说：“虽然我们不拥有百分之一百的自由，但是可能要比西方国家想象的稍好一些。”他的中文表达流畅而有节奏，常常为了强调而重复一些词或句子。他还说：“我们其实有自由写作跟表达的权利，但是问题就是政府有随时把它删除的权力。”

第一盘菜上来了，是一盘我认不出是什么的白色泥状物（鸡汁豆腐马兰头），还有一大扎鲜榨橙汁。菜放在转盘上，我们把转盘转了一圈，每人取了一些。韩寒又说，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前，有争议的材料根本没机会发表。“有了互联网以后你就可以发表任意的文章，”韩寒说，“只要你不害怕自己受到伤害。”至于哪些内容会触怒审查者，这确实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如果这个负责审查的人今天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可能他们的尺度就会大一点。但是如果明天他们心情不好，或者他们失恋了，尺度就会紧一点。”

又上了一盘菜，XO酱茶树菇鱿鱼须。我问韩寒，他是不是在和审查者博弈，试探他们的尺度。韩寒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不完全是一些博弈。”他补充说，政府或读者都不是他首先考虑的因素。他说：“你不能只为读者写作。你不能为了他们的口味去写文章。”这时韩寒的一部手机响了，他边说边把手机交给了金丽华，她拿着手机去了包厢外。

许多民族主义者攻击韩寒不爱国。还有人说韩寒不够激进。2月份的时候，有人称韩寒雇用枪手写作，韩寒威胁要起诉这个人。尽管如此，韩寒应对批评和审查的方式基本是模糊处理。他说：“如果你想持续地抗争下去，一定要保存自己。”2010年，被囚禁的中国作家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韩寒发表了一篇博文，里面只有一对双引号，那形状就好像奥斯陆诺贝尔颁奖礼上那张空着的座椅。这篇博文点击数达到150万次。

菜开始一盘接一盘地上。有黑椒牛仔粒、葱爆虾球。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端上一盘中式切法的盐焗鸡（好像是在盘里用弯刀现杀的一样）。那道鸡非常美味。大家转动转盘夹菜时，我斗胆问了一个关于薄熙来（曾经行情看涨的政治明星，现已被免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他的妻子因涉嫌谋杀一名英国商人被拘留）的问题。薄熙来倒台，被视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危机之一。

“对我以及许多中国人而言，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薄熙来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国政府的消息是不透明的，它只会给你一个新华社的通稿。”韩寒顿了顿，说，“没有人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当然，我也不知道。但我说，我认为薄熙来最大的过错在于他将民粹主义政策直接带向了群众——绕过了正常的党组织机构。“薄熙来会显得比较高调。”韩寒回答说，“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他跨过了党的组织机构，直接通过《人民日报》向人民来发起文化大革命。”

韩寒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很不喜欢薄熙来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担忧，比如说薄熙来会不会把中国带向一个言论或者社会环境更加紧张，更加倒退的一个情况。”不过，韩寒认为不应过快下结论：“有一点最关键的是，包括对于最后所宣布出来的薄熙来倒台的原因或者说他的太太怎么怎么样，这些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当中发生了什么。”

服务员端上一锅石锅海鲜豆腐。我把话题转回一些不太敏感的话题，关于韩寒早年的写作。韩寒说自己打小就喜欢写作：“老师布置一篇，有的时候我会写两篇。”

韩寒认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对学生进行政治宣传。他说：“我们被灌输了一种仇日情绪。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是，共产党真了不起，获得了抗日战争胜利。但长大后你会发现抗日战争是国民党打下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落差。”

我问及他在去年12月在博客上发布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以问答形式写成，许多他的追随者认为这背离了以往的风格。文中韩寒过于倾向渐进式转变的立场也令一些人失望，艺术家艾未未说文中的观点太过正统。更令一些读者不安的是，这三篇文章受到了官方媒体的称赞，显然是因为这个写书的坏孩子宣扬改革，而不是革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因为有些时候我会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说到这里，他用筷子夹起了一块盘中的鸡肉，“我发现很多读者的问题是你会不会去引导一场革命。我发现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把革命想的太简单了，他们把中国和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一篇文章中，他暗示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共产党未免太轻松了。毕竟，官方的数字是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其实我表达观点不是说我们不能攻击共产党，我们为什么不能攻击它？我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社会的罪恶，这个国家的罪恶，是源于体制。我只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体制的帮凶。”他说，“如果这个体制很明显地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的话，要做的办法就是你去改变更多的人民，当人民有了更多的改变的话，那你的政党、你的体制就会有相应的改变。”

又上来了一道菜，这次是一大盘鸡肉和白菜煮成的嫩白色的浓汤。据我所知，中国人点菜可从来都不会少点。“他如果真心想要，在二十年内一定能得到。”他说，“如果在二十年内得不到就说明人民还不是太想要。”

一些读者和知识分子批评他暗示民主不适合中国人，而韩寒说：“我从来没有表达过。”他还对去年秋天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发表评论。当时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倒在地上的血泊中，18个行人都视而不见。“中国的社会冷漠是一直存在的，它冷漠自私。”他接着又解释，或许行人确实没有注意到小悦悦，而小悦悦死去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韩寒说：“我也相信这样的一个解释，假设说路过的人很粗心，那的确也有可能看不到。”他想说的是，在一个冷漠的社会，人们会对不幸视而不见。

如果说一些事情让他绝望，那么其他事件会不会激起他的希望？我很好奇对于去年在示威抗议非法征地行为之后，组织了自己的选举的乌坎村民，韩寒会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比我预料的更有力。“对于乌坎来说，我当然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中国未来民主的道路和光芒。”韩寒说，“我的观点是，我更希望在城市可以先有一些选举，或者在一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这句话巧妙地借用了邓小平那句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韩寒接着说：“我不奢望全中国忽然间明天就开始普选，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一两个城市先选起来，然后让其他城市的人在那里看着。”

一些人认为韩寒在思想上不成熟，但上面的话并不像一个思想上不成熟的人能做出的思索。另一方面，韩寒也经常被人比作中国最著名的杂文家之一鲁迅(1881-1936)。“我不喜欢鲁迅的文章。”韩寒干脆地回答，口气仿佛是一个自傲的英国年轻剧作家，说自己不是很瞧得起莎士比亚。不过我追问道，与这样一个高大的人物相比较，恐怕会让人困扰。“其实我就是一个车手。”韩寒回答，脸上又闪现出那种笑意。“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力量，他们会让我身上赋予各种各样的希望，觉得我好的人会觉得我很好，觉得我差的人会觉得我很差很差，一无是处。”

承受着如此多的关注，他真的没有感到烦恼吗？他耸耸肩说道：“没有。”我问他，17个月前，他的女儿出生以来，自己有没有变得更脚踏实地。“反而现在可能要更激进一些，希望那种政治改革推动的决心会更大一些。”是不是因为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呢？“对，我不希望她离开中国。”他一边说，一边拿起突然出现到满满当当的餐桌转盘上的一小块蜂蜜吐司。“但是我的国家又不够好，对于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哪怕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也要尽量让她变得如我所愿。”

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个最简单的收尾问题。他希望自己的女儿成长在怎样的国家？在并不常见地停顿片刻后，他终于说：“就一个答案，当你再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再做采访的时候，永远不会再问到那种关于政治、关于作家写作自由这些问题，永远没有了，我们谈论的完全就是足球、食品、命运、电影。”

戴维•皮林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译者/何黎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建议在洛杉矶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进午餐，但为了便利起见，我们将地点选在了洛杉矶贝尔艾尔酒店(Hotel Bel-Air)的露台。此处距离他与妻子兼合著者海蒂(Heidi)同住的钢/玻璃结构住宅不远。

变化是非线性的

我很高兴能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好莱坞名人经常出没的地方，采访现年77岁、全球最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我甚至有可能看到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和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在他们常去的隔间里吃午饭呢！在等待托夫勒到来的时候，我点了一杯维斯珀(Vesper)马提尼酒——洛杉矶现在正流行这种复古情调的、由杜松子酒和伏特加酒对半混合而成的烈性酒。我对自己说，这是对托夫勒核心思想之一的印证：变化是非线性的，可以倒退、向前或横向发展。

36年前，他和海蒂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重磅著作《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不到十年后，他们出版了《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书中预测了“分众化”(demassification)、多元化、基于知识的生产、以及变化的加速。然而矛盾的是，托夫勒目前在巴西、中国和韩国等国的名气比他在本土更大——在本土，他所预言的未来或多或少变成了现实。美国新闻界对他们的新书《财富的革命》(Revolutionary Wealth)并未作太多报道，只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今日美国》(USA Today)刊发了一些不错的书评。不过，此书已在德国和意大利引起媒体关注，并已在中国和印度成为畅销书。他刚访问日本，他在那里被视为真正的哲人智者。

欧洲已经落后

打过招呼之后，托夫勒开始悲叹中东事态。这并非我想讨论的话题，因此我脱口问出第一个问题：你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位无名的预言者，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倾听你的观点呢，还是因为美国人已经彻底接受了你的观点，以至于再没什么可争论的了？他多多少少接受了后一种解释，并提到欧洲对他重新兴起的关注，似乎缘于“欧洲已经落后”的观点。“革命的财富体系，完全是关于分散经营、细分市场、灵活性以及权力的分散和下放，而欧洲领导人却试图建立一个庞大国家。”他表示。“欧洲人的机构和社会运转非常缓慢。他们为这一点感到骄傲。这没啥不好，但总会有代价。较大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与美国和亚洲相比正陷入相对衰退之中。

我建议我们点菜，因为这看来会是一次长谈。托夫勒点了一份带有烤虾的柯布沙拉和苏打水。我点了火腿、甜瓜和一杯黑品乐葡萄酒。我们继续谈论他的预言在哪里引起的反响最大。托夫勒列举了这些年来听取他和海蒂建议的领导人，这份名单令人印象深刻：1986年，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策划改革之时；1988年，中国改革派总理赵紫阳；从中曾根康弘(Nakasone)到小泉纯一郎(Koizumi)的多数日本领导人；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印度的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 Kalam)。韩国的金大中(Kim Dae-

jung)和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曾在狱中阅读过他的著作。托夫勒最近的交谈对象是墨西哥电信业巨头、全球富豪之一的卡洛斯•萨利姆•埃卢(Carlos Slim Helu)。

影响力仅次于比尔•盖茨和彼得•德鲁克

托夫勒停下来吃菜时，我开始考虑人们会如何定义他所做的事。尽管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Accenture)最近将他列为影响力排名第三的商业领袖，仅次于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已故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但托夫勒既非汤姆•彼得(Tom Peters)式商业咨询师，亦非管理学大师。他更接近于人们过去称为大师级思想家的那类人。那么，他在想什么呢？

他目前提出的一个重大概念是：新技术正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根本的融合，形成“生产消费者”(prosumer)。老龄社会到来的迹象之一是：“60岁以上的人口很快就会达到10亿，”这有巨大的潜在意义。他指出，“从自我诊断，到即时尿检，到自我治疗，他们将使用纳米科技带来的新疗法，完成以前需要医生执行的任务。这将改变整个保健行业的运作方式。”无疑，非货币经济的这一巨大前景将推动医疗技术市场的发展，创造巨大的新价值，并为某些人创造巨大财富。

不拿薪资的“生产消费者”

他表示，有这种桌上型生产，“生产消费者”将真正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生产/消费合一，将导致“第三职业”兴起——企业不再将劳动“外包”至印度或菲律宾，而是交给不拿薪资的消费者，譬如我们通过自动取款机(ATM)自己进行个人银行业务操作，以取代银行必须雇佣的出纳员；或通过网络追踪联邦快递(FedEx)递送的包裹，而不用依赖拿工资的职员。

托夫勒认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转折点，是在1.2万英里高空创造财富。他辩称，今天的财富产生于各处（全球化）、无处（网络空间）及别处（外太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是为从手机呼叫到ATM提款的万事万物，同步精确时间和数据流的关键。由于追踪精确，它们使准时化生产成为可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空中交通管制也变得至关重要。卫星还可通过追踪天气，提供更准确的预报，提高农业生产率。”

在托夫勒看来，多元化财富体系将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得到体现。“我们不会看到家庭的消亡，但会看到家庭形式的多元化。我们处于接纳同性恋民事婚姻的边缘。社会上存在着单身母亲、未婚夫妇、已婚无子女夫妇、经历多次婚姻的父母。一夫一妻制不会消失，但一夫多妻制可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工作将回到家中

与以往那些有地理界限、有着不同社会归属的族群社团不同，他预测将出现志同道合者的网络，使人们前所未有地集合到一起。在托夫勒的新财富体系中，我们将从标准化需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活在符合个人节奏的“定制时间”，按照自己的日程表工作和玩耍。随着我们成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大部分时间花在货币经济之外，“创造项目”将取代传统的工作和职业。工作将告别工厂和办公室，回到家中。

托夫勒沉浸在他的想象之中，忽略了盘中的沙拉。我提出，由于很多人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这种剧变无法顺利地被人们接受。如果大机构都在这种新的动态体系之下逐渐消亡的

话，安全也将不复存在。看看那些抗议他所描述的经济模式的法国学生们吧。

托夫勒回应道，我们将看到“浪潮冲突”在全球爆发。他指出，我们正目睹它在墨西哥发生，最近的大选表明，该国已差不多一分为二，一边是“第一次浪潮”中的南方农民和“第二次浪潮”中的城市工会，另一边则是“第三次浪潮”中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联盟(Nafta)和全球化的北方，它更为繁荣。类似的冲突也正席卷中国和巴西。

新老体系间的“速度冲突”

即使在美国，彼此不同步的机构，也陷入了新老体系之间的“速度冲突”。“标准化教育属于调整速度最慢的机构。假定你是一名监督过往汽车车速的警察，你为‘商业之车’计时——它在竞争压力下会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迅速改变。但理应面向未来培养年轻一代的‘教育之车’，却仅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如此明显的不同步情况下，你无法拥有成功的经济。”

在托夫勒看来，日本同样面临着不同步问题。“技术是比较容易的部分。难的是让机构与社会结构产生协调一致的变化，进入同步状态。这正是社会与文化僵硬刻板的日本的失败之处。日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放松’。”

这种速度冲突延伸到了地缘政治领域，不止是虔诚的前现代伊斯兰教徒和后现代世俗消费者阶层之间的冲突。托夫勒指出，在韩国，金大中令人钦佩地为其旨在改变北方的“阳光政策”，设立了循序渐进的30年时限。但一些突发事件——比如金正日近来的导弹试射行动——在该政策有时间奏效之前改变了政治日程，使该政策不了了之，就像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其发起人心目中也有一个长达10年的时间框架。他警告称：“这种速度冲突往往会偏离当前的变革轨道，或至少会使其走上弯路。”

“线性推断法容易误导”

“这就是线性推断法为何如此容易误导的原因。在今后20年的某一阶段，很有可能出现一次重大的社会剧变，令所有预测都出现问题。”午餐现已延续到了午后，我们开始感受到灸烤着洛杉矶的热浪。托夫勒的新书并未花费多少笔墨谈论全球变暖问题，我想知道他在这方面的想法。“我首先怀疑那些对未来的预测和对过去的推测——我怀疑这真会告诉我们今后几百年将发生什么，以及人类出现前发生过什么。”

他表示，“还记得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吧。如果说曾有过关于2000年的误导预言，那就是这本书。”

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他预言未来的这些年中，有没有弄错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我们讨论过人类和动物克隆，认为它将在80年代中期成为现实。”他回答道。“我们低估了科学发展的缓慢步伐。尽管我们指出了道德上的难题，但我们没有预测到反科学的基督教徒的强大力量。”我们见面这天，正赶上布什(Bush)否决了放宽干细胞研究的法案，这一点无须我提醒。“此外，”托夫勒笑道，“无纸化办公尚未实现。”

托夫勒点了咖啡。我点了樱桃果汁冰糕。从我们的谈话中，不仅看到了他那真正宏大的思想——开放、客观、无私，也就是说，知性的正直——而且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好人。无论未来变化有多快，他明显走在了未来的前面。

译者/牛薇

钢琴家郎朗享有的全球声望，让他在自己选择的一家巴黎中餐馆接待我时，让我感到一些慌乱。当我提出已经以郎朗的名义预定了座位时，女服务员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接着我被领到餐厅前面的一张小餐桌前，我担心我在拼读郎朗的名字时把音调搞错了——在讲广东话和普通话时，音调至关重要。尽管这两个词在英文中看上去一样，但在中文里，他的名寓意“快乐和阳光”，他的姓寓意为“受过教育的绅士”。

令人高兴的是，26岁的郎朗很快就到了，以他浮华的标准来看，他今天的装束相当严肃，黑色夹克，黑色衬衫还有牛仔裤。他名誉的光环以及友好彻底改变了局面。餐厅经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并领我们走到了餐厅后面的一张餐桌前，一扇竹木屏风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私人房间的效果。这是北京和上海所有高级餐厅的设计。我问他，他是否觉得在中国外出就餐很难，因为他是如此的著名。他回答：“极其困难，这既是幸运，也是不幸。”我后来意识到，这番话反映了他成为一位著名钢琴家冷静的处事方法。然而，他可能很久不在中餐馆点菜了，因为我们那张小方桌上很快就堆满了烧茄子、甜玉米羹、美味的京酱肉丝以及一壶茉莉花茶，食物还在不断端上来，以至于我的笔记本几乎都没地方放了。

上菜的速度赶不上郎朗的筷子在盘子间跳跃的速度，他好像在指挥一个管弦乐团，他手法敏捷地把菜夹到我的盘子里。（一次，他夹起一块我掉在笔记本上的猪肉，把它放到了旁边的盘子里。他隔一会就责怪我光顾着记录，却没有吃菜。）他说道：“这家餐厅非常好，每次我到巴黎都会与朋友和亲戚来这里吃饭。”他来到伦敦是为了参加一场音乐会。我刚刚乘坐欧洲之星(Eurostar)从伦敦赶来与他会面。我告诉他，几年前当我第一次从香港搬到伦敦时，我一直在伦敦西区Queensway附近找房子，因为当地的餐馆能够提供一些伦敦最好的中餐。

有段时间，我一直在摆弄我的数字录音机，他忍不住开玩笑说“它肯定是英国制造”。这是对人们有时取笑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的反驳。

中国出口商已开始走向市场高端，郎朗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最为人熟知的面孔之一。他第一次受到世界的关注，是在1999年芝加哥附近的拉维尼亚(Ravinia)音乐节上，那是一场神话般的首演，当时17岁的他顶替安德列•瓦兹(André Watts)，站在1.7万名观众面前。演出前一天晚上，他曾梦到他的钢琴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环绕地球”。当他演奏完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气势磅礴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后，获得了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此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演出结束后，聚集在一起的音乐大师们，包括指挥家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Christoph Eschenbach)、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该音乐节的音乐总监以及其他人，邀请他在凌晨2点后开始的私人演奏会上背谱演奏了难度很高的巴赫(Bach)的《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

10年过去了，郎朗曾与奥迪(Audi)、万宝龙(Montblanc)和索尼(Sony)和阿迪达斯(Adidas)等品牌签约，他经常被视为一位跨界明星，一位有着摇滚明星吸引力的古典音乐家。（阿迪达斯现在销售的一款印有郎朗签名和金色条纹的训练鞋售价125美元。）他曾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Beijing Olympics)开幕式上演奏，他在东西方有着无数的追随者，在YouTube上，他的视频广受关注。如今，超过3000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弹钢琴，钢琴如此受欢迎至少要部分归因于郎朗如日中天的事业。

录音机终于恢复正常了，我问他关于本月的音乐会系列以及与伦敦交响乐团(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的计划。他对4月18日举行的大师班尤其感到兴奋，该活动的高潮将是他为来自伦敦东区学校所有等级的100位钢琴家演奏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March Militaire)。这是他在几个城市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让年轻人从音乐中找到乐趣。

“我发现，问题是我们的工作的形象。人们认为，我们是非常枯燥的人：从不说话，像机器人一样，而且非常傲慢。（他们认为）我们是精英。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只是一般人。当我们走入每一所学校时，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第一点，要鼓舞他们，然后说‘看，我们是正常人。'”与学生的年龄更接近也会有所帮助：“许多父母说，‘你能跟我的孩子说些什么吗？因为如果你说什么，他们会听。'如果你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优秀的知识，那么与年轻人分享很重要。”

郎朗非常热衷于努力普及古典音乐。对于一个每年以每场约5万美元的出场费参加多达130场音乐会（这些数据发表于《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的人而言，他仍花费很多时间走入校园。去年11月，他创办了郎朗基金会(Lang Lang Foundation)，以推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音乐教育。他还是万宝龙文化基金会(Montblanc Cultural Foundation)的主席，该基金会为艺术赞助人提供1.5万欧元，以捐赠给他们青睐的文化事业。

他这种对教育的关注并不意外。郎朗的自传《千里之行》(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将于下周在英国出版，本书可能会被称为“与一千位老师的旅程”(Journey with a Thousand Teachers)。在他人生中的几乎每一步，老师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82年6月，郎朗出生在中国东北城市沈阳。他的母亲是一名电话接线员，父亲是一名警察，但却拥有音乐才能。郎国任拉过二胡，在郎朗3岁那年开始让他弹钢琴。4岁时，郎朗师从音乐教师朱雅芬。朱雅芬自己的老师在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时期自杀，当时西方古典音乐家曾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她留给朱雅芬的遗产是巴赫和莫扎特(Mozart)，然后朱雅芬又将其传授给了郎朗。郎朗回忆道：“她是一位优秀的启蒙老师。问题是，懂得如何演奏巴赫的中国老师并不是很多。她可能是中国最优秀的教授如何弹奏巴赫作品的老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遗产。他解释道：“许多老师都是在前苏联接受的俄罗斯曲目的训练。”

郎朗9岁时，他的父亲辞掉工作，带儿子来到了北京，因此郎朗才有可能攻读北京最具声望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父子俩每月依靠郎朗的母亲从沈阳寄来的150美元生活，他们住在一间冬天没有暖气的房子里，他的父亲晚上要先钻进被窝，给儿子暖床。生活很艰难，父子俩曾因为练琴的时间发生激烈争吵。一天他父亲大发雷霆，歇斯底里地嚷道，郎朗应自杀，而不是给家里抹黑，之后这个倔强的孩子4个月拒绝练琴。

郎朗的自传读上去像是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小说：父子间的矛盾终于化解，一位卖水果的人帮助了不快乐的孩子，并鼓励他继续弹琴。当时在美国任教归来后，郎朗的启蒙老师朱雅芬意外造访父子在北京的家。她安排郎朗与一位教授合作，这位教授让郎朗做好了在第二年夏季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的准备。

这部自传详细描述了他父亲的愤怒和霸道，但却献身于他和他的妈妈周秀兰。我说道，这部自传最后的闪光点是父亲对儿子的那种望子成龙式的爱，而非美国读者关注的父亲的愤怒。本书于去年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人们很难理解。但亚洲人却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

郎朗告诉我，他父亲曾经告诉“一名（中国）记者，这本书让他深受感动，因为他认为这表明我已长大。我感到很自豪，因为他没有感到伤心或有其它不舒服的感觉。”

1997年，15岁的郎朗得到了赴美、从师于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的奖学金，格拉夫曼自己的事业因为他的手受伤而被迫中止。与其他在费城颇具声望的柯蒂斯音乐学院(Curtis Institute)学习钢琴的学生一样，郎朗有了自己的一间公寓，他与父亲合住，公寓里还有一架7英尺斯坦威钢琴(Steinway)。在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夜里，郎朗在睡梦中醒来，走过去摸了摸那架钢琴，以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感觉就像是到了天堂，”他回忆道，往事似乎历历在目：“那是全世界最小的学校。整个学校就像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班。在中央音乐学院，你会看到5个或6个人因为一架小小的、愚蠢的立式钢琴而竞争。要想弹钢琴，必须先得到入场券。”

尽管拥有柯蒂斯和朱利亚音乐学院(Julliard)等名校，但郎朗表示，音乐教育的危机出现在美国，而非中国。伦敦和纽约的古典音乐听众似乎正迅速老化，而在台北或香港，古典音乐听众的平均年龄有时似乎只有10岁左右，这可能反映了亚洲的进步。郎朗回答，在美国，预算赤字意味着“他们首先削减的是音乐和艺术开支，许多学校不再设立音乐课。没有任何真正教授如何聆听贝多芬(Beethoven)和莫扎特的培训。（这好像是）你是一名学生，但却不学雨果(Hugo)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你不可能指望，一位从未听过古典音乐的人在30岁时突然开始去听这样的音乐。”

尽管郎朗技艺娴熟，但他一直因为演奏时有些“情绪放纵”而受到批评。从某种程度上为了帮助克制自己，他邀请指挥家兼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以前也是一位神童——担任他最新的导师。（郎朗在与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以色列音乐家首次会面时就向其请教。）郎朗每隔几个月就会去拜访柏林的巴伦博伊姆。“他教给我如何控制自己……不要让情绪控制知识。但关键是，你必须有幻想，否则所有人弹的都一样。”

午餐结束了，餐桌很快被收拾干净——葱爆羊肉、中式炒鸡蛋以及油炸馒头几乎都没动过就被撤下了——，然后是一大盘外国水果，我们刚吃了一点，就到了郎朗该离开的时间了，他要稍事休息，然后参加当晚的音乐会。

与郎朗交谈的话题漫无边际，从北京在主办奥运会后转型为一个外向型城市，跳跃到去年5月份的四川大地震。郎朗曾帮助组织了一场音乐会，为受灾者筹款。我问起了维权人士黄崎的境况——地震中，由于劣质校舍倒塌，有上万名学生遇难，黄崎因支持其中一部分学生家长上诉而被捕。郎朗表示自己不知此事，从而略过了这一政治问题；作为中国的一名超级明星，他可能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很不明智。

郎朗开朗的形象并未受到影响，开始讲他以前的老师格拉夫曼(Graffman)的一件趣事。“我们在纽约时就住对街，并一起参加聚会。”郎朗用手机为格拉夫曼的公寓拍了一张照片，并发给了他。格拉夫曼立即回电，“他说：‘教我，教我（怎样拍照）。'他确实很可爱。81岁了，还非常喜欢科技。”郎朗不费力就把美国俚语和不拘礼仪，与中国尊师的传统融合在一起，这令人难忘。如果这就是全球公民之所指，那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年轻人。

译者/何黎

看着安吉丽娜•朱莉大步流星地穿过餐厅的样子，就可以教会大家如何在公共场合不引人注目。她面无表情地目视前方，腰板挺得很直，走路速度无出其右，其他用餐者可能觉得只是瞟见了这位天皇巨星，但来不及再多瞧上一眼。

朱莉与Grill餐厅（位于好莱坞环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旁）其他用餐者明显不一样，所以她一来我就知道了，虽说我坐在餐厅后边，但她一走进来，我立马就认出了她。她浑身上下一身黑色行头——黑裙、黑裤与黑鞋——一头棕色披肩长发，一只手拿着LV (Louis Vuitton)包。一溜烟功夫她就来到了我跟前，我茫然不知所措，慌忙从座位上起身作自我介绍。“嗨，”她朝我打招呼，并伸出手来与我握手，笑得那么灿烂，差点儿没把我弄晕菜。

我俩面对面在小包间坐定后，服务员过来问她喝点啥。我早到了10分钟，所以嘛，已经捷足先登，品了一半的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一种加柠檬的冰茶）了——这是加州午餐的主食。她要了薄荷茶，并对我莞尔一笑。

她解释选择这个地方会谈的原因是租用了摄影棚的一间办公室，对自己执导的首部影片进行最后加工润色。她首次自编自导了影片《血与蜜之地》(In the Land of Blood and Honey)，故事的背景是波斯尼亚(Bosnia)战争。这是一部小制作影片，所用的演员也都是些无名之辈，今天是电影后期制作的最后一天。“今天是个不寻常日子，”她说着，同时翻看着菜单。“我们的后期制作已接近尾声，今天下午4点会宣布影片彻底完工。封存后，就不再作任何改动了。”

花了一点儿时间，总算定下来午餐吃啥。除了拍摄电影外，今年36岁的朱莉有6个孩子，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的亲善大使，她还有诸多人道主义事务。作为联合国亲善大使，过去几年她的足迹遍布塞拉利昂、巴基斯坦与厄瓜多尔(Sierra Leone, Pakistan and Ecuador)这些国家的难民营。

她没有专门的公关人员，因此我俩这次会面是通过一位名叫大卫的神秘法国人，经过几周的电子邮件与电话的沟通联系才最终敲定。“我既要告诉你好消息，也要告诉你坏消息，”有一天大卫对我说。“好消息是朱莉明确答应了你的访谈请求。坏消息是你得赶到马耳他(Malta)去见她。”她的伴侣、影星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一直在欧洲拍片，她与孩子们要赶往那儿与他会合。

我们最终商定还是等她回到洛杉矶后再作访谈，这就是我俩缘何现在就坐环球公司(Universal)旁餐馆的原因，这儿也是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工作室、多家摄影棚以及众多电视节目场景的大本营。在Grill餐厅的墙上，挂着环球公司发行的《群鸟》(The Birds)与《黑湖巨怪》(The 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等经典影片的镶框照片。坐在Grill等朱莉时，我已经熟悉了一下餐厅环境，如今她已到场，我也就无暇再左顾右盼了。面对面看朱莉，她的美美不胜收，她笑的时候，晶莹透亮的大眼睛闪着顽皮的神情，那对人所皆知的嘴唇中，露出让人神魂颠倒的亮白牙齿。她很少接受访谈，所以刚开始对我存有戒备之心——尤其是当我提问她不愿答复的话题。比方说，她不想透露太多自己执导的首部影片，因为她不想抢了首映式前媒体发布会的风头。但她回避此类问题时，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并耸耸肩膀表示抱歉，似乎想说，“对不起，这就是游戏的组成部分”。

服务员端来茶后，朱莉给自己倒的茶加了点蜂蜜，我俩再次拿起菜单看。“这家餐厅有时有意大利面，”服务员问我俩是否准备点菜时，她说道。“我要份带鸡肉的意大利面。”我则要了加祖传番茄(heirloom tomatoes)的烤鲑鱼。

朱莉说这次出游，她带上了闺女们。她解释说自己与皮特不管去哪儿旅游都会把孩子们带上，全家从不在一个地方逗留太久。“我们轮流拍戏，这样就可以保证有一个人在家陪孩子。”可是，我俩这次会谈时，他俩人天各一方。“这很难做到——我已经在洛杉矶呆了一周，彼此分离这么长时间，这种情况很少见。我带上闺女出游，所以呢，我们组织的是一次特别的女士游。男孩子们则跟着布拉德……他正在拍摄一部僵尸影片（《僵尸世界大战》(World War Z)）。”

朱莉与皮特的家恰似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缩影版。年纪最大的儿子马多克斯(Maddox)快10岁了，2002年从柬埔寨(Cambodia)收养；扎哈拉(Zahara )6岁，出生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希洛(Shiloh)是这对伴侣生的第一个孩子，5年前出生于纳米比亚(Namibia)；帕克斯(Pax)于4年前收养，出生在越南；三年前，朱莉在法国又产下了一对龙凤胎——诺克斯(Knox)与维维安(Vivienne)。“他们都很自豪自己母国的文化，同时又相互学习，”她说。“所以并不会出现男孩光学亚洲人的行事方式。每个孩子的床头都挂有各自母国的国旗，都有自己值得夸耀的地方。我们还没去越南，因为帕克斯有自己的计划。扎哈拉想回非洲老家看看，希洛也一样。所以每个孩子都能轮流做回东道主。”

朱莉今年去了柬埔寨，是为LV拍摄一部广告片，它由安妮•莱波维兹(Annie Leibovitz)执导。象LV这种奢侈时尚公司到柬埔寨这样的穷国去拍广告片，似乎显得不伦不类，但拍不拍最终由朱莉自己定夺。“到柬埔寨实地去拍广告片，并着力宣传它的美景，这种事我乐意为之，因为这个地方太值得一游，”她说。她与皮特在当地确实有幢别墅——“是幢面积不大的高脚屋”。她拍摄广告的所得会悉数捐给该国慈善项目，她告诉我，依靠以马多克斯名义建立的家庭基金会来开展相应的工作。“基金会致力于阻止滥伐山上森林、反盗猎以及清除地雷。我们都是以马多克斯的名义做这些事，希望他长大成人后，届时能接手。”

我们点的菜端了过来，朱莉的意大利面很简单，里面有几块拌西红柿酱的鸡肉。但我点的烤鲑鱼做工较为考究，做成了宝塔状，还带有华丽装饰的小茴香、祖传番茄以及我叫不出名字来的蔬菜丁。整道菜看上去有点滑稽，朱莉看后，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鉴于他们全球转的地方很多，我不禁问她：家的内涵是什么。“身在何处，何处都是我们的家。”那这样是否感觉空落落的？“没错，但内心很愉快。我不习惯老是呆在一个地方，也不喜欢一天到晚坐在那儿。当初在学校，我可是个难以管教的学生。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寻幽探访……所以我特喜欢旅游，觉得四处旅游是培养孩子的最佳方式。”

听到她提及自己的少女时期，不由得让我想起她自出演中学生网络惊悚片《骇客》(Hackers)一举成名以来，这15年里她所发生的巨变。想当初，她就象典型的好莱坞式放荡不羁的孩子。她是名演员乔恩•沃伊特(Jon Voight)与玛奇琳•伯特兰德(Marcheline Bertrand)的女儿，自己说少女时期曾经自我堕落，30岁不到就已经有两次婚姻——先是嫁给《骇客》中的搭档、英国演员约翰•李•米勒(Jonny Lee Miller)，第二次是嫁给了美国演员兼歌手比利•鲍勃•桑顿(Billy Bob Thornton)。她对刀情有独钟，身上刻了好几处刺青，胸前戴着一个小盒，里面盛着比利的血。

各种争议伴始终随着她的成名之路。2000年，凭借在《移魂女郎》(Girl, Interrupted)饰演一位精神病病人的出色演技而荣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随后凭借在《古墓丽影》(Tomb Raider)中饰演劳拉•克劳芙特(Lara Croft)以及在《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 Smith)等影片中的角色成为一流的功夫影星。正是在出演《史密斯夫妇》时，朱莉初次邂逅皮特，随后这对伴侣逐渐成为好莱坞的金童玉女，他们也随之声名日隆，拿他们的好友马特•戴蒙(Matt Damon)的说法，达到了“恰似囚犯”的程度。媒体的穷追猛打毫无偃旗息鼓的迹象。去年，《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登载了一则假消息，声称他俩正在闹分手，他们一纸诉状把对方告上了法庭；我问朱莉：对《世界新闻报》最近遭停刊是否感到哀伤。“我的确听到了相关报道……可见我从不读该报。所以嘛，实在难以知晓所谓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成年后，她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始终在公众的关注视野内。但这次吃饭前，我从媒体了解到的朱莉与坐我对面这个坦然自若的朱莉俨然判若两人。她说，为人母改变了一切，尤其是她对演员生涯的看法。“对于能成为一名演员，我始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但我觉得年轻时，我想不断地拍戏。我想方设法想弄清楚生活中的各种疑问，所以呢，你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能帮助解答这些问题，并帮助自己成长。”

她解释说，在过去几年里，自己与演职生涯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好比是治病，”她说，并叉起长通粉与鸡肉往嘴里送。“有些角色让人欲罢不能，因为他们探究生活、爱情及自由中的种种问题。伴随着你的成长，你总是拷问自己这些问题：我坚强吗？我神智正常吗？我理解爱情、了解自己吗？”现如今，她补充说，“我已长大成人，对自己有了清晰的了解……作为女人、成年人、以及站在家庭的角度，我如今并不太在乎角色能否帮助我解答这些问题，而是关心自己是否能解答这些问题。”我俩又谈到了去年推出的影片《特工绍特》(Salt)，安吉在其中担任女主角，她过关斩将，出生入死于中情局(CIA)、特工处(Secret Service)以及一小撮凶恶的俄国间谍之间。剧中主角原先是为男性所备，但在安吉表示愿意出演后，剧情随之就被改编。“那时我刚生完双胞胎，”她回忆道。“我已经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睡衣了。当时穿着睡衣坐在医院里，我边给孩子喂奶，边读剧本，慈母温情涌上心头……我快速翻看着剧本，都是些打斗与枪战的场面。我当时就觉得，‘这正是我需要的，我想脱掉睡衣，好好拿枪过把瘾。’我敢肯定，许多刚生完孩子的女人都认为‘稍微活动一下身子骨、疯狂上一把……重温一下原先生活的另一面是件美事。’”

她说自己要很久以后才会考虑息影。“但已经不象过去那样爱拍戏。我如今喜欢的是为人母。”但很明显，她对执导影片兴趣正浓。“相比拍电影，我更喜欢当导演，”她说。我问她是否利用了之前与导演共事的经历。“我觉得从所有导演（甚至那些我不喜欢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绞尽脑汁想让她损一番那些不喜欢的导演，但她礼貌地回绝了。她对迈克尔•温特伯顿(Michael Winterbottom)赞不绝口，他执导的影片《坚强的心》（A Mighty Heart，自己在其中出演了角色）讲的是记者丹尼•波尔(Daniel Pearl)的故事，波尔在巴基斯坦遭绑架，随后又惨遭塔利班杀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也让我受益匪浅，本人在他执导的影片《换子疑云》 (Changeling)出演角色，他教会我如何发掘演职人员的优点，放手让每个人去工作。我从未与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执导了影片《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与《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合作过，但我把他当好朋友，看到他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细节精益求精，是个工作狂——即便演员已经累趴下了——直至演满意为止。”

芬奇有望执导朱莉出演的下部影片《埃及艳后》(Cleopatra)，但朱莉暗示将来影迷看到她出镜的概率会越来越少。“随着我与布拉德的年岁增长，我们打算少拍戏。这一行我已经干太长时间了，布拉德也是如此……我俩也算功成名就，不想一辈子干这一行，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

中国仍是她日程表上期望的探秘之地，她也希望能去缅甸(Burma)看看，“但目前的形势不允许”，原因是该国仍处于军政府的专制统治下。“还有伊朗，我很想去伊朗看看。”但她的梦想是“穿越撒哈拉沙漠，整个行程共需28天……必须得骑骆驼，我希望能一段一段分开走，这样一路上就可以让孩子们歇歇脚，”她若有所思地说。

我对她说，对于她们这个居无定所的家庭，这样的计划再理想不过了，随后我俩站起身道别。虽然她凑过来亲了亲我的双颊，但这一次我们没再握手，随后她快步走出餐厅（已经走得半空），走到阳光沐浴下的加州大街上，赶回工作地。

马修•加拉汉是FT洛杉矶站记者

译者：常和

“当我想起劳动节时，我会想到中国人，你呢？”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发来这样的信息，暗示我在顺利楼(Shun Lee)订位子，它是一家位于上西区的餐厅，距离这位纪录片电影制片人在纽约的公寓很近。于是我打电话，接待员在听到我客人名字的时候，变得兴奋起来。“迈克尔•摩尔？噢，他经常来我们餐厅，”他说。在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煽动者，为了挤进隔间里我对面的高背座位，而把桌子往外推时，我把这个告诉了他，他从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帽子下面露出疑惑的表情。“我大概，一年来这里三次。”

摩尔来纽约是为了工作——他最近在写一本传记——也为了“获得一点隐私”。在他家所在的密歇根湖畔的特拉弗斯城(Traverse City)，他是公众人物，不仅因为他获得了奥斯卡奖(Oscar)和金棕榈奖(Palme d’Or)，还因为他在2005年发起了一个电影节，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带来了雪中送炭的刺激。当地由共和党主导的商业协会提名他为年度商人，对于这位左翼电影、电视和檄文文集——包括《资本主义：一种爱情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2009年），一部在危机后对大企业提出控诉的影片——的幕后制作者来说，这是一份出人意料的嘉奖，他十分享受其中的讽刺性。

