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FT中文网社交媒体编辑刘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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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逆转与颠覆的2016即将剧终。这一年，我们被时局裹挟着前进，公众的脸上写满错愕与应接不暇。一场场风暴中，我们看到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站在中心，分别代表着新与旧、大众与精英、所谓“边缘”与所谓“主流”。我们发现每个重大话题的辩论，最终化作这两种媒介的较量。社交媒体，不再只是打发时间聊以娱乐的工具，而是正在重塑我们世界的一切。而传统媒体，几度预测失败令观者大跌眼镜之后，它们真的错了吗，需要如何应对这个变了的社会呢？ 我们重新推荐一些登载过的旧文，重温这一年值得记忆的观点与事件。

帝吧远征军：越过墙未必架起桥（作者：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董晨宇）

微信的悖论（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陈歆磊）

Twitter“衰落”与微博“中兴”（作者：重创新实验室创始人、乐视顾问王冠雄）

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作者：英国华裔自由撰稿人崔莹）

反对特朗普的国际主流媒体错了吗？(作者：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

Facebook须肩负分辨真伪信息之责（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FT大视野：假新闻为特朗普助选？（英国《金融时报》 理查德•沃特斯等报道）

（作者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1月20日晚7点，百度帝吧网友相约翻墙“茬架”。一时间，几家台湾媒体和蔡英文的FB主页写满了大陆网友密密麻麻的留言，似洪水过江。

在大陆的互联网世界中，这当然并非第一场网民“茬架”，只要稍做搜索便不难发现，诸多明星和游戏贴吧都曾经因此淹没。如果套用勒庞的解读，这种网络运动更像是一种集体狂欢，它通过情绪的暗示和传染，使参与者沉浸于一种信仰胜利的喜悦氛围中。无需多余的对话，狂欢作为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本身。

在狂欢中，网络青年的集体行动被投入到浪漫的信仰包装之中，它没有刺刀见红、没有流血牺牲，但却被想象为一场不见硝烟的精神“革命”。烟消云散之后，“革命”的传奇叙事毫无意外地在互联网中流传开来。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一觉醒来，两岸网民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却千差万别。双方通过不同的叙事策略，奇妙地维系着彼此稳定的政治想象。

在大陆一端，“茬架”被描述为一边倒的胜利。令大陆网民欣喜的是，它所聚集起的网络“军队”分工明确：不论后勤保障、人员召集、图片制作、台独言论整理、网贴翻译还是对外协调，其组织之严密、言辞之克制，完全不像以往充斥着咒骂和混乱的网络抗议。大陆网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歌唱祖国、朗诵诗歌，一时间阳光普照，大陆城市建设、风土人情、科技发展、美食文化的图片纷纷洒向对岸。蔡英文的脸书主页被贴满了八荣八耻的政治口号和余光中的乡愁诗句，三立新闻甚至要依靠编造“挪威支持台独”的假新闻来苦苦支撑，在酸菜鱼和辣子鸡的光芒下，两岸网民实现了“大和解”。

不过，在PTT、卡提诺论坛等台湾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所建构的故事则完全是另一个形态。如果说周子瑜事件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那么在FB事件上，台湾网民的反应实在波澜不惊，甚至还有些冷嘲热讽。此间台湾网民最为津津乐道的桥段，莫过心怀“恶趣味”的带路党们。他们将欠缺“翻墙”经验的大陆网民指向国民党统一派政客蔡正元。他被恶搞为“蔡英文的弟弟”，迅速被大陆网友“攻陷”。在PTT、卡提诺论坛等知名BBS上，台湾网民更多在谈论那些“笑到肚子痛的乌龙”，嘲笑大陆网民想要攻陷PTT论坛，却“气得频跳脚”（因为这个论坛在注册后要登录500次才可以发言），“让台湾网友度过今年最欢乐的一晚”。

如果置身事外，单就两种故事版本而言，也许一个人很难判断这场罗生门的胜利者是谁（如果存在胜利者的话）。或许，它就像两位同唱一首歌的业余选手，因为怀着彼此的乡音，一个人唱成狼牙山，一个人唱成澎湖湾。

进一步讲，这场政治戏谑以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呈现在了海峡两岸，与其说是一场网络“茬架”，不如说更像是单方面的“盘道”，双方自说自话，鲜有正面交锋，更不用讲奋起反击，于是最终却相安无事，彼此修成正果，狂欢着各自的狂欢。然而，厚重的幕布再一次降落在两岸之间，以至于没人愿意掀起一个缝隙，允许一束对面的光打进来。

为何同一事件，会在两岸网民中滋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体验与社会记忆呢？心理学家Albert Hastorf和Hadley Cantril曾在1951年做过这样一项有趣的调查。他们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一同回忆一场双方几周前进行的橄榄球比赛（因为暴力冲突，这场比赛在两校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芥蒂）。研究者惊奇地发现，两所大学的学生对同一场比赛的回忆和评判相隔千里。据此，两位学者总结道，社会事件从来不会自动呈现出客观真实的面向，个人的记忆与其说取决于事实本身，不如说取决于长期社会化所获得的情感认同。

这有些像E. Bernays所谓的“防逻辑隔离层”（logic-proof compartment），双方都会将彼此的缺陷放大，以提供狂欢所需的补给。台湾网民会自动消解大陆网民这种戏谑仪式的初心，大陆网友也会将台湾网民想象为不堪一击的顽固分子。不幸的是，双方的想象相互抵消，民间对话的中间地带仍然单薄。

