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
中央文革领导人对这篇文章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批判，“红卫兵思想家”杨小凯也因此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0年。 这篇文章是左的出奇，他呼吁“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当时的当权派）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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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即使在文革时也算是“激进革命派”的年轻人，后来竟然成为右派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小政府、大市场。 这样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狱中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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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情况下，杨小凯甚至独自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边际效用均等定律）等经济学理论。 在狱中他打定了要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决心。《牛棚杂忆》和《希腊城邦制度》分别是季羡林和顾准在文革期间完成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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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在80年代实施了“邹至庄留学计划”，帮助过杨小凯、李稻葵、许小年等人赴美留学。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当年不拘一格将曾经的“反革命”杨小凯破格提拔为讲师，并支持他赶赴普林斯顿，也是杨小凯的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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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虽然精密严谨，但却难以解释一些新的经济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外包、特许经营（这些与“规模经济效应”矛盾），以及企业制度的内生演变等。 而杨小凯重申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提出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BCD分别是科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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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质疑杨小凯所说的“共和宪政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对后发国家来说，政府按照本国禀赋确立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有传奇经历：他在1979年以国军驻金门前线“模范连”连长的身份泅海投奔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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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杨小凯在天则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后发劣势》的演讲，这随后引发了杨-林两人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著名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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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认为：“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 “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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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和2003年，杨小凯被两次提名。 张五常说：“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