他的新书《麻烦来了》(Here Comes Trouble)是另一种风格，其中集合了他凭借《罗杰和我》(Roger & me)（1989年）成名之前的生活片段。他在这部片子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大裁员对他曾经的家乡弗林特(Flint)的影响。他曾因为提问而被高中开除，羞辱过种族主义社交俱乐部，为了报复一名施虐狂老师，在十几岁就当选进入学校董事会，所有这些，只是为摩尔后来制造的种种麻烦，提供了一点预示。

摩尔关于枪支游说（《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年）、伊拉克战争（《华氏911》(Fahrenheit 9/11)，2004年）和药品公司（《精神病人》(Sicko)，2007年）的纪录片，使他既成为受美国左翼崇拜的英雄，也成为被右翼妖魔化的魔鬼。不过他说，在特拉弗斯城，没有哪一天是没有共和党人跑来与他握手或拥抱的。“我猜，他们是近水楼台，可以把我当普通人来认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我问，这本书是否是为了从更细微的角度展示他自己？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更大的动机是，“追求一点修女们曾努力教给我们的东西——文学”。

和摩尔的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书并不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传统定义当回事。《罗杰和我》毫不标榜客观性，这或许令传统纪录片的制作者感到震惊，但摩尔认为这样才真实。不过，批评家一直用他的成功质疑他的资格。例如，《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就称他为伪善的“坐飞机到处乱逛的百万富翁”、在“资产阶级”郊外长大的“骗子”和受“对美国的憎恨”驱使的“卖国者”。

“如果你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类攻击从来不是来自工薪阶层的，”摩尔回应道。“显然，我现在过得不错……当然没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那么好。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是工薪阶层的一份子时，你会希望脱离这个阶层，”他说。回到家里，“我只会听到‘加油，迈克’”。

按照摩尔的说法，顺利楼是“纽约唯一不油腻的中餐厅”，内部灯光幽暗，以黑漆装饰，占据两层方形空间，墙壁上蜿蜒着半透明的红眼龙。在这个潮湿的假日星期一，只有几桌客人。

在我四处寻找侍者的时候，摩尔说，他正在计划写第二本传记，同时也在筹备新的电影，和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现状的”项目——“电影、书、网络、舞台表演、冰上表演，一切皆有可能”。更多细节他就不愿透露了。

10年前，在世贸双塔(Twin Towers)倒塌的那个早上，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正将5万本《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运往书店。这家出版社曾要求摩尔把对“窃贼中的窃贼”——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批判改得温和一些。他拒绝了，该书后来成为2002年销量最高的非小说类书籍，但时间没有缓和摩尔对这位前总统的观点。“布什政府顽固而不思进取，”他说：“而我们要花费余生的时间来消除它的影响。”我问他是否对布什的继任者感到失望。“我那天激动异常，投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票，”他说，然后突然垂下眼睛，灰白的胡茬下，下巴鼓起来，双臂抱在胸前。“我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停顿。“我曾对他寄以厚望……以为他会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那样的人物……多棒的作为一位伟大总统而名垂青史的机会啊——可惜浪费了。”他看上去很难过。

他苦涩地继续说道，共和党人“决心把奥巴马看作一个隐形总统”。摩尔就知道我会提到《隐形人》(Invisible Man)——这是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52年写的一本关于种族不公正的小说。

我在餐厅扫了一圈，但没有发现侍者。我问摩尔，你认为奥巴马是否会连任。他回答道：“这取决于谁与他竞选。一些共和党候选人非常疯狂。他们认为美国和他们一样疯狂。事实并非如此。假设有5000多万美国人是疯狂的，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有2亿多选民。我们可以战胜这5000万白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摩尔曾经遇到过白痴甚至更穷凶极恶的人。在2003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之后，摩尔发表演讲称：“一个虚伪的总统……让我们因为虚假的原因发动了战争”。这番话让他受到了威胁。当他写到招募安全专家、“联邦政府使用的前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预防暗杀”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妄想狂，但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一系列未遂的袭击活动——带着刀具、“钝物”和削尖铅笔的暗杀者，并且抓获了一个策划炸掉摩尔住房的男子。

现在他仍然感觉到威胁吗？摩尔垂下目光，再次双臂抱在胸前。“现在没那么严重了，因为美国已经改变……我不能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

《麻烦来了》开头引用了格林•贝克(Glenn Beck)的一段长篇大论。贝克口无遮拦的娱乐方式以及对右翼思想的鼓吹，与摩尔的左翼做法如出一辙。贝克说道，“我在考虑杀了迈克尔•莫尔”，如果这是一个玩笑，那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玩笑。摩尔表示：“我为他感到些许遗憾，我认为他不怎么样。”

这种刻薄话似乎戳到了选民们的痛处，但摩尔辩称，绝大多数美国人（即便是那些从未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希望加强环保法律，降低高管薪酬和从海外撤军。他表示：“我现在的政治思想属于这个国家的中间派。”但美国人不会选举中间派。我对这种说法有些意外。

他回答道：“恩，这是因为金钱控制了选举过程。”摩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作弊游戏”。在这个游戏中，400名最有钱的富翁控制的财富比半数美国人控制的都多。但“资本家阶层”玩过了火，剥夺了中产阶级的美国梦。

餐厅看起来非常空旷，尤其是侍者更少。摩尔认为，明年美国大选可能的候选人有四位——奥巴马、一个持主流思想的共和党人、一个茶叶党代表以及一个对奥巴马感到失望的民主党的杰出“左派”人士。我问道，你宣布参选了吗？摩尔对此感到意外，他迅速予以了否认。

飘然走过的一个侍者说道：“慢慢聊，别着急。”我们已经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于是赶紧把他叫回来点菜。顺利楼晚上有湖南牛肚、“酸辣腰花”和“狮子头”等菜肴，但中午的菜谱较为清淡。摩尔点了麻油鸡和糙米，叮嘱不要油炸，也不要太辣。

现在已经是接近下午两点十五分，我感觉非常饿。我一直想点些开胃菜，但我像摩尔一样保持了克制，问侍者“天堂鱼柳”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黑鲈炒菱角，听起来相当不错。出于趋同心理，我也点了糙米。摩尔只要了自来水，我也一样。

我问摩尔，他喜欢谈论的“普通工人阶级”是否已经抛却了摩尔式的政见，转向了贝克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这些讨茶党欢心的人。闻听此言，摩尔像是受到了侮辱。他说：“他们代表不了大多数。”他坚称，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把票投给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他们不会选一个疯子。”尽管摩尔通过电影《华氏911》向布什发出了犀利的抨击，但后者仍在2004年连任成功，而伊拉克战争也一拖再拖。因此我问他是否相信电影会影响选民。“当然，和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关，”他答道。“在《精神病人》问世前，没有人讨论医改……（但）一部电影或一本书只能起到导火索作用。”

我们的菜上来了——摩尔是一大份热气腾腾的鸡肉，而我的是少得可怜的一盘鱼、小虾和雪豆。米饭碗看起来很小。“我看过报道，说你减过一次肥，”我问摩尔，很好奇为什么他只点了那么点儿吃的。“一次？我这个型号的人，谁没有减过几十次，”他大笑道，将他的减肥计划概括为“管住嘴，迈开腿”。他补充道：“我来自中西部，在我的家乡，我这号身材是正常的。这可不是好事儿。”

我开动起来，欣喜地发现一丝姜味，这时，摩尔提出了两个理论，分析为何英国人不如美国人肥胖。“你们是一个小岛，所有东西都小一号：酒店房间，盘子……”他说道：“还有你们的足球。踢英式足球的话，大块头可没有好处。”

在去了一次阿森纳后，他爱上了英式足球，这时他突然唱起球迷编的歌来：“维埃拉，哦-哦-哦-哦，他来自塞内加尔，他为阿森纳效力。”他的歌声响彻整个餐馆。两个国家对待足球的看法很能反映出两国不同的文化。摩尔笑着说：“你们进一个球得1分，对吧。我们进球能得6分。”

摩尔在我们吃饭的同时还录了一场棒球比赛，他说，自己和相识30年的妻子过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每周日都去做弥撒。他抱怨许多左翼人士丧失了幽默感，并告诉保守人士，如果他们能关掉热线广播，去看看他的电影，“你也许仍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但你会知道我热爱这个国家，也有良知，你也会发笑，因为这些电影也确实很有趣。”他这番话真是乐观得令人惊讶，接着他又就如何与对立党派达成妥协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共和党人会推选美国民众喜爱的人（上台），”他举例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他说，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去提名汤姆•汉克斯(Tom Hanks)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呢？“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们应该考虑马特•达蒙(Matt Damon)，而不是哈里•里德(Harry Reid)。”我接口道，或是迈克尔•摩尔？他急忙说：“哦，上帝，不。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侍者开始收盘子了，同时问我们：“可以收了吗？需要冰淇林吗？”他还没来得及满怀期望地看一眼摩尔，摩尔就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们起身准备离开，这时我提到，他的书中对于他年轻时的美国充满了感伤的回忆，但批评起来又毫不客气。摩尔的童年时代如田园诗般快乐美妙：在树林里打BB气枪，在广播里收听摩城音乐，牙医与技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不大；但那个时代也不乏污点：种族歧视、敌视同性恋等等残忍的行为。“我热爱这个国家，但这不意味着看见问题时保持沉默或装作视而不见，”他说道。

我们走出餐馆，还没走出几步，他就被一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学生给拦住了。“摩尔先生，我是你忠实的粉丝。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部iPhone手机，让我拍一张他和摩尔的合影。当我们走到街拐角，更多的行人大声打着招呼。摩尔看起来有些不自在，我们就此告别。他消失在百老汇的人流中，而我转身走向一家三明治店，随便吃点东西。

译者/何黎

从事艺术品交易的纳哈迈德家族(The Nahmads)因三件事而声名远扬：第一是财富，福布斯(Forbes)估计其家族财富为30亿美元，据佳士德(Christie’s)纽约拍卖行总裁克里斯多佛•伯格(Christopher Burge)的说法，“该家族售出的艺术作品超过当今世界任何画商”；其二是家族珍藏的毕加索作品；其三是他们的行事极为诡秘，这种行事风格不但对其所收藏的艺术珍品（免税存放于日内瓦(Geneva)机场专门的艺术品仓库中）如此，而且还影响到与35岁的海利•纳哈迈德(Helly Nahmad)午餐会的地点。他经营着家族在伦敦的画廊；另一位与他同名的表兄——两位的名字取自祖父希勒尔(Hillel)——则执掌着该家族位于纽约的另一家画廊。

执掌伦敦画廊的海利同意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因为他刚刚在苏黎士艺术之家美术馆(Zurich’s Kunsthaus museum)首次公开展出了家族所藏作品。他选定巴黎作为访谈地，并派他的司机到巴黎火车北站(Gare du Nord)来接我。绕了大半个巴黎城时，对方才告知我吃饭的地方——丽圃咖啡馆( Brasserie Lipp)，它还是20世纪初法国讲究艺术和文化修养时代(belle époque)的装潢——熟铁做的树形灯以及陶瓷马赛克依然保持原样，想当初，普鲁斯特(Proust)常在此买阿尔萨斯啤酒(Alsatian beer)，海明威(Hemingway)也正是在此文思泉涌地写出一本本小说。

只有常客才能有资格就坐前室，但还没等我验证是否仍是传统的就坐习惯（巴黎人坐里屋，游客坐楼上）前，身着休闲海军套衫以及蓝色开领衬衣的纳哈迈德一头扎进咖啡屋。他身材高大、圆脸、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一头黑色的卷发向后梳理，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浓密的眉毛，他把手伸过那张贵宾专用的、位于正中央的桌子，差不多都能把我搂到怀里——“我们来个热烈拥抱”，同时亲切问候服务员，嘴里还恭维说“您的笑容真灿烂”。

他问我想喝些啥，我则说随便。“可是你可能会不喜欢喝我点的东西！”他高声说道，于是点了伏特加酒与橘子汁。我则要了一杯香槟，以庆祝他的画展成功举办——全面展出了家族所收藏的100多幅艺术珍品，包括毕加索(Picasso)、马蒂斯(Matisse)、米罗(Miró)、莱热(Léger)、格里斯(Juan Gris)等的作品，它们平时“养在深闺人不识”，是纳哈迈德家族的镇馆之宝——这些作品与众不同，极其珍贵，一旦拍卖出去，就很难会再次在市场上流转。

“伟大艺术家传递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他们能参透作品隐含的内涵——即真实的东西，”纳哈迈德以此作为开场白。“艺术家反对物质世界，就好比这些杯子，”说着他从桌子上取了几个杯子，然后又把它们砰得放到桌上，“这些都是人造东西，只是幻象，丽圃咖啡屋也是如此，”他说得手舞足蹈，把旁边桌子用餐的食客以及穿梭的服务员都吸引住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是由于我们能近距离接触艺术家所创作的人与物，而且可以说，‘我存在于斯，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

如此精辟定义现代主义艺术（家族财富倚仗于此）后，纳哈迈德取消了伏特加酒，与我一样，改而要了一杯香槟。“今天是10月24日，我很高兴就坐在雅姬•武尔施拉热对面，巴黎总是阳光明媚，我想在此呆上几年。慢条斯理地感悟生活中的一切。”事实上，他语速很快，说得滔滔不绝。不时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一丝欧洲口音，但发音并不太准；纳哈迈德的第一语言是意大利语，家族说的是法语。“我们都心知肚明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得相互珍爱！如果能达此境界，就能避免太多的分心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

当然，纳哈迈德生性率真。他的父亲以斯拉(Ezra)与叔叔戴维(David)出生于贝鲁特(Beirut)的一个犹太家庭，家中既有拉比(rabbis)，也有银行家。上世纪60年代，10来岁的以斯拉与戴维移居米兰，开始从事艺术品交易。在哥哥约瑟夫(Joseph)的保驾下，他们把毕加索与米罗的画作绑至车顶，再从巴黎运至意大利。他们还有一个名叫艾伯特(Albert)的哥哥，不幸死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场空难；约瑟夫曾经是个“纨绔子弟，如今却是坚守清规戒律，与快乐的人呆一起时就会感到不自在”，他几十年来一直是郁郁寡欢，纳哈迈德说。

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当时的艺术交易商并没有如今高古轩(Gagosian)与豪舍和威尔特(Hauser & Wirth)这样的实力，在全球各地拥有多家画廊；它们都是本土化经营，多数仅限于坐镇国内进行收藏，也没有弗雷兹艺博会(Frieze)与因特网可资利用。但纳哈迈德家族的触角遍布世界——戴维移居纽约——以斯拉以欧洲为基地，先是在伦敦，如今坐镇摩纳哥，所以家族可以从大洋两岸不同的艺术差价中大收渔翁之利。

海利受教于伦敦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及考陶尔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青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徜徉于欧洲的各大博物馆——“我是个精神分析师，不仅仅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欣赏油画，我喜欢凑到跟前看，观察那些棱边倒角的地方”。1998年，21岁的纳哈迈德就在梅菲尔区(Mayfair)开设了首家画廊。

但藏品保管在仓库中，意味着家族从来没看到自己的藏品集中展出，直至他组织了这次苏黎士画展方才算是圆了这个梦。“这次展览将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让我们看清楚潜意识中正在做的一切。画作是证实我们存在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艰难与抗争，恰似我们的家风——每时每刻都在不懈地努力。我从事这一行当已经15年了，家族之前干这一行也已40年了——这次展览就是全家族努力的结果，对此我倍感荣幸。我们这个家族既传统又前卫——对流逝的一切，我们需要感悟及尊重，无论是基于价值还是传统，过去的一切有其存在的道理。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能做成业界翘楚。”

然而，很少有艺术家能做到这一点。纳哈迈德家族的成功在当今聒噪的艺术圈遭人憎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当代艺术作品的公然鄙视。戴维•纳哈迈德(David Nahmad)最近说这“基本上是胡说八道”，并提到了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的作品，他是位剽窃他人概念的艺术家，“都是些天价作品”。我问海利是否能苟同？

“没错，简而言之，我认为理查德•普林斯也并不希望自己的一生都耗在无聊透顶作品的创作上。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他的作品物有所值，至于究竟值多少钱那是另一码事。我们并不是傻子，理解了《万宝路牛仔》(Marlboro Man)所蕴含的意义（普林斯翻拍了万宝路香烟广告中牛仔的形象），但我们需要预估其价值，若说它艺术价值等同于1890年的梵高(Van Gogh)自画像，那就肯定有问题了。我们必须在题材的敏感性与表现手法的诗意之间相权衡，我们做出判断的依据是坚信它有真正的价值。”

青少年时期，纳哈迈德就购入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画作——“我花了2400英镑买了他的“烟灰缸”(ashtray)，伦敦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萧条，（看到烟灰缸）让我有了切身的感觉。即便赫斯特的作品售价高达10万英镑，我仍然喜欢——但要是达到百万英镑呢？1百万英镑能买到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我不喜欢艺术作品过度商业化，也不喜欢大规模创作。我喜欢有浓厚艺术底蕴的作品，所以我不得不选择退出。也许最终证明我是错的，市场会消化掉所有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但我还是觉得艺术的真实性最重要。我们家族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始终与现实保持近距离接触。我喜欢各种艺术作品，你可以买下这张桌子”——他做出抬的样子——“并把它拿到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去展出，我敢打包票……”——他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说——“这很有趣。但我们关注的目标是那些反映真实内涵的艺术家，并非那些操捷径者。本质的东西要贯穿始终，就好比这家咖啡屋——最重要的是饭菜要好。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

说到这儿，服务员来了。纳哈迈德显得很是诧异。“我们干坐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看来不点菜也能凑合——这样一来倒可以成为史上最便宜的午餐了。”然而，他瞧都没瞧菜单，就要了两道最贵的菜——鹅肝(foie gras)与法式干煎塌目鱼(sole meunière)，看来这次我只能客随主便了。

“如今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艺术品，而且附庸风雅之风日盛，所以都耐不住性子，也不管是否与未来的艺术发展方向相关联，”纳哈迈德继续道。“如果你是个藏家，那么藏品并不是你存在的理由（您并不靠此为生），而它却攸关我的生计，我不能犯致命错误。对我们而言，这就是现实生活，其他人正是由于我们（做出的合理估价）而吃了定心丸。这涉及到你能耐心等多长时间，我们能做到，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如果我财力不济，或许会关注一下现当代艺术的动向，因为等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浮现时，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资金很重要，但生意绝不能光盯着钱。”

然而，资金充足可以让纳哈迈德凭籍无懈可击的策略——低价吃进、静观其变以及现代艺术大师创作的作品日渐稀少——来抬高市场对艺术品的需求。“一般人都认为：‘海利•纳哈迈德，你有的是钱，不属于此列。’我想说：有品味的生活需要一定财力的支撑，在这之后，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家族中有人吃了经济不景气的亏，问题的关键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接触。”

肥而不腻的鹅肝厚片，再伴以薄面包片与芝麻菜端了上来。“我们吃菠萝这事，记得也要写进你的文章！”纳哈迈德说，然后再要了些香槟。我们吃的时候，他讲了一则寓言：在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那天，一个小男孩受命吹羊角号（喇叭）。他觉得自己难以胜任，于是边吹边哭，但没想到却受到了表扬，夸他吹得好，因为他吹的时候“伤心欲绝，精神寓意是：王宫里的钥匙一般是各开各的门，但有一把钥匙却能把所有的宫门都打开，那就是悲伤的心。故事不错吧？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就能畅行于天下——既不虚情假意，也不会过分自负。你若是堂堂六尺男儿，表现出悲伤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得庆幸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最终都难逃一死。小男孩的故事彻底惊醒了我，我们得批驳一下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心态。”

纳哈迈德家族的人结婚时都非常年轻——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才18岁，这是纳哈迈德家族的传统（他的母亲生他时才17岁，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已经42岁高龄）——在我眼里，纳哈迈德就像个“六尺高的大小伙子”“那只是个托词而已，”他争辩道。“我们想让一切显得顺其自然，不想让人觉得我们付出了多大努力。”

“没有经历人生曲折的人一生平淡无奇。他们就好比是没有调试好的乐器，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悲痛。” 他补充道。犹太人是天才的商人（突出的例子是毕加索的经纪人——“颇具英雄气”的画商康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或许原因是“艺术品交易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心情悲痛时，自己并不想说太多，但需要理解得更透。犹太人太需要理解为何他们在20世纪遭受了这么大的苦难”。

过完油的干煎塌目鱼与今年的新土豆一起端了上来，鱼的刀功没得说，上面还浇着汁。纳哈迈德没动蔬菜，直奔鱼而去，但话题却不离画展。“在苏黎士美术馆所举行画展，当时争论的焦点是画商所展示的藏品是否属于艺术珍品。如今，展出的作品已经众人皆知，我们看到了强项所在，也看到了不足之处——但并不是有很多缺陷；也就是应该展出一幅蒙德里安(Mondrian)更棒的作品，也许还应该展出一幅梵高的画作。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人争购这次展出的藏品。毫无疑问，我们会更加努力，让这个展览系列主题显得更为连贯，也更有震撼力。今年竞拍莱热画作《静物》（‘Still Life’，纳哈迈德家族最终以790万美元拍得）时，我就想，‘这是为苏黎士画展准备的作品。’就像是为博物馆量身打造的一幅作品——等级超过一般藏家收藏的作品。画展更让大家觉得所有的展出作品为一个整体——都是优中选优的作品。”

我问：画展的最后一站放在哪里？“我们准备在某博物馆展出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感到很难过，因为画作将不再以整体为单位展出，而是各自封存起来，但是，藏品将来的结局一清二楚——也许是在我们自己的博物馆展出，也许是长期的出租。苏黎士画展后，我的电话就没消停过，”纳哈迈德说，“全球的博物馆都争相要求展出我们的藏品。毫无疑问，西方没有哪位藏家能积聚这么多的作品。”

正如他所说的，“我们不能喜欢什么就买下。自柏林墙(Berlin Wall)倒塌（冷战结束）以来，创造的财富是个天量——与其他画商相比，我们算是资金雄厚。但我们是与财大气粗的藏家竞争，对方轻易就能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铺设输油管道后，从北极地区大量开采石油；我们的家族资产雄厚，但比起从事油轮建造、采矿以及化工业的老板来说，我们的实力实在不值一提。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Uzbeks)以及拥有庞大中产阶级与巨大财富的巴西人，在国际收藏界呼风唤雨。与我们一样，你可能是艺术界最大的经销商，但不幸的是，最好的作品（毕加索的作品之类）的买家并不是我们。打个比方，在池塘中，我们与鲨鱼狭路相逢的话，我们逮到鱼的概率是零——真能逮到的话，也得好好想想得付出多大代价。我不排除存在这样的概率，但相比之下，对于这些富豪来说，就是少买一条游船，少拿一幢豪宅，甚至都不值一提。”

我考虑把纳哈迈德家族看作新时代的穷人，纳哈迈德却边喝咖啡边说：“我们的强项是以家族为单位出击。我们并不存在对跨国公司的忠诚度。我喜欢让员工觉得像一家人一样。在巴黎坐出租车时，我问司机喜欢些啥，对方回答说，‘唱歌，’我说，‘那您就唱吧！’他给我唱了一首颇为动听的歌。关键问题是对生计奔波时，得找到适合自己的事——如果某人自我觉得适合做汽车售票员，那他就能为此心安理得。”

说到这儿，我看到此时的丽圃咖啡屋已经空无一人，这时一个报贩走进来，向我们兜售《世界报》(Le Monde)——报上探讨的是有关毕加索作品的买卖问题：纳哈迈德家族是否依靠几近过时的理念大发横财？抑或是家族的成功戳穿了海利所谓“艺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的真面目？

“整个艺术品市场的成交额也许比不上一家汽车公司。据测，每年的交易量约为150亿美元，”纳哈迈德说。“唯一能堂而皇之拿到市面上销售、如同从厂里制造出来似的就是当代艺术——它毫无限制，而且用工厂化流程，就可以制作出天价作品来。但消费者现在已经心知肚明这样的事实：他们可以在网上购买作品，反过来很快就能把它出手，他们希望能找到作品的思想性。他们急需有价值、有确定思想的作品。”不一会儿他又显得忧心忡忡。“自吹自擂总觉得不对劲，感觉自己是个狂妄自大的人。”我们谈完后，我就付了饭钱，并再次表示很荣幸与他共进午餐。“真的吗？”他追问道，这时我已经步出咖啡屋，走到圣日耳曼大街(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了。

译者：常和

银幕上有过很多经典的餐馆戏。比如，影片《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中梅格•瑞安(Meg Ryan)在曼哈顿熟食店里假装高潮那一幕，《教父》(The Godfather)里阿尔•帕西诺(Al Pacino)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家意大利餐馆向一名对头和坏警察开枪那一幕，甚至《五只歌》(Five Easy Pieces)中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努力说服一位顽固的女招待为他单点一份吐司那一幕。

但说起让人笑破肚皮的电影场景，没有几个能超越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西德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在1982年那部《窈窕淑男》(Tootsie)里午餐会面那一幕。霍夫曼饰演一名不得志的演员，为了获得角色打扮成一名中年妇女的样子，在纽约曼哈顿的俄罗斯茶室(Russian Tea Room)撞见了他的经纪人（由波拉克饰演）。霍夫曼饰演的那名演员捏着嗓子、用带南方腔的女性嗓音与片中他的经纪人调情，然后突然换成正常的男性嗓音告诉他自己是谁。波拉克大吃一惊，马上点了一杯双份伏特加来压惊。他说：“我的天，求求你有病治病。”

我与霍夫曼约好共进午餐。在等待期间，我想到了以上这一幕。霍夫曼选的是比弗利山四季酒店(Four Seasons)里的Culina餐厅，《风尘女郎》(Hustler)创始人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的那辆宾利照例停在酒店门口的固定位置，我小心翼翼地泊好车（避免蹭到那辆宾利），在停车员的带领下走进酒店。

这位两度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界传奇人物，在74岁时出演美剧《好运赛马》(Luck)，这是他首次出演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由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执导，讲述赛马界的故事，是HBO电视台的最新剧集。我早到了几分钟，在HBO预订的包厢里等了一会儿。曼和《好运赛马》编剧大卫•米尔奇(David Milch)今天也要在那间包间里接受采访。米尔奇也是广受好评的西部剧《戴德伍德》(Deadwood)的编剧。

霍夫曼出现了，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肤晒得很黑，银色的头发笔直冲上，身着深色西装和浅蓝色T恤，显得干净利落。我们直奔餐厅而去，路过摆在大堂里的五颜六色的大型花架。霍夫曼走路慢而灵巧，潇洒地制止了一名粉丝继续诉说某次看到他打网球的事情。之后，经过片刻的犹豫（他有些紧张地问：“坐这张桌子行吗？”），我们在四周激动的窃窃私语声中落座了：就连四季酒店那些有钱的老主顾们也忍不住中断他们的午餐，来搞搞追星活动。

一名女侍应来到我们桌前，我拿起酒单，默默祈祷霍夫曼会点酒（与FT共进午餐最近请的一些嘉宾点单非常节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霍夫曼点了酒——虽然不是葡萄酒。“我一喝葡萄酒就犯困，”霍夫曼用他独特的沙哑嗓音对侍应生说，“我还是要一杯血腥玛丽好了。”我点了一杯嘉维(Gavi)白葡萄酒。

Culina标榜自己的食物有“浓郁的加州意大利风味”（餐厅所在地是加州洛杉矶），不过，餐厅也提供很多类似寿司的意式刺身(crudo)。我们要了扇贝刺身、金枪鱼和红甘鱼（夏威夷琥珀鱼）手卷，我还点了明虾和龙虾沙拉。

等饮品的时候，我告诉霍夫曼，大约1年半以前、他刚刚拍完《好运赛马》试映片的时候，我们曾短暂地通过电话。他皱起眉头回想，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于是，我问他，从电影转向电视剧有何感想。霍夫曼凭借在《毕业生》(The Graduate)(1967)和《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969)中的出色表现而成名，在那个年代，电影明星都瞧不起电视剧。

“我赶上了好莱坞(Hollywood)的黄金时代，但我们当时并不自知。”霍夫曼说，“当时的大制片公司制作的一些影片，如今已不可能再由制片公司制作了。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去拍电视剧。”霍夫曼说，电视剧已今非昔比；如今只有小成本独立电影和资金充裕的付费电视台（比如HBO）才会冒险拍一些有创意的片子。“他们有的是钱，所以不会像一般的电视制作商那样，让你急急忙忙一天拍完20页（剧本）。HBO给你充分自由，不做任何审查。你能自由发挥。”

女侍应给我们端来了饮料和刺身。“我以为电视剧会跟电影有所不同，”霍夫曼抿了口血腥玛丽之后继续说，“但却没有，因为导演是电影导演，而且我们每天只拍四五页剧本。”

《好运赛马》上月在美国开播、下周将登陆英国Sky Atlantic频道，剧情围绕南加州一个赛马场展开，描述了骑手、训练师、马主、赌徒等各色人群。《好运赛马》一剧系出名门：试映片由迈克尔•曼执导，他曾执导《盗火线》(Heat)和《借刀杀人》(Collateral)。霍夫曼说，全剧导演迈克尔•曼和他指定的分集导演们奠定了《好运赛马》一片的基调。“所有演员都梦想与他合作……为力求表演真实，他让你‘沉下去’（编者著：原文为“ to go ‘under’”），而很多导演可能会让你撕下墙纸（编者著：原文为“to pull the wallpaper down”）。”我问是什么意思。“他希望演员的表演更贴近生活，”霍夫曼说，“演员说‘用力’演（编者著：原文为‘pushing’）……（但）沉下去，意味着要让人不觉得你在用力演。”

霍夫曼在《好运赛马》中饰演Chester "Ace" Bernstein，一名刚刚出狱的意志坚强的前书商。这个角色给了他一个少有的挑战：要分12集来表现一个角色。“在剧院里，经过3周的彩排之后，你或许会说：‘啊！我找到感觉了。’而如果你拍电影拍到第3周时说：‘啊！找着感觉了！’导演会看着你，说：‘不错，不过你得跟前3周的表演保持一致。’你不能改变人物性格，因为你不是在连续拍摄。而《好运赛马》是部电视剧，它的剧情是不断推进的，我们在之前表演的带动下向前走，抛弃不受欢迎的部分。”《好运赛马》第二季已获续订。

霍夫曼的电影生涯始于在《毕业生》中大放异彩的演出（饰演本杰明•布拉多克(Benjamin Braddock)），但他险些没有接演这个角色。“那个角色是为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写的。”霍夫曼回忆道，“书中对这个角色的描述是，浅金色头发，一名帅气的田径队员。我告诉（导演）迈克•尼科尔斯(Mike Nichols)：‘我觉得我根本演不了这角色。’”即便是被尼克尔斯说服、接演这个角色之后，拍摄早期的反应仍然很糟。“每一场拍摄之后，都有人去找制片人拉里•特曼(Larry Turman)，说：‘真可惜，你这部片子这么好，却选了个不合适的人演主角。’”

在《毕业生》中，霍夫曼扮演的角色被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 Bancroft)扮演的罗宾逊太太(Mrs Robinson)勾引。这部电影后来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影片之一。不过霍夫曼说，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当时的经历和之后的反响，他说如果没有得到《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中的那个角色，恐怕会回归戏剧舞台。“《毕业生》得到的评论中有一些措辞猛烈，让我十分惊讶。我几乎觉得其中的一些评论是蒙面的反犹言论。比如‘大鼻子’、‘很高的鼻音’、‘怎么能想象这个长相搞笑的矮个子犹太人扮演本杰明•布拉多克(Benjamin Braddock)呢？那个角色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asp)的特征十分明显啊！’”他说，应当感谢尼科尔斯。“他没有服从角色安排……这是他想证明的事情之一。”

这时我的沙拉快吃完了，霍夫曼飞快地吃完了剩下的几块意式刺身。侍应生走上前来告诉我们，还剩两盘菜。不过霍夫曼已经吃饱了，所以侍应生把菜上到了我面前。

我问他在演艺生涯中的其它时期，有没有遭遇过反犹主义。他沉默地思考了片刻后说，“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投射，还是现实……”侍应生回来时，又打断了霍夫曼的讲述。她又往桌上放了几盘扇贝和金枪鱼，旋即静静地飘走。霍夫曼又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电影明星代表着社会中的一大部分人。因为你总希望让走进电影院的人里，有尽可能多的认同那个角色。世界上有60亿人，只有1700万犹太人，这么一算就明白了。选布拉德•皮特(Brad Pitt)或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肯定不会错，可是换一种安排就相当于赌博了。”

大多数人都以为霍夫曼是纽约人，但实际上他在1937年生于洛杉矶。他的父亲是一名家具推销员，一家人总是搬家。霍夫曼回忆道：“中产阶级的下层总是在向上看。他是个推销员，总是尝试以超过自己生活水平的方式生活。在我人生的头十八年，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住过，因为他总是想向上挪，但又付不起房租，所以我们又得回到当初本来就不应该离开的地方。”

霍夫曼对纽约一直都有一种向往，他的这种向往是看过《东区少年》(East Side Kids)后产生的。这部20世纪40年代的黑白系列电影讲述的是曼哈顿的出租公寓中，一群吊儿郎当的小伙子的故事。他说：“我在星期六的日场电影看到他们以后，就感觉只想成为他们那样。”

直到1958年，霍夫曼才第一次到纽约。“一架螺旋桨飞机整整飞了13个小时。我当时大概20岁，我记得从机场坐巴士到了……”侍应生又过来收走了盘子。“我来把这几个放到那儿，”霍夫曼边说边把自己盘中的两个手卷放到我的盘子里。他对侍应生说，“别告诉他我是用手指拿的”，把侍应生逗乐了。

“总之，我在第二大道和34街的路口下了车，在街对面，我的正前方，有个家伙正在往巴士轮胎上撒尿，人来人往众目睽睽。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当时我觉得，‘到家了。’从那时我就爱上了纽约。”

霍夫曼对纽约的爱在1970年很险地逃过一劫。当时左翼极端组织“地下气象台”(Weather Underground)的几名成员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意外地引爆炸弹，把自己炸死了，刚好就在霍夫曼家隔壁。

“第二天我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头版，上嘴唇上是为一部电影蓄的胡子，手里拿着从家里抢出来的油画，还有乌龟。我把乌龟放到了口袋里，可是它们只活了一个星期。在我原来放桌子的地方，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我说，本来可能会有十分不同的后果的。他用低沉、浑厚的声音哈哈大笑。“是啊，演艺生涯会短一些。”

霍夫曼的演艺生涯继续前进，总共赢得了七项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最近一次是1998年因为政治讽刺片《摇尾狗》(Wag the Dog)。他第一次获得提名是因为《毕业生》，随后又因为《午夜牛郎》再一次获得提名，但两次都并未获奖。“强•沃特(Jon Voight)也因为《午夜牛郎》得到提名，但是得奖的是（《大地惊雷》(True Grit)的主角）约翰•韦恩(John Wayne)”，他眼睛看着我，很有心机地没有再多说。在1979年，他终于因为在离婚电影《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 1977)中的角色，拿到了小金人。后来又因为在《雨人》(Rain Man, 1988)中扮演患有孤独症，但又具有数学天才的雷蒙德•巴比特(Raymond Babbitt)时的出色表演再次获奖。

我问他最享受扮演哪个角色的经历。“我觉得任何一个角色都不算有趣，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能不能演得成功，你会时不时地觉得自己某一点做的不错，感觉找准感觉了。可是我参加过自己演过的电影的首映，比如《毕业生》，再比如《雨人》。所有大腹便便、衣冠楚楚的人都来看首映，可是等电影放完后，他们就摆出这样的臭脸，”说着他摆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你觉得自己演砸了。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一帮错误的人，因为一个错误的理由，来看首映了。”

与此相反，他说，他的首部导演作品《四重奏》(Quartet)最近刚刚杀青，剧中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汤姆•考特尼(Tom Courtenay)、比利•康诺利(Billy Connolly)和宝琳•柯林斯(Pauline Collins)饰演一群退休的歌剧演员，这部电影的拍摄是一段令人精疲力竭的经历，但他十分喜爱。

霍夫曼该走了。“你永远都不知道一部电影能让你得到什么，”他说着开始讲最后一段故事，和《克莱默夫妇》的导演罗伯特•本顿(Robert Benton)重新联手拍摄《胜者为王》(Billy Bathgate, 1991)时的事情。“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拍摄，有一套全明星阵容，有一个拿过奥斯卡奖的编剧型导演，我们都以为自己拍的是一部艺术作品。就在隔壁，离我们几百码的地方，在拍另一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我都叫不上来，所以就问，‘那个破烂儿叫什么来着？’”他说得很慢，仿佛是因为发音让他很为难。“忍……者……神……龟。我们那时觉得自己多么牛逼啊！可是那部片子被捧上了天，我们的电影却被反响平平。”

霍夫曼站起身来，问我：“你还满意吧？”我说，满意。他说：“那就好。我真的想起来你当时给我打过电话了，那次我们聊得不错。”然后他微笑着和我握过手，就离开了。

作者马修•加拉汉(Matthew Garrahan)是英国《金融时报》驻洛杉矶记者

译者/何黎

集模特、演员、导演于一身的伊莎贝拉•罗西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与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女儿，一生多数时间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下，却不喜欢被人评头论足。

她不喜欢被人评判、不喜欢为自己辩护、不喜欢上红地毯抛头露面、也不喜欢（当然不喜欢）接受采访。但她喜欢动物、各种昆虫以及它们稀奇古怪的繁育方式，这倒是个不太遭人待见的话题。

我发现她的这一点是在很早之前的一次见面会，地点就在莫萨酒店(Mercer)，这是SoHo区的一家酒店，按照本人以往的经验，几乎每个时尚达人都希望被记者采访。但与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及阿尔伯•艾尔巴兹(Alber Elbaz)这些时尚名流不一样的是，我与伊莎贝拉•罗西里尼却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会面，她没在大厅里就坐，要知道，这儿是名流荟萃之处。说实话，虽然她是个红得发紫的名模，但称呼其为“时尚名媛”也许有些夸大她对时尚圈的兴趣。

相反，她选择了咖啡区酒吧角落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长椅，那儿的装饰风格与其说是突出高档时装，倒不如说是为了服务高级食客。她走进来，身穿深蓝色套装裤，上身穿着深蓝及白色条纹T恤衫，瞧见我已就坐，就径直用脚后跟站定，并随手抽把椅子坐下来，周围是否有别人用餐，她一眼都没瞥。但那天是周四，于是决定不单吃午餐，而是早餐午餐放一顿吃。周四上午11:30时，即使在莫萨酒店，早餐午餐搁一块吃的人以及盘桓于酒店、向名人暗送秋波者也是廖廖无几。

她说自己不喜欢在红地毯上抛头露面的说法不攻自破，原因是：虽说60岁的罗西里尼声称 “自己从根本上说，已经退休”，但任何最近读过时尚杂志者都知道她是珠宝品牌宝格丽(Bulgari)今年秋冬季的形象代言人。我俩会面时，她不时炫耀手上戴的宝格丽手表，只能说明这个身穿简单T恤与套装裤的女人个性中可能还有魅力十足的另一面，而不是象一开始所展示的那样。她还在刚刚公映的两部电影里担任主演——第一部是2011年的《大爱晚成》(Late Bloomers)，该片由名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 Gavras)的女儿朱丽(Julie Gavras)执导，伊莎贝拉与威廉•赫特(William Hurt)在片中扮演一对夫妻，讲的是两人人到老年相濡以沫的故事；另一部是加拿大导演盖伊•马丁(Guy Maddin)执导的《钥匙孔》(Keyhole)，她在片中饰演杰森•帕特里克(Jason Patric)的亡妻（但仍是很关键的角色）。她还在纽约主持了为保护威尼斯遗产基金会(Venetian Heritage)筹款的特别活动，该基金会旨在修复威尼斯的艺术与建筑，并帮助加固威尼斯城池的陆地（罗西里尼的父亲有一半是威尼斯血统，虽然她本人在罗马长大）。