互联网中已经有太多对于此次事件的评述。其中既有自由派的嘲讽，也有爱国者的捍卫，但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一点是，我们的评价究竟应该遵循何种准则？或者换言之，这场所谓的网络“茬架”，究竟意义何在？

如果是单纯的宣泄爱国情绪，那么，大陆网民无疑在FB事件中再次完成了自身的国族想象。如果是“教训”台独分子，那么，这是一场从开始便注定失败的说服（当然，大陆网民至少获得了精神胜利）；如果是文化交流，那么，台湾网民虽然做出反应，但这种反应无疑在大陆的网络叙事中被夸大了。如果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对话和理解呢？

台湾学者陈陆辉等人的研究亦表明，自2008年大陆“让利施惠”并未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感”，甚至“我是中国人”的认同比例在近十年中不断下降。究其原因，便是“感性认同”一直隐藏在“理性自利”背后，左右着台湾人的认同指向。换言之，即“基于族群文化感情联系的巩固力量，似乎大于经济引诱所产生的转变力量”。

民间交流无疑是族群文化联系的重要途径，不过，在周子瑜事件尘埃未落的关头，此次FB事件又在多大程度上联接了两岸的民间声音呢？当然，有人会坚持认为，它本身仅仅是大陆网民爱国情绪的宣泄而已，但这种宣泄的结果如何？第二天的FB行动因为一些原因不了了之，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我并不怀疑此次FB事件会被写进两岸民间交流的历史中，但它的意义也许更多在于跨过一面墙，而不是架起一座桥。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社交是一种心理的交流和需要的满足，在这种心理动因的推动下，社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14年4月，微信发布4.0版，从这一刻开始，一个叫“朋友圈”的东西诞生了。它迅速成为中国人热衷的社交工具，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交习惯，甚至由此诞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作：“刷屏”。微信的用户数量也从那时的1亿人一路飚升到了今天的月活跃用户数7.62亿。

从2000年出现的博客、到2009年的人人社交和微博，再到2014年的微信朋友圈，人们不断地接受着全新的社交方式。微信让一些风行一时的社交平台迅速没落。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花40分钟刷微信。不幸的是，朋友圈越来越庞大，可微信却失去了它最初的功能——朋友圈已经是个陌生的地方，微信的社交功能正在死亡。

社交是一种流动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彼此心里留下一定的情感积淀。从社交属性来看，我们可以将微信和一杯咖啡做一个比较。在星巴克创始人霍华德•舒尔茨所著的《将心注入》中，他认为一个能承载社交功能的产品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有温度，有味道，有惊喜。具备这三样，就做到了霍华德所说的“超过消费者的预期”。如果我们用这三个维度来衡量微信，会发现它的温度开始变得冷漠，它的味道开始变得商业，至于惊喜，则越来越少。

从制度设计来看，微信并不适合社交，它更适合传播而不是参与，更便于张贴而不是讨论。与此同时，阅读与社交的融合，导致转发成为一种愿望，这是前所未有的。阅读的终点不再是文章的最后一个句号，而是转发，也就是传播。转发对内容会有深刻的影响。越是肤浅的东西越有可能被转发。因此，微信很容易演变成一个营销平台，营销几乎可以说是社交的天敌，他会吞噬微信上沉淀的情感，让社交功能退场。这是微信的一个硬伤，但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

微信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完成从熟人社交到生人社交的转换。熟人之间是一种强关系，这种强关系与人的幸福感有关联。生人之间的社交是一种弱关系，一般来说，越少越好。在传统的社交过程中，人们可以自然地区分这种强弱关系。在微信早期，朋友圈具有明显的强关系的社交圈。但是到今天，急速膨胀的朋友圈不能有效地区分强弱关系，让用户无所适从。

对一个人来说，熟人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朋友圈的扩大，往往是生人越来越多。在一个混杂着生人和熟人的朋友圈，朋友的定义就变得尴尬。因此，大部分人的活跃度急速下降，人们会越来越疏远这个陌生化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的使用他的社交功能。微信所谓“高频IM”、“强社交链”的光环正在迅速褪去。失去了社交功能，微信开始蜕变成一个工具：一个通讯和传播的工具，支付工具，游戏工具。

无法主动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这样糟糕的体验并非不能改善，从技术上来说，可以很轻松地实现。比如，用户在接受一个申请的时候，可以有三个按钮，强关系、弱关系、不接受。但是，这样做虽然顾及了用户的体验，却是以牺牲连接性为代价，让社交平台变成一个一个的孤岛，孤岛上的人们过滤出只属于私人圈内的话题。也就是说，这种设计虽然满足了用户的需求，但是消弱了传播性，连接就有了等级，世界也就不再是平的。这显然不是腾讯想要的，没有四通八达的传播性，没有平等的连接，腾讯的盈利模式会从根基上被动摇。

于是，微信便进入到了一个悖论之中：不是说不能把微信的社交功能做好，而是一旦做好了用户体验，就会影响到他的商业价值。因此，未来微信一定会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将微信视为一个工作的工具，而社交功能将通过“群”来体现，“群”演化成为社交平台上一个个非常私密和封闭的社交孤岛。一般来说，“群”是一种相对稳定的集合体。但是大多数群的社交目标不够精准，社交内容的质量也不够高。

曾经火爆一时的微信已经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它必须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之间做出抉择。微信生于社交，即私人空间，但是现在，其社交属性越来越弱，公共属性越来越强。如果完全变成类似微博的公共空间，未来微信有可能面临更多监管。

社交是人的基本需要，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在今天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不管是认知上的信息获得和传递、情感上的同情和理解、还是态度上的认同和接纳，人们对高质量的社交有相当迫切的需要。但是，从机制设计来说，微信更适合传播而不是讨论。从用户体验来说，朋友圈的扩大意味着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混乱。从盈利模式上来说，连接一切的战略忽视了社交的私密属性。陷入悖论的微信，是腾讯的痛点，也是一个机会。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市场营销学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这注定是中国互联网历史性的一刻：2016年10月18日，微博市值（113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Twitter（112亿美元）。

自诞生以来，中国互联网一直被华尔街（代表着资本和媒体）、硅谷（代表着技术和创新）视为”野心勃勃的copycat（模仿者）”。即便阿里巴巴集团，其市值也低于业务和它相比更局限于电商和云计算的美国样板Amazon，更别说其他领域了。中国徒弟超越美国师傅，这在互联网主要领域是破天荒第一遭。

几乎所有人都在问，这是为什么？静水流深，高手谋局。站在更高的格局上看，这要从2013年阿里巴巴入股时说起。这三年来，新浪和微博管理层打出了一系列堪称精彩绝伦的组合拳。

痛下决心去时政化

首先要说的就是战略定位，战略决定了一切战术。战略和定位的本质其实都是选择，选择要什么、选择要放弃什么。

社交媒体，天然带有热衷时政话题的色彩。因为时政话题事关人人，人人都能评论几句，活跃度极高。Twitter是这样，微博一开始也是如此。微博第一次辉煌期最火的就是时政话题和公知。但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众所周知的差异，Twitter能玩的，微博不一定能玩。更重要的是，当时政成为社交媒体的核心话题，商业的氛围显然就淡化了。彼时，微博意识形态充斥，各界人马“公知”化。各种口水战盛行，却不敢分享生活隐私。与此同时大搞名人战略，普通中V和原创却未得到很好的保护。

毋庸置疑，长此以往，微博当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其实，以2013年5月阿里入股微博为标志，微博就开始了去时政化，不再让意识形态占据核心，而是转向了更丰富的多层次内容、更友好的商业生态，这里也包括社会化购物。要知道公知们制造眼球，商业价值却很低。而现实中谁不是偶尔吵架，正常生活才是常态啊。

痛定思痛，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微博这三年来在明显”去时政化“，这不是说放弃，而是不作为核心。明星、段子手也取代了公知成了最火的大V。神奇的是，2013年8月发生了薛蛮子事件之后，公知明显陷入了沉寂。这个巧合，只能说是天意。

因此，要复盘微博超越Twitter，首先就是因为二者的发展路线不同。推特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以新闻为核心的社交媒体，微博则去时政化，做成了丰富的社交媒体。

战略已定+执行到位，用西方人喜欢的说法就是The rest is the history（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抓住融合技术做巨型入口

硅谷曾讲过一个笑话，中国互联网的通用商业模式是C2C（ copy to china）。硅谷有什么，直接抄回中国就成了最大的模式。中国互联网行业以前热捧的产品理念就是“微创新”，号称微小的创新可以改变世界。它在一片舆论指责声中，为创新乏术的互联网兄弟们指明了道路，给足了底气，被周鸿祎等诸多大佬热捧。

整天只满足于“微创新”，显然是不够的。随着技术变革，互联网正在波及各个行业，传统行业都会同互联网融合，包括传统互联网公司本身。这个“融合”，并非简单停留在喊口号或者投资层面，而是洞察技术变革、重塑商业模式。

这几年来，内容方面最大的趋势之一就是多媒体融合。即文字和图片、视频甚至直播发生了深度的媾和。与此同时，就是我提出的”移动入口级产品巨型化”，即大量普通用户不喜欢装很多APP，而是习惯用最熟悉的APP作为入口去接入更多的新型服务。

2G时代，主要是文字内容的创作与分享，WAP类网站风起云涌；3G时代，是图文音频等初级多媒体的时代，社交媒体由此诞生并引领潮流；4G时代，意味着更高速完善的网络，用户快速制作、分享短视频的门槛被大大降低，必然引发多媒体与社交网络的深度媾和，新物种“短视频”（含直播）华丽登场。

实际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放眼全球，两大短视频应用Vine、Instagram分别依托于Twitter、Facebook两大社交平台，用户数都已经达到千万甚至破亿。正因为短视频分享是社交网络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大趋势，此类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如此热度，较之当年网络视频狂潮毫不逊色。

从传播学上讲，视频承载的信息量比文字、图片、音频更大。一般文字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形成记忆点，图片、音频的强度较高，视频则最高。这意味着对企业有更高的营销价值。短视频与门户及社交媒体间存在着天然融合的属性。一方面，短视频为门户和社交媒体贡献更优质、更具创意的原创内容，对社交媒体平台以文字、图片为主的媒介形式形成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门户和社交媒体为短视频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渠道，让优质的内容更容易被挖掘和传播。

相比Twitter，微博牢牢把握住了几次多媒体的技术变革，比如图片、短视频、直播。需要强调的是，很多非互联网行业人士并不知道，大火的9158、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等都是微博投资的企业。

这保证了用户无缝的良好体验，也给微博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护城河”。就像百度通过百科、知道、贴吧给核心业务搜索建立了护城河一样。

“点-线-面-体”建闭环生态

“生态”这个词很火，从阿里马云到乐视贾跃亭，从小米雷军到京东刘强东，都在提，都在搞。

相比其他成名已久的大佬，曹国伟相对低调。但不提生态不等于不搞，从现在看，微博的生态体系要比Twitter深厚的多，足以形成自家的闭环循环。

生态有三个层次，从单点开始延伸，纵向的是垂直生态链，横向的是异业生态圈，终极的是“生态链+生态圈”的复杂生态系统。藉此，企业完成了从点延伸到线、面和体的伟大进化。现在，微博就建立了从文字到图片、短视频、直播甚至网红、经济公司的完整生态。