在筹款活动中，播放了由圭多•托洛尼亚(Guido Torlonia)执导、理查德•基尔(Richard Gere)与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解说、介绍意大利电影导演吕切诺•维斯康第(Luchino Visconti)生平的话剧。罗西里尼还专门作了简短致辞，还得耐着性子竭尽全力做好宣传活动。上述所有活动中，没有一项真正能与“退休”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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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头露面上红地毯俨然成了另一门行当，”点完菜后，罗西里尼这样说。她为自己点了一个山羊奶酪煎蛋与新鲜橙汁，我则点了混合浆果，我打算一次吃一个，以便延长我俩的会谈时间，就象正常用餐时间那么长。

“第二天，电视节目、杂志大肆报道，全是‘您对那件裙子喜欢与否？’以及‘她看上去胖了吗？’之类的内容。不断借穿赞助商的裙子与佩戴其珠宝似乎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我必须生活在如梦如幻之中，而这我永远无法企及，所以总是感到很郁闷。当名人很累不容易，远远超出演电影本身，有时付出与回报成正比，有时却并非如此。我记得1986年拍《蓝丝绒》(Blue Velvet)时，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刚从戒毒所出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未曾谋面，因此见面都说，‘哎哟，见到您真高兴，您可是个大腕，’他则说，‘大腕，什么大腕：谁给我买单？’”

说到这，罗西里尼突然捧腹大笑，笑得整张脸都皱成一团了。她老是这样笑，举个例子，当她打算要份柠檬汁时（本人当时正喝），我则对她说：我点了一份压榨柠檬汁，把服务员整得云里雾里，对方一个劲地问我要的是不是柠檬汽水（保罗•纽曼(Paul Newman)生产的那种有机饮料），并劝她也许应该点橙汁，听到这，她捧腹大笑起来。

说到柠檬汽水时，她对我说，“有一天，我去逛一家大超市，一个货架上摆的全是保罗•纽曼的产品，只不过他的形象各异：有墨西哥版、有意大利版、还有法国版。这样做很弱智，但你知道，他女儿是这一切的幕后操盘手，运筹帷幄出了这个商业巨无霸。我老买柠檬汁与狗粮，因为它们都属于有机食品，但从不买色拉调味汁，你知道……我可是意大利人。”她又哈哈大笑起来。

五年前，罗西里尼离开纽约市，她1979年与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结婚后，一直在那居住，他俩于1982年离婚，她后来又嫁给乔恩•维德曼(Jon Wiedemann)，并生下了女儿埃蕾特拉(Elettra)，两人又于1986年分手。她移居长岛(Long Island)，部分原因就是想躲避明星那种生活，过自己淡泊平静的生活。她指出自己母亲也是如此，离开好莱坞(Hollywood)回到欧洲生活，就是躲避没有任何隐私的美国名利生活。

在长岛贝尔波特(Bellport)，罗西里尼为导盲犬基金会(Guide Dog Foundation)饲养导盲犬——她在乡间精心照料、其演员搭档琳达•拉金(Linda Larkin)则在城里饲养导盲犬——一旦狗儿成年，就交由新主人收养。罗西里尼近日购买了30英亩土地，这块地原用于楼市开发，没想到随后经济危机重挫了房地产业，她目前正在申请把该地变成农场。她说自己如今多数时间都花在“农场小型会议”，正与当地政府机构进行洽谈，自己只是偶尔进城。

然而，不管她愿意与否，罗西里尼依然是大明星，不是由于她那张被人津津乐道的亮丽脸庞，而是她的所作所为；她依然我行我素、离经叛道——尤其是好莱坞那一套。经营农场只是展示其性格特点的冰山一角；她还是位在面包上抹黄油的明星。上次与明星或模特同进餐，对方不但当众吃面包、而且当众涂黄油，本人已经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哈，”她轻蔑地说，把涂抹黄油的面包塞入口中，此时她点的煎蛋端上来了。“那些人（我猜她指的是那些吃面包不抹黄油者）断言我的演职生涯27岁就终结了。”想当初，她的演职生涯基本上还是在影视剧中饰演跑龙套的角色，其中就包括在她母亲1976年主演的影片《花落花开》(A Matter of Time)中饰演一个小角色。事实上，她的演职生涯才刚刚拉开序幕。

罗西里尼28岁步入模特生涯，当时她的朋友、摄影师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问她是否愿意为英国《Vogue》杂志拍摄封面照片，事后她与化妆品公司兰蔻(Lancôme)签了一份为期14年的合同（诸如此类的美事不胜枚举）。40岁那年，兰蔻单方面中止了合约，她公开表示谴责，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她在大卫•林奇(David Lynch)执导的《蓝丝绒》中首次饰演主角，此后又先后饰演了《亲亲表妹》（Cousins，1989年）、《飞越长生》（Death Becomes Her，1992年）以及蒂娜•费(Tina Fey)的《摇滚三十》（30 Rock，2007）电视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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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出了名地长得漂亮，但她脸上丝毫没有涂抹化妆品后留下的常见迹象——脸上是老年女性的那种皱巴巴皮肤，腰围也已变粗变圆。相比演电影，她似乎更喜欢模特这行（或者说，相比出演大影片，自己至少更喜欢出任知名化妆品牌的模特），原因或许是没人希望模特清晰说出内心的动机，模特只需按部就班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也许意识到自己的模特生涯不会长久，六年前，罗西里尼涉足另一项职业——先是自己写剧本，然后是自己执导短片。她的首部影片是2005年的《我的父亲100岁了》(My Dad is 100 Years Old)，该片由盖伊•马丁执导，她写此剧本是纪念自己的父亲，并亲自出演，在片中分别饰演费里尼(Fellini)、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以及大卫•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该片随后被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的圣丹斯(Sundance)频道买下，再之后，雷德福本人决定拍摄几部网络小短片时，给罗西里尼打电话，对方建议拍摄一部系列片，分别介绍不同昆虫的性生活。

“从根本上说，本人希望拍摄喜剧片，因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知识；我对昆虫感兴趣，原因是它们远离人世生活：它们是雌雄同体，或者说能改变性别，”她说，把面包嚼得格格响。这部系列片取名《Green Porno》，罗西里尼在片中把自己装扮成蜜蜂、家蝇等动物；她随后又拍摄了一部名为《Seduce Me》的系列片，介绍海洋生物如何繁育后代的故事。2011年，她还为Discovery频道制作了一部名为《动物扰我注意力》(Animals Distract Me)的长片，介绍都市动物的一天生活。如今她正拍摄制作另一部介绍动物的母性本能的系列片，为此，她说自己阅读了雌性生物方面的大量材料。

“生物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探究利他性的起源——即愿意为别人（甚至可能伤及自己）做出一定牺牲——达尔文(Darwin)推断根源可能是母性本性——甘愿为自己的后代牺牲自我，”她说，并用叉子叉起一块炒番茄。“但是，你若观察动物，就会发现有些母亲会吃掉自己的幼崽，有些动物则任由它们死去，所以还不能如此仓促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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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西里尼开始考虑拍摄介绍动物生活的影片时，她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攻读动物研究方面的学位——她将于明年五月毕业。“我想拍摄生物方面的影片，我觉得自己需要‘充电’，”她说。事实上，我俩在莫萨酒店会面的原因与时装毫不相干：酒店离纽约大学很近，会谈结束后，她还要急着赶去上课。有趣的是，她女儿埃蕾特拉（目前是模特）刚刚从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获得生物医学方面的学位（罗西里尼还收养了一个儿子罗伯托，今年正好19岁）。

对于自己作为成年人重回学校读书，罗西里尼显得异常兴奋。“年龄大了重回学校读书，效果要好得多，因为自己知道需要什么，自己想学什么，也知道自己学习的原因，”她说，这时服务员走过来端走了我俩的盘子。罗西里尼不想喝咖啡，但要了苏打水。

“你知道，上世纪50年代，我在意大利生活时，基本上是自耕自种，”她说。“当时食物很重要，农产品非常重要。大家都是自己榨橄榄油，我移居美国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整明白多数美国人远离食物生产地。我的意思是：小时候，复活节(Easter)吃羊肉前，我才知道羊是啥东西——尽管家里人不说这就是同一头羊。我总以为纽约汉普顿斯(Hamptons)所有居民都有自家菜地，嘿嘿！”

在她长岛自家农场里，她打算自己种蔬菜、水果及养鸡；养更大的动物，农场面积有限。读完纽约大学的学位后，她考虑继续深造，以了解各种有害的昆虫。她的农场还雇了一些年轻小伙种地，其中一位还想要一头马用来犁地，因为动物对表层土的破坏要比金属犁小得多。

“我买地、并希望把它改成农场的消息刚被公之于众，年轻人（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就不断联系我，这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西里尼说。“我们年轻时，若是受过良好教育，就想去城里，不愿当农民，但如今的年轻人很关心环境与食品，对他们来说，当农民只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与当艺术家或技工相似，这是观念的改变。”

“技工”——罗西里尼喜欢这样自称，她争辩道，若当了“技工”，别人评判依据是你的劳动与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你扮演的角色，当然也不是你代言的形象。这就是为何她总把工作重心偏向独立影片拍摄，而且这还需要“不断学习”。

这就是她为何拍摄《大爱晚成》以及喜欢与先锋派导演马丁合作的原因——“我对拍摄老年人的喜剧片很感兴趣，而它们通常被视为悲剧片，而非喜剧片，”她说，她与马丁已经合作拍摄了五、六部影片，如今还共用了很多演职人员。（他俩的首部合作影片是2003年的《悲歌之王》(The Saddest Music in the World)，片中罗西里尼传神地饰演了海伦•波特-亨特利男爵夫人(Lady Helen Port-Huntley)，一位失去双腿的啤酒店老板娘。）

“我与盖伊合作时，拍的与其说是影片，倒不如说更象是装置，”她说。“它们既能在博物馆放映、也可以到剧院播映。盖伊甚至可以制作出一部带有生动对话与现场乐队的无声电影。因为投资额不大，拍摄独立影片时，可以进行大胆尝试。然而影片的投资构成还是颇为复杂。”她叹声说道。“这就好比拯救威尼斯。”或者说也类似于偶尔参加访谈节目。

她摇摇头，站起身来，对我笑了笑。“我得赶去上课了，”她欢快地说道。她就这样赶去上课了，去播洒思想的种子。

范妮莎•弗瑞德曼是《金融时报》时尚主编

罗西里尼生平年表：

1952年6月18日出生于罗马；

1971年入读纽约芬奇学院(Finch College)；

1976年：出演首部电影《花落花开》；

1979年与斯科塞斯结婚；

1980年：布鲁斯•韦伯为英国《Vogue》封面拍摄其写真，比利•金(Bill King)则为美国《Vogue》封面拍摄其写真；

1982年，成为兰蔻形象代言人；当年8月，其母亲去世；同年11月，与斯科塞斯离婚；

1983年：嫁给来自德克萨州的男模乔恩•维德曼（如今是微软高管），并育有一女埃蕾特拉；

1986年：在大卫•林奇执导的《蓝丝绒》担任主演，饰演一位意乱情迷的歌手，同年与维德曼离婚；

1992年：客串麦当娜(Madonna)的音乐电视《Erotica》；

1994年：收养一位男孩、并以其父亲名字取名为罗伯托；

1995年，推出自己的化妆品牌Manifesto；

1996年：在一片争议声中与兰蔻解除合同；

1997年：撰写半虚构传记《Some of Me》；因在《绑票疑云》(Crime of the Century)中的出色演技而获金球奖(Golden Globe)提名；

2008年：她拍摄的《Green Porno》系列短片在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上放映。

汇编者：彼得•雷加特(Peter Leggatt)

译者/常和

柏林的冬天严寒异常，卡尔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上空飘落着零星雪花。宽阔的道路两旁，鳞次栉比地矗立着豪华楼宇，它们都是拜前民主德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坚定不移地实行共产主义政策所赐。但与所有城市一样，一切都已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如今这里变成了时尚艺术区。在这条街上，我与詹姆斯•弗兰科(James Franco)相约在Peres Projects画廊会面，画廊正在举办他最新的“Gay Town”艺术展。彼此介绍后，我俩便一同离开画廊，来到街头的一家餐馆共进午餐。

弗兰科友善地笑着说：“我还带了几个从洛杉矶来的学生呢，是与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呢，还是就咱俩？”这问题让我有些纠结，尽管我很想把“与FT共进午餐”的访谈节目变成天马行空的加州媒体交流研讨小组会，但我思考再三，觉得还是遵循《金融时报》的老规矩为妥。“就随你的意思吧，”弗兰科搂着我肩膀说道，笑得很high。

毋庸置疑，詹姆斯•弗兰科的笑容具有无穷魅力，正是这让他成了影视明星。他是货真价实的好莱坞巨星：片酬已达数百万美元，和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共同主持奥斯卡颁奖典礼以及不得不应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弗兰科是个演戏天才——在丹尼•博伊尔(Danny Boyle)执导的影片《127小时》(127 Hours)中，他自断胳膊以求生的出色演技让他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以及众多奖项。但正是他魔力般的笑容，让他快速窜起，成为好莱坞的熠熠生辉的大明星。

但34岁的弗兰科并不仅仅是个演员，他还是艺术家、作家与学者。勿庸置疑，在阐述名声与艺术的关系方面，他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以来最博学、也最具颠覆性的评论家，要不他就是个自命不凡、自我吹嘘的大骗子。批评界可是六亲不认——《好莱坞报道》(Hollywood Reporter)讥讽他是“好莱坞不知疲倦的媒体活跃分子”——但它本身又是弗兰科忘我工作的不竭动力。

对名人的感想是弗兰科此次“Gay Town”艺术展的主题。展品风格汪洋姿肆、杂乱无章，甚至狰狞恐怖，显然是思维混乱者混合运用了各种素材——录像、画有图案的破布、霓虹标牌，其中很多作品更显大不敬，而所有的作品都在质疑文化的真正动机，当今文化赋予名人尊贵地位后，既对他们歌功颂德，同时又极力诋毁贬抑。过目不忘的是一张粗略绘制的“蜘蛛侠”， “嘿咻蜘蛛侠”的潦草字样则是横贯画面。（弗兰科在山姆•雷米(Sam Raimi)执导的《蜘蛛侠》(Spider-Man)三部曲系列影片中饰演男主人公的朋友兼复仇者哈里•奥斯本(Harry Osborn)、又名新恶魔(New Goblin)）。

这次展览的名字“Gay Town”不由得让人对弗兰科的性取向浮想联翩——这只是流言蜚语者津津乐道的其中一个话题，他饰演的其它一些角色更让这些八卦消息甚嚣尘上：他在2008年的传记影片《米尔克》(Milk)中饰演同志政治家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由西恩•潘(Sean Penn)饰演）的恋人；在2010年的影片《嚎叫》(Howl)中饰演 “垮掉派”同志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联合执导并送柏林电影节(Berlin Film Festival)参展的《皮革酒吧》(Interior. Leather Bar)则重新想象与演绎了影片《虎口巡航》(Cruising)中观众没能看到的那些赤裸裸性描写情节，《虎口巡航》是威廉•弗莱德金(William Friedkin)在1980拍摄、由艾尔•帕西诺(Al Pacino)主演的一部同性恋圈连串凶杀案的侦破片。

坐在亨泽尔曼餐厅(Henselmann)，我与弗兰科似乎都远离了腐化堕落的现实世界。亨泽尔曼兼咖啡屋与餐馆于一身，窗明几净，摆放着赏心悦目的黄座椅，里面则没有其他顾客。餐馆的名字取自同名建筑师，对方还主持设计了柏林当地好几处建筑。目前还不到中午，因此餐厅的招牌菜还未到供应时间，汤（牛肉与加刺山柑烧土豆）的名字听起来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我俩决定点素乳蛋饼沙拉。

弗兰科身穿绿格子衬衫、黑色短外套，下穿牛仔裤。我由于刚坐早班飞机从伦敦赶来，所以略显疲惫。“我也刚从洛杉矶坐飞机赶过来，”弗兰科的话顿时惊醒了我。“但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于是，我们点了两杯卡布奇诺热奶咖啡。

“因此，我说，Gay Town艺术展看似荒诞不经，”弗兰科深吸了一口气，深思熟虑后审慎向我讲起自己为何会想到要举办这个主题的艺术展，它展示的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有此想法大概就在六、七年前，当时我重回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与艺术，我想与演电影一样，认认真真地举办艺术展。

“刚开始，我觉得无法将自己的从影经历放进艺术展中去，观众也不会太待见我——他们会认为这并非合适的主题。但我在09年举办了名为“被遗忘的詹姆斯•弗兰科” (Erased James Franco)艺术展，灵感就来自于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擦掉的德•库宁素描》(Erased de Kooning)，我收集了自己之前演过的电影图片与视频，以此作为展览的素材，它们都是很有意思的资料。

“09年的个展，让自己觉得这些取自个人所演电影与外在形象的资料实际上是艺术展的绝佳素材。很多艺术家，如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以及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观看影视作品后，就把观感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而我身处的位置比较独特，涉足参与了各个领域，它们是很好的展览主题。”

姑且不论他的笑容与销魂的黑眼睛，正是这一番高谈阔论就能决定你对弗兰科好恶与否。“Gay Town”中的某些展品竟然是文章，而内容就涉及他本人，图片周围写满了他自己的心得体会。我觉得这次展览挺阴郁，弗兰科回应说：“我觉得你可能会说展览主题很阴暗。但换个角度看，其实不然。我只是想让观众深切感受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彼此如何交流、图片如何再次传播及欣赏。”

那么这个可怜的蜘蛛侠，你又该如何解释呢？他看似愤愤不平。

长时间的沉默……

“他的愤怒不针对任何人与事。山姆•雷米执导了蜘蛛侠三部曲，拍《奥兹巫师》(Oz The Great and Powerful)我俩再次合作。这些图片只是来揭穿某些虚假表象。我知道自己只是这个庞杂制作系统的一部分，我并非有啥抱怨。但我们花费数亿美元拍出组成这些影片，它们画面好看，给观众了带来无穷欢乐，它们是了不起的艺术形式。

“但是，电影的确精心打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表象，很难让人看到深层的内涵。我却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这些影像图片就是起揭穿作用。”我对他说，自己倒觉得这些图片挺有意思。“我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加点幽默，”他说。“因为喜剧并非艺术的重头戏，而大制作影片却非常看重它。”

正说着，我们的乳蛋饼端上来了，味道远胜于外观。此时背景音乐开始播放罗德•斯图尔特(Rod Stewart)的《不想再提起》(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弗兰科此时看上去心情不错。把自己纷繁复杂的生活和多面工作分门别类清楚，不知他觉得困难否？

他笑着说：“的确很难。光当演员时，自己就不想做分外的任何事。别人说我得学杰克•尼克尔森(Jack Nicholson)与艾尔•帕西诺——不参加任何脱口秀节目，因此才能得心应手地扮演各种角色。但如此心无旁骛我很难做到。我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收效甚微，成效也不明显。事实上，我并不反感采访，相反我还很喜欢接受采访。”弗兰科朝我的话筒摆手示意，表示他的态度。“而且我依然能游刃有余地扮演各种角色，观众也依然买账。”

弗兰科曾说过睡觉纯属浪费时间，他不断饰演各种角色，都十分成功，偶尔也出演火爆的撞车场面。2011年与安妮•海瑟薇一起主持奥斯卡典礼时，站在光彩照人、热情洋溢的海瑟薇身旁，他显得很呆滞。网上传言他嗑药。但在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主持的深夜秀(Late Show)节目上，弗兰科竭力否认。“我很喜欢安妮，但她太富激情了，我觉得就算大嘴怪(Tasmanian devil)站她身边，也会神情恍惚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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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辍学10后，弗兰科重返大学校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UCLA)攻读文学与写作，随后又在四所不同的研究生院修课（算是他的一大特色），最近还执起了教鞭（因此算是UCLA的教职人员）。我问他对此有何感悟。“学校可以宣泄掉拍电影的一些压力。每演一个角色，我常与其共生死。有了这些新的发泄口，就感觉轻松多了。”

我问了他上大学是否仍为了拿学位。弗兰科答道：“我最后想拿的就是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这得花相当长时间。”我于是问他的攻读方向。“大致属于电影与文学的交叉学科，以及两者相互转换后会发生什么。”弗兰科热衷学习在好莱坞圈子内自然被视为异端。“不要疏于学习！”，在最近的访谈节目中，莱特曼曾以戏谑的口吻对采访对象如此结语。

弗兰科出生在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一个有葡萄牙、俄罗斯、瑞典以及犹太血统的家庭，从小就深受学术与世俗氛围的熏陶。他最初进入UCLA是攻读英国文学专业，但一年后退学，转而进入演艺圈。他事业的分水岭是2001年，当时他在同名电视传记片《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中饰演迪恩，他的精彩演技使他随后得以出演《蜘蛛侠》第一部。

他随后的演职生涯走的完全是折衷路线：从斯托纳喜剧（stoner comedy，代表作是2008年的《菠萝快车》(Pineapple Express)）到电视肥皂剧（以浓郁的后现代派风格，在《综合医院》(General Hospital)中饰演了一个名叫弗兰科的系列杀手），莫不如此。201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关联短篇小说集《帕洛阿尔托》(Palo Alto)，讲述了生活在美国郊区的青少年故事。弗兰科为数不多的散文行文简练，尽管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冷嘲热讽，仍好评如潮。

我问他为何对青少年的话题一直这么感兴趣，弗兰科的回答颇具技巧（这倒让人出乎意料）：“青少年感觉啥事都很不得了，但经验却差强人意。正是由于这样，鸡毛蒜皮的事往往会兴师动众。尽管我如今已长大成人，但心中仍在纠结同样的问题：如何与别人交流？该对谁忠诚？如何对待朋友与仇敌？如何对待自己的梦想？”

我于是问他：成了影视巨星后，这些问题是否会在温床似的演艺界变本加厉？“这正是它成为本人另一大关注主题之原因所在，”他回击说。

不看其它的，单单是身为好莱坞巨星，就让弗兰科有幸获取大量鲜活多样的材料，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素材。到柏林除了举办自己的艺术展外，他还在柏林电影节上推销自己的《奥兹巫师》与另外三部影片，其中包括《拉弗蕾丝》（Lovelace，他在片中饰演休•海夫纳(Hugh Hefner)）与《皮革酒吧》。我问他《皮革酒吧》的情况，该片今年初在圣丹斯(Sundance)首播后，恶评如潮，但他似乎对此并不以为然。

“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即如何把电影作为其它创作的源泉，”他说。“我对《虎口巡航》情有独钟，但从美学上说，我特别喜欢《皮革酒吧》。威廉•弗莱德金使用了上世纪70年代末真实的皮革酒吧作为拍摄地，还运用了很多真正顾客。当时还是艾滋病流行前的那段岁月，但如今一切已是时过境迁，但整个场景看上去依然那么棒。

“我想在影视中展现真正的性爱。但我不敢亲自操刀，因为我从未在电影中表演过真正的性爱。”所以弗兰科决定与专拍情色艺术的同志导演特拉维斯•马修斯(Travis Mathews)联手。“他是拍同志影片的高手，生活中也是个同性恋，而本人两者都不是，我俩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

这几乎等同于明确宣布弗兰科本人是个异性恋者，再说谁会在乎这呢？

他为何以及如何惹很多人不悦，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对于不符合行规的演员，影视界不由自主地表示猜疑，原因并非弗兰科破坏了规矩——他是风度翩翩的脱口秀座上宾，对演艺界种种要求能应变自如，否则他的片约早就成了无源之水了。

更要命的是，他用自己的游戏规则补充了好莱坞的行规，却往往吃力不讨好。艺术圈也是非常自私自利（这一点很让人抓狂），对于不经意破坏规矩者并不待见。在Gay Town艺术展开幕当晚，柏林某艺术商会对我说自己觉得弗兰科的作品十分“稚嫩”——如此反应再正常不过了。

但我觉得弗兰科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在横跨演戏与艺术这两大文化领域时，弗兰科均有耳目一新的洞察力。生活与艺术捉摸不透显得司空见惯，但由于大众媒体不停地炒作，而更变本加厉，比过去更咄咄逼人，也更冷酷无情。如今与安迪•沃霍尔的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生存状态仍是一把双刃剑，但伤起人来更狠更痛。弗兰科比舍曼、麦卡锡与戈登更深知此种感受，我问他，针对新兴媒体生态圈(blogosphere)推出的这些辱骂性艺术作品是否属于某种报复？毕竟，展览推出了很多放荡不羁的作品。

“但这一切我难以掌控，”他说。“而且我也不想去掌控。我所做的就是把它们作为我艺术展的原始素材。所以若有观众指责我，我不会甘愿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如果有人说我的作品只是徒有虚名，那么相信我，我并不想让自己外表光鲜亮丽。若真想做的话，我能做得更加无懈可击。”

如今没必要对此争辩下去了，况且也没时间点更多菜了。弗兰科还得在画廊举办一个仓促的记者会。结完账（实在少得可怜）后，我跟着他去了记者会。记者不止一次、而且变着法子问为何他的电影与艺术作品念念不忘性的问题。“性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家都在谈论它。而且就我所知，大家也都是身体力行者，性是人类繁殖生存的工具。”

哈维尔•佩雷斯(Javier Peres)是画廊老板，正在向困惑不解的观众讲解此次展览的内涵。“弗兰科作品的基本成分是名声，”他说。“就像一个画家运用颜料一样。”随后有记者问弗兰科：当他身为名人感到腻烦时，往往会做些啥事。

“我主要生活在自己的私密空间中”，弗兰科回答道。“这并非根本性问题。”

彼得•阿斯普登是《金融时报》艺术方面的记者

译者/常和

眼下，邀中国官员饭局，是越来越难了。约部长级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习大大反腐，让中国官员对应酬退避三舍。三个多月前，我约傅莹午餐，碰碰运气，毕竟她曾经与FT吃过午餐。那次餐桌上的采访，是2009年，她行将卸任中国驻英大使、告别伦敦之际。这次约她，她的身份已变：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会议的官方发言人。三月中旬，“两会”落幕，她答应了这个饭局。

北京崇文门内大街上，立着一幢内蒙古大厦，里边是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傅莹是蒙族，推荐了那里的蒙餐厅。在首都，每个省份都设有驻京办，各立门户，像一块飞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呵护与中央的联系。每个驻京办内，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馆，打拼舌尖上的竞争力。

我提早到了内蒙古大厦。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时间还太早，两旁一溜包房，大门敞开，似无人迹。背景是旷远的蒙古音乐，我找到“胡杨秋色”。包间不大，中间一圆桌，背后有个沙发区，正中一幅吴冠中水彩画，地毯的色彩热烈，有大块橘色。两名年轻女服务员正弯腰趴在餐桌上，摆放着三头羊、一匹马、一个白色蒙古包。当然，都是玩具，只是让客人有些蒙古的联想。

中午11点整，不远处的长安街上，电报大楼上的大自鸣钟缓缓敲击出东方红的旋律。再熟悉不过的曲子，已敲了半个多世纪。听到的一刹那，仿佛毛主席走来，有时空错位的恍惚。紧跟着东方红漫溢的尾音，铛铛的撞钟声在空气中回荡。窗外，一小片红灰砖色的老民居，杂乱而破败。路旁停着不少新的私家车，恍然两个时代。

傅莹在车里发来微信说，她堵在路上，会迟到几分钟。在北京，人们已习惯一天办一件亊的节奏。迟到，是老常态。准时，才是非常态。推进门的一刻，傅莹再为迟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细格西装外套，白衬衣，一条紫色灰底的围巾，闲适而不失庄重。与她结识是她出使伦敦期间，一直称她“傅大使”，再难改口。驻京五年多，我仍不适应王总、李局、周处的官场热乎。

事先约定，既然是她的家乡菜，点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后，我问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点头说，常在这家请客，虽然有点贵。平时她与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办事处小馆子，正宗但便宜。我开玩笑说，为了这顿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过男服务员，神速地报了一长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额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馓子、巴盟酸菜。她说，她吃素，我多吃肉。

服务员轻声问她，要点酒吗？傅莹没征求我意见，摆摆手，单方面否决了。听说，当下官场纪律严明。自中纪委公布“八项规定”后，官员因公餐叙，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点酒。我喊住服务员，对傅莹说，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东 。喝点你们老家蒙古酒，总可以吧？傅莹倒也爽快，那就喝点吧。问我，低度的，还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气，我说，高度的吧！服务员拿来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产地，内蒙通辽，傅莹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访华，傅莹在这里宴请了他全家。她说，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吃蒙古菜。服务员向他敬酒，献哈达，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吃得尽兴。我说，在钓鱼台今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刚见过93岁的基辛格。他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张业遂对话后，被一批VlP粉丝围住，动弹不得，最后还是傅莹上台挽着他走下讲台，成功营救。我看到，基辛格满脸父辈的满足。

我问她，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四十多年，访华上百次。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吗？

“我认为他比较稳定。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没变，而是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当别人觉得中国不行的时候，他没有对中国失去信心。当别人觉得中国可怕的时候，他也不会跟着那股风走。每次来中国，他要跟中国领导人谈话，也要接触普通中国百姓。你看他评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讲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对中国，他从来没有迷失过。那么多研究中国的人都会有恍惚和摇摆的时候，对中国的预言错了或者没看准的时候，他很少有这种情况。” 对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她显然颇有好感。

一大锅羊排汤上桌。服务员为我们冲满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莹催我下筷。我把话题引到刚去世的新加坡开国之父、与基辛格同龄的李光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轻的女外交官傅莹曾是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中国领导人去新加坡访问。有时候李光耀会设家宴，就在他家后院里，很温馨，灯光、烛光。他挺关心人的。翻译没有那么多时间吃饭。有时甚至没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红毛丹剥了，递给我，让我赶紧吃。”

傅莹最后一次见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狮城的香格里拉对话。我很好奇，李光耀与几代中国领导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丑话在先，风格强悍。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风格？

你说，中国领导人不接受谁的风格？傅莹反问我。

“我在外交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从当翻译到直接参与。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锋的。外交这个东西，就是有来有往，是有事要谈。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同，相互间肯定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别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能帮你的，帮你。办不了的，也告诉你为什么。我想让你办事，也会有你干得了和干不了的。利益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贡献，是他从新加坡的利益考虑。有的人批评他，认为他这样或那样。你不可能指望他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我们开始吃手抓羊排。看傅莹优雅地处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来很难进入国宴的菜单。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在国宴上一起吃手抓羊排或大闸蟹，双边关系一定铁得牢不可破。

“对外交往当中，不能说什么事都自己拿着，需要在得失之间权衡。有必要的话，该放手就要放手......这里头，还是要有是非观的。”

服务员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从哪儿开始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源自战争，需要停火、谈判，包括划分殖民地。中国外交，是从改变屈辱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始的。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外交是被别人强加来的。我在英国当大使时，了解过19世纪、20世纪这段历史。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怎么去的？是被英国人逼着去那儿，租给你一幢房子，请你来看看大英帝国是什么样子，要你接受他们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国开了公使馆。多年后，1942年民国政府的外长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不只是宗主权，被拒绝。直到2008年，英国人还只是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2008年我作为中国大使与英国人就这个事谈了多少个回合。时任总理温家宝和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在钓鱼台吃晚饭，一直讲这个事，讲“西藏问题”的由来。最后，英国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1949年以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个体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难有作为。”

现年62岁的傅莹，是幸运的。文革中，她在内蒙插队三年，做过广播员，放过露天电影，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进入外交部后，再到英国留学攻读国际关系。她出使的第一个国家是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她是中国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个派驻要国大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长。文革中，毛泽东的外甥女、文静的王海容，曾昙花一现，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傅莹很想多聊聊她现在的工作：中国人大。我告诉她，我连续跑了五、六年“两会”，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图章。我说，每年“两会”，搭出租车去天安门，司机都不愿去，都怕那个地方，担心被罚，警察要赶。他们不觉得人民大会堂里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干系，带来的只是麻烦，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人大代表。

她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国，每年议会开会，第一次女王演讲，也是打不到车的吧？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会往西敏寺那儿跑，进不去出不来的，这种情况在哪儿都一样。交通不方便，司机肯定不愿意去，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们。”她就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责疑，作了一个有关交通管制的解读。

2013年傅莹转任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之前，一辈子的历练和积累，都在外交。如果让她选，她会去政协。她的先生、民族学家郝时远在那儿，很多资深的大使也在那儿。现在她倒喜欢人大这份工作了。她说，如果年轻时有选择，或许会选读法律。在她看来，法律与外交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她更心仪确定的东西：“法律很严谨，是非很清楚。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灰色地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潜意识里，她或许想在法律中寻求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动荡生活中显然不存在：“我是经过文革的，知道无法无天是什么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亲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亲不能按时回来了； 突然有一天，学校不上课了；突然有一天，别人可以当兵你就是不行，别人可以进工厂你就不行。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时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一位有书卷气的军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莹显然已感觉到了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深度疑虑。

“人大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执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觉也不可能超越现实。如果没有做得那么好、没有做到，你想让老百姓觉得做得特别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满意，我觉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国人看到中国老百姓有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好像就证明中国怎么了！其实我在英国、澳大利亚时，看到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多去了。对中国的决策层和立法机构来讲，知道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儿不满意，搞清楚为什么，怎么解决。”

一大锅羊排，停在桌上。对她的解释，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总得有点茶杯里的风暴吧。

我说，人民大会堂里，中国人大开会的方式几乎与五十年前一样，仍是苏联时代的。当然，现在配备了表决器，是个进步。不过领导人坐台上，代表坐台下。很多代表只是在举手和拍手。中国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远比现实要高，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对外国记者来讲，我也比较理解。因为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东西。对里面的东西，你们能看到的就比较少！人大有责任依法监督政府，有时我们提出的意见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希望政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告诉他们哪里有问题，希望改进。所以，人大不监督有责任，政府不改进也有责任。”傅莹回答得很坦率。

我说，外国记者确实看不到啊！

“你们可能看到，我们人大的报告很少有被否决掉的，虽然否决票在上升。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每个法律基本上都能通过。这是因为我们在审议和沟通过程中，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求共识。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经过了二审，也向社会公布过，经过专家们的千锤百炼，再拿到会上。将近三千代表讨论，一千多人发言。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七十多处修改。如果不改，硬扛着，投票的结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国，她最后出使的国家。她说，这种情形下，估计英国国会不会改，只要能通过就行。中国则是连夜开会，晚上讨论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决不了，还要到代表团一个个去解释和说明。表决时，虽然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但是大部分代表会投赞成票。

我决定与中国人大发言人抬扛：“两会”加起来，会期长达15天。坦率地说，旁听两会，相当一部分议程并非议政，不少代表更有兴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发言还要事先审查把关。审议报告时，更像是向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或表功。 如果连人大代表都信不过，他们如何议政？

“如果你们记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会小心讲话。你们记者多厉害，到时候如果报不准，说歪了，现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很厉害。”

傅莹半开着玩笑，夹起一块奶皮子，作出反击： “话说回来，英国议会里，有时议员念稿子那么长时间，下面一个人都没有，电视上谁看？！政治里肯定要有些程序性的东西。”

我夹起一条羊排，继续发问。我说，每年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多至三千人。那么多记者，总得有事情让他们报道吧。除了听李克强总理花两小时，一口气念完长达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能采访的人和事极其有限。

“西方媒体看中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层是对这个制度是否认可，再一层是这个制度运作得怎么样。比如我有时候跟一些欧洲记者辩论，准备记者会之前我要开好几次圆桌会，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根本上就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你横说竖说都认为你们不对。他们的参照系数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英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美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我只能耐心地跟他们讲，我是干这行的，已经讲了三十年。有这个耐心，继续讲！”

听得出，素来谈吐温婉的傅莹，语调里已有一丝不悦：“他们从根本上不认可你这个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绝看懂。”

每年“两会”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对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和议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壶，午餐已过半。我接连吃了几条蒙古馓子，补充能量。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解释说，批评不是坏事。中国的人大制度是有效的。听到此，我耳边响起人民大会堂内数千代表聆听报告时，文件翻页时整齐划一掠过全场的声响。

傅莹当然清楚，中国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评者。作为发言人，她当然相信这个制度：“人大制度的好处，在于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带来方方面面的信息，让这个国家没有死角......外界特别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13亿人口能够治理得这么好，总能不断往前走，总能解决问题？！”

我说，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决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一方面觉得北京的制度有问题，另一方面又很羡慕，觉得这个制度至少有效率，能办成事情。

“你说中国集权？……西方说我们集权，所以有效率。我认为这是一种偷懒的说法。他们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谁跟谁比较，不太好说。你解决不了问题，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决问题，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会儿说中国多好多好，一会儿说中国多差多差。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也没那么差。”

这段话，我曾在另一个场合听她说过，是她的直觉，也是深思熟虑的判断。即便轻声细语道出，骨子里仍有点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高收入国家元气大伤，效率滞缓，对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们开始羡慕中国的效率、增长与速度。他们不再责疑，而是寻找“中国模式”的合理性。他们高调地向中国领导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莹这番话的底气。

我换了个话题，问她，可否请张德江委员长向李克强总理建议一下，政府工作报告能否简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读？

“过去也有较短的政府工作报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说哪个领域的事儿能漏了？水利不说？农业不说？工业不说？都得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中国这么大，发生这么多事，让总理去取舍也很不容易……政府报告有动员人民的任务。你在这儿听两小时，感觉时间长。但在很偏远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决策怎么回事。听上两小时，就可以把过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国的事情，越来越多。看来政府工作报告只会越来越长。我说。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前人没有经历过，想都想不到。就像雾霾。在英国，一个时期是烟雾，一个时期是工业污染， 一个时期是汽车尾气，是递进的。而在中国，全都一起发生，结果就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新的东西。”

出任人大会议发言人两年，平时低调的傅莹已成公众明星。过去两年，媒体和民间对她记者发布会的表现称赞有加。我问她，有没有听到过激烈、刺耳的批评？

“能听到批评！家里人的批评更直截了当。我先生就关心我的语病。去年，他就批评我讲话时 ‘这个这个’太多了。今年发布会前那个晚上，他在政协开会，特地跑回家一趟。见我正焦头烂额地背词，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边打了X, ‘这个’旁边写了X，意思是不要说这几个字。发布会那天，我在台上，就把这张纸放在文件夹的左手，一低头就能看见，提醒我克服语病。他认为，这些语病让我的讲话显得松散，反正他不喜欢。”

很少有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莹是例外。她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自己新闻发布会的视频。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会后悔死了。 ”

今年“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傅莹，她的提案仍是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河流如何维护、界河泥沙如何及时处理、钱从哪儿来，边境道路维护，没有路怎么办。“我咬住一件事，能办好就不错了。”

你觉得媒体可怕吗？我问她。外界向来觉得傅莹很会与媒体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说，她对媒体的戒备， 因于她的惨痛教训。在菲律宾和英国当大使时，媒体采访时，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我把话题挪到当下热到发烫的话题－“一带一路”。我问她，对中国，是不是过早了？

“九十年代，欧亚大陆桥曾经谈得很热火，但一直是纸上谈兵。二十年后，中国条件有了，资金也有了，可以付诸实施了，怎么就成问题了呢？我们现在帮着大家实现欧亚大陆桥。欧洲以外可能没有人记得了？ 也许他们换代了！”

傅莹说话，很少提高声调。虽然她已远离外交圈子的谈判桌，她的直觉与反应仍是外交官的。该机敏时机敏。该尖锐时尖锐。该温情时温情。所有的注脚背后，都在国家利益。

午餐，快临近尾声。在领导人习惯统一染乌亮黑发的中国，有人问过我，一头银发的傅莹，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问了多年来一直想问的问题。傅大使，你的一头白发，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头顶有白头发比较早。后来白得更多，就开始染发。在英国生活期间，我看很多人头发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开，不染了。”