实际上，生态的力量是最强、潜力最大的。其实，小米、乐视这几年在智能硬件领域先后现象级的崛起，本质上也玩的是生态。生态系统一旦做成，威力太大。生态做法，正是新经济的新商业文明。

反观社交媒体鼻祖Twitter最近几年举步维艰，几大金主退出竞购，其股价暴跌20%。连Google、苹果也不出手了。其实这两大霸主账上有很多现金，况且社交媒体正是其缺乏的。据分析，原因之一就是Twitter业务点比较单薄，只有一个社交媒体，缺乏生态的战略纵深和潜力。同时，还正遭到Facebook、Instgram甚至Snapshot的严重冲击。而中国的微博却风景这边独好，破100亿美金之后已经与Twitter市值持平，继而超越。

我在年度公开课“重创新”中反复强调：“一开始就做生态，是一种新玩法。它对资源的要求更多、操盘者功力的要求更高，执行难度的要求更大，但一旦做成了就是大成。”

微博市值超越Twitter，断不是一些人眼红的“因为局域网嘛”这个似是而非的原因，我敢说，Twitter即便能进中国也做不过微博。永远不要以自己的个体感受代表所有人。互联网，拼的是战略、是执行、是创新。

我一直认为，微博的社会价值远高于微信。有人甚至说“新浪微博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媒体，其推动中国进步能量超过了其他所有中国媒体的总和。”从这个意义讲，微博很悲情。微博配得上这个历史地位，营销价值也配得上这个估值。现在市值也终于回到了应有的位置。

最后说一句，以中国市场之大、需求之复杂、代际之更迭，容得下三到五个超级社交产品。

（作者介绍：重创新实验室创始人、乐视顾问。现担任多家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教练和上市公司战略营销顾问。曾任搜狗市场官、阿里巴巴市场总监、万达电商CMO。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

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究竟如何影响民主制度？

美国网络技术研究专家莱•舍基（Clay Shirky）认为，社交媒体正将人们联系起来，致力于政治改革，有利于民主化。《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则指出，社交媒体不会有影响力，很多网络用户发牢骚，写几句评论，就像在自家车上贴口号，不会有更多实际行动。《网络幻影：网络自由的黑暗面》的作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甚至认为，互联网是奥威尔的噩梦，便于专制政府监控市民，有利于统治者。

11月24日，英国牛津大学网络学专家飞利浦•霍华德（Philip Howard）教授在爱丁堡大学进行了公开演讲，对不久前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剖析，他认为，社交媒体正在扼杀民主。

一场“网络机器人”大战

几乎所有的美国主要政客都有自己的推特账户，做为现代社会的政客，不在社交媒体上做点什么，那一定会落伍。政客通过推特发布信息，和民众互动，抨击传统媒体的报道等。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推特更是成为特朗普为自己拉选票的重要工具。

推特上充斥着大量网络机器人信息（bots）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类信息依靠程序自动发推，在推特上大行其道。很多团队曾对这类机器人信息进行过研究，甚至指出推特上一半以上的推文并非来自真人，而来自机器人。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霍华德教授一直在研究推特上的机器人信息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这些信息已经成为非常强有力的“计算机宣传活动”（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的工具。

在6、7年前的选举中，这些机器人信息只是为政客添加粉丝，让某位政客看起来更受欢迎，现在，它们的用途却是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和推特用户互动、影响推特用户的决定。

很多社交媒体用户能够一眼辨别出哪些是机器人用户，但并非所有人。这类用户通常关注1000多人，但是基本没有人关注他们，或者是1000多人关注他们，但他们谁也不关注。霍华德教授发现，这类用户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通常不发任何推文，或只偶尔发一两条关于足球比赛结果的推文、荒诞的笑话等，但当它们被购买后，便开始积极的行使任务。它们在2、3周内，疯狂的发和任务有关的推文，比如，都是支持特朗普的推文等。这类机器人所发的推文也变得充满愤怒，和虚假新闻有关，或者故意攻击那些支持其他竞选人的推特用户。

实际上，大多数竞选者都会借助于机器人信息为自己造势、或攻击其他竞选人。很显然的是，特朗普（1620万）在推特上的拥护者比希拉里（1140万）要多。并且，调查表明，在选举日当天，支持特朗普的机器人所发布的推文的数量是支持希拉里的机器人所发布的推文数量的5倍。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机器人大军表现得更活跃，或者说嗓音更大。

竞选期间，推特上遍布机器人信息，以假乱真。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机器人信息起到了引导舆论、影响人们选举的作用。此前，美国雷德兰兹大学政治学教授范维克滕（Renee Van Vechten）也表示，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间的选举“是一场社交媒体的竞选”。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人们尚能比较容易识别出哪些推文是由机器人发布的，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总有一天，这类推文会以更成熟、更隐蔽的方式出现——人们甚至无法识辨这些推文是否来自自己的亲朋好友。

负面信息、假新闻影响大选

智囊团Demos调查发现，女记者、女知识分子特别容易成为网络喷子（internet trolls，注：在网络中指发表某种侮辱性言论挑起骂战，等待别人的攻击性回复）的攻击对象。而在这次竞选大战中，希拉里更是被骂声淹没。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维基解密接连不断地爆出希拉里和她团队的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扩散，而诸如“把她关起来”，称希拉里为“骗子”、“撒旦的奴仆”等口号，实际上是对希拉里的“侮辱”。之前，希拉里也曾形容对手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群无耻之徒”。霍华德教授认为，竞选双方相互谴责、对骂，这种消极、负面的竞选手段，是对民主选举的伤害。

同时，一些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蔓延。Buzzfeed编辑克雷格•西尔弗曼（Craig Silverman）统计发现，在美国大选投票的前3个月，Facebook上和竞选人相关的假新闻的受关注度超过来自《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传统媒体报道的受关注度。并且这些假新闻中的85%是对希拉里不利的，比如最著名的一条莫过于：一名参与调查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探员迈克尔•布朗在枪杀妻子后自杀。很难评估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这些虚假信息会对选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会产生影响。

在讲座中，霍华德教授指出，美国法律并未规定候选人如何从事竞选运动，除了一条规定是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不能和候选人的竞选团队进行沟通或协调。再就是，假如候选人攻击对手的信息基础设施，也会受到法律处罚。比如，在2002年的美国参议院选举中，托宾（Tobin）等共和党竞选人干扰对方党派提醒选民去投票的电话，托宾因此入狱。

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新闻，又加上社交媒体可任意分享的特性，即使寂寂无闻的网页也有可能获得广泛的受众。但是不同于传统新闻收集、编写和把关，这些网页中的新闻难免捕风捉影，有假新闻。Facebook和推特都表示要治理各自网络中的假新闻。对于推特而言，很容易找到并关闭发布假新闻的用户，对于Facebook而言，就比较复杂，因为他们依靠“电脑算法”选择新闻。

“电脑算法”有助假新闻蔓延

有句俗话：“坏新闻就是好新闻”，负面的虚假新闻总能够广泛传播。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大选中，Facebook上呈现了现任教皇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这则新闻的阅读量超过一百多万次，可之后澄清这则新闻是假新闻的信息却没有多少人阅读。

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Facebook的“电脑算法”（algorithm）。今年夏天，因为关注Facebook如何编辑选择新闻，几位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去Facebook参观，他们发现人工编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荒唐滑稽的新闻进行推荐，存在刻意打压保守派新闻的嫌疑，他们提出质疑。不久，Facebook炒掉所有人工编辑，而完全依靠电脑算法来选择新闻做为热门话题。

电脑算法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收集用户的所有状态更新，包括所转发的新闻，以及点的赞和评论等，这些数据会被转化为相应的分数，这个分数决定新闻能否成为Facebook的“热门话题”（Trending News）。

用电脑算法貌似很公正合理，然而没几天，新的问题出现了：电脑算法推送了一条福克斯新闻女主播梅根-凯利（Megyn Kelly）因支持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选举获胜而被公司解雇的热门话题。该新闻在Facebook上获得20万人点赞。但实际上是则假新闻。

之后，热门话题中的假新闻层出不穷。显然，电脑算法不能够识辨哪些是真新闻，哪些是假新闻。

霍华德教授认为：炒掉所有的人工编辑，而单纯的依靠电脑算法，这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审查电脑算法是如何进行的了。

截止到2016年11月，Facebook在全球拥有17.9 亿用户，这个数字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此前，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拒绝承认Facebook是媒体公司，而只是科技公司。在霍华德教授看来，Facebook就是一家媒体公司，而且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

Facebook申辩不生产新闻内容，而只是提供平台，传播用户的新闻。而在2016年，Facebook支付给新闻出版机构、名人等5千万美元，为Facebook平台拍摄视频。

数据隐私谁来保护？

竞选期间，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进行调查的消息发出后，支持特朗普的网络机器人并没有把这些消息推送给希拉里的坚定的支持者，而是推送给了一些关键州的犹豫不决的选民。几天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对希拉里提出新的指控，但是机器人信息并没有撤回之前的信息，也没有推送新的信息，而是继续向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推送“把她关起来”等对希拉里不利的信息。是谁在收集“犹豫不决”选民的数据信息，又是谁将他们提供给需求方？霍华德教授认为，这显然侵犯了人们的数据隐私。

社区网络研究者丹娜•博伊德（Danah Boyd）曾撰文表示：“在大数据时代，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隐私在什么时候被泄露出去的。”伴随大数据的发展，信息获取与隐私权益的冲突将会愈演愈烈。

欧盟对数据的保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1995年，欧盟通过了《数据保护指令》， 2002年，欧盟发布了《隐私与电子通讯指令》，2009年，欧盟通过了《欧洲Cookie指令》。2015年12月15日，欧盟执委会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都对个人数据进行保护。但是美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至今，美国并没有单一的法律针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进行保护。

针对社交媒体所面临的假新闻蔓延、数据隐私被泄露等情况，霍华德教授认为：不该指望某些平台、或者公司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要依靠法律，因为依法可以找到假新闻的源头，可以保护人们的数据隐私，可以对平台进行监管。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正如霍华德教授在爱丁堡讲座的结束语：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是的，但是，不一定非得是这样。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是的，但是我们可以阻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责任编辑：魏城）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令众多观察者大跌眼镜。在选前，民意调查机构普遍预测希拉里获胜，绝大多数国际主流（严肃）媒体也公开支持希拉里。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举尘埃落定后，很多人对选举结果的解读是，这是美国大众对精英投了否决票，甚至是精英被“打脸”，国际主流媒体被“打脸”。

但这种说法混淆了预测机构与媒体的功能。的确，许多民调机构的预测错了，但这一情况在各国选举中很常见。民调受复杂因素影响，“测不准”是常事。如果预测总是正确，选举的悬念又从何谈起呢？更需要指出的是，媒体报道、评论的性质，与民调机构的预测是完全不同的。媒体只负责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不负责预测。本次大选前，绝大多数主流国际媒体并未“预测”希拉里获胜，只是“建议”选民支持希拉里。