你平时怎么放松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说，北京好像已经不太适合散步吧。

“只要天好，还可以。我在家里，可以在跑步机上走路。 我还是喜欢看书。书是另一个天地。”

我问她，一年里，她的先生能吃上几顿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厨，厨房是他的领地，不放心太太动油盐酱醋。傅莹只有洗碗的份儿。谈起家里的事，她从刚才讨论地缘政治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她的脸上，写着小小的得意与满足。

午餐已过两个半小时。最后, 我们又满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着说，有点微醺。我说，今年“两会”，据说习大大在会见一个省市代表团时问道，代表们聚餐吃得很干净，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国这一段时间，大力度反腐败，大家都挺有感触，揭露出来的事情触目惊心。十年前，都无法想象，不能理解。有的官员，贪的钱一辈子都花不掉。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党，确实应该解决腐败问题。”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围巾，匆匆告别。

桌上好几碟菜，没怎么动。与FT午餐，吃饭好像永远是个美丽的借口。这顿午餐，按中国官方标准显然有些“超标”。看了账单，这瓶“蒙古王”要价颇高，近人民币600元。我赶紧让服务员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带回编辑部。

菜单

北京崇文门大街，内蒙古大厦

醇香奶茶 1份

消费总计：1746元

阿尔•戈尔(Al Gore)夸张地擦去额头汗水，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现在是上午，这位美国前副总统刚刚完成了他一天中第一项重要任务——对满满一个大厅（拥护他的）法国金融家作有关气候变化的讲座。我们见面的时候，我问他，到目前为止，这个讲座作了多少次。他想了想说：“我想，大约有1200次。”他瞪着眼，狂躁地盯着我，叹气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东西。”

我们此刻正在巴黎，坐在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漂亮的办公大楼里。该行是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团体(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会议的主办方，而戈尔是这次会议的明星人物。因为我们的会面安排在早餐后不久，餐厅给我们留了一盘甜面包。我们拿了一些，我又喝了点儿咖啡。我想给他也倒上一杯咖啡，但他想喝健怡可乐(Diet Coke)，于是派了一名服务生去找。（我感觉到，他们不常遇到这种要求——毕竟，这里是巴黎第16区。）戈尔脱掉他的深蓝色西装夹克，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裤角微微向上提起，露出黑色的牛仔靴。

曾被描述为“木头人”

这与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大不相同。那时，他被描述为“木头人”，甚至被比喻为木偶匹诺曹(Pinocchio)。这和他的竞选对手——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好男儿”(good ol' boy)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那次痛苦的失败之后，“匹诺曹”这几年又活跃了起来。他似乎重新找回了自己：自在而放松，坐在椅子上肢体舒展，需要强调要点的时候身子前倾。他的身体也更加强壮了，现在的体格更为结实，头发中散布着丝丝灰白。

一定程度上讲，他现在更为开朗的个性，与他作为环保运动者日渐取得的成功密不可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说服世界相信全球变暖的威胁迫在眉睫。他似乎有了一些进展：上周，他同意担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顾问。同时，他那标志性的全球变暖演讲，已拍成电影《不愿面对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该片已成为迄今全球票房排名第三的纪录片——仅次于《华氏911》(Fahrenheit 9/11)和《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

服务生端上一罐健怡可乐，倒在戈尔的杯中。戈尔微笑着对服务生说：“谢谢。Merci（法语：谢谢）”他一边吃着羊角面包，一边告诉我，他一直都对气候变化感兴趣。“这是地球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愿面对的真相》将戈尔这种兴趣的起源，追溯至他在哈佛(Harvard)的大学时代。当时，他是罗杰•雷维尔(Roger Revelle)的学生，而雷维尔正是首批进行气候变化研究的科学家之一。1976年代表田纳西州当选众议员后，戈尔发起运动，呼吁社会严肃对待该问题，但得到的回应寥寥。议员同僚们要么对此兴趣索然，要么充满敌意。这一点在美国前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后来的总统竞选中得到体现。

“美国人的态度终于开始改变”

戈尔认为，美国人的态度终于开始改变。尽管欧洲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更为一致，但他表示，美国和欧洲观众对他的电影的反应，“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不同”。“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个道德问题，”他表示。“它呼应了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其它宗教、佛教——所有宗教都非常明确地宣扬，我们应承担保护世界的道德责任。”他引用《圣经》的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上帝会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这令我想起他在田纳西州接受的南方浸信会(Baptist)教育——他的父亲老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 Senior)担任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近20年。

的确，一些人将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视为圣经预言的惩罚。但戈尔感觉，美国联邦政府对这场灾难的反应，才是问题最重要的方面：“政府忽视了一些明确的警告，这令人们感到震撼。”他继续自己的主题：“因为，如果这些警告都被忽视的话，那（布什）忽略有关全球变暖的警告，你又奈他如何呢？他努力塑造的形象，特别是在9/11之后苦心经营的形象，其基础就是‘我将保护你'的承诺。但新奥尔良就没得到保护。”

“一度将要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虽然感觉有点不太礼貌，但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对于2000年美国大选的失败，他作何感想。在公开场合演讲时，戈尔面对观众，克服了这种尴尬，称自己是“一度将要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人。这句巧妙的自嘲话语，常常引发一阵笑声。

我决定努力表现出一些反对。我告诉他，对某些人而言，看他的电影是一种折磨。他猛然抬起双手，模仿惊恐的神情，盯着我。我继续说，“折磨”是因为观众在想，如果这个人赢了大选，世界将会怎样。他谦虚地笑了笑：“谢谢，这妙极了，非常妙。”但他对输掉大选是怎么想的呢？

“我已经不想它了，”他严肃地说，随后用手捂住脸几秒钟，假装哭泣。“我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尽管戈尔现在对气候变化充满热情，但在克林顿(Clinton)执政期间，他在环境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建树。“首先，我不是总统，而是副总统，”他立刻表示。“我对克林顿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对我的回应没有抱怨。但关键是我并没有统领全局。能有一种伙伴关系，我很知足，我确实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现在很显然的是，最高领导充分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他又咬了一口面包。“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在担任副总统时，打算立法征收碳排放税。克林顿否决经济顾问小组的建议，让我这么做……众议院通过了这部法案，但在参议院以1票之差未获通过。最后，这部法案被弱化，仅剩下针对每加仑汽油的可怜的5美分税。”即便如此，对某些人而言也还是走得太远了：“这部分导致我们在两年后把国会控制权输给了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你没吃什么东西啊，”满口羊角面包的戈尔，指着几乎没动的一盘法式蛋糕提醒我。我挑了带杏酱的羊角面包吃了一口，后来我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发现了它的污迹。

我们还能搭乘廉价航班吗？

谈话回到更有分量的问题上。飞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曾经数年乘坐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出访世界各地的戈尔，会剥夺普通人选择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自由吗？

这似乎让他有些为难。他转过身，安静地想了大约1分钟的时间。“我认为，立即停止所有与二氧化碳有关的活动，以此作为解决气候变化危机的方法，是错误的，”他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是迅速采取更好的技术，这些技术能让我们在不造成全球变暖污染的情况下，改善生活质量。航空旅行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目前不包含在《京都议定书》的范围内。李察•布莱信（Richard Branson，英国维珍集团董事长——译者注）正试图找出解决办法。我确实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许多人会减少出行。”

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国人享受现代生活？

那么，那些涉及面更广的问题呢？中国和印度等发展迅速的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上正在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而且，随着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各种生活便利设备——汽车、空调、电器商品等发达世界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进一步增加。西方人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他们有什么权利让那些刚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人，放弃享受呢——即便出于拯救地球的名义？

戈尔考虑了一下如何回答。“我们使用那些陈旧技术造成了这种问题，而这些国家有跳过这些技术的机会，”他表示。“你知道，人均拥有光伏（太阳能）电池最多的国家是肯尼亚。我提这一点是因为它表明：对于还没有电网、电话网络和其它设施的国家来说，跳过这些技术，直接使用太阳能之类的东西，其实更经济。”

除了技术，还有一个两难问题仍难以解决——戈尔在美国政界的未来角色。美国的下一位民主党总统，会更易于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吗？“我正在做的，就是保证这一点。”那么，总统会是他吗？戈尔又喝了一大口健怡可乐。“我不打算再竞选总统。”他立刻补充道：“我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不希望再次成为一位候选者。这是个毒化的过程，而且几年来越来越如此，尤其是关系到像这样的问题时。”

一位助手进来了，提醒戈尔要赴下一个约会了，他站起身准备走，穿上他的夹克，捋了捋头发，为在走廊里等着跟他打招呼的人们，现出了一个爽朗的公众微笑。他与几个人握了手，随后要迅速赶赴他下一个公开露面的活动，那是在德国，这是他欧洲之行的最后几站之一，随后他将去巴西作讲座。

我走出来，走上克雷贝尔大道，向凯旋门走去，那里记录着拿破仑(Napoleon)的所有战役。惟有滑铁卢除外。

译者/何黎

泰国过去从未出现过形象问题。抛开偶尔出现的有关性旅游和走私海洛因等负面报道，该国一直很成功地将自己推销为理想的东方乐土：带有异域风情、美丽、温暖、热情且安宁。

但近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去年11月，一群政治抗议者占领并关闭了曼谷机场，将泰国从旅游宣传册中所标榜的“微笑之国”，变成了束手无措的度假者的伤心之地。国际人权组织正批评该国虐待难民，并利用“对君王不敬”法，折磨并监禁抨击泰国君主制的人士。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该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因此，泰国聪慧而年轻的新任总理、44岁的阿披实•维乍集瓦(Abhisit Vejjajiva)一月份出现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为他的祖国做一些紧急推广活动。

阿披实去年12月当选泰国总理，由于年轻、英俊并受过良好教育，他不可避免地被称为“泰国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但与美国总统不同，阿披实以前并非无名之辈。

1992年至1995年，我在泰国生活。当时阿披实是曼谷一位新当选的下院议员，已担任着民主党发言人这一高调职务，当时已有传闻称他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家领袖。

实际上，阿披实的履历让他听上去更像是一位英国首相的潜在人选，而非泰国。1964年，他出生于英格兰北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他叹息道，“这让我不得不支持纽卡斯尔联队(Newcastle United)”，这是一支长期以来战绩糟糕的球队。他出生于一个显贵的中泰混血家庭，父亲曾在伦敦的盖斯医院(Guy's Hospital)攻读医学，后来成为泰国卫生部长。阿披实曾被送往英国最高级的学校伊顿公学(Eton College)，那里一向是英国首相的摇篮。

阿披实后来进入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他在那里获得了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一流学位，而后继续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后来他返回泰国，在全心投身政治之前，曾在泰国一所顶尖大学教授经济学。2005年，他成为泰国民主党主席。

在达沃斯一家当地泰餐厅，与阿披实共享泰式菜肴本来会非常不错。为了庆祝他出席此次达沃斯论坛，这家餐厅特意披上了泰国的红白蓝色国旗，并挂出一条大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我们的总理。”

但总理们的日程排得太紧，我们只得在达沃斯会议中心(Congress Centre)一间消过毒的地下室享用小点心。该论坛疲倦的媒体员工竭尽所能，让这里的气氛变得欢快些。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两把蛋黄色皮椅、一盘盆栽和一张咖啡桌，上面摆着些小点心。

阿披实的衣着堪称完美，灰色马甲西装套装，淡蓝色衬衫，黑色白条纹领带，他似乎对面前摆着的那些面目可憎的糕饼以及蜷缩的三明治有些疑惑。我解释道，我们的访谈需要在餐饮的环境下进行。他说道：“好的，我会照做。”但他没有对这些食物有所动作。

阿披实已婚，育有两子，在泰国他被视为“主妇杀手”。瘦削英俊的脸庞、大眼睛，看上去有点像男生乐团的主唱。实际上，当他的手机响起时，铃声是那种大气的吉他和弦。听上去有点儿像U2，但这位总理纠正了我。他坚定地说道：“王子(Prince)。”

泰国政治有时候看起来闹剧百出，有时又险恶无比，两种情况交替出现。说到闹剧百出，阿披实最近的前任之一沙马•顺达卫(Samak Sundaravej)被迫辞职，是因为他此前在一个电视烹饪节目上担任嘉宾而收取酬劳。说到险恶无比，人权组织指责阿披实的最大政敌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称，2003年，作为“禁毒战争”的一部分，他曾允许进行大规模未经司法程序的杀戮行为。他信是一位电信业大亨，曾担任泰国总理。（在2006年的一次政变中，他信被推翻。2007年，他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他收购了曼城足球俱乐部(Manchester City)，并在一年后转手卖出）。

长期以来，阿披实一直为使泰国政治更为干净、合法而奔走。上世纪90年代末，他曾负责政府反腐委员会。但他是在艰难而混乱的形势下上台的。一个名为人民民主联盟(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的组织指责上届政府受他信代理人的控制。去年11月，正是该组织的支持者制造了混乱，他们占领了曼谷机场和政府办公大楼。阿披实对这些示威者进行了谴责，但实际上是他们导致当时的政府陷入瘫痪，并为阿披实被议会选为泰国总理创造了条件。批评者们还指出，泰国军队曾操纵事态，为阿披实上台创造条件。整个事件使他的民主纪录蒙上了污点。

泰国还因为对待罗兴亚(Rohingya)难民的问题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罗兴亚人是来自邻国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有数百人不顾危险，乘坐摇摇晃晃的小船前往泰国。泰国军队被指逼迫这些难民在没有引擎和足够供给的情况返航，可能由此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虽然许多此类事许都发生在阿披实上台前，但最近一批难民是上月被人从海上救起的。阿披实已承诺展开全面调查，但舆论一直对此猛烈抨击。我的公文包里就有一篇当天《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上的社评，指责泰国“骇人听闻的冷酷”行为。

而最大的挑战是，阿披实上任之际恰逢重大的经济危机。既然我们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会面的，我就从论坛谈起。这位总理并没有试图淡化形势的严峻程度。“这个世界遭遇的前几次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特定地区或特定国家，这意味着你可以从其它主要经济体获取资源，帮助消除危机，让世界经济安然度过。现在你能向谁求救呢？”

他表示，泰国正面临着一场“双重危机”。这个国家“陷入政治危机已有两三年之久，如今又碰上了经济危机”。

泰国对于经济动荡并不陌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泰国是最早的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经常实现8%至9%的经济增长率。但在1997年，投资者丧失了信心，泰铢遭遇挤兑，泰国成了亚洲经济危机的第一个受害者。

阿披实在牛津的毕业论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援计划为题，现在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泰国政府求助于IMF，以拯救泰国经济。作为不得不实施救援的政府官员，他对IMF的表现并不以为然。他的论文曾指出，IMF往往会坚持采用过高的利率，而且他觉得自己的批评得到了充分证实。“我们经历了太多不必要的痛苦，”他悲叹道。

那么，既然现在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能从泰国以往的经历中得到什么教训吗？

“当然。我认为有一些教训绝对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是你必须行动迅速，我知道当你不得不决定动用纳税人的钱时，总会面临政治上的困难。但如果你动作慢了，就无法完成任务，就还得再来一遍。而且当你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尝试时，政治上的困难就更大了。”

总理先生说话轻柔而急切，越讲越起劲。尽管他保证会吃一块世界经济论坛的点心，但是还是没有对食物动手的意思。为了鼓励他，我尝了口奶酪三明治。阿披实聚精会神、眉头紧锁，开始阐述他关于经济的第二个观点。

“人们将对如何清理金融体系给予很大的关注，但如果到最后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的话，清理什么都没有用。另一个教训是，即便你把银行清理好了，它们也未必会恢复放贷。因此，你需要额外的机制与措施，以确保那些本质良好的业务能够获得流动性。但是，如果你中断流动性供应，那么几乎所有业务都会出问题。”

这些关于流动性的讨论，提醒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我用一个不太明显的手势，指了指镀银的膳魔师(Thermos)保温瓶，但阿披实没有理会。

“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这]非常重要。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目前都受到了影响。我明白，主要经济体必须首先顾自己。但是如果它们忘了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事情，那么政治与社会紧张局势都有可能抬头。那是十分危险的。”

他语速很快，而且很奇怪，他似乎对我轻轻推给他的杏味丹麦酥没有丝毫兴趣。我问他对于泰国城乡差距、以及他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信的看法。他信深受大多数农民的拥戴，不过作为民主党核心支持者的城市精英大多不喜欢他。“你认识他肯定有很多很多年了吧？”我试探道。“你觉得他有什么好的地方吗？”

确切地说，阿披实没有露出吃惊的表情，但看上去有些疑虑，还略有点喜色。这让我想起，自己离开泰国已经很长时间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就像是让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罗列出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一些优点。

然而，这个问题却暂时打破了阿披实的镇定。他第一次低头看了看桌上的食物，说道：“我来点咖啡。”他喝了一口，然后勇敢地努力作答，“哦，他的样子很现代，因此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很现代，他出身于通信和IT领域，这会给人那种感觉。他行动迅速……但我一直说，尽管他的样子很现代，但他的确不认同如今这个时代的真正价值观，这完全关乎人权、参与、真正民主、透明度和良好治理。”

我把话题转向他在伊顿公学的老校友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约翰逊与他的性格更为相似，目前担任伦敦市长。在从伊顿公学毕业到上大学前的那段时间，约翰逊曾与阿披实一起呆在泰国，两人关系一直很亲密。我问道，他们两人是否一直都怀有政治抱负？阿披实回答：“我预计到鲍里斯会投身政治，但他很有个性，因此对他来说，从政绝不会是条坦途。但令人称道的是，他利用他的个性，坚持做真实的自己，走到了目前的位置。”约翰逊曾夸口称，自己是英国唯一知道如何拼写“维乍集瓦”的政治家。在伊顿公学，这位未来的总理常常被简称为“维集(英文意思是素食者)”。

无论管理伦敦有多么困难，公平地说，阿披实面对的政治挑战似乎远大于他的老校友。在我们交谈时，阿披实的助手正监控着曼谷反政府示威的动态。

阿披实必须找出一种方法，在不激起背后掌权势力的对抗或不让泰国陷入新政治危机的情况下，保持对于自己民主和法制信念的忠诚。当被问及泰国军方权力时，他回答得相当谨慎。

而当我问到难民待遇问题时，他的话语中第一次流露出了钢铁般的坚定。“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吧——他们不是难民，他们只是非法移民。”不过他坚称，不能容忍侵犯人权的行径，他补充道：“军队总司令已表示，如果有任何军官牵涉其中，他们应受到惩罚。我认为，这是相当重大的变化。”当我问道，他是否认为泰国在减少军队在政治中的权力方面仍有一些工作要做时，他平静地答道：“是的，确实如此。每次当我所在的政党（民主党）掌权时，我们都会在这方面努力。”

在为泰国有权起诉批评君主制人士进行辩护时，他的态度也很强硬。他将泰国“对君王不敬”的法律与英国的蔑视法庭法进行了比较，这些法律旨在保护“政治中立和本应超越冲突”的制度。但这也是有限制的。阿披实说道：“有时，我意识到，法律被滥用了。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压力：该法必须得到公平的解读。我会努力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表示，自己已与相关机构谈过此事。然而，目前并不清楚，“相关机构”是否会听这位新总理的话，这是对他权威的初步考验。

我们的午餐即将结束，但我的部分使命还没有完成。阿披实还没有动过他的三明治。但他的助手很想催他快点。他还要接受更多采访，会见更多全球领袖，当晚他将飞回曼谷——踏入泰国政治的漩涡。

本文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

译者/何黎

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 Duke of York)再有15分钟就该到了，而我此刻正为一件严重违反礼仪的事情烦恼。公爵的新闻秘书事先打电话来说，他本人、公爵的私人秘书以及英国驻纽约总领事将陪同公爵一道前来。考虑到就餐人数意外增加，白金汉宫愿为这顿饭买单。与英国《金融时报》共进午餐或晚餐的规则很明确：我们买单。但他们不该只字不提会有5个人一起就餐。

幸运的是，哈里•奇普里亚尼(Harry Cipriani)餐厅的员工们已习惯于在最后一刻仍为苛求的客人提供方便。餐厅领班答应，他们可以准备两份账单：一份开给《金融时报》和英国王位第四顺位继承人；一份开给后者的随从。

奇普里亚尼餐厅坐落在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的东南角，服务对象是曼哈顿的精英阶层。紧凑而开放的用餐空间，似乎专为到此处炫耀的出版商、交易撮合人和广告商设计。我听人说，公爵不喜欢华丽的餐厅，所以我以为他们订了一间不显眼的包间。结果却相反，我们的餐桌是张贵宾桌，正好处在人头攒动的餐厅中央。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彰显自己的存在：一位男士笨拙的拍了拍另一位男士的后背以示问候；打过肉毒素的脸颊被亲来亲去；餐厅领班也在和他的常客们拉家常。

餐厅里面没多少地方可待，因此我走到门外。恰在这时，我看到领事馆一辆带有有色车窗的雪佛兰凯雷德(Chevy Escalade)停在了第五大道(Fifth Avenue)上。公爵从车里探出身，快步走进餐厅。他的几位保镖则消失在人群中。公爵在桌前坐下，但随即认定这张桌子太大了。由于总领事留在领事馆没来，因此我们只有4个人就餐。公爵建议我们选择旁边一张较小的桌子。我们在那张桌子前挤坐下来，膝盖几乎挨着膝盖，一脸困惑的侍者们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公爵目前正在纽约对多家金融公司和监管机构作旋风式巡访，身份是英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特别代表。这一角色一半是大使，一半是旅行推销员，你在商界或政府的其它领域找不到明显与之类似的岗位。因此，我首先问的就是他如何定义这一角色。

公爵说：“它代表着王室对商界的支持。”正如温莎家族(The House of Windsor)的其他成员可能会对芭蕾舞团或无家可归者伸出援手一样，“商界也需要有人来关注”。

公爵是在2001年走马上任的。此前，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2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他执行过多次直升机飞行任务。他承认自己当时是被“拉去充数”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海军的工作也可由一名非王室军官来承担。另一方面，特别代表的角色却为他提供了机会，去做一些只有王室成员可以做的事情。

他得意的说道：“遗憾的是，军官是具有进取精神的。因此，我们更喜欢在接受既定议程后，把它推进到超出我们最初设想、或我们曾认为有些过分的程度。”

去年，他的工作日程包括628项公务活动，比他在2005年参加的多一倍。他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为英国石油(BP)、国际电力(International Power)、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和力拓(Rio Tinto)之类的公司敲开大门，从阿尔及利亚到乌兰巴托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对于“军事与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概念，这位前海军军官给出了独特的、英国式的诠释。

一位侍者走近前来问我们喝点什么，滴酒不沾的公爵点了杯蒸馏水。虽然奇普里亚尼餐厅的标识是以一位摇鸡尾酒的酒保为主题，但公爵和我都不打算点该餐厅的招牌酒——20美元一杯的贝里尼酒(Bellinis)。

我问他，过去管理飞行中队的经历对他现在的工作有多大帮助？“哦，毫无疑问会有帮助，但这是从非商业导向的角度来看。在我驾驶直升机把武器送往目的地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是在从事最精英的职业。明白吗？”他在结尾多问了一句，以示强调。公爵的话风干脆有力，这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是从女王那里学的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

他继续说道：“我们[海军]注意到，90%的国际贸易都是通过海上进行。不过，直到我离开海军、接触商界并开始了解那些集装箱里装的东西时，我才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商业是繁荣之船的‘轮机舱'。”

公爵说，在走上新岗位后的头三年，他要花部分时间来学习商业基础知识。但如今他发现，已有数位贸易部长和贸易部官员先后离职，而他却仍然在任。在仔细斟酌措辞后，他大胆的说道：“我现在的商业智慧可以说比他们略高一些，所以我才能在这个位子上连任。”

我又问道，如今人们对商界和政府的信任度都处在历史低点，那么公爵既非商人又非政客的事实，是否是他的另一项优势？他顿了一下，再次斟酌了下措辞。“我对此的回答是，‘没错'。就现阶段发生的许多事情而言，人们更愿意来寻求我的帮助，而不是别人。”他又顿了顿。“可以说，人们依然更信任我们，而不是更信任政府。我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意愿和愿望。我的愿望就是尽我所能为英国服务、为英国争取最大利益。”

公爵今年49岁，头发已经斑白，但他身上那套极为合身的深色西装，令坐在桌前的他显得英气逼人。他叉起一个黄油卷，填在面包卷里，然后详细谈起他的这一“自雇”岗位。他说：“我不是在为别人打工。”他称自己的工作是帮助英国商界提升综合实力，以便与背后有游说集团支持的国际对手展开竞争。

“通过摸清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并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我就能够游说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罗尔斯•罗伊斯(Rolls-Royce)的优势。这是为了敲开大门，方便罗尔斯•罗伊斯进入。通用电气(GE)的游说者同我们一样高效，甚至做得更好……”他顿了顿，然后用军事行为打了个比方，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比方说你正与美国交战，他们能够带的枪支要比我们多一、两支，那么我们就必须打得聪明一些。明白吗？所以说，这是一门关于智慧的艺术。”

他在谈话中频频引用海军的事情来作类比：“一艘已经靠港的船是根本不需要船长的”，“我的作用体现在白金汉宫之外，体现在我起航出海之时”。

我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本商业指南，收录这诸多带有航海色彩的智语，使它能够像莎士比亚领导力课程或《圣女贞德》(Joan of Arc)等同类书籍一样，出现在机场的书架上。公爵说：“我无需写这样的书。”他向我透露，在他多年的商旅生涯中，《孙子兵法》一直陪伴着他，“而且，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每一位商人的公文包里”。

侍者再次走到桌前，于是我们把目光转到了菜单上。公爵要与相关方面近距离会面，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若是不小心点到一只难以下嘴的对虾，就有可能错过会面时间；大蒜和贝类自然也不属公爵当点的食物。作为一位王子，他的口味似乎清淡得令人失望。

他点了一份“火腿锔Tagliolini”（Tagliolini是一种意大利扁平细面条）。侍者问他要选择绿色的面条还是白色的面条。“无所谓。我想我们选绿色的，可以吗？哪种颜色的在你们这里最受欢迎？”白色的，侍者答道。“那我就选白色的。”

他转身问我：“你需要点三道菜吗？因为，如果你要点的话……”我没有选择开胃菜，只是点了一道蘑菇烩饭。

我认为，纽约对他来说是与众不同的一站。因为在他多年来所到过的其它地方，他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帮助英国公司敲开大门。他承认道：“这里几乎不需要我的干预。”作为阿布扎比王储(the crown prince of Abu Dhabi)等人的朋友，他可以说对中东和亚洲更为熟悉。在今年8月苏格兰方面释放洛克比空难制造者一事引发争议前，安德鲁王子曾被考虑作为英国的代表，出席利比亚方面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是为了纪念40年前促成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Colonel Muammar Gaddafi)上台的那次政变。

令他颇感得意的是，对于某些英国外交官可能都需要挠头的国家，自己却应付得游刃有余。他指的是2008年前往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参加一家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工厂的开张仪式。与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的“五分钟会晤”，对说服后者参加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安德鲁王子表示：“他是位年轻人，毫无应对此类环境的经验……能让他在进门后看到一张熟悉的笑脸，会让事情彻底改观。”

他此番来纽约是为了强调英国企业共雇佣了100万美国人，并主张两国就金融监管进行跨大西洋协作。他表示，“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两国金融中心“必须致力于保持步调一致”。

在上次达沃斯会议上，安德鲁王子就大胆断言，伯尼•马多夫(Bernie Madoff)的庞氏骗局“不可能发生在伦敦”，现如今，他再一次对伦敦金融城推崇的“以原则为基础”的监管辩护。在消灭了最后一个面包圈以后，他开始和我讨论自由浮动汇率和保护主义的威胁，并当着我这个金融记者的面，班门弄斧地对银行都如何处置储户的钱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解释。

当我们的食物端上来时，我正在询问他的例行公事——每年出访100至120天，有时两天的行程中要挤进16场会议。他一边用叉子切开食物，一边说，关键是要在每一次出访前做足准备工作。他补充道，“这种使命”可能就流淌在他家族的血液中。

“你可以换个角度来看，”他说道。“你对此无能为力，只得随波逐流。你只消把它想象成一条传送带，你是一件行李，而航空公司将尽其所能，让这段旅途尽可能地舒适。这超出了你的掌控范围。那不如坐下来，习惯就好了。”

这是幅令人匪夷所思的画面：英国王子化作一只遗失的手提箱。我问他是否喜欢这份工作，但随即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听来该有多么愚蠢——尽管热爱高尔夫，但他天生就担负着的使命，让他无暇享受工作与生活平衡之类的美好事物。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回答，“是——的。有时候，的确令人神经高度紧张，因为如果你是与某位国家元首会谈，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指望不上。”

英国王室被称为“公司”，就连王室成员自己也这么说。我问道，这种类比是否准确？职责和策略从一开始就明确吗？

“慈善等事情完全是一种个人选择。我们唯一算得上合作的经历，就是英国王太后(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和玛格丽特(Margaret)公主去世的时候。有一阵子，什么事都未发生，接着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清单，所有人都坐到一起，‘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件事安排妥当。'”

“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必须拥护女王，无论她做什么，支持什么。实际上，我们都是分公司，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管理体系。但完全没有明确的指示。”

那你有没有什么接班人计划呢，我问道。他简短的回答显示，我冒犯到了这位王子。“我们只有一种接班人计划。眼下我看不到有谁能够接手，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我的工作有多么努力。”

将王室比作公司很有说服力，大约18个月前，公爵的办公室找到普华永道(PwC)，试图确定他的特别代表身份创造了多少价值。“我们试图创造一种模型，但我不确定它是否管用。我很乐意宣称，我的帮助价值100亿英镑，或者为英国创造了250个就业岗位，（但有时候）那些公司自己并不知道，”他承认。

一谈到损益账户成本线，他的语气就更加坚决起来。他知道长期以来英国小报一直在花销问题上嘲讽王室。“我没有收取任何公共资金。女王是自掏腰包资助我的办公室的，”他表示。“有一点必须说明，我们拿不到任何报销单。私下里讲，在审计决算之前，都是由我来承担风险，之后我才能领取报酬。可是我分文不取。”

我说道，这么说，你这份工作没有报酬，没有升职空间，也没有希望退休。当我还没有问道，那会是什么在激发他的热情时，一阵大笑打断了我。“答案很简单，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所期待的，不是吗？我的出身、我所成长的家庭，决定了我只能如此。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生活状态并无特别之处。对于王室以外的人而言，他们会认为我神经错乱了！但这就是我们的职责。”

他一边表示下一个会面已经迟到20分钟了，一边起身，留下我们支付两份账单。他转向两位秘书说：“回伦敦见。我会起得比你们晚。”在踏上下一段航程、或者说下一条传送带之前，他会先享受一顿鸡蛋和熏肉——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他的每一顿早餐都是这两样。他的保镖来了，“我们会根据床的舒适程度，还有他们做早餐的水平，来给不同地方打分，”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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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王子的王室年历：“花花王子”的一生

威尔•哈洛威(Will Holloway)编写

1960年 2月19日出生于白金汉宫，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次子，也是自1857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幼女比阿特丽斯(Beatrice)出生以来，第一位由英国在位君主所生的子女。

1973-1979年 就读于苏格兰北部的高登斯顿学校(Gordonstoun)，与父亲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和兄长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均为校友。有关他风流韵事的传闻不断，致使小报媒体戏称他为“好色安迪”和“花花王子”。

1979年 决定弃读大学，加入英国皇家海军

1980年 从达特茅斯(Dartmouth)的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Britannia Royal Naval College)毕业，随后接受皇家海军的初级飞行培训。

1981年 爱丁堡公爵为其颁发飞行章，荣获年度最佳飞行员奖

1982年 加入特遣部队，搭乘“无敌”号航母，参加收复福克兰群岛战争

1983年 结束前线服役，被皇家海军航空兵第820中队指挥官尼戈尔•夏奇•沃德(Nigel “Sharkey” Ward)誉为“一位优秀的飞行员、非常有前途的军官”。因美国影星女友科•斯塔克(Koo Stark)若干年前曾半裸出现在一部电影中，而结束两者的关系。

1986年 7月23日与萨拉•福格森(Sarah Ferguson)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结为伉俪，夫妇二人获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

1988-1990年 长女比阿特丽斯(Beatrice)出生，两年后，次女欧仁尼(Eugenie)出生

1992年 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宣布分居

1996年 双方宣布离婚，但仍保持友好关系，并共享对两个女儿的监护权

2001年 正式从海军退役，就任英国贸易投资总署(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特别代表。到处出访的工作让讽刺者为其发明了一个新绰号：“空中飞人安迪”。

2009年 多年的高尔夫练习终于获得回报，据传他的水平足以成为一名职业球手。人们还误传他在自己温莎城堡的花园里修建了一座九洞高尔夫球场。

译者/何黎

眼下，邀中国官员饭局，是越来越难了。约部长级的高官，更是非份之想。习大大反腐，让中国官员对应酬退避三舍。三个多月前，我约傅莹午餐，碰碰运气，毕竟她曾经与FT吃过午餐。那次餐桌上的采访，是2009年，她行将卸任中国驻英大使、告别伦敦之际。这次约她，她的身份已变：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会议的官方发言人。三月中旬，“两会”落幕，她答应了这个饭局。

北京崇文门内大街上，立着一幢内蒙古大厦，里边是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傅莹是蒙族，推荐了那里的蒙餐厅。在首都，每个省份都设有驻京办，各立门户，像一块飞地，伏在中南海眼皮底下，小心呵护与中央的联系。每个驻京办内，有京城最正宗的本省餐馆，打拼舌尖上的竞争力。

我提早到了内蒙古大厦。走廊上，出奇地冷落，可能时间还太早，两旁一溜包房，大门敞开，似无人迹。背景是旷远的蒙古音乐，我找到“胡杨秋色”。包间不大，中间一圆桌，背后有个沙发区，正中一幅吴冠中水彩画，地毯的色彩热烈，有大块橘色。两名年轻女服务员正弯腰趴在餐桌上，摆放着三头羊、一匹马、一个白色蒙古包。当然，都是玩具，只是让客人有些蒙古的联想。

中午11点整，不远处的长安街上，电报大楼上的大自鸣钟缓缓敲击出东方红的旋律。再熟悉不过的曲子，已敲了半个多世纪。听到的一刹那，仿佛毛主席走来，有时空错位的恍惚。紧跟着东方红漫溢的尾音，铛铛的撞钟声在空气中回荡。窗外，一小片红灰砖色的老民居，杂乱而破败。路旁停着不少新的私家车，恍然两个时代。

傅莹在车里发来微信说，她堵在路上，会迟到几分钟。在北京，人们已习惯一天办一件亊的节奏。迟到，是老常态。准时，才是非常态。推进门的一刻，傅莹再为迟到道歉。她穿了件灰色细格西装外套，白衬衣，一条紫色灰底的围巾，闲适而不失庄重。与她结识是她出使伦敦期间，一直称她“傅大使”，再难改口。驻京五年多，我仍不适应王总、李局、周处的官场热乎。

事先约定，既然是她的家乡菜，点菜就由她包了。坐定后，我问她，是不是此地常客。她点头说，常在这家请客，虽然有点贵。平时她与家人去得更多的，是那家呼市办事处小馆子，正宗但便宜。我开玩笑说，为了这顿蒙古菜，把早餐都省了。她喊过男服务员，神速地报了一长串菜名，好像有奶茶、老额吉奶皮子、奶豆腐、羊排手把肉、蒙古馓子、巴盟酸菜。她说，她吃素，我多吃肉。

服务员轻声问她，要点酒吗？傅莹没征求我意见，摆摆手，单方面否决了。听说，当下官场纪律严明。自中纪委公布“八项规定”后，官员因公餐叙， 除了外事，一律禁止点酒。我喊住服务员，对傅莹说，今天你是FT的客人， 我做东 。喝点你们老家蒙古酒，总可以吧？傅莹倒也爽快，那就喝点吧。问我，低度的，还是高度的？想到蒙古人的豪气，我说，高度的吧！服务员拿来一瓶 “蒙古王”，烈酒，53度。一看产地，内蒙通辽，傅莹的老家。

前年基辛格访华，傅莹在这里宴请了他全家。她说，那是基辛格第一次吃蒙古菜。服务员向他敬酒，献哈达，肉食一道道地上桌，他吃得尽兴。我说，在钓鱼台今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刚见过93岁的基辛格。他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驻美大使张业遂对话后，被一批VlP粉丝围住，动弹不得，最后还是傅莹上台挽着他走下讲台，成功营救。我看到，基辛格满脸父辈的满足。

我问她，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四十多年，访华上百次。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大的修正吗？

“我认为他比较稳定。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没变，而是没有脱离中国的实际。当别人觉得中国不行的时候，他没有对中国失去信心。当别人觉得中国可怕的时候，他也不会跟着那股风走。每次来中国，他要跟中国领导人谈话，也要接触普通中国百姓。你看他评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讲中国人民的生活，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对中国，他从来没有迷失过。那么多研究中国的人都会有恍惚和摇摆的时候，对中国的预言错了或者没看准的时候，他很少有这种情况。” 对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她显然颇有好感。

一大锅羊排汤上桌。服务员为我们冲满奶茶，斟上一小杯“蒙古王”。傅莹催我下筷。我把话题引到刚去世的新加坡开国之父、与基辛格同龄的李光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年轻的女外交官傅莹曾是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中国领导人去新加坡访问。有时候李光耀会设家宴，就在他家后院里，很温馨，灯光、烛光。他挺关心人的。翻译没有那么多时间吃饭。有时甚至没有桌牌，不上桌的。他就把红毛丹剥了，递给我，让我赶紧吃。”

傅莹最后一次见到李光耀，是去年在狮城的香格里拉对话。我很好奇，李光耀与几代中国领导人交往，一直很直率，常常丑话在先，风格强悍。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江泽民，倒都能接受他的风格？

你说，中国领导人不接受谁的风格？傅莹反问我。

“我在外交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从当翻译到直接参与。中国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的交往，一直是有交锋的。外交这个东西，就是有来有往，是有事要谈。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不同，相互间肯定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奠定的外交理念特别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能帮你的，帮你。办不了的，也告诉你为什么。我想让你办事，也会有你干得了和干不了的。利益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位置......李光耀最大的贡献，是他从新加坡的利益考虑。有的人批评他，认为他这样或那样。你不可能指望他从中国的利益出发......”

我们开始吃手抓羊排。看傅莹优雅地处理羊排。我暗忖，手抓的美食，看来很难进入国宴的菜单。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在国宴上一起吃手抓羊排或大闸蟹，双边关系一定铁得牢不可破。

“对外交往当中，不能说什么事都自己拿着，需要在得失之间权衡。有必要的话，该放手就要放手......这里头，还是要有是非观的。”

服务员又斟上一杯“蒙古王”。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从哪儿开始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源自战争，需要停火、谈判，包括划分殖民地。中国外交，是从改变屈辱地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开始的。鸦片战争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外交是被别人强加来的。我在英国当大使时，了解过19世纪、20世纪这段历史。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怎么去的？是被英国人逼着去那儿，租给你一幢房子，请你来看看大英帝国是什么样子，要你接受他们的很多要求。清王朝被迫在英国开了公使馆。多年后，1942年民国政府的外长宋子文赴英，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不只是宗主权，被拒绝。直到2008年，英国人还只是承认中国对西藏有宗主权，而不是主权。2008年我作为中国大使与英国人就这个事谈了多少个回合。时任总理温家宝和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朗在钓鱼台吃晚饭，一直讲这个事，讲“西藏问题”的由来。最后，英国明确承认了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1949年以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个体的外交官再出色，也难有作为。”

现年62岁的傅莹，是幸运的。文革中，她在内蒙插队三年，做过广播员，放过露天电影，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进入外交部后，再到英国留学攻读国际关系。她出使的第一个国家是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她是中国的第一位蒙古族大使、第一个派驻要国大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副部长。文革中，毛泽东的外甥女、文静的王海容，曾昙花一现，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傅莹很想多聊聊她现在的工作：中国人大。我告诉她，我连续跑了五、六年“两会”，仍很困惑。一些代表坦承，人大的功能至今仍是一枚橡皮图章。我说，每年“两会”，搭出租车去天安门，司机都不愿去，都怕那个地方，担心被罚，警察要赶。他们不觉得人民大会堂里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干系，带来的只是麻烦，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人大代表。

她显然不满意我的说法，喝了口奶茶：“在英国，每年议会开会，第一次女王演讲，也是打不到车的吧？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会往西敏寺那儿跑，进不去出不来的，这种情况在哪儿都一样。交通不方便，司机肯定不愿意去，这完全可以理解，要尊重他们。”她就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责疑，作了一个有关交通管制的解读。

2013年傅莹转任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之前，一辈子的历练和积累，都在外交。如果让她选，她会去政协。她的先生、民族学家郝时远在那儿，很多资深的大使也在那儿。现在她倒喜欢人大这份工作了。她说，如果年轻时有选择，或许会选读法律。在她看来，法律与外交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她更心仪确定的东西：“法律很严谨，是非很清楚。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没有那么多灰色地带。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潜意识里，她或许想在法律中寻求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她早年的动荡生活中显然不存在：“我是经过文革的，知道无法无天是什么概念。突然有一天，有人把父亲拉走了；突然有一天，母亲不能按时回来了； 突然有一天，学校不上课了；突然有一天，别人可以当兵你就是不行，别人可以进工厂你就不行。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 文革中，时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父亲、一位有书卷气的军人，遭受迫害。

我已喝空了第三杯奶茶。傅莹显然已感觉到了我对中国人大制度的深度疑虑。

“人大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很多法律可能不是很完美，执行也不一定很完美，肯定要有一个过程。但是，老百姓的感觉也不可能超越现实。如果没有做得那么好、没有做到，你想让老百姓觉得做得特别好也不可能。老百姓有不满意，我觉得挺自然的。可能外国人看到中国老百姓有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好像就证明中国怎么了！其实我在英国、澳大利亚时，看到人们不满意的地方多去了。对中国的决策层和立法机构来讲，知道老百姓有什么不满意是很重要的，要知道老百姓哪儿不满意，搞清楚为什么，怎么解决。”

一大锅羊排，停在桌上。对她的解释，我有所保留。FT的餐桌上，总得有点茶杯里的风暴吧。

我说，人民大会堂里，中国人大开会的方式几乎与五十年前一样，仍是苏联时代的。当然，现在配备了表决器，是个进步。不过领导人坐台上，代表坐台下。很多代表只是在举手和拍手。中国人大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太慢了？

“人的期望，永远比现实要高，否则就没有意思了。但是，对外国记者来讲，我也比较理解。因为你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外在的东西。对里面的东西，你们能看到的就比较少！人大有责任依法监督政府，有时我们提出的意见也是很尖锐的，但是目的不是让政府难堪，而是希望政府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告诉他们哪里有问题，希望改进。所以，人大不监督有责任，政府不改进也有责任。”傅莹回答得很坦率。

我说，外国记者确实看不到啊！

“你们可能看到，我们人大的报告很少有被否决掉的，虽然否决票在上升。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每个法律基本上都能通过。这是因为我们在审议和沟通过程中，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求共识。比如立法法修正案，已经过了二审，也向社会公布过，经过专家们的千锤百炼，再拿到会上。将近三千代表讨论，一千多人发言。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七十多处修改。如果不改，硬扛着，投票的结果就不一定了！”

她又提到英国，她最后出使的国家。她说，这种情形下，估计英国国会不会改，只要能通过就行。中国则是连夜开会，晚上讨论修改，甚至作很重大的修改。再解决不了，还要到代表团一个个去解释和说明。表决时，虽然有人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但是大部分代表会投赞成票。

我决定与中国人大发言人抬扛：“两会”加起来，会期长达15天。坦率地说，旁听两会，相当一部分议程并非议政，不少代表更有兴趣的是拍照留念。不少省份，人大代表的发言还要事先审查把关。审议报告时，更像是向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或表功。 如果连人大代表都信不过，他们如何议政？

“如果你们记者在，肯定要小心。要是我，也会小心讲话。你们记者多厉害，到时候如果报不准，说歪了，现在这个时代，信息传播很厉害。”

傅莹半开着玩笑，夹起一块奶皮子，作出反击： “话说回来，英国议会里，有时议员念稿子那么长时间，下面一个人都没有，电视上谁看？！政治里肯定要有些程序性的东西。”

我夹起一条羊排，继续发问。我说，每年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多至三千人。那么多记者，总得有事情让他们报道吧。除了听李克强总理花两小时，一口气念完长达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记者能采访的人和事极其有限。

“西方媒体看中国，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层是对这个制度是否认可，再一层是这个制度运作得怎么样。比如我有时候跟一些欧洲记者辩论，准备记者会之前我要开好几次圆桌会，辩论非常激烈。他们根本上就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你横说竖说都认为你们不对。他们的参照系数就是自己的制度。德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英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美国这样，你就应该这样。我只能耐心地跟他们讲，我是干这行的，已经讲了三十年。有这个耐心，继续讲！”

听得出，素来谈吐温婉的傅莹，语调里已有一丝不悦：“他们从根本上不认可你这个制度，所以看不懂，也不可能看懂，甚至是拒绝看懂。”

每年“两会”都爆出不少“雷人”提案。你对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和议政能力，印象如何？

奶茶再添一壶，午餐已过半。我接连吃了几条蒙古馓子，补充能量。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解释说，批评不是坏事。中国的人大制度是有效的。听到此，我耳边响起人民大会堂内数千代表聆听报告时，文件翻页时整齐划一掠过全场的声响。

傅莹当然清楚，中国的人大制度不乏批评者。作为发言人，她当然相信这个制度：“人大制度的好处，在于它有方方面面的人，带来方方面面的信息，让这个国家没有死角......外界特别看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13亿人口能够治理得这么好，总能不断往前走，总能解决问题？！”

我说，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取得了决策的高效率吧！很多西方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一方面觉得北京的制度有问题，另一方面又很羡慕，觉得这个制度至少有效率，能办成事情。

“你说中国集权？……西方说我们集权，所以有效率。我认为这是一种偷懒的说法。他们的制度走到今天，有它的道理……谁跟谁比较，不太好说。你解决不了问题，是你的事。我能不能解决问题，是我的事。西方人容易一会儿说中国多好多好，一会儿说中国多差多差。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好，也没那么差。”

这段话，我曾在另一个场合听她说过，是她的直觉，也是深思熟虑的判断。即便轻声细语道出，骨子里仍有点咄咄逼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高收入国家元气大伤，效率滞缓，对自己制度的自信似乎打了折扣。他们开始羡慕中国的效率、增长与速度。他们不再责疑，而是寻找“中国模式”的合理性。他们高调地向中国领导人伸出大姆指。我明白傅莹这番话的底气。

我换了个话题，问她，可否请张德江委员长向李克强总理建议一下，政府工作报告能否简短一些，也不用全文通读？

“过去也有较短的政府工作报告。凡事都有它的原因。你说哪个领域的事儿能漏了？水利不说？农业不说？工业不说？都得说！谁重要？谁不重要？！中国这么大，发生这么多事，让总理去取舍也很不容易……政府报告有动员人民的任务。你在这儿听两小时，感觉时间长。但在很偏远的地方，根本不知道北京决策怎么回事。听上两小时，就可以把过去一年的事弄明白了。”

中国的事情，越来越多。看来政府工作报告只会越来越长。我说。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前人没有经历过，想都想不到。就像雾霾。在英国，一个时期是烟雾，一个时期是工业污染， 一个时期是汽车尾气，是递进的。而在中国，全都一起发生，结果就产生了新的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新的东西。”

出任人大会议发言人两年，平时低调的傅莹已成公众明星。过去两年，媒体和民间对她记者发布会的表现称赞有加。我问她，有没有听到过激烈、刺耳的批评？

“能听到批评！家里人的批评更直截了当。我先生就关心我的语病。去年，他就批评我讲话时 ‘这个这个’太多了。今年发布会前那个晚上，他在政协开会，特地跑回家一趟。见我正焦头烂额地背词，就给我写了一张纸。早上我看到了：在‘呃’旁边打了X, ‘这个’旁边写了X，意思是不要说这几个字。发布会那天，我在台上，就把这张纸放在文件夹的左手，一低头就能看见，提醒我克服语病。他认为，这些语病让我的讲话显得松散，反正他不喜欢。”

很少有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自嘲，或表露內心的不安全感。傅莹是例外。她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自己新闻发布会的视频。 她不敢看。“看到有毛病，我会后悔死了。 ”

今年“两会”，作为人大代表的傅莹，她的提案仍是有关中国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河流如何维护、界河泥沙如何及时处理、钱从哪儿来，边境道路维护，没有路怎么办。“我咬住一件事，能办好就不错了。”

你觉得媒体可怕吗？我问她。外界向来觉得傅莹很会与媒体打交道。

“挺可怕的！” 她说，她对媒体的戒备， 因于她的惨痛教训。在菲律宾和英国当大使时，媒体采访时，挖了很多坑，不留神就掉进去了。

我把话题挪到当下热到发烫的话题－“一带一路”。我问她，对中国，是不是过早了？

“九十年代，欧亚大陆桥曾经谈得很热火，但一直是纸上谈兵。二十年后，中国条件有了，资金也有了，可以付诸实施了，怎么就成问题了呢？我们现在帮着大家实现欧亚大陆桥。欧洲以外可能没有人记得了？ 也许他们换代了！”

傅莹说话，很少提高声调。虽然她已远离外交圈子的谈判桌，她的直觉与反应仍是外交官的。该机敏时机敏。该尖锐时尖锐。该温情时温情。所有的注脚背后，都在国家利益。

午餐，快临近尾声。在领导人习惯统一染乌亮黑发的中国，有人问过我，一头银发的傅莹，是不是有意染白的？我问了多年来一直想问的问题。傅大使，你的一头白发，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头顶有白头发比较早。后来白得更多，就开始染发。在英国生活期间，我看很多人头发白了都不染，我也就放开，不染了。”

你平时怎么放松呢？

“走路、散步。” 她答。

我说，北京好像已经不太适合散步吧。

“只要天好，还可以。我在家里，可以在跑步机上走路。 我还是喜欢看书。书是另一个天地。”

我问她，一年里，她的先生能吃上几顿她做的菜？我知道，在家中，她是很享受的。她先生是主厨，厨房是他的领地，不放心太太动油盐酱醋。傅莹只有洗碗的份儿。谈起家里的事，她从刚才讨论地缘政治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她的脸上，写着小小的得意与满足。

午餐已过两个半小时。最后, 我们又满上一杯“蒙古王”，算是收尾。她小喝一口，笑着说，有点微醺。我说，今年“两会”，据说习大大在会见一个省市代表团时问道，代表们聚餐吃得很干净，是不是最近油水少了？

“中国这一段时间，大力度反腐败，大家都挺有感触，揭露出来的事情触目惊心。十年前，都无法想象，不能理解。有的官员，贪的钱一辈子都花不掉。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党，确实应该解决腐败问题。”

她站起，披上搭在椅背上的紫色围巾，匆匆告别。

桌上好几碟菜，没怎么动。与FT午餐，吃饭好像永远是个美丽的借口。这顿午餐，按中国官方标准显然有些“超标”。看了账单，这瓶“蒙古王”要价颇高，近人民币600元。我赶紧让服务员把剩下的半瓶酒打包，带回编辑部。

菜单

北京崇文门大街，内蒙古大厦

醇香奶茶 1份

消费总计：1746元

陆克文（他出任过澳大利亚总理）从小生活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的农场，常用奶牛饲料堆筑城堡。“你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了吗？”每当陆克文因陷入憧憬而耽搁了放牛活的时候，暴跳如雷的父亲总会这样问瘦弱的陆克文：“是打算养肉牛还是养奶牛？”

陆克文说起这段往事时笑了，但笑声中带着淡淡的哀伤。早在他出任总理前，在他学习中文并成为外交官前，甚至在他还不满12岁时，父亲伯特(Bert)就因车祸而撒手人寰。父亲的离世深深影响了陆克文以后的人生道路，也让他在内心深处立下了终生宏愿：改善澳洲的医疗制度，他认为它对自己父亲的死难辞其咎。“父亲是个非常不错的人，”陆克文在之后的会谈中总这样告诉我。“我想人人都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但陆克文的童年相当不幸。他父亲过世后，母亲马格里特(Margaret)及全家老小（陆克文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小）被赶出了农场，他们原本是农场的佃农。陆克文记得被赶出农场时“农场主的种种非难”——具体细节颇具争议——全家被迫暂时栖身于一辆车内却是不争的事实。陆克文成了某天主教寄宿学校的“全额资助生”，他很讨厌这儿的生活，不久他转至本地一所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的他开始崭露头角，并通过学习开始了自我救赎之路。

我约好与53岁的陆克文在他布里斯班郊区的格里菲斯(Griffith, Brisbane)选区会面。他如今是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内阁的外交部长：他的一位顾问告诫我陆克文不愿谈及“6月24日的事变”。

就在去年6月24日那天，在一场无情的政治伏击战中，吉拉德宣布她将通过党内投票挑战领导权后，陆克文短暂（从某些程度说不俗的）的总理生涯戛然而止。看到铁定的败局，陆克文宣布辞职。

2007年陆克文作为工党领袖以压倒性胜利击败连续执政长达11年的保守派领袖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后，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他上台采取了一连串动作中，他首先批准了《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完全推翻了其前任对气候变暖理论的对立政策——而且向该国原住民作了感人肺腑的道歉，这个历史了断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澳洲本土。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陆克文把自己定位为能自如应对中国的首位西方领导人。

民调表明他是澳洲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理。然而，2年半后，他被那些一直不喜欢他的本党党员拉下马，当其名望开始急剧下跌时，他们抛弃了他。

里弗茶室(Riverbend Teahouse)在书店外的木质阳台摆了十来张桌子，显得朴实无华。虽然布里斯班一直遭滔天洪水肆虐，但南半球今天这个夏日的天气不错。

陆克文来时，周围有人认出了他，互相窃窃私语。他的身材比我想象中要高，黑色西服里面穿着白衬衣，浓浓的白发与他那张天使般的脸显得不太相称。他翻看酒水单时神情显得很放松。“我看咱们就来个猕猴桃汁，”他对服务员说。“哦，这位记者是英国人，所以就给他来个瓶装的，” 他挪揄道。

他说起话来语调温和，几乎发人逗笑。他说自己一上午都在布里斯班板球场，虽说今天是周六，但轮他值班。“我早上的工作就是向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介绍板球比赛的精妙之处，”他说。陆克文不得不用上他出众的汉语，他在澳洲的大学主修的是汉语，曾到台湾学过汉语，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驻北京使馆任外交官。我问他如何用汉语解释板球比赛中击球员违犯规则用腿截球(leg-before-wicket)。“就好比你站在三根竹竿前，”陆克文给我示范他是如何解释这高难度规则的。

服务员端来了我们点的Rapaura Springs，这种白苏维翁葡萄酒(Sauvignon Blanc)最适合夏日里饮。“那么，你想采访点啥？”他直奔《金融时报》午餐会采访主题。但我感觉他的轻松神情是装出来的。（我曾对他的顾问说自己想了解作为普通人的陆克文，而不是政治老学究的陆克文。）“我想点蒜末烤面包(bruschetta)，”他正色道，严肃得就如同在音乐厅一般。“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喜欢蒜末烤面包这道古老的澳大利亚菜，得稍微带点意大利风味。然后嘛，我再来点意大利熏火腿沙拉，始终不离意大利主题。”虽说不情愿，但还是顺着他的意点了蒜末烤面包，主菜则点了寿司大拼盘，点完后才意识到这种搭配显得不伦不类。

我把话题转向他的先祖托马斯•路德(Thomas Rudd)，他在1789年从伦敦被流放至澳洲。“我的先祖是个普通人，”他说，给这个颇具传奇的故事开了个奇怪的开场白。“他当时17岁，在伦敦当清洁工，一个厨房女佣指控他躲在房子楼梯后在一双鞋上划痕。”托马斯没赶上押解囚犯到澳洲、待遇相对人道些的“第一舰队”(First Fleet)。相反，他被押送上被称为“死亡舰队”(the Death Fleet)的“第二舰队”。为节省费用船队改由私人经营，并按每位囚犯付给承运者费用，而不按押到澳洲之后每个活人计算费用。“当时最奇怪的竞标状况是船上剩下的食物归最后的竞标者，事后对方可以出售，”陆克文说：“《金融时报》的读者都能理解。”承运商是个西非奴隶贩子，适度削减每个囚犯的定量食物。所有犯人在船舱底下手脚被锁链铐着，最后（到澳洲时）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被饿死。

“我的先祖侥幸活下来了，”陆克文继续说，又给我讲了他先祖托马斯在澳洲服满7年刑期后，如何一路打工绕道中国回到英国。他再次被判有罪，这次的罪名是偷了一袋糖。“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个两次被判刑，又两次流放澳洲的囚犯。”第二次刑满释放后，因宽大处理政策，托马斯获赐悉尼城外一块地。他去世时70岁，最终成为受人尊重的良民，更活生生地体现了公共政策如何支配人的生杀大权，先是由于一个小罪名把他流放澳洲，并通过给他自力更生的手段让其最终改过自新。

服务员端上用长长的薄盘子盛的四块蒜末烤面包，它上面盖着意式乳清干酪(ricotta cheese)，又堆了多汁的红黄色番茄，还用新鲜的紫罗装点，看来这道菜点对了！我边吃边听，当陆克文说到2008年二月他向 “被偷掉的一代”(lost generations)原住民孩子（他们被强制从自己家中掳走）道歉时，我举着满叉子的食物停在半空中，听得入神。

“我从小在澳洲乡下的农场长大，与原住民基本没啥接触。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晰地觉得只有对过去有个交待，整个国家方能向前发展。陆克文自己撰写了演讲稿，又摈弃了好多稿，因为觉得不是矫揉造作就是太具情绪化。他说得字正腔圆。“因为这是我作为澳大利亚总理发自内心的心声，事后也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因为我所说的一切全是事实，”他说。“出乎所有澳洲人意料的是全世界目睹这一事件后的反应。我认为澳洲人（包括我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事实是：我们粗暴对待原住民这一段历史，全世界一直颇有微词。

服务员过来把盘子端走。“这位记者话太多，”陆克文朝我点头示意，开玩笑说道。事实上，从头至尾滔滔不绝的是他，吃起东西来也是狼吞虎咽。

我想了解他对中国的看法。很多澳洲国民对这样一位汉语流利、但又明显缺乏西方背景的总理颇为失望。就在我们午餐会后不久，据维基解密(WikiLeaks)透露，在对华政策上，陆克文称自己是“无情的现实主义者” (brutal realist on China)，并向华盛顿建议如有可能，应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倘若不行，就应对华强硬。他对我这样说：“中国是全球之希望所在，而有些人则是持极度悲观看法。总而言之，我仍属乐观阵营。”但他对人权仍抱有“契约式的信念”，此举必然会使其与北京发生冲突，他说道，所指就是他愿意就人权问题对中国领导层进行公开说教。

他给我倒了点水，当意识到是把水倒进了我酒中后，连声说对不起。我们要的第二道菜端上来了，他要的是由捣碎的意大利熏火腿、苹果、核桃以及蓝色干酪调料(Blue Cheese Dressing)的沙拉拼盘，我要的则是各式加州面包卷。中国扼杀了他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达成协议的梦想，为此是否有被出卖的感觉？他曾告诉澳大利亚记者，说到底，自己被北京愚弄了。他露出一丝疲倦的笑容。“我觉得中国应该能做得更多，我认为他们不熟悉高层谈判这一套，”他说。虽然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是个蓄意阻挠者，但他不认为峰会是个失败。“若用地震学上的里氏1至10级来衡量的话，我认为此次峰会相当于震级6级。”

但澳大利亚国民可不这样看待问题。正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他与澳大利亚国民的亲密关系开始恶化。在他撤回本国排放交易计划的提案后，他的民意支持度掉到了谷底。国民普遍认为他摈弃了原则立场。在参议院两次否决该提案后，他还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作战术性退却。“在公关战（我承认自己这次失败了）中，它只是视为没有决心而已。”

一直以来，相比自己的政党工党，陆克文与公众的关系更为融洽，工党认为他不合群，是披着政客外衣的政治老学究。我先从他试图征收“资源附加税”说起，委婉地追问他突然辞职的原因。在这件事上，他未付诸努力去达成政治共识，甚至事先都未告知矿业部长。“这些事争议较大，在本次会谈或其它任何场合，我都不想再对我称之为6月24日事变详细阐述，”他叹说道，所指的就是那次不同凡响的所谓党内政变。

我另起话题，这次提及的是《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澳洲本国记者大卫•玛尔(David Marr)对他大肆炮轰之事，此事广为人知，他说陆克文缺乏政治智慧，疏远政治顾问与同事。陆克文给人的形象是粗鲁、难以亲近——“见教皇都比见陆克文要容易”——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做事偷偷摸摸、冷漠，是个控制狂。那您认识到上述问题了吗？“这是你企图委婉地再次引出6月24日事变的话题，”他说，这一次有点生气。“我不会改变我的做事习惯：再不在公开场合反思那些我认为于事无补的因素（虽说原因很简单）。”然后他又补充道，语气稍为舒缓了些：“我和所有的凡人一样，难免有缺点，也会做错事。”

我一直小口吃我点的寿司，米饭有点硬。他则努力吃着沙拉。陆克文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在罗马，他有位聪明绝顶的耶稣会(Jesuit)朋友，对方的主要工作就是做他所谓的“肤浅问题全球化”。陆克文说人类以前很少面临如此错综复杂的问题。“对政治人物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我们身心却毫无准备。”

其中一项要求是：现代政客就得先有强健的体力，他们得24小时全天候关注层出不穷的国内新闻，还得跨越多个时区去参与处理全球事务。他记得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世界领袖们当时围坐在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国宴桌时，满眼所视是“无尽的深渊”。“我们当时坐在那里，筋疲力尽，都不知从何着手，都知道只有齐心协力共同采取行动……否则全球市场将会崩盘。”很显然，不该任由乱局如此发展下去。

陆克文又叫来了服务员。“这位大英帝国的子民想要点茶，”他说。“我喝咖啡。”然后作了总结性发言：“我笃信政治，因为它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你代表何方利益，什么原因？’其二是：你明白自己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从孩提时代埋头摆弄牛饲料起，陆克文这位有执着信念的政治家就一直在思索这些问题，他也能够问心无愧地做出肯定的答复。潜台词是：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的很多领导人是做不到的。

戴维皮林是《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53岁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担任卢旺达总统已经10年，之前还担任过七年副总统——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但即便多年执掌权力以及担任军事领导人，他仍然与当年36岁担任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 RPF)游击队领导人时一样身材瘦削与不苟言笑，反政府武装RPF结束了20世纪历时最短的大屠杀——1994年4月至7月间，约有80万图西族(Tutsis)与胡图族(Hutu)的支持者惨遭杀戮。

卡加梅执政后，我们曾见过几次面，但这是我俩第一次共进午餐：他正在伦敦出访，于是就提议在切尔西港温德姆至尊酒店(Wyndham Grand in Chelsea Harbour)会面，这是一家价位高但又不起眼的酒店，它的餐厅并不知名。我们的午餐由总统出访代表团的随行厨师烹制。卡加梅的助手事先向我保证说这一切并非出于担心投毒，而是方便整个团队的安排——可以给全部随行人员做饭，以及过去住酒店时餐饮老是变来变去——对此我算是半信半疑。卡加梅政府如果不是组织得力，还用以前一门心思打游击战的策略处理国家的发展问题的话，将一事无成。

卡加梅接手的国家已经溃不成国，大屠杀期间，政府机构遭摧毁，人民被杀戮。在接下来的几年，卢旺达政府让几百万在冲突中流离失所的民众回国；几十万件大屠杀罪行也已由村民委员会进行审判（参阅下面的表格）。

而且近几年来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目前政府预算差不多有50%仍依赖于外来援助），卢旺达取得了非洲大陆最快的经济增速。然而卡加梅却是非洲领导人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具两面性的政治人物：一方面，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力图在一片废墟上建设一个富裕的国家，而且义无反顾地突破非洲大陆的诸多禁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双手沾满鲜血的暴君。国际社会指控他犯有战争罪及滥用人权罪，指控的次数丝毫不亚于其获授的荣誉博士与全球杰出领袖奖的次数。

下此结论的依据是卡加梅过去几年贬褒不一的从政经历。与其他非洲领导人不一样的是，卡加梅百折不挠地追求结果，旨在把卢旺达这个封闭保守的山地国家变成该地区服务业、农产品加工、旅游以及交通运输的中心。但他又被授予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巨大权力，基加利(Kigali)政治精英的财富至少有部分来自通过对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发动侵略战争、掠夺矿产资源得来的。

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报告，为了解决现存图西族所面临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卡加梅着手确立权威，同时确保边境安全，导致成千上万的卢旺达人与刚果人死于其军队之手。政治反对派与记者的结局仍然不是流亡就是关进监狱，有些情况下甚至遭到活埋。

然而，在国际社会的支持者中，卡加梅仍然不乏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美国福音教会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以及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 of Starbucks)这些西方有头有脸人物的支持。他的拥趸往往对其统治中出现的残暴行为视而不见，转而支持这样的理念：卡加梅所做的一切对于恢复国家安定，奠定发展基础是必需的。

在温德姆至尊酒店这间匿名、略显苦行僧式的会客室，厨师给我们上了胡萝卜番茄汤。卡加梅说，“我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我为祖国与人民所做的一切，我无怨无悔。”我俩吃饭的圆桌铺着白布，上面摆着银餐具，有点象铺着空地毯的沙漠中的绿洲。

更为广阔的国际社会更加引人关注：卡加梅虽然很放松，但绝非闲聊之辈，我们的会谈很快就转向了科特迪瓦(Ivory Coast)冲突、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及在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冲突与革命。“这并非昨天才冒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家过去并不关注，因为视而不见符合其自身利益，”他的看法是贪腐、社会不公以及镇压反对派引发了阿拉伯社会的动荡。

这样的言论也许会激怒他的诋毁者，因为它真真切切出自一位国家元首之口，卡加梅不允许出现强有力的对手来挑战他的权威。他在2001年囚禁了前任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原因就是对方组建了反对党。但卡加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基本以农业为主），使本国经济元气大为恢复（只要去过卢旺达的人都可亲眼目睹），而卡加梅的诋毁者几乎做不到这些，所以这一点让他极为愤怒。

卡加梅竭力为自己所踞的道德制高点辩护，于是毫不留情地抨击西方社会的罪责：在卢旺达最危难的时候却袖手旁观。“我觉得媒体、联合国以及人权组织没有任何道义权利指责我本人或者卢旺达。因为一谈到卢旺达以及刚果面临的问题，他们都是口惠而实不至，”说着就慢慢地喝完了碗里的汤。

卡加梅很反感成为国际援助受惠国后所牵扯的问题——从施赠国那种以恩人自居、盛气凌人的做法到对待非洲政策反复无常的本性——他对西方社会的谎话连篇与双重标准极度敏感。他说话讽刺味很浓，他暗示西方政府过去由于关注阿拉伯世界的稳定胜于其自由与良治，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实属因果报应，言语之中带着讥笑。“西方社会必须正视本人所指出的现状，他们绝不能视而不见……”

卡加梅继续说，要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对撒哈拉以南国家有何深刻启示，那就是警示那些不为民谋利的执政者如若不然的下场。“你可以高高在上，夸夸其谈，满世界游山玩水，让国内百姓对你歌功颂德。但政府如果辜负民众期望，不密切联系群众……最终结果是声名扫地，这是毫无疑问的事。

菜单上的下一道菜是卡加梅的厨师为我们准备的用豆子、青椒、米饭以及土豆做的牛排。看他说话滴水不漏，于是我就作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较。我提到了巴林国(Bahrain)，它由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Sunni)统治，而对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Shia，目前公开起来反抗）并不信任，我觉得它可以与卢旺达作个比较，因为卢旺达政府也是由少数派的图西族控制，图西族只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4%，是1994年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巴林国一样，卢旺达的统治阶层也担心若切实落实民主会导致多数派胡图族人上台，鉴于人口占多数的胡图族以往所犯下的种种极端行径，此举肯定会引发国家陷入混乱。

卡加梅对我的这个比方反应剧烈。他说，首先，与巴林国王哈马德•本•阿勒哈利法(King Hamad bin Isa al-Khalifa)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不是君主。但是，我低声嘟囔：你去年是在没有真正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才以93%的得票率当选。

“卢旺达有宪法，有任期限制，有议会，有选举。我只能说作此比较者纯属无知，”他坚持道，并辩解说鉴于卢旺达以往不寻常的血腥史，自己去年以近乎全票当选正是表明国家很稳定。

然而，国际社会越发关注：在政治体制依然严控的情况下，卢旺达所取得的社会和平与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

卡加梅仍沿用非洲国家元首常用的策略回应，但这一次似乎有点言不由衷：他喋喋不休地说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期望值过高，连西方国家通常自己都难以企及如此苛刻的标准。“为何多数发达国家不是基于种族、肤色或者部落来诠释呢？是啥原因呢？那你能否告诉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来自哪个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他问我。

我俩算是就以下这点假设取得了共识：如果卢旺达与利比亚(Libya)一样是个产油国，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联合国的观察员就不会袖手旁观（而事实上他们当时袖手旁观）。我俩还就科特迪瓦问题取得了共识：引发今年武装冲突的选举考虑欠成熟，这表明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其引进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

“选举必须举行。但何时进行？绝不能草率地、在任何情况下都举行选举，”他说，话锋直指去年11月联合国监督下的科特迪瓦大选造成国家分裂的事实，结果导致反政府军控制国家北部，政府军控制南部。“似乎把选举或政治进程看作是工厂定制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由英国定制出来，也无法由美国定制出来。行不通的，若强意为之，结果只会问题缠身。”

服务员端走了空盘子，换上了装有橙子、菠萝以及黑莓的水果沙拉碗。我们又找到一个共同点：“非洲任何地方的水果都要比英国的甜。“这儿的菠萝味很淡，”卡加梅说。“香蕉味也怪怪的。”

咖啡端上来后，我问了卡加梅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他巧妙地争取到了美国福音教会的基督教社团的支持，我听说这是把布什政府(Bush administration)争取到他这边的因素之一，尽管一开始举步维艰。那你自己是个信徒吗？“既是又不是，”他说。“我怂恿有信仰的人相信。”

卢旺达大屠杀中，天主教(Catholic church)信徒为虎作伥，这部分解答了我的疑问。参与屠杀的人中就有天主教的牧师。“我亲眼目睹宗教犯错误，瞧瞧天主教会在卢旺达都干了些什么，这些事至今让我心神不宁，”他说。“你都看到天主教会因为旗下牧师与主教恋童事件向世人道歉，教宗(Pope)本人也屈尊向美国人道歉，然后他又跑到澳洲去道歉。但天主教会永远不会为自己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行径道歉。”

为了把过去混乱的全部罪责一投脑推到外界身上，他最近修改了自己的大部分措辞，以迎合当今时代需要。比方说，他强烈地意识到只有非洲人自己脚踏实地去做，非洲大陆才能迎头赶上。他特意把埃塞俄比亚(Ethiopia)、加蓬(Gabon)及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领导人挑选出来作为志同道合者。“别人会给我们施援，但最终得明白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他说。“非洲不应该等着被人剥削或者利用。不能这样，我们应该参与到谈判进程中，应该提高话语权，在谈判中能够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条款，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源。”

他继续说道，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卢旺达资源贫乏，所以若要与邻国竞争，采用不同的治国方略、根除哪怕微小的贪腐，改善商业环境显得刻不容缓。在联合国经商便捷指数排名表(World Bank’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s) 上178个国家中，卢旺达成为锐意改革进步最神速的国家（升至第66名）。“我们是内陆国家，国土面积狭小，位于非洲大陆中部位置。我们有些邻国资源比我们丰富，往往能吸引更多的投资客，所以我们必须把创造独特性置于战略的高度。”

独特的还包括执政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它发轫于卡加梅所领导的反政府运动，从流亡邻国乌干达(Uganda)发展至最后上台执政。卢旺达爱国阵线是全球获取捐赠最多的政治运动组织，它的基金控制了卢旺达主要经济部门的命脉，包括电信、银行、房地产与能源，当RPF还在打游击战时，就已经进行了大量海外投资。卡加梅控制的RPF资金达好几亿美元。“我们不想到处乞讨。比方说，我们没有接受过卡扎菲(Gaddafi)的任何选举献金……原因就在于我们真正希望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时都能保持独立自主。”

这就是卢旺达自相矛盾的地方。1994年大屠杀后，国家依靠外来捐助得以重建，然而与所有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一样，它关注的还是力求做到自力更生。虽然卢旺达还欠许多外国盟友的外债，但其领导人从不摇尾乞怜，而是坚持独立自主。“我们按照非常规的方式处理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得这样做，”他说——并补充说此举经常惹恼援助方，对方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任何时候都得抗争。”

威廉•沃里斯是《金融时报》非洲部主编

译者：常和

当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走进曼哈顿Cibo餐厅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她身上那件鲜艳的粉色夹克衫。这并不是一件特别优雅的服装：看上去廉价的面料，过时的剪裁——至少依照纽约严格的剪裁标准来说是这样。但是，这种活泼的颜色分外适合她，她使得整个意大利餐厅都熠熠生辉。此外，相对她的工作而言，这种风格似乎也相当合适。

在去年秋天之前，现年59岁的巴切莱特最知名之处就是智利第一位女总统。而这只是她非凡人生中的最新一次转折：青年时期的巴切莱特是一个左翼行动分子，其家庭曾饱受20世纪70年代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统治的折磨；她曾流亡国外并学习医学，最终回到智利跻身政坛。在2006年2月她当选为总统并执政长达四年，在担任总统之前她还担任过部长。

去年秋天，在卸任总统一职6个月后，她被任命为联合国妇女署副秘书长级执行主任。联合国妇女署是一个著名的联合国组织，试图将妇女问题落实到全球决策层面。

等她坐下，我问起她是如何适应在联合国工作的。我得承认，在关于她新职务的理想主义观点和犬儒主义观点之间，我有些左右为难：我一方面很高兴联合国终于开始着手协调女性问题，尤其是在世界贫困、饱受战争摧残地区的问题；但是凭借我过去在联合国担任记者和人类学家的经历，常常困扰联合国的官僚主义以及华而不实的说辞仍然让我疑虑丛生。

巴切莱特倾听着，并露出平静、灿烂的笑容。她的一举一动毫不彰显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整洁的衣服，虽然有点土里土气，一头干练的短发；她的脸上涂抹着紫色眼影，但仍有轻微的皱纹。这张脸由于其“正常”而引人注目：在纽约，50岁以上的女强人常常通过外科手术来保持青春；而在拉丁美洲，女政治家们往往看起来倍加迷人——因为她们经过了周到的“特殊护理”。

“如果我认为自己不能有所作为，我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她说。她还解释道，新职位的目标是协调联合国机构内各类不同计划与措施。她希望这将激励各国政府改善妇女状况，这不仅仅针对她们处于受害者的地方（比如在战争中），而且针对更广泛的层面。“我想为联合国妇女署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为何妇女问题事关重大的理由，为何改善妇女的生活是一种良好投资的理由……”她的英语相当流利，不过她采用的语法迷人而独特，并且她常常需要字斟句酌。

我问道，联合国的官僚主义做派是不是让她有抓狂的感觉？在我们共进午餐的前几天，当我主持一项关于世界各地贫困寡妇境况的联合国活动时，我第一次见到巴切莱特。那次活动中有两个细节特别引人注意：一是负责监督本次活动的加蓬第一夫人的参会，她穿着一件格外华丽的服装（显然也很昂贵）；第二个就是巴切莱特对活动的影响（她看起来有点邋遢），在不冒犯加蓬主持人的情况下，悄悄的略施妙计，使活动变得不那么枯燥。这件事凸显出巴切莱特在联合国将面临的种种外交挑战。

她笑了笑说：“这里有一些每个机构都有的、我们应尊重的程式。但我试着使其更具互动性、更有活力……如果事情能够合理化，并能以一种好的方式来解释，情况就可以改变。你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这正是我想为联合国妇女署构建的，一个（改变妇女地位的）有力的理由。”

这时侍者出现了。这个餐厅很有味道，但并不奢华，菜单甚至有些卷角。巴切莱特说，她选择这家餐厅是因为方便，但是我注意到这家餐厅也很平价。“嗯，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她惊讶的说道。“不过这家餐厅不错。它很正规，并且食物都很好吃。”经过一番讨论，我点了芝麻菜沙拉和软壳蟹，巴切莱特选择了两道开胃菜：又一份芝麻菜沙拉和蒸贻贝。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喝酒。

“你在减肥吗？”我问。想保持苗条的纽约女性常常只点两个开胃菜。巴切莱特有着中年发福的迹象——事实上在她担任总统期间，一些智利媒体曾戏称她为“胖子”。“没有减肥，我应该减并且也尝试过，但是……”她说她不知道纽约女性用了什么方法来保持如此苗条的身材：“她们居然喝酒！我亲眼见过！我每天早起但我不锻炼，因为我总在准备文件之类的东西。为每个会议做准备……我经常散步，但这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就像她并不在意平价餐厅一样，随性的点菜方式是巴切莱特不拘小节的另一个标志。考虑到她的生命中曾面临的挑战，也许这不足为奇。

1951年，巴切莱特出生于圣地亚哥的一个中产家庭，是两兄妹中的一个（她的哥哥已经去世）。她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军官，母亲是名考古学家。 “从我还是个孩子起，我的母亲就一直告诫我，婚姻不是女人活着的目的……你可以做到的远不止于此，”她回忆说。“即使是我的父亲，虽然他在军队里……（但）他也非常支持进步运动。”

她早年的家庭生活如同田园诗般恬静，虽然也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和责任观念的束缚。在学校，她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来“帮助改善世界”。但后来她决定学医。“我的家非常温馨……我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即便我很羞涩，我仍觉得这对我帮助非常大。”

但在1973年，随着皮诺切特发动政变并夺取政权，这个温馨的世界便土崩瓦解了。她的父亲由于反抗而被逮捕入狱，最后被折磨致死。之后巴切莱特和母亲也遭到军政府拘捕数月。

“你也受折磨了吗？”我小心地问。我的本意并不是将这视为一个问题。

她沉默了。她从来没有公开详细的谈论过这段时期的生活。“很多人经历过比我更糟糕的时期，”她回答道，并果断的把话题转移到她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出狱后，她和她的母亲前往澳大利亚，之后她们定居在原东德，在那里人们很同情她的左派观点。在德国她成为了一名医生，嫁给了一位智利左翼活动家同胞，继续支持反抗皮诺切特的活动，并开始生儿育女。

侍者的上菜中断了我们的谈话：两个芝麻菜沙拉，整齐的排列成金字塔的形状，很不起眼但是非常美味。她开始心不在焉的吃了起来，并继续给我讲她的传奇生涯。

1979年，她回到智利希望能推进民主进程。她是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 ——但是当她申请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时，却由于她的左翼观点而遭到拒绝。于是她转而加入了一个非政府团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治大环境有了改善。她终于得以加入公共卫生体系，负责圣地亚哥一个关于艾滋病以及流行病的项目。她表现出众，并于1996年被智利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推举参选市议会。 2000年，她被任命为卫生部长。接着在2002年，她成为国防部长。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任命。在拉丁美洲，此前从未有过女国防部长；此外，她回到智利后便与丈夫离婚，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皮诺切特对她家庭的迫害也影响了她的情感。她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她过去的经历才使得她如此热心于这份工作。“我一直认为，智利政变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政府官员和军队之间缺乏政治对话或是相互理解，”她说。“我（小的时候）住在部队。正如他们所说，我出身于一个军官家庭。所以，我认为我懂得沟通的话语，我可以为二者搭建桥梁。”