另外，用精英和大众（草根）这两个标签来笼统地指代希拉里与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够准确。数据并未显示，给特朗普投票的人，平均收入水平就比给希拉里投票的人低，相反，支持希拉里的很多是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族裔。更准确地说，最坚定地支持希拉里的“精英”，其实更多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的特征：几乎所有的国际严肃媒体，几百甚至上千名知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都公开呼吁选民为希拉里投票。这并不等于他们预测希拉里获胜，相反，正是因为看到了特朗普当选有很大可能性，也有很大的危险性，国际主流媒体与严肃学者才纷纷发声，试图阻止这一场景的出现。

同时，也不能笼统地说“媒体”都站在希拉里一边。本次选战中，虽然绝大多数严肃媒体在最后时刻纷纷表态支持希拉里，但另一种重要媒体——社交媒体，对选民心理和决策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竞选过程中，大量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虽然对双方不利的假信息都有，但通过夸大其词甚至造谣来丑化希拉里的消息更多，在社交媒体上泛滥成灾，不少来自带有白人至上主义色彩的极右翼网站。虽然信息垄断的被打破、信息自由总体上是一件好事，但是严肃媒体影响力减弱，迎合种族主义情绪与恶趣味、带有操纵性意图的信息增多，其对民主可能产生的毒化作用，也令人担忧。

的确，国际主流媒体在两位候选人之间公开明确表态、站队，这在美国大选历史上比较罕见。但这也是有原因的：特朗普这样的人成为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总统候选人，也是比较罕见的。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事。那些反对特朗普、建议选民投给希拉里的主流媒体，主要强调的是特朗普的危险性。同时，绝大多数如此建议的媒体，也客观、公正地指出了希拉里的不足之处，如精英派头、不够“接地气”、难以得到大众信任等。只是它们认为，相比于希拉里的缺陷，特朗普的缺陷更严重，也更危险。主要出于对社会负责的考虑，他们建议选民支持希拉里。

具体而言，第一，特朗普身上带有比较明显的反智、蒙昧色彩。特朗普鄙视自由世界几百年来沉淀下来的民主原则、族群交往规范、彼此尊重的社会伦理，也没有显示出对复杂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对复杂政策的把握能力，更愿意凭直觉做出简单化的判断。他拒不承认已被科学界普遍证实的全球变暖风险，拒绝履行美国在阻止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国际义务。他用一种比重商主义还要粗糙的零和思维看待国际贸易问题，违背国际经济学常识。经济学家通常被认为在社会科学界“偏右”，但这次破天荒地有370位经济学家发表公开信反对特朗普，不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吗？

第二，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主要依靠挑动族群对立和仇恨。民主（democracy）的字面含义是“多数人的统治”，但在现代自由民主制中，民选领导人必须成为一个超然于不同族群、利益团体之上的人，一个团结的民族国家的象征，必须发挥中立和居间协调的作用。把自己打扮为一部分人的代表，怂恿对“他者”的仇恨，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和民主的劣化、毁灭。的确，美国自由派强调的“政治正确”在实践中会出现一些机械、矫情的现象，但很多反对性别、族群歧视的人，也不一定赞同chairman必须写作chairperson，影视剧中的黑人绝不能是负面角色，边界开放无条件允许非法移民流入，屠宰场中的动物也要享受福利等。有的人觉得矫枉过正的地方，可以通过正常的利益博弈渠道来解决。而反对“政治正确”却是个无底洞，很多人很可能借机宣扬一些黑暗、原始的东西，导致族群仇恨和冲突，甚至更严重的种族隔离等问题，这是值得警惕的。

第三，特朗普的个性和脾气有很多不适于做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地方。特朗普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拒绝通过沟通与讨论来发现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在选举前夕甚至暗示，假如选举结果对自己不利，将不会予以承认，这已经冲破了民主政治的底线。他更多展现出头脑封闭而非头脑开放者的特征。一些人估计特朗普在入主白宫之后会改弦易辙，更负责任，但从特朗普迄今为止的表现来看，情况并不令人乐观。讽刺的是，在1930年代，也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希特勒是个“小丑”，最终将被“建制派”驯服。当然，特朗普不是希特勒，但他的很多竞选言辞和策略让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苗头是极为危险的。

对上述的特朗普的危险性，国际主流媒体已有连篇累牍的论述与强调。但最终，美国民众也许主要出于一种求变思维，选择了特朗普上台。希拉里自身的不受欢迎，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即使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国际主流媒体也没有以一种“成王败寇”思维扭头转变立场，而是坚守自己的原则，继续严厉批评特朗普，希望他能变得文明和负责任起来。毕竟，民主、文明、包容的建设筚路蓝缕，其毁灭却往往在顷刻之间。始终提醒这种可能性，维护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正是严肃媒体的职责所在。为了捍卫文明，严肃媒体既不会对权力屈服，也不会简单地对汹汹涌来的“民意”屈服，而是把理性视为唯一的“法庭”，把公共利益视为唯一的旨归。

当然，在经历这次的“特朗普惊奇”之后，国际主流媒体尤其是美国自由派媒体也在进行反思，比如自己是不是变得脱离大众了，是不是过于重视文化、价值观议题而忽视了经济议题，这种理性的反思有利于媒体自身的进步。但这种反思绝不意味着放弃曾经做出的深思熟虑、负责任的判断，更不意味着转而赞同特朗普的那些危险观点和理念。当然，假如特朗普在执政后受到宪政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约束，变成一个文明和负责任的领导人，主流媒体也会公正对待他。但只要特朗普的危险性一天存在，严肃媒体就一天也不会放弃自身的“警报器”功能。