当她担任总统时，她可曾尝试找出折磨她家人的罪魁祸首？或是寻求复仇？ “不，没有，”她惊讶的说。 “在我的人生中曾有过一段充满愤怒的时期，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不在乎此事，而是……”她卡壳了，忘记了想说的英语单词。“我只是想建立一个人们能够兼容并包的国家，人们不会将对面的人视为敌人，而是可能有所不同的人。”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讲起一次经历：她在圣地亚哥的一家五金商店里，碰见了她父亲生前的朋友，一个首先开始折磨她家人的人。当她讲述这段经历时，她的声音没有任何自怜或是苦痛；她热爱生活，喜欢向前看——而不是纠缠于过去。她不想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生活。

我们面前的餐盘被静静的撤走了，接着我问起了她2006至2010年执政的经历。关于她执政业绩的评价毁誉参半：一些左翼政治家对她提出指责，因为在她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在这么多年内首次失去执政权。其他人则认为在全球经济动荡期间她的领导稳定、有效，并且强调，民意调查显示她仍旧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对于这段时间，巴切莱特本人显得有些矛盾。“做一个总统非常孤独，因为即便你有很多顾问，但最终的决策者只能是你自己，”她说。但是她表示她为自己能够推进社会最贫困人群的“社会保障”工作而骄傲。她也为自己对妇女事业做出的贡献而欣喜不已——一家报纸上说，在她卸职之后，智利的年轻女孩表示，她们长大后想当总统，而不是护士。而她所厌烦的是这也使她成了智利的名人。“昨天有人问我，（当我在纽约生活时）你想念智利的什么。我答道，‘我想念我的家人，但是我也喜欢在这里做一个无名之辈——为自己保留一些隐私。’”

对于她成为联合国职务的候选人也曾有过争议。一些联合国的成员倾向来自非洲的候选人，其它一些成员则不喜欢巴切莱特处理“妇女问题”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她一直强调，女权主义不应该只是试图保护妇女——应该在更积极的意义上，“授予她们权力”。正如在她自己的人生中一样，她不喜欢纠结于被迫害的经历。“赋予妇女权力，意味着让更多的女性置身决策者地位……担任政府官员或是国会议员，”她说。最终，她赢得了这一职位并搬至纽约。

她喜欢纽约吗？当侍者端上主菜时，我问道。对于她那份分量很足、热气腾腾的蒸贻贝她现出惊喜的神色。而我的那份软壳蟹略微炸的有些过头了。她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爱好？我不知道。我一直在工作、读书、旅游、准备会议。我应该喜欢……，那个词你们怎么说……？”她喃喃自语的说了一个西班牙语词组，我猜测大概是“品味”。

“是的！细细品味纽约。散步，与朋友会面，逛博物馆、剧院等。我很想回去看望我的孙子。”她的两个女儿还在拉丁美洲读大学；而她的长子在智利工作，并已有两个孩子，她十分想念他们。

“对了，我还喜欢跳舞，跳舞！”她突然补充道。

跳舞？我惊讶的问。

“我说的不是探戈舞。那太专业了。但我很喜欢梅伦格舞和莎莎舞... ”她变得活跃起来并解释说，就在她离开圣地亚哥之前，“朋友们为我举办了欢送会及生日派对。我跳舞了！”

我问她在纽约是否还做其他的事情。“我也得做一些日常琐事——打扫屋子，洗衣服。我周末做这些。”

“你没有请清洁工吗？”我吃惊的问。她坚定的摇了摇头。“我不是大明星之类的人。我想这归结为我从小受到的家教，同时也因为那场政变。当你失去朋友，失去亲人，你会扪心自问什么才是你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然后你会明白人类的局限性。这会使你更谦卑、更理性也更具野心——不是说试图达到极限，或是得到权力——而是试着为其他人改变世界。”她苦涩的笑了笑，说她的女儿 （她们非常亲密）曾嘲笑她对公共服务事业“上瘾”，诸如管理一个国家、建立一个慈善基金会或试图帮助妇女等。

主菜已经撤掉了。她点了绿茶，我点了黑咖啡。结过账后，她静静的收起手包，朝餐厅后面昏暗的侧门走去。“这是一条回联合国办公室的近道，要快一些，”她一边说，一边穿着粉色的夹克衫消失在我眼前——大概是去参加另一场会议了。在联合国，这样的导航能力迟早会派上用场的，我在心中默念。希望她能克服在联合国的各种阻碍，一如她克服人生中诸般困难一样有力。

吉莲•邰蒂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执行主编。

译者/功文

托比•杨格(Toby Young)对抛头露面压根不紧张，我与他首次结识是在去年的英国保守党伯明翰(Birmingham)大会上。在酒吧里，这位记者与作家来到我跟前，假意用手指戳了我几下肚子，尔后又抬起头来诘问我：“您为何至今还不报道本人兴办的学校？”

今年47岁的杨格是位于汉莫史密斯(Hammersmith)的西伦敦“免费”学校(West London Free School )董事会主席，这是一所新式中学，今年正式迎来首批120名、年龄为11岁的孩子就读。这个倍受瞩目的项目让杨格成了参加英国教育辩论会的常客。

这所学校是首波“免费学校”，由国家出资、但由教会或社团（杨格的学校由当地的家长）这样的私立团体创建，旨在给现有的教育体系注入新的教育模式。

让西伦敦免费学校与众不同的原因就是这位校董事会主席的知名度。杨格引人注目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他是《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自命不凡的合伙创始人兼主编，之后他移居美国纽约，担任《名利场》杂志(Vanity Fair)的特约编辑，但在那儿工作并不顺利，还与主编格雷登•卡特(Graydon Carter)闹翻，后来杨格把这段经验写成了一本名为《如何众叛亲离》(How to Lose Friends and Alienate People)的畅销书，并把它改编成了话剧与电影。

杨格现在仍是记者，但他的新角色是为兴办新式免费学校奔走疾呼，让他这位原本工作四平八稳的文化评论员一下子跃至前台，在英国教育问题上不断与人发生冲突。

我让他在伦敦选用餐地，曾当过食评与电视节目《超级大厨》(Top Chef)嘉宾的杨格在诸多顶级餐馆中左挑右选，最终选定耀西寿司(Yoshi Sushi)这家位于其新建学校旁的普通餐馆。他是这儿的常客，我前脚刚到，他后脚就赶到了，就坐他的“定点”包间——四周用木板与纸隔成。杨格外穿黑羊毛衫，里穿蓝色衬衣，手里拿着自行车头盔，把布朗登(Brompton)自行车折叠后搁至桌下。我提议由他来点菜，他则凭记忆叽里呱啦点了一大堆，快得连服务员都来不及记。

除了寿司卷与生鱼片，他还点了一碗盐毛豆、软壳蟹、天妇罗虾(Prawn tempura)。不一会儿菜就上来了，我俩边吃边聊，喝着罐装可乐，聊到了英国教育部最近的一连串动作。

杨格没有政客或者理论家的那种派头，他说起话异常严肃，但仍然脸带苦笑，自嘲不断。无论是在媒体报道中还是面对面坐着，他给人总的感觉是对啥事都无所谓。我问他是否曾努力让人看重自己。“我在纽约打拼并不成功，于是我就想，自贬该是苦中找乐的好办法，但没想到从此之后我就一直难以摆脱‘事业无成’的形象。”

去年我首次采谈他时，来自达勒姆(Durham)的一位保守党激进党员走到他跟前，问他兴办学校的用意是否想办砸，好有充足的写作素材，我问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此指控，他当时就怒气冲天地回敬了对方。如今，这事差不多过去一年时间了。我俩用餐时，他对此事仍显得一头雾水。

“有些人指责我动机不良。本人的目的当然不是想要把学校办砸，以便获取好的写作素材。我觉得这是本人有生之年最上心的事，我喜欢自己兴办新式免费学校积极分子的这个角色，”他对我说。

我们三下五去二就把蟹吃光了。待到吃生鱼片时，盘子里只剩了一片虾。菜的味道棒极了，旅居伦敦的日本人都爱到这家餐馆来吃午饭。

杨格说，西伦敦免费学校并非形象工程，但觉得自我宣传是成功的重要环节。“从办学伊始我就认定大张其鼓宣扬，成功的把握性会更大。”

他的算计看似没错：学校很快就初具雏形，立法机构允许招生的批复去年七月就下来了。“原因是兴办免费学校的提案中，属我们最为高调，政府也乐见其成。所以，这一切对我们帮助很大。”

高知名度还带来了其它好处。“招生轻而易举。比方说，说服家长让孩子就读本校，学校的知名度就起了不小的作用。今年招生指标120名，光申请者就大约有500名。”

报名者如云可能意味着杨格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与妻子卡洛琳(Caroline)育有四个孩子——萨莎(Sasha)、罗朵(Ludo)、弗雷迪以及查理，均不满9岁）到上初中年龄时，可能无法入读本校。“我最大的孩子届时肯定会申请入读；但她不一定就能录取，每四个申请者才能有一人入读。”

杨格成了免费学校反对者的攻击目标。教师联合会的反对理由是：免费学校的老师无需正式教师资格证。地方政府官员、管理大多数其它学校的市府机构不希望因新式免费学校而出现办学竞争，使情况变得复杂化。

杨格也不受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待见。他一边在小碗里和着芥末与酱油享用生鱼片，一边说，“凭直觉，我要是个工薪阶层的黑人女性，那些掌权者可能就会支持我办学。”

但他说，自己的张扬减轻了更多不愿抛头露面、不愿吱声者的压力。况且即便自己再低调，西伦敦免费学校还仍会是攻击的目标。可以这么说，要不是自己的张扬，教育部门答应花在新校舍的1500万英镑可能就会花到维修或扩建原有校舍了。

学校公然设置古典课程同样引起了争议。“我认为所有孩子能够从学拉丁文、了解英国历史以及阅读莎士比亚著作中获益，以这些东西属于中产阶级家庭孩子的学习内容为由剥夺全体孩子这样的机会纯属另一种势利眼，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明显不公。

“如果穷孩子只得去媒体研究班学习电视节目制作，而让富人家的孩子入读一流学校、培养思考与写作的能力，那我们永远也无法破除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这样做有违社会正义，是社会种族隔离。”

他说过时的那些课程“对工薪阶层家长及移民很有吸引力……这一点一目了然。”但初期的迹象表明，相比那些附近公立学校的学生，新式免费学校的学生基本来自较为富裕的家庭。初步估计显示大约17%的新生符合享用免费午餐的条件——比例高低是衡量家境的指标，而本地其它公立中学享用免费午餐学生的比例是31%。

杨格同样遭到左派势力的攻击，原因就是他所谓的“变节工党分子”身份。他父亲、已故杨格勋爵(Lord Young)是工党顶礼膜拜的人物，是思想家及热心社会的企业家，他的思想推动了战后英国社会的构建——杨格对父亲感到非常自豪。

迈克尔•杨格(Michael Young)是1945年《工党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创造了“英才教育”这个新词，提倡保护消费者权益；他是开放式大学的始建者，于1971年创建了远程大学，杨格勋爵于2002年去世，其成就深深地影响了儿子的一生。

我暗示杨格，兴办新式学校或许是他试图东山再起（他老父亲肯定也会赞同他这样做）。对此杨格并不认可，虽说他觉得父亲可能会支持他，理解他的酸甜苦辣：“当年我父亲想方设法创建开放式大学时，的确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那时，真是一场硬仗。”

当我暗示他可能辜负了其父之期望时，他略显不悦（或许只是对我稚嫩的精神分析不高兴），杨格说兴办新式学校前，自己一直努力在“做正经事”，包括创办《现代评论》以及短暂从事哲学与政治学教职工作。“本人一向严肃认真。离开哈佛（当时我是讲师）后，我去读了博（未完成），还在剑桥大学教了两年书。”

他还竭力为自己随后的一些不正经行径辩护：“举办学校的动因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想还格雷登•卡特以颜色。我实在受够了遭人指手划脚，不愿意接受位高权重者安排好的命运。”他说自己的这种性格属于“典型的英国式倔强，不愿任人摆布”。但随即又转回温和的自嘲，并借用莎士比亚笔下亨利五世（Henry V，继位后成了大英雄）的一生来说事：“我喜欢把自己比作哈尔王子(Prince Hal)，他之前一直与福斯塔夫(Falstaff)混在一起，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但时势造英雄……他继位后，凭自己的能力建立了丰功伟绩。”

杨格说前前后后投身于兴办免费学校的经历，让自己很支持保守党领导的本届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表明立场，鉴于本届联合政府支持该项政策（兴办新兴免费学校）…..我感觉自己有责任支持它，为它的政策辩解，做缩头乌龟有点不像男人。”

午餐最后端上来的是柠檬片。我结完了帐，走到大街上，想去看他兴办的新学校，但随后我俩又溜到隔壁的咖啡屋去喝咖啡，到这儿杨格才给我说实话：自己的学校才刚刚有点眉目。

“我的长远目标是照西伦敦免费学校的模式至少建25所学校。”目前他正在找寻兴建六年级（the sixth form，英国中学里最高年级）的校址，打算建所小学，计划每年就近招60名学生，他如今正在筹建一家商业公司，给现有的以及成立不久的新式免费学校提供“政治、法律以及公关方面的咨询服务”。

看来，杨格先生兴办学校的癖好真是颇有渊薮、代代相传。

克里斯•库克是FT教育记者

译者：常和

走在我身边的是胡利安•卡斯特罗(Julián Castro)，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长。我们刚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步行前往几个街区以外、位于该市西班牙使馆旧址的Acenar餐厅。那家餐厅是德克萨斯墨西哥风味餐厅中最受欢迎的。一路上，不断有骑摩托车或步行经过的市民友好地跟卡斯特罗打招呼。卡斯特罗很好认：36岁，英俊，身材高大，像个明星，举手投足泰然自若，笔挺的西装、一尘不染的深色皮鞋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此外，他的脸上似乎时刻都挂着微笑。

他确实没有理由不开心。2009年5月，卡斯特罗当选圣安东尼奥市长。他告诉我，如今，市长的角色更像市政厅董事会的主席，而非首席执行官。不过，美国大城市的市长们享有很高的声望。在过去10年间，圣安东尼奥市逐渐发展为美国第七大城市。该市总人口130万，约三分之二为拉美裔，因此，卡斯特罗的市长位置是个绝佳的跳板，有望助他成为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的明日之星（拉美裔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译者注）。

看到我们经过，在人行道上闲晃的一名满脸胡茬、破衣烂衫的男子冲卡斯特罗喊：“嘿！”看到市长的左手，这名男子仿佛破解了一个秘密，说：“啊，你有婚戒。”说完他看了我们一眼，目光意味深长，然后表示一定要与“胡利安”市长约个时间谈谈。（卡斯特罗按照西班牙语发音把自己的名字念作胡利安，而非朱利安。）市长笑了笑，边往前走，边冲那名男子挥了挥手，告诉他与市长办公室联系、预约个时间。

市长的婚戒（他的妻子叫埃丽卡，两人有一个2岁的女儿）出卖了他，这个婚戒是区分他和双胞胎兄弟华金(Joaquín)的标志。华金未婚，也从政，在德克萨斯州议会任职，正准备竞选明年的国会议员。

在卡斯特罗两兄弟身上，体现了拉美裔在美国政治地位的上升。尽管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极力防止政客拿种族问题做文章，但面对选民严重分化的形势，美国两大政党为了夺取优势地位，只有瞄准最后一块战场——庞大的拉丁裔族群。

到目前为止，拉丁裔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族群。本世纪头10年，美国人口总共增长273万人，其中，拉丁裔占一半以上；而在德克萨斯州，拉丁裔占全州10年人口总增长的近90%。拉丁裔将很快成为加州和德克萨斯州最大的族群，而这两个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州。

40%至60%的拉丁裔选民支持民主党。正是因为这一点，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12年大选中可能连任，卡斯特罗（或像他这样的拉丁裔从政者）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入主白宫。

1974年9月，胡利安和华金两兄弟出生于圣安东尼奥市。他们的母亲罗茜•卡斯特罗(Rosie Castro)当年是位著名的奇卡纳（Chicana，墨西哥裔美国人）活动者，是一个名为“种族联盟党”(La Raza Unida)的团体的负责人之一，鼓吹拉丁裔族群权利和身份认同。她基本上是作为单身妈妈、一个人把两个孩子带大的。

卡斯特罗兄弟的故事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奥巴马——代表自己的族类，奥巴马实现了黑人的政治梦。跟奥巴马一样，卡斯特罗兄弟也有常春藤名校的文凭，两人一起从斯坦福(Stanford)毕业（胡利安主修传媒与政治学），然后又一起上了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因为非常想回到圣安东尼奥市从政，胡利安毕业前就开始竞选市议员了，这样他一毕业就能进入市政厅任职。2001年，胡利安顺利当选。而华西则在2002年进入德克萨斯州议会。

更贴切的联想可能是英国的戴维•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和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两兄弟，不过，与米利班德兄弟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兄弟相争的戏剧化场面还没有在卡斯特罗两兄弟身上出现。2010年，米利班德兄弟俩争夺工党领袖的位置。米利班德兄弟的父亲是位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两兄弟却进入了英国政治的中心，这种经历与成长于草根政治环境的卡斯特罗兄弟一样。

到达餐厅的时候，我问胡利安：有没有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民主党初选中支持自己的兄弟？他抬了抬眉毛，说：“当然有了。”胡利安说，华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卡斯特罗的到来没有在餐厅员工中引发骚动。他是这里的常客，大家显然已经习惯在这里看到他了。侍者淡定地把我们领到了餐厅中间的一张桌子旁，没有大张旗鼓地欢迎。

Acenar的宣传海报上号称有“火热的墨西哥菜肴、冰酷的饮品”(HotMex, CoolBar)。餐厅建在圣安东尼奥市的“河滨小道”(River Walk)上，很久以前，那里有一条泄洪河，而如今，河边建起了一家家餐馆和娱乐场所，改建后的河道变得魅力十足。市长告诉我：“（河滨小道）是德克萨斯州第二大热门旅游景点。”说这话的时候，他语气平静，与普通市民无异。第一大热门旅游景点是1836年阿拉莫之围遗址(Alamo siege of 1836)，沿河边再走5分钟就到了。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阿拉莫之围象征着自由，在那里，英勇的战士们与强大的墨西哥部队激战13天，这一战役是德克萨斯革命（也称德克萨斯独立战争——译者注）中的关键一战。然而，对于墨西哥人、以及一些墨西哥裔美国人来说，阿拉莫之围象征着耻辱和失败。

这家餐厅的装修闪亮、新式，菜品的风格也与此类似，厨师将粗粝的墨西哥菜肴重新包装，做出了一点现代的味道。我们都不想点那些花哨的，于是点了巧克力辣酱肉卷(enchiladas de mole)、鸡肉馅玉米粉圆饼、配青豆和米饭。卡斯特罗点了冰茶，我要了百事可乐，餐厅还上了冰水——这是所有美国餐厅的“标配”。

桌上的冰水让卡斯特罗想起了自己唯一一次去伦敦度假的经历。那是在2007年12月。卡斯特罗说，在伦敦，让他感到别扭的是一些“细节”。“靠左边开车当然挺别扭的，不过更别扭的是没有冰块，大家都不往饮料里放冰块。”我说，这可能是因为气候不同，圣安东尼奥常年阳光充足，而伦敦多数时候是阴天，这或许造就了伦敦人这种“奇特”的习俗。

坊间常常议论卡斯特罗可能问鼎白宫，在他的家乡德克萨斯州，有的人已经听厌了这种话。在线杂志《德克萨斯论坛》(Texas Tribune)在2010年曾指出，卡斯特罗“参加大选的可能性已经被讨论得太多了，变成了一个令人打哈欠的话题”。

卡斯特罗并非圣安东尼奥市第一位可能有所成就的拉丁裔从政者。曾任该市市长的亨利•西斯内罗斯(Henry Cisneros)曾进入克林顿政府内阁，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他的政治生涯因性丑闻而终结。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想，背负全市人民的期待对于卡斯特罗而言是否沉重的负担？

“年轻的好处之一是，不会想那么多。”卡斯特罗说，“我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我说）从不想这件事，那是撒谎。但政治上的一些困难会让人清醒过来。”

首先，德克萨斯是个“深红（红指支持共和党）州”。在该州选举产生的29个职位中，自1994年以来没有一个民主党人当选。卡斯特罗表示，他的目标是连任4个市长任期（每个任期为两年），也就是到2017年。

届时，卡斯特罗将准备好竞选美国最令人垂涎的职位——德克萨斯州长。这个职位的现任者里克•佩里(Rick Perry)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前任则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即便不考虑这个职位是往上爬、通往华盛顿的重要一步，民主党现在也不可能赢得这个职位。不过，卡斯特罗是否认为，到2017年，拉丁裔选民数量的增加将意味着德克萨斯州将变“蓝”（即变得支持民主党）呢？“我认为，或许到那时德克萨斯会变紫，”卡斯特罗笑着说，“没有变蓝，但红蓝双方都有可能在这里取胜。”

依赖拉丁裔选民的问题之一是，他们的参选率很低。2010年，拉丁裔占美国人口的16%（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但只占有投票资格选民的10%，因为拉丁裔族群相对年轻，且很多属非法居留。拉丁裔只占实际投票选民的7%。尽管拉丁裔族群如今已在美国立足，且大部分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但该族群仍然比较贫困，受教育程度也比较低。

德克萨斯州的拉丁裔中，有约40%高中没毕业。卡斯特罗说，这意味着，到2040年，“有高中文凭和学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必然比现在少，因为教育程度低下的人群在增长”。

卡斯特罗费力地向我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拉丁裔家长非常爱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也非常希望孩子有出息，但他们却不大搞得清楚该如何通过教育体系培养孩子。”卡斯特罗说，“有时候，他们感觉老师最懂，因此放弃了自己作为家长应该参与的部分。”

我们的菜上来了。侍者提醒我们盘子很烫(hot)。我不知怎么的没有在意，拿起盘子时差点烫伤了。卡斯特罗故作一本正经地说：“他们说很烫的时候，指的是温度。”

卡斯特罗认为，拉丁裔低投票率的局面将会改变，即便仅因为该族群投票的重要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宣称，保守党故意设置了一些障碍、阻止拉丁裔选民投票，比如规定投票要出示身份证。保守党也对非洲裔选民设置了类似的障碍。

不过，拉丁裔族群的社会观点保守，宗教信仰虔诚。上世纪90年代，小布什担任州长期间，曾试图博取该族群的好感，这件事非常著名。“如今看来，那好像是800年前的事情了。”卡斯特罗说，“整个保守党的立场向右移了很多。”他想起今年在纽约参加的一场有关移民的辩论会。在会上，他的对手谈论拉丁裔移民的语气，“仿佛他们比之前的几波移民地位更低”。“我们不要你们的苦力、你们的穷人和过剩的人口”——辩论中的这个论点，凸显出美国人的一种情绪：拉丁裔移民对于美国没有益处。

“他们没有说得这么直白，但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我们是下等人。”卡斯特罗说，“人们通常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这个观点，但这是主流共和党的论调，拉丁裔族群已经非常熟悉了。当然，这会影响拉丁裔对保守党的看法。”他自信地补充道：“这也确实影响了他们对保守党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卡斯特罗承认，他有意让自己的语气不带有愤怒的情绪。奥巴马也一直遵守类似的原则。一个愤怒的黑人或拉丁裔候选人在全体选民中选情不佳，这似乎是美国政治中的规律。

卡斯特罗的母亲年轻时有所不同。卡斯特罗表示：“她年轻时非常活跃，紧跟时代步伐，为拉丁裔群体的利益大声疾呼。但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代人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美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卡斯特罗的母亲今年64岁，目前在一所地方社区大学工作。他表示，她认识到美国有能力取得进步。“她对美国取得的进步表现很平静，并乐于看到这些进步。她不再像23岁那样激情洋溢了”。

但我问道，她是否真的与许多墨西哥裔美国人一样，仍然不喜欢阿拉莫事件？

卡斯特罗微笑着说：“我肯定她仍然不喜欢阿拉莫事件。她的成长经历与我们兄弟俩完全不同。这显然影响了她对阿拉莫等事件的世界观。我们在一个压力不那么大的时代长大。”

那么你们在成长时没有感到愤怒和被剥夺了公民权？“是的，我们没有”。

当卡斯特罗谈到时隔已久的美国政府预算纷争和共和党削减医疗支出和养老金的要求的时候，他听起来很沉着，而不是愤怒。

卡斯特罗表示，预算纷争日益加剧。“我认为美国人没有到不愿为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和社会保障买单的地步，不过这个观点有些强人所难”。

随着午餐接近结束，卡斯特罗再次谈起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吹嘘圣安东尼奥是个取得成功的拉丁裔城市，在安然度过经济低迷后的状况远好于其它城市。与德克萨斯州的其它城市相比，圣安东尼奥没有遭遇房地产市场崩盘，并且还受益于高油价。“它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如果一个城市拥有庞大的拉丁裔人口，那么它将非常贫穷。事实并非如此”。

说着这些话，他抢过账单，坚持要为此次午餐买单。鉴于英国《金融时报》有着客人不应买单的严格规定，我强烈反对他这样做。结果没有什么用，最终他买了单，这是他一天来做的唯一不礼貌的事情。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

译者/何黎

安瓦尔•易卜拉欣迟到了，他肯定困在孟买无可救药的交通里，动弹不得。但在我坐定等他时想到，他今天能来，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了。仅仅几天前，这位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似乎还有可能第二次身陷囹圄。过去11个月中，安瓦尔因为被指控鸡奸一名男性助手，一直在吉隆坡受审。这起案件在他的祖国造成了分裂，也破坏了他在海外的形象。然而1月9日，马来西亚高级法院(Malaysian High Court)判决安瓦尔获胜。在无罪释放的当晚，64岁的安瓦尔飞往印度，准备在一场关于亚洲民主的会议上发言，会议的组织者拉杰莫汉•甘地(Rajmohan Gandhi)是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孙子。

我在莫卧儿风格的白沙瓦里(Peshawri)餐厅里比较昏暗的位置等待安瓦尔。这家餐厅紧邻孟买机场，位于一家华丽的酒店的背后。餐馆外的广告牌上写道，在这家“世界最好的印度菜餐馆”，食客们能“尽情享用美味”，餐厅内部低低的天花板，粗糙的木制家具和墙上的挂毯，意在让食客想起莫卧儿帝国时代印度的西北边陲，只有入口处高耸的白色前厅、旁边点缀的棕榈树和伊斯兰风格的窗户才稍稍冲淡了这种感觉。

安瓦尔的政治许诺即使在自己的崇拜者当中都可能引起分歧。一些人坚信他还是最初时的面目：一个自由派改革者；一位有才能的技术官僚，他曾让马来西亚躲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严峻挑战；他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曾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他或许还有能力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精神引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亚洲最大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之一。

然而，尽管安瓦尔有醒目的履历，但人们对他能否兑现承诺仍然心存怀疑。批评人士指出，他早年曾是一名伊斯兰派学生激进分子，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安瓦尔还曾长期处在马来西亚统治精英阶层的核心。这个时期他在政坛崛起，晋升为专制领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的副总理。最终他与执政当局决裂，1998年因为其它莫须有的腐败和鸡奸指控锒铛入狱。另一些人则指出，他所领导的马来西亚反对派存在内部分裂，还有人抱怨他在西方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可是在国内却与伊斯兰派眉目传情。

安瓦尔迟到了半个小时，按孟买的标准应该算可以接受，不过他还是礼貌地道歉。他面目斯文，穿着入时的白色开领衬衫和黑色灯芯绒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胡须也修剪得整整齐齐。在他来之前，我查看了一下他的 Twitter 页面（有12万名关注者），最新的一条推文中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的是法院判决后，他被摄像机和照相机团团围住，还附上一句话，评论这张照片“像好莱坞”。我向他询问当时的情况，和过去48小时里发生的事件。

对于能够胜诉，他似乎真心感到惊讶。“和家人早早地吃了早餐，孩子们，女婿、儿媳都来了，”他告诉我。“我说‘我们祈祷能有最好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还有希望’，不过，现实地考虑……”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降低了下来，然后平静地补充了一句：“我准备好了要随身带的药和洗漱用品。”

我们的对话稍停片刻时，侍者送来了用树叶形状的大木板做成的菜单。食物是用粘土灶烹调的，这种烹调方法的灵感来源于白沙瓦市周边的地区，白沙瓦现在属于巴基斯坦。实际上这种烹调方法就意味着，菜品的种类很多都是烤肉。安瓦尔点了用酸奶和大蒜腌渍的白沙瓦烤羔羊肉。我点了唐杜里土豆(Tandoori aloo)，点缀了葡萄干和腰果的烤土豆。

在侍者的建议下，我们还点了一份小扁豆汤(dal bukhara)，菜单上形容它是用小扁豆、番茄、姜和大蒜“和谐调制”而成，用小火慢炖了整整一夜。安瓦尔还点了一份芒果拉西 (mango lassi) 和一些蒲迪纳烤饼 (pudina paratha)。

他认可地说道“蒲迪纳叶子对健康有好处”，尽管我随后失望地发现原来所谓的“蒲迪纳”与薄荷别无二致。点完菜后，一个礼节问题让我思忖了片刻，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多半天——午饭期间，应该在哪个时间点提出鸡奸案的问题？单刀直入似乎不够优雅，不过先把问题解决，最后吃布丁时聊些轻松的话题或许更好。

谢天谢地，安瓦尔让我不用再犹豫不决，开门见山地谈到了那个话题。他是夹杂在案件审理的大量细节里讲述的。他飞快地谈到案件的漏洞和政府的串通，他说，检方指控他曾实施性侵的那名男助手，接受法医鉴定后出具的报告显示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有过插入”。尽管这个话题十分严峻，但他还是表现得十分从容，这让我很惊讶。他用同谋般亲密的语气讲话，阐述观点时身体前倾，讲完后又仰靠回去。他会时常讲两句讽刺的笑话，然后兀自笑出声来。

最近的审判中，也上演了这样的戏剧性场景，他告诉我，他曾尝试引用《哈姆雷特》(Hamlet)的台词赢得法官的认同（“let us once again assail your ears, that are so fortified against our story”），还提到了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1963年至1964年审判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多名领导人的瑞弗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原来莎翁正是安瓦尔的一个专长，2006年他还曾在世界莎士比亚大会(World Shakespeare Congress)宣读过一份论文。而在狱中与他相伴的则是一部《莎士比亚全集》。

他认为自己获释得益于美国和土耳其盟友公开施加的压力，而英国的角色却并未得到同样积极的承认。他不满地说：“戴维•卡梅伦完全一言不发。”他也提到了其他朋友，包括阿尔•戈尔(Al Gore)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安瓦尔说他和后者首次会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都和他有联系。他在谈到这些人时表现得如此亲密，真的不像是在用大人物的名字装点门面；这个花招很不错。

菜上来了，食物稀疏地摆放在土黄色的盘子上。安瓦尔盘中有四大块羔羊肉，我的盘中看起来则像是一堆脆生生的香肠，沾上了一层发绿的细碎粉末。起先我稍稍感觉有点失望，但刚拿起一根，它就开始在我指尖愉悦地碎裂，在一勺浓稠的棕色小扁豆酱中蘸一蘸，口感丰富、厚重，令人喜悦。

安瓦尔似乎尤其喜欢他的蒲迪纳烤饼，他再一次提到了对健康可能有的好处。我问他，在审判期间是如何维持身体状况的，我知道在已经服刑六年，到2004年案件才终于撤销从监狱释放后，他曾因遭到反复殴打而飞往德国接受手术。他叹了口气后，说：“一直很艰难，十分艰难。”他承认自己的后背可能需要再接受治疗。

尽管如此艰难，他还是令人惊讶地没有表现出怨恨。马来西亚检方或许会对安瓦尔无罪开释提出上诉，但眼下他似乎仍在对恢复自由人的状态感到愉悦。关于前老板马哈蒂尔，他说的最尖锐的话是，马哈蒂尔代表着“亚洲领导人和亚洲价值观过去的面貌……对公民居高临下地和蔼，而民主和自由则被认为本质上是西方的观念。”马哈蒂尔曾领导马来西亚二十多年，一直到2003年才卸任。

他用纤细的手指把烤饼卷起，包裹住羊肉和小豆时，他告诉我，已经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伊斯兰教和民主之间存在矛盾了。他说：“绝大多数的穆斯林要么处在民主统治下，要么正在选择民主道路，比如埃及。”老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马哈蒂尔还是被推翻的阿拉伯独裁者，抑或安瓦尔暗指的马来西亚现任民选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都脱离了他所说的新一波穆斯林民主化浪潮。

他会成为哪种领袖呢？安瓦尔提出土耳其是一个范本。这个提法值得玩味，毕竟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也被指责有专制的倾向，并在建立可能损害该国世俗政体的宗教联盟。安瓦尔说，他们两人对伊斯兰民主有相似的期望，还曾经探讨过最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更广阔的机遇。“我提过马来西亚之春，不过我们的途径是选举。”安瓦尔挥动着手势说。“很快就能发生！”

然而即使你对安瓦尔口中讲出的自由主义观点不加怀疑地接受，他也仍然需要直面国内问题的掣肘，尤其是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十分尴尬，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尚不成熟。反对派运动由三个分别代表自由派、华人和伊斯兰教正统立场的政党结合而成。

他告诉我，如果他能通过可能在今年举行的大选当权，他的目标会是改善经济。为这个目标，他也挑选了一个西方知识界给出的模式，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平等主义观点。我难以想象罗尔斯成了他领导的政治联盟里，得到广泛认同的参照点，不过同样难以想象的是，这个有思想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隐秘的伊斯兰主义者。

与更加正统的伊斯兰派盟友打交道容易吗？安瓦尔苦闷地微笑说：“他们时不时地会反对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来马来西亚，谴责碧昂丝(Beyoncé)穿着太性感。”不过他表示，除此之外，三个反对派政党都认同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需求。帮助塑造共识的是他本人的信仰，他说：“如果是某个非穆斯林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太糊涂，太软弱。可是我是穆斯林，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你信仰《古兰经》吗？’我就可以说‘我信’。”

我又紧追一步，问他会不会允许在马来西亚引入伊斯兰刑法(hudud)。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中这种备受争议的形式，涉及对某些罪行处以肉体刑罚。他表情痛苦，缓缓地叹了一口气后，承认这是“我需要处理的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紧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艰难解释，但始终没有排除引入的可能性，不过他说伊斯兰刑法不能与其它权利相抵触，而且需要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我们必须达成共识，这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如果面临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同意的情况，我个人怎么有能力反对呢？”他的解释符合逻辑，可是并不能令人满意。

安瓦尔此时已经吃完，把手指浸到了温水里。我问他对午餐的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菜量很大，但十分可口。”然后还专门赞扬了拉西。我们的时间快用完了，所以开始吃布丁，还点了咖啡。安瓦尔点的咖啡里要了蜂蜜。

我提了一个自始至终都在我头脑里萦绕的问题，引用罗尔斯和莎士比亚的名言，会不会仅仅是为了吸引外国崇拜者而拿出的作秀道具罢了？安瓦尔第一次显得恼怒。他说：“我在吉隆坡会引用莎士比亚，在穆斯林村子里会引用《古兰经》，可是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是连贯相通的。”这是他最富有激情的回答，手也挥舞得比平常更猛烈。

他说，他双重的世界观产生了负面的结果。他与外国人的友谊，尤其是外国犹太人，受到了反对者的攻击。“过去13年里，他们一直指责我是犹太人的代理人，或者与犹太人为伍，”他说。“竞选期间，在每个村子里，这些人都会举起我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合影。”

但是，他继续谈论农村选民：“如果你把《古兰经》阐述为自由的本质，就能和他们凝聚在一起。‘你们都生而自由，你们都是阿丹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因为种族、宗教或肤色的差异而侮辱别人呢？’”这样的态度在正统的宗教体制内并不流行，但是他表示，辩论是健康的。安瓦尔总结道：“他们说：‘可是你这种解释和别人不一样啊。’好啊，让别的谢赫来反驳我吧！”为了强调，他边说边敲打着旁边矿泉水瓶的侧面。

安瓦尔公开演说时措辞猛烈，这一点为人熟知。我们准备离开时，我问他是否期待回国开始竞选造势。他回答说是，我相信他。尽管我情不自禁地觉得，他一定很希望在自己的祖国不必这样或那样拐弯抹角地辩解，不必努力将西方和东方结合在一起。分别时，我祝愿他无论行走的道路还是政治前途，都能一路顺风。不过我怀疑这大概是他在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引用莎士比亚。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孟买记者

译者/何黎

大雪已连下了超过24小时，给哥本哈根铺上了一张白色地毯。克里斯蒂安堡宫(Christiansborg Palace)外，一名工人正在铲雪。这座新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既是丹麦国会大厦，又是首相办公室所在地，被简称做“城堡”（Borgen）。

它的入口跟唐宁街10号的风格迥然不同。走进不起眼的大门后，访客被一部狭窄的电梯载到首相办公室。屋子里安静得让人不安，宽敞的走廊上，只有一名临时工慢悠悠地走着。

就在我拜访过三天后，丹麦政府陷入了一场危机。由于高盛(Goldman Sachs)对丹麦国有能源公司Dong Energy的80亿克朗（14亿美元）投资激起民众抗议，少数党执政联盟中的三政党之一宣布退出联盟。这场风波导致这个中左翼政府再次改组，这已是该政府自2011年9月上台以来所进行的第七次改组。

不过在我到访时还一片祥和。我被带领着从一位秘书身边走过，来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门前。在门口站着的，正是丹麦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她在任已两年半。

托宁－施密特今年47岁，她出名的地方有很多：在欧洲一大片中右翼政府首脑中，她是少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原因，她被视作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主席人选之一。国际方面，随着去年12月她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追悼会上“自拍”事件的迅速传播，她的知名度也急速窜升。

在流行文化方面，她还有更多轶事可讲。引发收视热的丹麦电视连续剧《权利的堡垒》（Borgen，以一位女首相为主人公）的女主人公与她有很多相似之处。她是前英国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的儿媳。她的外号是“古驰赫勒”(Gucci Helle)。托宁－施密特在国际上颇富魅力。

她作了决定，我们午餐就去内部餐厅把菜端回到她办公室吃。跟在一位安保人员身后，我们走下大阶梯，经过一间貌似储藏室的房间，里面摆着一台桌上足球（“没人玩这个”，托宁－施密特说）和废弃的厨房设施。餐厅很小，菜肴种类也相当有限，但看上去很可口。

我俩都选了对虾当前菜，热菜我选的咖喱饭，在我盛菜的时候，首相跟一位厨师聊到了她吃过的某种美味的鱼肉。（我猜测的。托宁－施密特跟我交谈时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们回到楼上，在她办公室里一张大会议桌上用餐。托宁－施密特兴致勃勃地宣布：“我真饿了。”我俩在数秒内就剥去虾壳，期间随口聊了几句天气。她说：“一开始下雪，这儿就会有点乱。”当周晚些时候，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了哥本哈根，我想起了她这句话。

托宁－施密特脱下灰色外套，挽起紫色套头衫的袖子。言外之意很明白：开始干正事吧。午餐前我已想好提问先从流行文化入手，然后再层层推进到严肃话题。

她非常惊讶“自拍”事件引起的风波吧？她受到种种谴责，包括在追悼会上作出与政府首脑身份不相符的举动，以及对奥巴马卖弄风情。“我非常惊讶。”她咽下一口咖喱饭说道，“当时现场有人载歌载舞，气氛相当好。各国政府首脑并没被安排固定座位，我们到了以后都是自己找的座位。所以一切都有点随意，很轻松，然后大家聚集到我那个角落，但不是因为我，而是冲着我旁边坐的那位。

“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但主要是为了好玩，因为这种拍照方式把人们凑到一块，非常有趣，而且人们在自拍相片里总显得很可笑。所以我喜欢自拍。”她又吃了一大口饭。

有些人辩白这些照片说明政治家也可以不拘礼节，上镜的托宁－施密特强烈倾向这种说法。“我是个严肃的人，我工作勤奋，打交道的人也都非常严肃，但我也喜欢开怀大笑。”

但有些评论却颇为毒舌，比如《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的安德烈娅•佩泽(Andrea Peyser)用“丹麦放荡女”(Danish tart)来指称托宁－施密特。“我觉得这种说法更多说明了他们的为人，而不是我们。”她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不太觉得他们是在针对我，所以对我完全没影响。”

那么，人们的反应是否说明了女人从政会面临的困难，以及传媒的双重标准？“女人和男人从政当然有很大区别，如果我是个男的，有些评论压根不会出现。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实就是如此，我也不打算花时间去琢磨这些事情。 ”

. . .

托宁－施密特向来卓然不群。她的父亲是商学院的数学和经济学教授，她在哥本哈根市郊高中念书时就是风云学生。她在大学攻读政治学专业，毕业后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为丹麦社会民主党(Danish Social Democrats)工作，接着担任了丹麦工会联合会(Danish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的国际顾问，后于199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MEP）。

除了托宁－施密特本人之外，她的家庭成员都是保守派选民，她是这个家庭中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2005年，她成为历史悠久的丹麦社会民主党的首位女党魁，接着又在2011年成为丹麦第一位女首相。

就像昔日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托宁－施密特也不得不承受着媒体对她手提包的大量关注。当时同为社会民主党欧洲议会议员的弗雷迪•布莱克(Freddy Blak)给她取了个外号“古驰赫勒”——她有个古驰的手袋——结果就传开了。“如果别人给你取了个好玩的外号，就会传开，这很正常。”当我问及她对此事的感受时，她简单回答道。

根据丹麦记者雅各布•尼尔森(Jakob Nielsen)的书中所言，托宁－施密特一开始对这个外号的反应很激烈。他写道，她冲进布莱克的办公室说：“你他妈凭什么在外面叫我古驰，就因为我没跟你一样穿得跟屎似的到处走吗？”

两位政治家后来成了好友，如今她谈起这件事时表示：“这说明我做人坦率。我会跟同事说出来，也说明我不愧是从哥本哈根南郊来的。”

在即将担任首相前，托宁－施密特去利比亚看望丹麦驻军，结果被拍到她身着迷彩防弹背心，足蹬高跟鞋，手上拎着个大红色的手提包。丹麦最严肃的报纸《贝林时报》(Berlingske)给这篇报道起的标题是，“赫勒带着她的名牌包前往战场”。

当我们聊到北欧国家公职人员里有相当多女性，而且挪威（我居住的地方）就有女首相和女财政部长时，她放下了叉子，而她的主菜才吃了一半。我决定重提刚才的话题，再问最后一个关于自拍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在世界各地都引起热议，但在丹麦人们的反应却平静得多呢？

她直视着我说：“说实话，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采访女性政治家时，如果前半段时间的访问都在女性从政上打转，是件很失礼的事。这对被采访对象不尊重。”

我自然乐意听命，但难免感到一阵尴尬，我发现自己竟怀念起餐馆里嘈杂的背景声。我迅速转开话题：考虑到欧洲近年来的紧缩议程，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中没有几个同为中左翼政党执政的政府，身为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日子想来不轻松吧？

“是的，确实不轻松。”她同意道。她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金融危机，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里，丹麦受创最重，因此极左派“我们憎恨所有形式的市场经济”的主张变得更有吸引力，而社会民主党不肯坚决谴责这种观点。第二个原因，她认为 “普通工人阶层”，即她所在政党长期以来传统支持阵营，不再是天生的社会民主党人。

“市场是一个糟糕的主人，却是一个优秀的仆人，今天依然是这样，也就意味着我们依然要搞市场经济，但我们必须通过调控来让它造福每个人。这依然是我的行动纲领，也依然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

托宁－施密特接任首相时，在金融危机中受创的丹麦正处于恢复阶段。数家丹麦银行倒闭，丹麦家庭债务水平居世界第一。在此背景下，新一届政府推出了让中左翼选民深感失望的改革政策，比如与中右翼反对党合作通过税收改革方案，以牺牲养老和失业救济福利为代价，让部分高收入者受益。税改措施，再加上一系列没有兑现的竞选承诺，让社会民主党的民调支持率跌到至少一百年来的最低点。

“这一切当然不容易，而且可以说异常艰难，但又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我有一个观点，社会民主党的议程核心应该始终是竭力创建平衡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改革。”她说。

. . .

她推开面前的盘子，接着说到了中右翼反对党希望利用这场危机来削弱政府的重要作用。她强调说这一幕不该发生。

“那又能怎样呢？现在唯一该做的，就是拼力改革国家。如果人们缴纳着高额税费（丹麦的所得税率居世界前茅），他们自然期待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卫生服务。”她说。

虽然她的改革在丹麦中左翼阵营中不太受欢迎，但国外却相当看好。布鲁塞尔的知情人士甚至提到，托宁－施密特有希望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执掌欧洲议会。

但托宁－施密特完全没有过这方面打算：“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个伟大国家的首相。我还有太多事要做。而且，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以首相身份继续努力为丹麦人民服务。”

自从她组建政府以来，对本届政府寿命的担忧就从未中断，而今三个少数党执政联盟成了更脆弱的两党联合政府。只剩下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自由党(Social Liberals)。

我问起关于少数党政府（现在只占议会三分之一席位）所必然奉行的实用主义。“如果你想执政，就必须与其他政党共同执政。如果你是少数党联盟，就必须为你的政策争取多数支持。这可能非常难，因为需要经过漫长的讨论。不过从很多方面来看，务实创新，兼听各方意见并择优采纳，这难道不好吗？”

这是非常北欧式的行事风格。我提起似乎让全世界着迷不已的北欧社会模式，她用明显的个人化表达回应道：“对常人而言，这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模式，因为在我们所创造的社会里，一个像我这样来自哥本哈根南郊离异家庭的孩子，不用家里掏一分钱，也能拿到学位，上好学校，还可以当上首相。”

她继续道：“我觉得，我可能是全世界过着最平凡生活的首相。我要洗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

她问我要不要咖啡。当我请求换成茶时，我被招待了一杯我迄今在北欧地区所见识过的最棒的茶（在北欧国家，茶被可悲地等同于格雷伯爵茶）。

这种英式茶让我联想起她的公公，基诺克勋爵给过她许多政治建议吗？“他给过我建议，但是我从他，以及我出色的婆婆（基诺克男爵夫人，前欧洲议会议员）那儿感受最深是，他们总是很坦率，从不过度操心，而且俩个人相互支持。”

托宁－施密特在比利时欧洲学院(College of Europe)就读时，遇到了同在此求学的史蒂芬•基诺克(Stephen Kinnock)，二人于1996年结婚。他在伦敦工作，周一到周五就由她独力照顾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他们没请保姆）。“我充分意识到自己需要贴近日常生活，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都和所有人一样。我会跟孩子同学的家长聊天，我要参加家长会，我得去商店买生活用品，我要做饭，跟邻居交流 。”（当天夜里，她被拍到在自家屋外人行道上铲雪，再度印证她有着普通人的一面。）

她的丈夫正谋求成为工党候选人竞选亚伯拉昂议员，这个威尔士选区以重工业闻名，比如塔尔伯特港(Port Talbot)炼钢厂。她会给他建议吗？“我们什么都聊，我对此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正因为我和他都了解政治，所以聊起这类事来更轻松。”

一个小时的谈话渐入尾声。访谈结束时，她幽默地提起自己没吃完的午餐。“我们吃得太快了。我没办法边吃边聊，结果连菜都没顾上吃，这显然要怪你啦。不过我吃了一些巧克力，但你没吃，我看到了啊。”我及时进行了补救。

当我们一起走向门口时，我想起还有一件事要做：一起自拍。“哦，当然。这对我可是件大事。”她应道。

理查德•米尔恩(Richard Milne)为《金融时报》驻北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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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

克里斯蒂安堡宫

首相办公室餐厅

对虾两份

咖喱饭两份

奶酪

咖啡

茶

巧克力

全部免费

译者/曲雯雯

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落座准备开始午餐时，我还在手忙脚乱地捣鼓自己的录音机——我带了两台录音机，以防其中一台出问题。李显龙微笑着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会给你一份谈话记录的。”

这是一句让人意外、具有颠覆作用的话，我本以为李显龙是位典型的严肃人物。这位总理先生有着理性技术专家的美名，全身上下就没有一根轻浮的骨头。他甚至连外表看起来都很严谨朴素——瘦高身材，灰色的头发，穿着深色西装，打着领带。因此在我们共进午餐期间，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李显龙经常面带笑容。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面对一系列尖锐话题，李显龙常常不是低声轻笑就是满面微笑，和话题本身显得有点不太协调——这些话题包括二战期间日本对新加坡的占领，西方对于乌克兰革命的处置失当，中国对于分离主义运动的担忧，以及冰岛的破产。我的感觉是，笑着谈论这些话题，并不代表这位新加坡总理先生是位铁石心肠的人。这只不过是他让一些棘手话题显得不那么尖锐的一种方式——边笑边讨论问题。

上午11点我们在伦敦皇家花园酒店(Royal Garden Hotel)的公园露台(Park Terrace)餐厅碰面。这个时间对于午餐来说有些早，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他手下工作人员在他访欧期间各项活动的间隙中挤出来的：他要参加在荷兰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发表多个演讲，和商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面。当天晚些时候，他还要去伦敦东部的一个公园参加一场庆祝新加坡日(Singapore Day)的活动，登记参加此次活动的新加坡侨民多达一万人。李显龙手下的工作人员在我们会面几天前就将餐厅菜单用电子邮件发给了我，并记下了我点的菜，这体现出了新加坡人典型的缜密精神。我们被带到了位于餐厅一角的一张餐桌，能够俯瞰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并享受透过窗户倾洒下来的阳光。我们的第一道菜——三文鱼蟹肉酱——很快就端了上来。由于时间尚早，我们仍继续喝水——李显龙的身材偏于瘦削，看起来颇为健康，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是一个好酒之人。

. . .

今年62岁的李显龙于2004年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理，他的早年生活为他担任这个职位做好了极其周密的准备。他的父亲是李光耀(Lee Kuan Yew)，新加坡的首任总理和国父。李显龙接受的是中文普通话和英文的双语教育。和他的双亲一样，李显龙入读了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并于1974年获得了数学一等荣誉学位以及计算机科学文凭。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新加坡军队效力，并升至准将军衔。随后他步入了政界。虽然有着镀金般耀眼的职业生涯，李显龙同样遭受过人世沧桑的打击。他的第一任妻子于1982年去世，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不久。而他自己也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接受过癌症治疗。

在剑桥期间，他曾被建议继续深造，完成研究生学业。我问他，当时是否动过心？他的脸上露出了眷恋的表情，答道：“那将是一件极好的事，但你不可能真正去做，不是吗？我在剑桥求学是用奖学金，而且我在祖国还有责任。”

我问他，是否一直以来都深知自己将会继承家族事业，进入政界？他的声音中略有一丝锋芒，回答道：“不，我并不知道。这不是什么家族事业。”我脑中隐隐敲响了一记警钟，我想起了这位总理先生曾经成功地迫使包括英国《金融时报》在内的媒体机构做出道歉和赔偿，这些媒体暗示李氏家族通过裙带关系获利。

在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期间，他不断强调新加坡的不安全处境——以此鞭策本国公民努力工作，保持警惕。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仅有530万人口的城邦国家——1965年新加坡在非自愿情况下独立，因其当时被驱逐出了马来西亚联邦——这种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那以来，新加坡实现了长期和平，繁荣景象蒸蒸日上，如今新加坡已是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我问李显龙，新加坡人是否仍然需要保持不安全感？

他说：“如今新加坡人普遍更有安全感了。”但他随后略微皱眉补充称：“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提醒国人，当前的局面是在意志支撑下不断奋斗的结果，适度的不安全感还是很有帮助的。你不用变成一个偏执狂，但你确有必要非常严肃地对待风险。”他说，把眼光放长远有助于提醒新加坡人继续保持警惕。“没有多少小型城邦国家能够长期存续，不过威尼斯是个例外，这座城邦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续了900年。”

确保安全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与邻近大国保持友好关系。新加坡同时被中美两国看成是值得信赖的伙伴，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新加坡人很早就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充满信心，并且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投资者，中国官员也常向新加坡借鉴经济和政治思路。但新加坡同样定期会迎来美国海军进驻。我问李显龙，中国对于新加坡口头支持美国军方在太平洋地区继续保持存在有何看法？他淡然地答道：“中方对此并不高兴，不过他们能够理解。”

只要国际环境继续保持和平，与所有大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对新加坡而言是一项明智的战略。但近来亚洲地区内部的紧张态势持续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因领土争端更是剑拔弩张。很多西方观察家将局势愈发紧张的原因单纯归结于中国的崛起。但在李显龙看来，日本也在发生变化，该国政府正在维护其所认为的“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权利”，这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阐释上。“有人对如何定义侵略行为提出了质疑，因此，鉴于没有相关定义，日本在战争期间又是否犯下过侵略罪行呢？”

新加坡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占领。因此我问道，新加坡人“是否普遍认为日本犯下了侵略罪行？”

总理先生的语调突然变得不那么平静了。他在椅子上将身体前倾，并提高了嗓音，听起来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难以置信。“是的，当然，他们侵略了新加坡，残杀了数万民众，我的父亲也险些送命，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不然今天我也不会坐在这里了！”他大笑道。“但我的叔叔被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李光耀的领导风格属于被二战的血雨腥风塑造的那一代人。他的儿子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条件下领导新加坡，因而必须采取一种不同的领导风格。“我的父亲常说，‘看看戴高乐(de Gaulle)，他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才发表一次公开讲话，每个人都会仔细倾听，其他时候他则保持沉默。’但那是在过去，如今的世界已经大为不同。”李显龙最初对社交媒体有些抗拒，现在已经转变了态度：“我的同僚们会上网，使用Facebook，他们觉得社交媒体很有帮助，并劝我说我应当尝试一下，于是我试了。只要你恰如其分，还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时不时地插入一条严肃消息。”今天早上，总理先生发布了一张照片，是他自己拍摄的伦敦日出。

争取选民支持——不论是活生生的个体还是Facebook上的粉丝——是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做的事。但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看，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国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 PAP)自新加坡1959年实现自治以来一直掌权。批评人士指出，虽然新加坡定期举行选举，但事实上是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2011年举行的上一届大选中，反对党总计赢得了创纪录的约40%选票。即便如此，人民行动党仍然赢得了议会87个席位中的81席。因此我问李显龙，能否想象有一天人民行动党不再执政？他温和地答道：“这很有可能发生，我不知道这将以何种方式实现，但这是可能的。”过了一会儿，他暗示称人民行动党正开始考虑有朝一日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届时或许不会是一帮人进去，一帮人退出，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你将会逐步适应比英国当前政局更加复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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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侍者走了过来，端上了第二道菜。我们都选择了当天供应的鱼，端到我们面前的是一块非常美味的烤比目鱼。我大快朵颐，但总理先生几乎没动自己的那份。

随着主菜端了上来，我将话题转回了国际事务。在欧洲，每个人都高度关注乌克兰危机，因此我想知道，这一事件在新加坡是否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乌克兰危机没有引起新加坡人的高度关注，但它和我们确有关系。事实上，我曾在Facebook上就此发表过一条评论，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条评论吸引了大量关注。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我们依靠的是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协议，以及这些规则的神圣性。如果这些规则被践踏或者无视，那么我们将面临严重问题。”他指出，早前由英国、美国以及俄罗斯签署的一项协议保障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

我问他，怎么看待西方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反应，以及是否认为西方的反应足够有力？

“我不认为西方还能再多做些什么。我认为西方应在鼓励独立广场(Maidan)上的示威者之前就想到这一点。”那么西方的做法是否不负责任？“我认为，有些人没有通盘思考过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这种情感上的支持可以理解：他们和你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他们想要和你们建立联系……这些人是充满热情的理想主义革命者，在某些方面，会让你回想起《悲惨世界》(Les Mis)。但你能否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责任？当悲伤的时刻来临，你是否能去到那里？”他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你去不了那里，你还有很多其他利益需要保护。”

现在我们开始品尝布丁。我很喜欢我的这份树莓漩涡冰淇淋，但上午这个时点吃巧克力挞似乎有点太腻了。按照我们拿到的特别印制的菜单上所写的，端到总理先生面前的是一份开心果焦糖布蕾。但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碗树莓加草莓。不管究竟是什么，李显龙都没有碰自己的甜点，虽然这份甜点看起来非常诱人。我忍住了想要伸手抓一把他的树莓的冲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都会是一种失礼的行为，但在一个新加坡人眼里，这种行为可能会格外令人反感，因为新加坡政府花费了大量精力，设法让本国民众培养良好的举止和积极的生活习惯。过去几十年间，新加坡开展了大量的公共宣传活动，敦促本国公民修剪头发，在乘坐轨道交通时不要推挤，在享用自助餐时不要将盘子装得过满——还有很多其他事项。

总理先生是“新加坡日行一善理事会”(Singapore Kindness Movement)的赞助人，该组织旨在倡导人们改善行为。但他也说过要淡化新加坡的保姆国家氛围。当我问到新加坡现在是否开始“略微放松一点”时，李显龙微微一笑。“我认为现在道路已经变得更宽阔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而是表明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他没有把“保姆国家”这个词看成一种侮辱。“当人们声称他们不需要一个保姆国家时，他们其实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而不受阻挠，另一方面，如果出了问题，他们又希望得到救助。”

一名侍者走了上来。李显龙点了早餐茶——毕竟现在还没到中午，而我则点了一杯意大利特浓咖啡。我们接着谈到了新加坡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角色。随着瑞士的银行保密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加坡常常作为国际自由流动资金的新避风港被人谈起。我问到，新加坡是否注意到了资金从瑞士流入的情况？他以一种一反常态的含糊口吻答道：“我不知道资金来自哪里。我们的私人银行财富中心正在逐步建立。我认为其中或有部分资金来自瑞士地区。”

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成为巨大财富的来源，但同样可能带来巨大的不稳定性。在李显龙小口喝茶时，我问他是否担心再爆发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他坚定的说：“在某个时候会发生一些其他的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本质。你只能寄望于自己事前建立了足够牢固的防火墙，以及危机本身是可控的。但事实上这非常难以做到。”

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谈论金融危机了。现在已是中午，李显龙要前往伦敦的另一边参加活动。在我们准备结束访谈之际，我问他是否会怀念自己的隐私——并提到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对于自己再也不能随意逛进一家书店的感叹。他合情合理地说道：“我并没有处在奥巴马的位置上。我走进一家书店，人们认识你，于是他们会走上来跟你打招呼，并和你自拍留念。但如果他们假装不认识你，你也会感到非常不安！”我们握手告别，他准备动身前去参加新加坡日的庆祝活动。在那里他会跟很多人见面，做出很多决定——此外还有很多自拍要拍。

本文作者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国际事务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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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露台餐厅

皇家花园酒店，伦敦肯辛顿高街(Kensington High Street)2-24号，邮编W8 4PT

三道菜套餐 2份 40.00英镑

三文鱼蟹肉酱 2份

比目鱼配罗勒奶油汁 2份

巧克力挞配树莓漩涡冰淇淋

开心果焦糖布蕾

Hildon牌纯净水 4.50英镑

Hildon牌气泡水 4.50英镑

意大利特浓咖啡 5.50英镑

早餐茶 4.75英镑

总计 59.25英镑

译者/马拉

图尔基•费萨尔亲王抵达前，我已经足足等了20分钟时间，他显得有些狼狈。“我的司机只得让我在离这里五个街区的地方下车，”他略带歉意地说。“所有的街道都被警戒隔离了。”我告诉他折腾出如此大动静是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正造访华府。这位沙特前情报机构首脑笑着说：“这只是内塔尼亚胡造成的其中一次麻烦而已。”

我俩原先约定在毗邻白宫的高档烧烤及海鲜餐馆Occidental Grill & Seafood共进午餐。除了路障外，餐馆外面还留有厚厚的积雪。69岁的费萨尔亲王穿了好几层衣服，头戴黑色呢帽，进屋后，他就把外套与帽子交给了衣帽服务员。

为了尽可能减少外界噪音的干扰，我预定了一个包间。这能管点用，但仍隔挡不了餐馆里播放的上世纪50年代的拙劣曲目。

费萨尔亲王担任沙特情报总局(General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GID)首脑长达24年，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经验最为丰富的间谍，就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案发生前10天，他卸任该职。卸任情报主管后，他担任沙特驻英国及爱尔兰大使，而后又担任了驻美大使。他如今在沙特首都利雅德(Riyadh)负责一家名为萨尔国王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心(King Faisal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的智库，同时奔走于全球各地举办讲座以及访亲会友。我说，听起来这是相当惬意的生活。“对我来说，这宛如人间天堂，”他这样回答道。

图尔基是沙特王室(the House of Saud)的直系后裔，是费萨尔国王(King Faisal)的幺儿，费萨尔国王本人于1975年遇刺身亡。图尔基的哥哥费萨尔亲王(Saudal-Faisal)是沙特现任外长，他的哥哥们及堂兄弟们掌握着政府各个部门的要职。

图尔基将在华盛顿逗留几周时间，主要是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讲学，他曾在此求学（于1968年本科毕业）。上大学前，他曾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劳伦斯威尔(Lawrenceville)寄宿学校就读。我说：华盛顿就好比您的第二故乡。“没错，但我有很多第二故乡，”他这样说道。“伦敦、巴黎都算，我经常出访，访亲会友。我直抒胸臆，尽情享受着生活————这一切都要感谢真主。”

我暗示他：60年前，还是青少年的他初次踏上了美国国土，从此以后，美国毫无疑问是他首屈一指的第二故乡。他点头称是。我俩的谈话被走过来拿菜单的服务员打断。图尔基点了一份半熟的腰板牛排与苦苣沙拉，饮品则点了冰茶；我则要了份缅因龙虾卷(Maine lobster roll)与副餐沙拉，饮料则选了健怡可乐(Diet Coke)。图尔基急着继续发表自己对美国的感想。

“美国人身上有些不变的性格特征，”他说。“其中之一就是对外人特别有好奇心，他们希望知根知底————他们会询问你的家庭状况。正是这种禀性让外人与他们拉近了距离。他们对你的一切早已了如指掌，如今一切尽在谷歌(Google)上。无论是作为中学生、政府官员还是如今的垂垂老者，在我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莫不如此。美国人十分好客————他们随时愿意以某种方式款待来客。他们身上始终有非常可爱的品质。”我想知道的是：有此境遇，是否由于他是沙特王子的缘故，但我最终决定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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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点的两道菜一下子端了上来后，我问他美国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一边大快朵颐着牛排，一边不间断地回答我。他的行为举止很亲切，但他的目光依然那么犀利。看得出来，他说起美国来显得滔滔不绝。“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国求学时，约翰逊(LBJ)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他掌控着一切。他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即对内实行社会改革，推行福利社会；对外则在越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派了50万美军到那儿，”他说。但如今这一切已时过境迁。美国如今处于选择的时代，却似乎又无法做出选择。“在约翰逊当政的时代（本人当时还在上大学），他很擅长让共和党支持自己推行各项政策，”图尔基说。

“如今的美国社会则是严重两极分化————到处弥漫着反复无常与心烦意乱的情绪。两种极端不断撕裂美国社会，却缺乏让其回归正常的中心力量。中间力量过去可以起消弥作用————过去美国社会有‘减震器’。如今则不复存在了。”

我问他：美国国内问题如何影响中东局势？一听到我提及他自己国家所在的地区，图尔基的语速明显慢了下来。他提醒我：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马上就要对沙特进行自2009年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2009年，奥巴马总统向沙特国王鞠躬后，美国国内保守派指责其“屈膝卑躬”。如今已时过境迁。美沙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沙特王室曾与小布什两届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对奥巴马政府极度不信任，尤其是奥巴马政府致力于与伊朗进行核谈判，而沙特却把伊朗视作不共戴天的死敌。“坊间都在传美国准备撤出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从中东撤军，”图尔基说。

“对于沙特来说，必须坚决反对一条路，而在过去，我们并不如此。如今唯有接受现实，勿庸置疑，世界格局已经彻底发生改变。去年9月，奥巴马在联大发言，明确表示美国将只关注巴勒斯坦与伊朗，而叙利亚、利比亚、苏丹、也门、马里、伊拉克以及埃及等国家只能自谋出路。所以，沙特不管是利用自己的资源亲力为之，还是帮助本地区其它国家应对上述挑战，都必须逐渐适应美国撤离中东的现状。”

我很清楚图尔基如今在西方仍是颇具争议的人物。2004年，法国《巴黎竞赛》杂志(Paris Match)指控其早已提前知晓9.11恐怖袭击一事，随后，法院判决杂志社赔偿图尔基损失费。2005年，美国法院做出裁决：图尔基与其他沙特政要免受9.11恐怖袭击相关指控（尽管该案目前仍在上诉中）。图尔基称基地组织(al-Qaeda)为“邪教”。但他选择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前10天卸任沙特情报机构首脑，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缺乏远见卓识的表现。我问他：9.11恐怖袭击属于情报失察吗？“没错，每个人都难辞其咎，”他这样回答道。“如今回想这一切，种种迹象应该引起注意，各国情报机构应该互相分享相关情报，而事实上这些都没有。我也知道如今各方都在竭尽全力避免此类失察行为（无法准确研读相关信息）再度发生。这也正是9.11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没能再在美国及沙特重蹈覆辙的主要原因所在。”

图尔基把盘中的牛排一扫而光，旁边的绿色蔬菜则丝毫未动。服务员问他是否想来点甜点。一阵切磋后，他要了干酪饼，外加一勺香草冰淇淋。有感于此，我也顺势选了焦糖奶油(crème brûlée)，另外要了双份浓缩咖啡(double espresso)，图尔基则要了普通咖啡。我很想知道他如何评价美国情报机构现在的表现。就情报收集、情报研判以及具体行动执行能力而言，我要图尔基点评全世界最出色的情报机构。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就收集原始情报而言，美国特工因在技术与财力上具有优势，无疑是独占鳌头，”他说。“就人力资源而言，我认为英国特工在某些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最出色（在自己当沙特情报机构主管期间，当然是苏联特工最厉害，人见人怕）。英国情报分析师的第一手报告总能提供独特视角与专业知识，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也许就行动执行力以及能力发挥而言，我觉得以色列特工最为出色，尽管他们也曾犯很多错误，但总能出色完成任务。”

我问他为何没提到中国特工呢？“2001年以来，这是情报界变化最大之处，”他说。“我只能说中国情报机构在过去并非出类拔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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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酪饼似乎不断在加快图尔基说话的语速，他讲话的声音既快又低。我突然脱口而出，你肯定喜欢吃甜食————真是典型的拜都因人（Bedouin，阿拉伯半岛上的原住游牧民）。图尔基对我的观察感到很困惑，并没有理会我。我略微有些尴尬，因为自己如此执迷于成见，进而再问他是否喜欢吃红枣，就更显唐突尴尬了。谢天谢地，这一回他算是正面回应了。“我喜欢吃枣，”他说。他对我说，自己取图尔基这个名字，正是因为他是家中八个儿子的老幺。图尔基的意思是“枝上留待日后摘取的未成熟枣”。“没错，本人特爱吃枣，而且每天都吃。”我完全不计后果地问他：是否为出生在圣城麦加(Mecca)而自豪？“没错，这算是特权，但也没啥太特别的，”他说。“有时告诉别人我是麦加人(Meccawi)是件很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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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完咖啡后，我又就国际事务提问图尔基，问他如何评判普京(Vladimir Putin)入侵克里米亚(Crimea)？“这老让我想起童话故事，”图尔基说。“大灰狼袭击一群羊后，狼吞虎咽地吃着其中一只羊，还不时招摇自己的本领，而其它羊则不断哭诉。”说到这，他就模仿起羊咩咩的叫声。他眨巴着眼睛。“这就是全世界的现状。狼吃羊时，并没有牧羊人来救羊群。这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窘境。”

但西方该如何应对呢?我提醒他：就在几个月前，他曾批评奥巴马总统，对方曾就叙利亚使用化武设定过红线，而后又自食其言。图尔基补充道：原先设定的叙利亚化武红线演变成了“大肆使用”，最终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境地。奥巴马政府对图尔基的批评大为不满。“设定红线后，就得言必行、行必果，”图尔基现在说。“这也正是普京最高明的地方。他一直不回应，我们既听不到他怒发冲冠，也听不见他夸夸其谈，啥都没有。他就默不作声。而全世界则哀号个没完，整个局势糟糕透顶。”但我问他：世界该如何正确回应？图尔基笑着说：“你是英国人，应该知道英国轻骑兵当时冲锋陷阵后的结果（在19世纪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英国轻骑兵向防守严密的俄军阵地发起冲击，结果损失惨重）。”

此问题告一段落后，我又转向沙特国内的话题。沙特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美国声名狼藉，难道图尔基为此不担心吗?我提到了沙特禁止女性开车（当然类似不合理的情况还有很多）。“我当大使期间，与英国、爱尔兰以及美国观众互动时，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如今沙特最有价值的女性是谁？’答案是‘有工作的女性’。在我小的时候，一家之长认为让自己的妻子或女儿去工作乃是奇耻大辱。他认为自己才应该负起抚养家中女眷的职责。因为教育的普及，上班的女性成为引以为傲者，给自己父母带来了收入，自己也受到兄弟姐妹的尊敬，并得到求婚者的垂青。”

但我指出：女性至今仍不允许开车。他点头称是。“但我听到自家的女性这么说，开车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影响女性生计的继承权、离婚，还有抚养孩子等方面，女性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女性希望国家应该优先改善这些民生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允不允许女性开车方面，因为开车问题届时会顺理成章地解决。”

服务员拿来账单后，我对图尔基说自己得赶去参加奥巴马最新预算方案的通报会。他不由得笑了。“预算方案能通过吗？”他问。我回答说不可能通过。“美国表现得像个第三世界穷国，”他说。停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我昨晚参加了奥斯卡颁奖典礼。我转向身边的嘉宾说，‘你知道吗，这是美国最擅长的地方————举办盛典，观众蜂拥而至，欢呼雀跃，吃着爆米花，逍遥自在。在普通人的眼里，这就是美国，美国人生活惬意。’”

我说自己基本赞同其看法，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日趋艰难。他打断我的话后说：“但我那样说一点没错，多数美国人生活富足。他们具有刨根问底以及殷勤好客的独特禀性，他们觉得自己国家是人间天堂。但时不时地，他们的美梦被普京这样的人警醒，提醒他们需要直面现状。”他笑着说。我还以为他会模仿起狼的模样。他戴上帽子后，我俩一起步出餐厅，外面一片银装素裹。

爱德华•卢斯是《金融时报》首席美国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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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idental Grill & Seafood烧烤与海鲜餐馆位于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1475号，邮编：20004；

烤肉片：24美元

缅因龙虾卷：25美元

Frisée and red endive salad $12.00

红苦苣沙拉：12美元

副餐沙拉：3美元

干酪饼：8美元

焦糖奶油：8美元

健怡可乐：3.5美元

冰茶：3.5美元

双份浓缩咖啡：8美元

过滤式咖啡：8美元

总计（包括税及小费）：128美元。

译者/常和

就在我与印度政坛崭露头角的平民党(AamAadmi,“Common Man”)党首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约定好的午餐时间前半个小时，我突然被通知约定取消。一天前，这位前税务征稽员，如今的社会活动家为议会选举进行宣传造势时，脸上被某机动三轮车司机扇了一巴掌。这是45岁的凯杰里瓦尔遭受的最新人身攻击，他拒绝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为自己保驾护航，选战期间，这些警卫人员负责保护印度政客的安全。

爽约的凯杰里瓦尔在媒体记者的簇拥下，来到德里地区的偏远角落，亲自看望袭击他的三轮车司机，对方无地自容的道歉，得到了凯杰里瓦尔的谅解，这种赚足媒体眼球的表演，凯杰里瓦尔显得得心应手，这让他在印度马拉松式的大选期间，获得了电视媒体的免费报道。印度大选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选举，共有8亿多选民参加投票，结果于5月16日揭晓。

这种出其不意的宣传招数对于竞选经费捉襟见肘的政党至关重要。凯杰里瓦尔的平民党挑战实力雄厚的老牌政党：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领导的执政党国大党(Congress party)以及莫迪(NarendraModi)领导的印度奉行民族主义的政党人民党(BharatiyaJanata party, BJP)，印度民众普遍对国大党的执政表现失望至及，各界一致认为莫迪有望夺取大选胜利。

一天后，我坐在德里高档住宅区桑德纳加尔(Sunder Nagar)某漂亮客厅里惬意地喝着柠檬水，房屋主人（他是凯杰里瓦尔的支持者）主动提供自己的住所，因为只有在此处，我才可以不受干扰地采访平民党党首凯杰里瓦尔。尽管如此，选择在此采访这位政治新星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对方总是标榜自己是“普通人”，大肆抨击政界根深蒂固的特权文化。

房屋是印度传统有权有势精英阶层的典型摆设：沙发、古董木式家具、旧的克什米尔(Kashmiri)地毯、以及各种艺术品。美术书、报纸以及杂志堆放在一起；屋内还摆放着印度当代艺术家苏伯德•古普塔(Subodh Gupta)的一幅齐桌高的不锈钢厨房餐具装置作品。

凯杰里瓦尔紧随房主沿着花园小径走过来，未见其人,已闻其声。他穿着白色工作衬衣（口袋里插着一支不值钱的钢笔）、棕色裤子以及一双旧凉鞋——典型的政府官员及中年中产白领阶层的行头。他脸带微笑与我握手，并说道：“我对昨天的爽约深感抱歉。”

仆人给凯杰里瓦尔端来椰子水。我对他说：您一定累坏了吧。他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如今却一声不吭（颇让人尴尬）。尽管如此，我仍不依不饶地问他：选战让您心力憔悴了吗？

他点头称是。“身体疲乏之极，”他这样回答道，“有时经受巨大挑战，身心极度疲惫。”

他继续道：“我接触了数不胜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目不识丁，每天在为生计而奔波。很多人甚至不知如何填饱肚子。即便对于中产阶层来说，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也越来越难以企及。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则由少数公司、政治以及官僚利益集团操控。这并非真正的民主。”

凯杰里瓦尔对我说起了造访三轮车司机家的经过，他说，对方是受雇而袭击他（尽管他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以及动因）。“这位司机生活极度贫困，”他说。“只给几千卢比，他就会豁出命去干。这不是他本人的错，而是我们这些为政者的错，应该把这一切归咎于整个国家，我们的民众只为区区几千卢比，竟会如此铤而走险。”（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数据估计：在全球12亿赤贫者，印度就占了4亿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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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人士（包括昔日支持凯杰里瓦尔的中产阶层）都抱怨他已失去了切实改善民众生活的最佳时机——去年12月，他领导的誓言根除腐败以及改革政府积弊的平民党，在人口近1700万的德里地区邦的选举中初一亮相，便不同凡响。

在德里地方议会全部70个席位中，平民党共夺得28席，组建少数派政府，凯杰里瓦尔出任首席部长一职。他的“异军突起”让整个首都激动不已，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两大全国性老牌政党不满的选民来说，平民党提供了很好的第三种选择。

但民众的激动心情很快烟消云散。凯杰里瓦尔无法通过立法来起诉地方行政机构的贪腐行为，只当了49天首席部长便挂印而去。这对于平民党的形象是个沉重打击，我问他是否遗憾如此快放弃首席部长一职。

“我们为政的目的就是改变现存体制，”他坚定地说道。“我们从不说‘其它政党党员都不是好东西，我们平民党的党员都是好样的；我们执政是为了实现政清吏廉。’没有人能做得到。所有进入体制者最终都会被体制所同化。要想改变体制，立法至关重要。如果无法让法案在地方议会获得通过，政府就难以为继。”

他继续道：“我本可以继续把持首席部长一职，但我最终决定辞职。这是做出某种牺牲。我们原以为民众会对有道德担当的政治行径欢欣鼓舞，没想到事与愿违，反对党大肆开动宣传机器，诋毁我们逃之夭夭。”

尽管许多人认为凯杰里瓦尔是个半途而废者，但他说自己对平民党的议会选举前景充满信心：“参加我们集会以及选战造势活动的选民人数翻了很多倍。”

这时房主人再次现身，把我们带到餐厅，里面摆着一张可坐10多个人的长条桌。两个席位已经摆放妥当，每个人前面放着一个圆形金属盘，里面放着四小份印度蔬菜：青豆、菜花、咖啡茄子土豆，以及麻辣味鹰嘴豆糊（kadhi，用鹰嘴豆面及酸奶肉汁做就），此外还有一份热腾腾的烤肉及米饭。

身患糖尿病的凯杰里瓦尔是素食主义者，他开始心不在焉地吃起饭来。我很想知道这位来自哈里亚纳邦（Haryana，毗邻德里）某小镇、生性羞涩的男子是如何成长为公众人物的。凯杰里瓦尔的父亲是工程师，他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长子，后来考中印度知名的哈拉格普尔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haragpur)，毕业后到塔塔钢铁(Tata Steel)工作。1995后，经过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后，他被印度税务局(Indian Revenue Service)录用。“我以前对政治与政客深恶痛绝，”他坦承道。

那么，是什么让他放弃优越的中产生活、转而投身政治呢？

凯杰里瓦尔说：理想的破灭，就发生在自己20多岁在德里监督征税时：“一旦身在体制后，就意识到自己只是颗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对现状根本无能为力，”他说。周围官员不断收受贿赂后肆意对行贿者退税，会计师曾告诉他如何贿赂其同行以谋取私利。

许多印度官员难以抵制收受贿赂的诱惑，即便拒绝贪腐者也常对身边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凯杰里瓦尔则显得与众不同：“本人为何对腐败深恶痛绝，为何别人身陷贪腐难以自拔，我不得而知，”他说。“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必须向哲学以及精神方面寻求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贪念在我内心并非根深蒂固，那么这种定力又来自何处？”他笑着说。

他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末，自己当税务征稽员时，曾当面听到时任德里地区罗马天主教大主教艾伦•巴兹尔•德•拉斯迪科(Alan Basil De Lastic)这样谈论贪腐行为。大主教提到了“共同腐败”（彼此签订大额互利合同，“行贿者与受贿者彼此都乐见其成，都不吱声，都不说有啥问题”）以及“勒索性腐败”——即在颁发准生证及护照等证明时索要贿赂。

“他对共同腐败并不特别深恶痛绝，但说勒索性腐败正把印度每个人推向腐败境地。当全体国民（以及全体国民心态）都萌生贪腐之心时，整个国家都不可能向前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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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边听他说，边享受着美食。微辣味的蔬菜做得恰到好处，印度菜只有家庭烹制方能有此美味。主人又端来了些烤肉、米饭以及蔬菜。凯杰里瓦尔叉了块烤肉，但对其它菜则摆手拒绝。看到他吃饭如此有节制，我不想显得自己是个贪吃鬼，于是对其中最简单的菜煮青豆浅尝就辄止了。

凯杰里瓦尔于2000年开始投身政治，当时他帮助成立了团体，为贫民窟居民抵制税务及电力部门侵扰而出谋划策。他辞去公职投身这项事业，但很快意识到这样做既“难以复制也难以推广”。于是他参与到利用2005年制订的突破性法律（即公民有权获取及了解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之前成功逃避了公众监督）的请愿活动中。