就中国而言，目前来看，中国舆情对特朗普上台的反应显得有些过于乐观。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为美国“白左”受到惩罚而欣喜，还是梦想特朗普能把美国“搞垮”而让中国得利，都代表了一种幼稚的思维。本次选举不是一场稀松平常的美国政府换届，相反，特朗普上台很可能是世界史的又一个重大转折时刻。特朗普的上台意味着，我们可以幻想自己什么也不做、世界就会自动“进步”的时代结束了，一些更带有20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特征的迹象重新显现了。短暂的令人乐观的21世纪可能正在发生剧变，世界可能变得更加动荡而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少点盲目乐观，多点审慎和危机感。

（注：本文作者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推出Facebook以来的12年里，全球媒体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他在读本科期间创立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如今这个平台已是全球最大的新闻分销商之一。

印刷版报纸传统上受到物理分发成本的约束，相比之下，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具有以有限成本、甚至无成本方式跨境传播信息的威力。这给数以百万计的用户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好处，他们能够空前便利地获取信息。这也带来了责任。

鉴于Facebook在虚假信息传播方面扮演的角色所引发的争议，该公司要回避这种义务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美国大选之前，党派性网站发送的假消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很难衡量这些假消息影响选民的程度。但鉴于一半以上美国人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其中1.5亿从Facebook获取新闻），这明显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也并不只是Facebook感受到压力。聚光灯在周一转向谷歌(Google)，因为它在搜索排名中突出了一则虚假报道，称特朗普已经赢得民众选票。

扎克伯格辩称，Facebook是一家技术公司，而不是一家媒体公司。不像传统的新闻媒体有编辑来策划内容、检查准确性和保持平衡，Facebook让工程师编写算法，根据用户的历史偏好来选择新闻。扎克伯格不愿让他的公司担当真相的仲裁者。

谷歌、Facebook、Twitter、优步(Uber)和Airbnb从一开始就采用的网络商业模式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它们都是“轻资本”的。围绕这些网络究竟如何被使用的道德和财务责任不那么清楚。这有一定道理：如果有人打电话威胁你，你不能责怪电话公司。

随着这些企业发展壮大，它们的责任负担也随之加大。就连Facebook员工也发现该公司的辩护缺乏说服力。其中一些人成立了一个非官方工作组，调查他们的平台在传播假消息方面起到的作用。

Facebook不只是一个21世纪的报刊亭。它在传播信息、鼓励信念和观点相似的人们在彼此之间分享新闻方面，发挥着复杂得多的作用。

对于把一切都扔给算法这种做法的固有危险，已经得到了默认。Facebook和谷歌两家本周已采取行动，限制在散布假消息的在线平台上投放广告。如果这两家公司能够分辨哪些网站在传播错误信息，那么它们也应该在屏蔽掉那些公然谎言方面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这不是一次性的选举戏剧。随着某些政界人士不择手段地吸引支持，发现事实正变得更加重要。

调整技术、使其起到监督作用，这里的挑战是艰巨的，而Facebook和谷歌这样的公司担心干预内容的性质会被指责存在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们必须肩负起区分真伪信息的一部分责任。

译者/和风

从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头条文章来判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时常处于严重的麻烦之中。

“专家”认为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遭受了脑损伤。或者她可能正试图隐瞒自己酗酒和吸毒。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最终发现了她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的犯罪证据，她还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起诉，不过纽约警察局(NYPD)在发现了她与洗钱和涉及侵害儿童的性犯罪有关的令人震惊的证据后，可能率先出击。

在记忆中这场最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到达白热化的时候，互联网上也在进行一场竞赛。铺天盖地的假新闻——许多旨在损害希拉里的形象或抬高她的对手——只是家常便饭。其中包括阴谋论、误导、偏见、骚扰和仇恨言论，这些内容被制作出来专门在如今成为大众传播和媒体消费核心的数字网络上散播。

据批评人士称，随着长久以来的党派分歧日益激化，数字化平台促成了一种危险的部落文化。同时，这些平台还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对传统媒体渠道的信任，两极分化的选民中的许多人发现，他们早已持有的偏见和毫无根据的怀疑很容易找到支持。

大选后的余震使得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饱受批评——特别是Facebook和Twitter——并促使它们承认需要改变现状。“在科技行业，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纽约的科技投资者约翰•博思威克(John Borthwick)称，“这些平台处于我们民主的核心。有些事情开始错得离谱了。”

千夫所指

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后爆发的强烈反弹集中针对假新闻：伪装得像真正的新闻文章一样的虚假报道，其来源有时是专门为造假而捏造的。其中部分所谓的新闻在Facebook上疯狂传播、在Twitter上被广泛转发或者被谷歌(Google)的搜索算法推广，最终成功渗入了大众的政治讨论中。

其中包括一篇来自子虚乌有的刊物《丹佛卫报》(Denver Guardian)的“报道”：一名被疑泄露了希拉里私人服务器上邮件的FBI特工被发现死于谋杀或自杀。凭借Facebook标志性的新闻传播速度，这则新闻在该社交媒体上以每分钟100次的分享速度迅速扩散。

并非所有的虚假消息都有利于那位共和党候选人，但大多数假消息确实如此。新闻网站BuzzFeed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美国大选最后3个月Facebook上引发最多网民参与的20条虚假消息中，有17条要么支持特朗普、要么反对希拉里。虚假报道还触及了另一个痛点：Facebook用户参与这些虚假报道的程度，超过对几家传统媒体公司最热门的20篇报道的参与。