2007年，凯杰里瓦尔四处奔走，发起成立了揭露官员不当行为的独立反腐机构——“人民监察院”(Jan Lokpal)。运动于2011年达到最高潮，当时，包括商人以及宝莱坞(Bollywood)电影明星在内成千上万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中产者加入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中。凯杰里瓦尔这位义愤填膺的城市“普通人”成为整个运动的明星。当国大党政府承诺设立相关机构解决此问题后，抗议活动很快偃旗息鼓了，但激进分子对最终出台的“无关痛痒”法令甚是不满。

2012年底，平民党正式组建。“我们当时要求贪腐者通过立法，革自己的命，对方很显然永远不会这么做，”凯杰里瓦尔说,“我们于是意识到：只有自己起来改变印度的政治生态，否则一切永远不会改变。很显然，自己必须从政。这并非出于选择，而成了漫漫征程的一部分，完全是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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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们端着盛放阿方索芒果(alphonso)块的盘子走进屋来。因为凯杰里瓦尔是糖尿病患者，因此我问他是否可以吃。“我就吃一点，”他说。我仍觉得没弄清楚凯杰里瓦尔积极投身政治的确切原因，他目前有两个学龄孩子，妻子仍在税务部门工作。

是童年的偶像激发了他道义上的义愤填膺？“按照印度教哲学，‘每个人从自己前世承继这一切’,”他说。他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崇拜长着猴脸的印度教女神哈努曼(Hanuman)。

在大学，他成为不可知论者，但随着反腐运动风起云涌，凯杰里瓦尔重新皈依宗教信仰。“反腐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已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我觉得这并非是我们的缘故。我们太过渺小，实在太过渺小，不可能改天换地。肯定有特别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我不相信有哈努曼之类的神灵存在，但我真的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如果始终秉承真理之路，那么所有超自然的力量都会以某种方式支持你，一切慢慢开始应验和改变。这就是我的信仰。”

他随后提及了自己的俗世偶像——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正是甘地，向世人展示了真理及非暴力原则的非凡力量。他的生活始终秉承这些原则。其次，甘地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甘地完全相信人民的力量。”

在当今心智浮躁、物欲横流的印度社会，圣雄甘地显得格格不入。但凯杰里瓦尔信奉的政治宣言——《印度自治》(Swaraj)，曾唤起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把国家建设成为“自给自足乡村共和国”的浪漫图景。

凯杰里瓦尔认为政权与财权应大大下放至地方。“若以中央集权治理印度，那么就一直会有国家分裂的危险，”他边喝甘菊茶、边说道。他又说：如果权力下放至各级地方，“或许老百姓会在一、二次会议上无理取闹，但当他们知道必须依靠自己治理所辖区域后，就会表现得循规蹈矩，就会成为有担当的公民。”

批评家开始公开抨击凯杰里瓦尔，指责他是反商的民粹分子，有让印度开历史倒车的危险。他对此则嗤之以鼻，说这些指控纯属政治对手的“宣传伎俩”。“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创造国家财富及就业的主力军。印度人是天生的企业家。然而，政府一直充当个体创业的绊脚石。在印度，创办及经营企业步履维艰，除非用钱摆平。所有法律与政策都需要简化，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责应该是确保法律得到贯彻落实。”

他快等同于在读印度企业组织的政策简报了。但在一重大观点上，凯杰里瓦尔与公司意见相左：他坚持认为，在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工业项目建设而流离失所的村民应该对整个开发项目有重大话语权——如是重新安置村民，其应该生活得更好。“如今的异地安置完全毫无人性。”他说。

凯杰里瓦尔喝完杯中的茶，说自己还得赶火车。自己的政治对手乘坐直升机与私人飞机四处进行选战，而自己只能搭乘火车进行竞选活动，火车是自己偶像甘地最喜欢的交通方式。我觉得此时该提最后一个尴尬问题了：如果正如民意预测的那样，人民党的莫迪赢得大选（注：此文英文原文发表于5月2日，莫迪于5月16日赢得大选），平民党只获得寥寥几席，成立不久的平民党能生存下去吗？

“莫迪不会上台执政。”他语气坚定地说道。我重复了一遍问题。刚开始，他斥此问题纯属“假设”，最后他这样回答道，“我们会当好反对派。”我问他将来是否仍会一如既往投身于选举政治。“当然啰。”我问他为自己设想的角色是啥？“我从不为自己考虑。不管充当什么角色，我都顺其自然，坦然接受。”

凯杰里瓦尔突然站起身来。房主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彼此之间互相握手、互致谢意。我稍差几步紧跟出去，只见凯杰里瓦尔已坐在主人车上，周围是从附近人家“现形”的安保人员，他们显得颇为激动。我目视着车缓缓离开时，心想凯杰里瓦尔是否能注定改变印度的未来，抑或他只是昙花一现的耀眼流星。

艾米•卡兹明是《金融时报》南亚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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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党支持者的住所：位于德里地区桑德纳加尔高档住宅区

咖喱茄子与土豆

煮青豆

辣味西红柿吵菜花

洋葱饼配鹰嘴豆糊

巴斯马蒂(basmati)大米饭

烤肉

原味Dahi酸奶

1份柠檬水

1份椰子汁

阿方索芒果块

新鲜甘菊茶

译者/常和

我与约翰•索厄斯爵士(Sir John Sawers)约定的会面地点位于伦敦市中心皮姆利科(Pimlico)一家名叫Gustoso的普通意大利餐馆，是以我的名字预订的：确保安全，做到人不知鬼不觉。我慢慢品着Virgin Mary鸡尾酒，等待与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军情6处局长约翰•索厄斯爵士的首次公开会面。

Gustoso餐厅里的客人寥寥无几，此举着实让人生疑，餐厅播放的糟糕意大利音乐总让人分神。约翰•索厄斯爵士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坐到我右边的椅子上。59岁的英国情报首脑身材高挑，爱好运动的他满头黑发，脸上稍有些斑点，浑身上下是伊令工作室(Ealing studio)(英国老牌影视制片机构)的行头。与其说他像消极厌世的阿历克•吉尼斯(Alec Guinness)，倒不如说他更像追求浮华的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 Brosnan)。与他简单交流了夏日度假情况后（他的休假因伊斯兰圣战组织斩首两名美国人质而提前结束），我明知故问：为何公然接受我的访谈？我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应该是神出鬼没。

“军情6处是保密单位，”约翰•索厄斯爵士回答道。“但公众多了解一下情报工作为何不可或缺非常重要……公众过去常常这么认为：情报部门为大众服务，但斯诺登（Edward Snowden，美国国安局承包商雇员，叛逃后的他如今藏身于俄罗斯）这类事件让某些人对此开始质疑。我仍觉得公众压倒性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批评的声音也甚嚣尘上，质疑‘情报局真的不可缺少吗？’”

我们紧接着谈论斯诺登事件，通过揭露西方社会大规模的监听范围，他把整个谍报界搅了个底朝天，但此时此刻，我俩仍未完全切入正题。我暗示索厄斯爵士是否喜欢这种游走悬崖的危险生活。（1996年，他在美国西弗吉尼亚的滑雪事故中严重受伤，伤口距颈动脉仅不到一寸。）

索厄斯咯咯地笑了：“如果本人没有做好应对危险的准备工作，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我就不会接受任务。军情6处是天天与危险打交道的单位。”

他继续说道，间谍是“凡人，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公务员。”事实上，索厄斯爵士完全一副凡人的行头。他身穿深色西服，蓝色与白色条纹衬衫，紫红色及蓝色相间的领带（后来他悄悄说这是印度情报局送给他的礼物）。他的措辞充满自信，但听不出持何种阶级立场。他的父亲在劳斯莱斯厂工作，索厄斯爵士中学就读于巴斯(Bath)的文法学校，后来进入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University)攻读物理学与哲学。2009年出任军情6处局长前，他的多数前任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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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厄斯爵士说自己在诺丁汉大学时，就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获得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原因就是我刚好知道军情6处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曾当过一年的学生会秘书……”

这事正常吗？

“学生会与大学领导有交往，因此认识他们。当然，自己从来没想到对方会与军情6处有往来……当时很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首份间谍工作是1980年到也门首都萨那(Sana’a, Yemen’)赴任，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份间谍工作。呆在肮脏破旧的客房苦等接头对象，这不是一位20多岁心急火燎的小伙子喜欢做的事。“我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不是间谍行动，而是观念、政治以及政策，而且这些事同样不乏风险，我最后就职于外交部。”

他离开军情6处后，进入外交部，一路平步青云，先后到大马士革、南非、华盛顿、曼谷以及纽约等地工作，最后担任英国驻联合国大使（2007-2009年）。在伦敦担任幕僚工作时，尤其是1999年-2001年期间，他担任了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的外交政策私人顾问，这让他引起了顶头上司们的关注。2009年，他再次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这一次的伯乐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外长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米利班德推荐他出任“C”——军情6处的内部人喜欢这样称呼其局长。坊间一直流传：包括一位前任局长在内的传统派对圈外人出任这一要职颇有微词。

服务员一直在我们周围徘徊：索厄斯爵士要了一杯Virgin Mary鸡尾酒，然后挑选了干酪茄子(aubergine with Parmesan)，而后又点了菠菜海鲷；我则点了放油煎面包块的土豆汤，并点了剑鱼。我俩都没要葡萄酒，而是径直要了一杯自来水。

我问他如何看待情报界对他的攻击？“我本以为前情报官员持保留意见……有些人这样回应：‘我们不希望外交部接管军情6处。’当然，外交部门的回应是：‘见鬼，如今将是军情6处接手外交部……’我认为出现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军情6处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量惊人。”

此时的索厄斯爵士说话外交味十足。他接手伊始，叛徒金•菲尔比(Kim Philby)于冷战高峰时期叛逃苏联，引发严重危机，当时军情6处还尚未恢复元气。前局长理查德•迪尔洛夫(Richard Dearlove)领导下的军情6处曾被指控：为了支持2003年美国发动的侵伊战争，提供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国际社会还批评军情6处与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审讯人员沆瀣一气：严刑逼供恐怖分子嫌疑犯，而军情6处对该指控据理力争。

“军情6处以前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外界对它知之甚少，它对圈外人有些防范，”索厄斯如今这样说。过去五年，他建立了更为开放的情报局：举措之一就是命令在军情6处总部大楼里设立开放式办公区，军情6处总部大楼位于沃克斯豪尔(Vauxhall)的泰晤士河畔，是一幢后现代主义风格、乐高乐园(Legoland)的绿色建筑。他还继续前任约翰•斯卡利特爵士(Sir John Scarlett)的政策————吸纳非执行董事进入情报局。另外，最高法院两位前任法官负责监督军情6处、军情5处（负责国内情报）以及英国绝密监听机构政府通信总局(GCHQ)。这些情报专员定期就侦听、情报以及资料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并可随意浏览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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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全管理流程的索厄斯爵士几乎没动干酪茄子，但当服务员打算端走时，索厄斯却礼貌而坚决地回以“还没吃完”。服务员端走了我的空汤碗（奶油色的汤乏善可陈）。我俩继续问责制话题。斯诺登事件是否会在情报工作中引入逐项稽查而不是随心所欲、搞得神秘兮兮？完全不会，他坚持道。“如果不按规矩做事，事后就会惹上麻烦，这样做就会减少腾挪的空间。我认为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最基本的素质。”

他接着说，军情6处如今能够与军情5处以及通信总局实现“无缝对接”式的合作。军情6处与军情5处的特工都可在国内外执行任务，彼此间共享情报，尽管保护国家财产以及保密仍是天条。“两大情报机构高层需要改变自己的文化定式与思维模式。”

但斯诺登的大曝光让情报机构的日子雪上加霜。英国的恐怖主义威胁上升，而情报机构的“某些能力”却下降了，原因是如今恐怖分子也对监测自己行踪的手段更加了如指掌，他说。去年11月，索厄斯与军情5处以及通信总局的负责人同赴国会参加了首次公开听证会，他说：“很显然，我们的敌人正信心十足地摩拳擦掌，基地组织则正蠢蠢欲动。”

听证会过了10个月后，让他欣慰的是：比起美国民众，英国公众仍普遍支持情报机构的工作，美国民众似乎对隐私受到侵犯更为忧心忡忡。很显然，詹姆斯•邦德与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间谍故事让公众浮想联翩，而且英国的情报工作事实上相当出色，但为何公众仍有此担忧呢？

他说：“您已陷入文化问题难以自拔了，但是……”

我赶忙说：您是有文化底蕴的人。他与自己的发妻（结婚30多年）谢莉都是十足的戏剧迷。他们最近推崇的戏剧包括《深夜小狗神秘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狼厅》(Wolf Hall)以及《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该片亵渎神明，但从头到尾让观众捧腹大笑）。稍逊一筹的作品包括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关于电话窃听的作品《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这部作品有些草率，类似于现实生活中描写普通人的漫画。我不太喜欢那些纯宣传性质的作品。”

事实上，索厄斯爵士有点喜欢显摆。尽管他喜欢情报机构的那种神秘莫测感，但也不乏调侃。去年圣诞节，他的亲朋好友收到的卡片上有一排圣诞老人的图片，其中一位是戴着黑眼镜的“神秘圣诞老人”。卡片用绿墨水签名，这是沿袭历任局长的“C”字标志性签名，它最早可追溯至1909年创建秘密情报局的创始人乔治•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爵士(Captain Sir George Mansfield Smith-Cumming)。

服务员端来了我俩点的鱼。在汤羹与肉菜之间，吃点鱼恰到好处。索厄斯爵士的海鲷看上去很白嫩新鲜，让人垂涎欲滴。我问索厄斯爵士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情报总管约翰•瑟洛(John Thurloe)的画像是否就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有一幅他的画像，事实上，我的前任斯卡利特爵士以前很推崇这幅画。他的办公室……挂满了各式老艺术品以及各种信函，我则非常推崇现代风格的东西。我办公室放的是现代家具，墙上挂的是现代艺术品，喜欢化繁为简至极致。

我趁机问他：就类似您昔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使官邸那样？我有意不提他墙上挂的那幅沃霍尔(Warhol)的女王版画，那是他从外交部的藏品中借来的珍品。

“很不错嘛！”爵士说，这是在恭维我的情报收集工作能力。

他说自己既是工党老牌政治家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所谓“腹地”理论(“hinterland”)的突出代表，也是该理论的拥趸。家庭（他有两子一女）、体育（他喜欢骑自行车，拥有两辆Cannondale高档自行车）以及看戏都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生活中必须要有其它爱好，才能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工作。我每周工作65.7小时，过去20年始终如一（有时甚至工作更长时间）……你也可以每周工作90-100小时，但我觉得于公于私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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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俩转而谈论政治话题。秘密情报局的首脑有特定的人脉及自信心让自己置身于政府重量级人物之列，这与美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他依靠成立不久的国安会发声，并为自己的预警能力深感自豪。2003年，就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后，索厄斯被借调至巴格达工作，他给伦敦发了封电报（内容后来遭泄），警告伊拉克正在快速陷入混乱。2003年底，在某私宴场合，他就英国政府同意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发出警告。2010年，他公然反对阿富汗中央政府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他表示：即便美英继续军事清剿塔利班势力，最终结果依然会南辕北辙。过了四年时间，他仍持同样看法。“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也门以及索马里等国家（地区）迅速崛起，而国际社会对他们的重视程度远不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恐怖分子。”

他说，他希望未来能在不放弃军事打击的前提下，军情6处能更灵活应对地区恐怖威胁。过去10年的教训（在阿富汗与伊拉克耗费了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费用）就是：政府只需短短几个月就能推翻掉，但重建国家需花费长年累月的时间。然后历史又一次次重演，“如果没有重建打算（部分原因就是重建伊拉克遭受的创伤，如今的利比亚就是如此），那么推翻该国政府后，到头来一切就会乱套。如果不想进行军事干预，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如今的叙利亚。真的是左右两难、进退维谷。”

餐厅播放的音乐突然之间音量变大了。索厄斯叫来服务员，礼貌地要求能否降低音乐音量。餐厅方倒腾了大半天，仍没多大改观。难道真有人暗中想要搅黄我俩的谈话？

索厄斯爵士曾在2001-2003年间担任驻埃及大使，他说阿拉伯之春表明革命性变革难以掌控，最终往往会进一步损害西方的利益与价值观。“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如此，过去几年中埃及发生的革命同样如此。”

我俩都没要甜点，最后我要了杯热牛奶咖啡，而爵士要了杯薄荷茶。我问他职业生涯的最亮点是什么。他认为“杰作”当属获得中国与俄罗斯的支持，同意伊朗核计划的联合国制裁方案。他认为制裁是伊朗改变政策的“功臣”。如今，国际社会有可能与伊朗政府达成“某种和解”，尤其因为伊朗看到了邻国伊拉克与叙利亚如今的乱局。

他指出中国人是杰出的外交官，他们清楚自己的长处与劣势以及自己国家的实际需求。“中国外交部吸纳的是才华横溢的精英，再师之以绝顶技艺，他们是谈判高手，知道何时达成协议……俄国外交官素质出众，但缺点是对莫斯科惟命是从，有时还不得不为自己形象欠佳的国家编造谎言。”

我问他是否也曾为英国撒过谎。“并非有意为之，”索厄斯爵士回答说，“本人从未撒过明目张胆的谎，但曾不得不为之掩饰。”

今年底，索厄斯将辞去秘密情报局局长一职，“眼下”是他的最后一份公职。私营机构已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最后我俩结了帐————刚过60英镑。我对他说，吃得完全物有所值。索厄斯爵士不禁笑了，并提出顺路捎我至位于泰特博物馆(Tate)的下一场采访。

我俩步出餐厅，室外阳光明媚，一位彪形大汉引我上爵士的公务用车，没想到这是一款外国车。车快速迂回穿行于伦敦的大街小巷。没过几分钟，车就抵达了博物馆大门外。我下了车，掏出手机，并回头探看，索厄斯早已不见踪影。

莱昂内尔•巴贝尔是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

Gustoso餐厅位于伦敦威洛街(Willow place )35号，邮编区：SW1P 1JH

面包：2.5英镑

混合橄榄：2.7英镑

干嘛酪茄子：6.8英镑

蒜蓉菠菜与小西红柿烧海鲷：13英镑

土豆汤与烤剑鱼（套餐中选取）：16英镑

薄荷茶：3英镑

牛奶热咖啡：3英镑

2份Virgin Mary鸡尾酒：7英镑

慈善捐款：1英镑

总计（计小费）：61.75英镑。

译者/常和

我及时赶到Brasserie Zédel酒馆，约好与斯蒂芬•沃尔爵士(Sir Stephen Wall)在下午一点共进午餐，却发现他早已坐在长条软座上等候，餐馆里的餐桌摆放得满满当当。这位退休外交官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你今天没系领带。我也解了它，系它只是应酬您的午餐会。”说完，就赶忙解下自己的鲜红色领带，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今天内穿白衬衣，外穿蓝色夹克。“系领带感觉特不爽，是吧？”他说，然后我俩就聊起尽管难受之极、但男士仍坚持系它的原因。“我上班那阵子，要求穿制服，”他对我说。“所以我只得如此。”

脱掉压抑的制服，可以说是斯蒂芬爵士一生的一个主题。纵观他的职业生涯，多数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奔走的外交官——外交生涯的顶峰是上世纪90年代担任英国驻欧盟大使、而后又担任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的欧洲事务首席顾问。2004年卸任公职后，成为时任西敏寺大主教科尔马克•墨菲-奥康纳(Cormac Murphy-O'Connor)的高级政策顾问。但是，刚过花甲之年不久，他就决心不再笃信上帝。差不多同时，他告知自己妻儿自己是同性恋者。如今的他积极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奔走疾呼。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真正恢复自我的天主教徒”。退休后，他又摈弃自己了的外交中立立场，积极主张英国应继续留在欧盟内。

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他正经历严重的中年危机。但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与我2000年在唐宁街首相府(Downing Street)初次结识的那位沉稳外交官并无二致。当时的他简要给我介绍了欧盟尼斯(Nice)峰会前英国秉持的谈判立场。如今的他已68岁，却一点不显老，留着平头短白发，依然戴着那副学者派头的眼镜，仍是昔日那位无可挑剔的政府官员——才思敏捷、剖析问题既迅速又全面，充满了冷幽默。然而，除了公职领域之外，斯蒂芬•沃尔爵士远比表象有内涵。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史蒂芬是优秀的职业外交官……但从深层次看，他情感丰富、观点全面以及洞察力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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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务员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往往非常俭朴。史蒂芬选中的这家Brasserie Zédel餐馆当然不会豪华，尽管它属于欧式风格（很合适）。它离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很近，开在地下室里，店面很大，人头攒动，采用19世纪末的装饰风格（大理石柱子、大面镜子以及大量使用镀金料），里面的餐桌摆得满满当当。所有的指示牌都用法语标示（如厕所门就标着“toilette”字样），此举稍显做作，但听到我们邻桌的一对夫妇正用法语交谈，这就增添了一丝真实感。

史蒂芬选了非常便宜的客饭（只有8.95英镑），并一再向我保证这并非客气——因为它的模样让人垂涎欲滴。我也认可，于是我俩都先点了萝卜丝，主菜则点了牛肉饼与炸薯条。如今的伦敦，平时上班在外吃午餐，往往会喝点葡萄酒，当服务员问我们是否需要时，我俩都婉拒，并表示歉意，只是决定改点纯净水。刚点完菜，萝卜丝就端上了桌（快得出乎意料），但用纯正柠檬汁调出的味道美味可口。

这次午餐会，我预料我们的谈话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事务，一是个人隐私。我俩先从国际事务聊起。史蒂芬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欧盟努力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英国似乎却在脱离欧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问他是否忧心忡忡，他温和地回答道的确如此。与诸多富有经验的观察人士一样，他认为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提出的要求近乎无理——尤其是要求欧盟就公民自由流动修改相关法律。

此类问题早有先例。上世纪90年代，史蒂芬效力的首相是约翰•梅杰(John Major)，梅杰不断受到自己所在保守党的攻击，指责其对欧洲不够强硬——尤其指责他1992年签订了旨在实现欧盟货币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史蒂芬爵士认为卡梅伦目前陷入了尴尬境地。“他们那一代年轻人在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遇刺后，成为其忠实门徒，并把全力反对马约视作忠心不已的标志——对撒切尔夫人死心塌地。但我认为与历任首相一样，卡梅伦也清楚英国一旦脱离欧盟，就不再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当然，英国的欧洲怀疑情结由来已久。史蒂芬担任英国驻欧盟大使时，曾一度接到指示，要求他否决每项欧盟决议——旨在报复1996年欧盟在英国爆发疯牛病后禁止其牛肉出口的决定。史蒂芬尽管认为该命令站不住脚，但仍忠实照办。他深思后说道，这种务实做法导致“政客相当程度地蔑视公务员……因为英国本质上是唯利是图的国家。”

我问他作为铁杆挺欧派，是否对英国政府的恐欧论心灰意冷，是否曾考虑过辞职。这样的事，他只能想到曾经发生过一回：就是在英国爆发疯牛病期间，政府似乎考虑拒交应承担的欧盟预算份额——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合法规。史蒂芬电告其上司，如果当局要求他公然违反欧盟法律，他只能选择辞职。几周后，英国政府告诉他已有了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尽管他一如既往谦称自己很清楚政府的最终决定与自己的抗争毫不相干。

我问他有过啥遗憾？与诸多感同身受的政客及官员一样，史蒂芬爵士的思绪也转向2003年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面谏布莱尔发动伊战是个错误。我曾对别的官员说过，但我没有就此事面谏他。并非我能未卜先知……而是我总认为战争应是最后的不得已选择……退一步说，发动伊战的法律依据根本站不住脚。”

关于国际政治，我俩聊得既惬意、话题转换又快——因为我俩不时从欧盟转向以色列、南非以及俄罗斯。“普京无疑是在不断突破界限，”他认真说道。“大家都觉得他不会傻到在波罗的海国家犯浑，但他或许真可能这么做。”我俩都把牛肉饼吃到一半时，我适时问他私生活方面的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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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期的澳洲同性恋杂志《DNA》上，史蒂芬爵士谈及自己的第一次同性恋经历，当时他只有10岁，就读于Douai天主教寄宿学校。事情败露后成为千夫所指（“本人成为学校的弃儿”），自己也自觉羞愧难当，于是几十年来一直深藏自己的性取向。直至他将近四十岁时（当时他已娶妻生子），才完全确认自己是同性恋者。20多年后，直到妻子凯瑟琳(Catharine)发现他偷藏有同性恋杂志，他才最终向家人承认出柜。

我问他：如果妻子没有发现那些杂志，这辈子是否会一直严守这个秘密？史蒂芬爵士摇摇头，并说自己内心的煎熬与日俱增，不可能永远秘而不宣。“我越发感觉痛苦，并非由于遭受性挫折感，而是感觉这是自己人生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对此也无法再掩耳盗铃……凯瑟琳事后对我说，‘我一直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感觉你越来越闷闷不乐，但我搞不清楚你内心的纠结是什么。’”我问：难道你妻子真一点都没觉察出你是个同性恋者？他摇摇头说：“没有，我觉得她没觉察。”

他说自己与妻子“都希望继续维系这段婚姻，但难度实在太大，因为我想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很显然，这是很痛苦的抉择。”他俩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尽管如此，他仍坚称自己公开这个秘密后感觉如释重负（“平生第一次陶醉于自己的肉体，”他在《DNA》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最大的慰藉来自35岁儿子马修的反应。“他完全支持我的决定……有趣的是，尽管他一想起我和他妈妈离婚很是难受，但我出柜后，他显得很泰然。”

过去的年轻人对此往往会耿耿于怀。英国法律早在1967年就实现了同性恋关系合法化，当时史蒂芬爵士已经20岁，“但如果公开出柜，自己就不可能进外交部(Foreign Office)工作，”他这样解释道。“当初接受当面审查时，我曾被问及此问题：‘有无同性恋经历？’我回答道，‘我10岁时发生过’，我是实话实说，但考官们微微一笑，说那不算什么……最后在我临近退休之际，我又被要求坦承自己的性取向后，对方只是说，‘哦，同性恋不算啥问题。’”他皱着眉说道。“但也从没人告诉过我：这真不是个问题的原因是本人并非同性恋、还是他们压根就不在乎？”

但政府对同性恋的立场还未彻底转过来。史蒂芬爵士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自己要是公开出柜，政府就不可能提名他出任英国驻欧盟大使，因为当时政府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改变不大。我问他如今是否已今非昔比。他点头说：“我敢肯定情况已大不一样。”他愿意谈论自己的同性恋经历的一个原因是希望助推政府态度的转变。他最后的工作（从2010年直至去年）是担任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校董会主席，让他惊诧与感动的是：他公开出柜后，很多同性恋学生对他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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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为史蒂芬爵士放弃宗教信仰与其出柜密不可分，但他一再向我强调事实并非如此。他说，自己放弃宗教信仰一事发生在前，“与出柜毫不相干，但主因是自己不再笃信上帝。若真笃信上帝，则当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不容易，因为得遵守太多清规戒律；但反之则更难。”我不知这是否属玩笑之举。

我问他为何不再笃信上帝？

“我坦承，诱因是拜读了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大作《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并非他道出了我自己未曾想到的原由，而是因为他说出了我自己不愿思考的内容，千真万确。我当时就想，‘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句真心话，自己已不信上帝。’”

但随着我俩谈话不断深入，很显然他对天主教的保留看法早已有之：“我五岁时就第一次坦承自己不信上帝……天主教如果希望教化信众，就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但事实上它没做到。这套体系并非建立于理性、成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负罪感与宽恕的基础上。这就好比崇尚强硬手段与怀柔警察之间的区别。”

我俩的谈话因服务员的到来而暂时中断。我问他要咖啡还是甜点？史蒂芬爵士坚持吃套餐包含的甜点，于是我给他点了鲜果挞。我自己则决定放纵一把（愧疚之至，敬请宽恕），于是在自选菜单中点了奶油布丁。

我俩每人要了一壶咖啡后，史蒂芬爵士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他回忆说自己儿子六岁时，“每周六送他上天主教的教义问答课，有一天他回来后，看见他笔记本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很显然是老师的授意），‘亲爱的老爸，原谅我，因为我罪孽深重。’读到这，我就对凯瑟琳说（因为她是不可知论者），‘说句心里话，我宁愿儿子不信教，也不希望他再遭这份罪。’”但史蒂芬又补充道：但事后马修告诉他想去参加King’s Canterbury（一家英国圣公会寄宿学校）的弥撒后，他又转忧为喜——因为没想到马修这样对他说：“老爸，我去过教会各种活动，而弥撒耗时最短。”

我纳闷史蒂芬的天主教义是否参掺杂了他对待欧盟的态度，同时我又想验证自己的观点：即英国天主教徒通常更易于接受欧洲统一的理念，原因是他们的信仰生来更具国际视野。但史蒂芬爵士指出，英国国内包括保守党议员比尔•凯希爵士(Sir Bill Cash)与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在内的疑欧派重量级人物都是天主教徒，算是委婉地驳斥了我的上述观点。但是，他的确认为英国的疑欧论思想或许可以一直追溯至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时期。“科尔马克•墨菲-奥康纳大主教过去常调侃，‘只要不把创建欧盟的条约称为《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天主教教廷所在地梵蒂冈便位于罗马——译者注）’。我觉得疑欧论者的‘彻底否定天主教会’的说法，言下之意是反对欧洲大陆对英国国家利益的侵犯，而宗教改革运动就是政治上的反制行为……就这个意思。”

史蒂芬爵士因职业原因，对欧洲事务仍存有兴趣。他正为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撰写英国参与欧盟的官方历史，作为去各个学校做报告的常客，他仍在测验英国国民对待欧盟的态度。他的开场白通常是问济济一堂的优秀学生：“如果明天公投决定英国在欧盟的去留问题，那么诸位会如何做？“多数学生表示将投票赞成英国留在欧盟内。”他认为学生认同‘自己对所谓欧洲有帮助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道义’的说法。”而后又补充说，“我认为学生们并不忧虑所谓的英国主权削弱问题，而这正是挺欧派与疑欧派争论的内容。”

我俩聊了差不多快2个小时。我支付少得可怜的餐费时，突然觉得他与平时不时哀叹“现今年轻人”的那位退休要员大相径庭。相反，在他关注的诸多大事（欧洲问题、宗教信仰以及同性恋者权利）上，史蒂芬爵士如今觉得，对他来说，年轻人没有上述的“烦恼”，既是宽慰，也是激励。

吉迪恩•拉赫曼是《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专栏作家

译者/常和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Shi Yongxin)刚把iPod的耳塞放入耳朵，耳膜立刻被震耳欲聋的纽约武当派乐队(Wu-Tang Clan)的音乐震得咚咚直响，但他神情依然坦然自若。

出于礼貌地听了一会儿后，释永信坦言：“我听不懂。”他的普通话地方口音很重，饶舌组合武当派是上世纪90年代来自纽约斯塔腾区(Staten Island)的新潮乐队，对上世纪70年代功夫电影推崇备至，自诩就来自“少林贫民窟”。

我们就坐于少林寺餐馆内，少林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名下的世界遗产，坐落于中国中部河南省嵩山(Mount Song)郁郁葱葱的山谷中。这家规模不大、有1500年历史的寺院是佛教禅宗(Zen Buddhism)的祖庭，也是中国功夫的精神家园。几百年来，寺中的僧人在此研习武术，为的就是匡扶社会正义，寻求悟道。外面，游客正漫步于寺院，观看名满天下的武僧的定时表演，他们展示力量以及眼花缭乱的功夫。

少林寺这么一个地方能与全球最知名、最闹腾的饶舌组合联系在一起，确实难以想象。但我设法对释永信说，即便他并不知道武当派饶舌组合，但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西方成年人一开始知道少林寺源于听《全球闻名的少林寺》(Shaolin Worldwide)这样的歌，歌词大致是这样的：

绝地武士(Jedi)，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什么少林寺，别他妈地跟我扯淡！

饶舌乐队靠沽名钓誉那就中招了。

“有关少林寺的不实之词实在太多，”释永信说，神态十分淡定，是多年修炼的结果。“这些人并不了解少林寺，也不代表真正的少林历史、少林文化与少林精神的传承。”

在武当派饶舌乐队RZA、大佬鬼脸(Ghostface Killah) 、Ol’ Dirty Bastard 及其他成员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中国，这正是很多人口诛笔伐释永信的把柄。46岁的释永信争议不断，自他1999年升任该寺第30位方丈以来，就不断饱受攻击，指控他收受贵重礼品，把少林古寺商业化。中国因特网上公然指责释永信的那些人认为，他的种种行为反映了全社会赤裸裸的唯利主义，在过去几十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分崩离析，全民追求财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与道德真空。

佛教是中国的主流宗教，全国信众超过3亿人。与其它佛教流派一样，禅宗强调放弃世俗纷扰，通过修行与践行佛教教义（包括禁止伤害任何的生灵），最终实现悟道。少林寺是很多武侠小说与电影主角的发生地，已经成为中国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它是中国走向世界最知名的金字招牌，对此释永信方丈“居功至伟”，中国媒体给了他“和尚CEO”的绰号。

少林寺的经营包括出资建立全球功夫巡回表演团，允许影视、卡通及舞台剧冠名以及先期投资中药系列产品。在北美、欧洲以及其它国家，它还派出僧人建立了40多个功夫及修行中心，但释永信说这些中心以及其它“文化营运”勉强保本。相反，他说寺院每年几百万元赢余中的大部都是来自每年约200万游客的门票收入，其中30%归少林寺，70%上交地方政府。

少林寺在全球注册了商标，以阻止他人盗用其名来推销不合教规理念的东西。但它的主要战场在中国，因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薄弱，从生产软饮料、筷子到电器与汽车的各色公司都盗用少林寺商标。甚至白酒与火腿肠的生产厂家也是如此，虽然禅宗严禁食肉与饮酒。

大量的侵权事件以及中国司法系统糟糕的知识产权保护，意味着少林寺追究每位侵权者得不偿失，但释永信说最终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对此他持乐观态度。“若付诸司法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就会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结果却不一定事逐人愿，”他说。“中国人将来一旦与西方人一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侵权行为自然就会停止。”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他的说辞与中国主政者如出一辙。

然而，他解释说，创建于1988年的河南少林寺产业开发总公司(Henan Shaolin Temp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是中国第一个实名注册商标的宗教团体。“我们会应用法律与商业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与品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承，”他说。

自公元5世纪建寺后，少林寺经历了多次破坏与重建。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其周边所有的农田都被充公，并重新分配给农民，使得寺里僧人无法自食其力。十年文革浩劫中，留在寺里的僧人遭到毒打与迫害，被迫解散。但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些僧人回到了寺里，开始重振其传统，包括恢复练功习武。

1981年，16岁的释永信进入少林寺，从此以后，他一直立志要重整雄风。为了保护及进一步传承少林寺，我感觉他做了很多妥协。但是，释永信说，梵蒂冈(Vatican)就有自己的银行，就是一家跨国公司，而少林寺每年的收入甚至都无法入围全中国100家最有钱的寺院。

“我们银行存款不多，但库里的存粮很多，足够吃上两年，所以即便遭灾，少林寺可保两年衣食无忧，”他补充说。正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的深刻理解，才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的商业技能。

午餐由寺院的老厨师亲自安排，服务僧人端来第一道菜——烤麸、腌萝卜与豆腐干做成的、被誉为“三珍迎客”(three treasures to welcome guests)的精选素小吃——这时释永信的手机响了，他从飘逸的深红色袈裟中掏出嗡嗡作响的三星手机，并礼貌地挂断了对方的电话。我这时注意到他的手指修剪得很整齐，耳垂也特别大，这样的体征在中国的文化里表示能力出众、财运亨通。

菜不断地被端上来，方丈矜持地说自己吃饭一般很简单。事实上，我被允许参加清晨的诵经课，并与众僧一起吃了一顿丰盛早餐——大米粥、素菜以及热馍，给我们端饭的小和尚年龄不超过10岁。释永信与其他和尚一起坐在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吃早餐，不到15分钟，大家就风卷残云地吃完了。

看到他的手机后，我觉得正好可以问问他偏好小饰件与贵重礼品那些事，释永信经常在公开场合乘坐大众SUV车(Volkswagen SUV)，堂而皇之使用iPad。“大众车不到100万元，是地方政府所送，因为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他淡定的神情中，略显不悦。“我们吸引了很多的游客与学生，所以地方政府奖励我一辆车，勉励我要更好地工作。”

他说iPad与其它饰件都是信徒所赠，但都要用到无法再用才更换。“我所做的一切不为别人，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与大众；也不为我个人及地方政府，如果社会或信众有需要，我都会竭力为之。”

接下来吃的这道菜由卷心菜与豆腐干丁做成，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飘香瓦罐”(floating fragrance in a Buddhist pot)，但我注意到释永信几乎未动筷子。他提到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分成形象地说明了在中国，宗教团体与宣扬无神论的共产党之间要处好关系是多么不容易。中国政府只承认五大正式宗教团体——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以及新教——并要求他们组成受“爱委会”监管的机构，爱委会则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与统战部门(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department)所管辖。

北京政府并不承认其他世界性宗教，如东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犹太教(Judaism)、摩门教(Mormonism)以及巴哈伊教(baha'i)，也不承认很多天主教与新教的秘密家庭教会。但只要这些非官方活动属于私下行为，官方也能容忍，但任何显示政治苗头的组织都会遭到政府无情打压。

释永信则无需要担心这些事。1998年以来，他一直是全国人大（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是摆设性议会）代表， 2002年以来，一直担任官方的中国佛教协会(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副会长。通常说来，他与寺里其他一些高僧就能决定谁能受戒当和尚，并随后在省级宗教事务局登记备案。但方丈由宗教事务局直接任命，这些机构几乎清一色都是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员。

我问他是如何被选中当方丈的，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听组织的话。我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传统口号，是各级党政机构的口头禅。他解释说：宗教服务于国家在中国由来已久，在其他许多国家也莫不如此。“纵观历史，概莫能外：宗教必须敬重帝王，敬重政府。如若不从，它就很难生存下来，”他说。“我们必须依靠政府来宣传与发展。政府权力很大，若没有它的支持，我们很难发展。”

他这时的说话口吻又俨然象一位跨国公司的CEO。

这时小和尚又端上一盘油炸茄子与豆腐做的菜，菜名就叫“悟道开颜”(blossoming smile of enlightenment)，我问如何回应那些批评者，对方指责他痴迷于把神圣与世俗揉杂在一起。

“我们的目的旨在弘扬佛法，净化众生灵魂与心智，”释永信说。“事实上，我们迄今为止的商业运作很保守，因为我们不想太多介入世俗事，也不想过度开发少林寺。”他提及2009年，正是自己与其他一些僧人的强烈反对，才使得当地政府让少林寺到国内或国际上市的提议束之高阁。

方丈吩咐菜上慢点，多数菜他尝了一下就被端走了。整顿午饭，似乎想让我相信他并非如外界所传那样，是个贪图享受的品行不端之辈。他也多次提到自己与手下的僧人生活简朴，每天的生活费只有7元钱。

解释自己承受社会压力的那一套说辞，却显得很有说服力。“我们希望借助少林寺的影响，能扭转时下不良社会风气；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全民污染地球，过度开发利用资源，物欲追求日盛一日，”他说。“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如僧侣一样生活简朴，不要象那些一夜暴富者那样追求名牌与奢侈生活。”

最后端上来的一道菜是佛家版的“佛跳墙”(Buddha jumps over the wall)，细细品味着这自相矛盾的菜名，释永信不禁呵呵笑了起来，这道菜通常是用肉与海货煨的高汤，味道鲜美得甚至能让和尚违背清规戒律，翻墙而出。

“瞧瞧，这道菜可以让你感知中国佛教的包容与慈悲，”他说。“在其它文化或宗教中，如果用了这样亵渎神灵的菜名，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起誓不伤害生灵的佛家弟子天天舞刀弄剑，练习用铁拳击碎天灵盖，同样显得很具说服力。对于释永信来说，暂时的利益交换——包括商业运作——似乎仅仅只是悟道路上的必然分化而已。

译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