Facebook上虚假新闻的病毒式成功传播、以及此类文章的分享使得竞选局面向特朗普倾斜的可能作用，在该公司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担忧。

“现在人们对大选结果很焦虑，有人质疑Facebook和其他企业可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名知道该社交网站内部讨论情况的知情人士称。

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上周表示，当不再可能分辨“是与非，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

在硅谷，占主导的自由文化仍然因大选结果而处于震惊之中，有人开始指责这些世界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在大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人们需要站出来指出这些平台实际成为了双方的宣传机器，”成功的创业者、如今身为Y Combinator投资人的简彦豪(Justin Kan)说，“硅谷领袖应该呼吁Facebook做正确的事。”Y Combinator为互联网初创企业提供资金。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反驳了很多批评，同时承认确实“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阻止虚假新闻传播。在大选后几天，他声称，认为虚假报道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大选结果，是“相当疯狂的想法”。但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得他在上周末制定了一些该网站将采取的措施，以解决该问题。

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大选后采取这些措施，突显了他们承受的行动压力。上周，谷歌和Facebook采取行动禁止其广告出现在带有虚假新闻的网站上，这一迟来的举动是为了削减说谎网站的利润。Twitter暂停了一批与美国右翼极端组织有关的发表仇恨言论的“另类右翼”(alt-right)账户。

自大选以来浮现的证据表明，数字平台将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铲除其系统内的不实消息和骚扰信息。这些平台不仅接收了虚假新闻，还容忍了更广泛的欺骗行为。

据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互联网学院的教授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表示，模仿人类发帖的自动系统bot，在很大程度上对Twitter上虚假新闻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称，在所有有关大选的Twitter帖子中，约有五分之一来自发出大量帖子的账户，明显表明这些账户是bot而非真正用户。

“数字化开脱”

谷歌的算法也表现出漏洞。例如，有关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常常是右翼攻击的目标——去世的虚假报道已经出现一周了。

但11月20日在谷歌上搜索“乔治•索罗斯”，这条报道仍然出现在谷歌搜索结果首页新闻栏的首位上：“爆炸新闻：乔治•索罗斯去世”。该报道来自一个名为“事件编年史”(Event Chronicle)的网站。

Facebook的扎克伯格称，该网站传播的新闻中只有1%是假新闻。但是考虑到如今将近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该网站作为新闻获取渠道，该数字代表着相当庞大的传播量。此外，霍华德称，在Facebook上运营的bot小组的位置表明，大量虚假信息都是针对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的Facebook用户，这可能扩大了虚假信息的影响力。

数字化平台没能阻止潮水般的不实信息，这使人想起了传统媒体世界的抱怨——数字化企业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他们被指责在保护版权问题上所做的一样。

谷歌、Facebook一直拒绝将自身描述为应对所发布内容负责的传媒公司或出版机构。

“这些公司在进行‘数字化开脱’，”新闻集团(News Corp)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表示，“他们当然是出版机构，作为出版机构有责任保护并突出消息来源。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一些伟大的报纸一直坚守这一神圣的职责，你不能仅靠声称‘我们是一家科技公司’就让自己免于承担这一职责或合规成本。”

伴随最近出现的其他丑闻（如Facebook错误的计算方式导致其视频广告的观看次数被夸大），对假新闻的愤怒加强了要求互联网公司视自身为传媒公司的呼声。

“计算方式、假新闻、极端内容等问题突显出，新媒体或社交媒体公司并非科技公司，而是媒体公司，”世界最大广告集团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表示，“它们应对自家数字渠道的内容负责。”

然而，互联网平台遵循的商业准则可能不会给他们任何激励来承担此类责任。清除虚假信息“一直都非优先事项，”博思威克说，“内容往往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正是更多分享、更多连接。”

Facebook一名前员工也表示，公司的管理方式或许加剧了假新闻的传播。Facebook的工程师们只关注提高“参与度”——点击、点赞、评论、分享——作为评估所有新功能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新功能通常要经过6个月的“密集测试”才能发布，在此期间，提升这些指标的压力很大。

“参与度就像毒品，”Facebook一名前经理表示，“没人受到激励去批判性地思考意想不到的长期后果。”

这或许还带来了“过滤器泡沫”问题——让用户处于一个大家都持相似观点的回音室中。

更糟糕的是，追求参与度本身可能会加剧这一问题，增加愤怒、仇恨以及不准确信息的流动。简彦豪表示:“有很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分享的未必是他们调查过的信息，而是那些激起他们情绪反应的信息.”

博思威克还表示，那些带来最强烈反应的帖子“是新闻推送的最爱”。因此，Facebook的工程师们有动力将这些新闻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这助推了那些深化政治分歧的信息的传播。

改善空间

还不清楚互联网公司将在多大程度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注意力已经投向用来清除假新闻的算法，许多专家认为这一领域有改善空间。

扎克伯格并未提及批评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Facebook是否应该雇用人工编辑。博思威克等批评人士表示，考虑到社交网络的规模，利用人工对内容进行详细过滤是不现实的。

但他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互联网公司还是应聘请“公众编辑”，后者能帮助在产品设计及其他影响他们服务使用方式的问题上确立准则，塑造思维。

此类呼吁可能仍旧得不到理睬。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助理教授本•埃德尔曼(Ben Edelman)说：“他们打造的文化与他们雇用的人”意味着Facebook等互联网公司根本不会认可有必要建立编辑敏感性。

文化上的鸿沟更深。在Twitter上，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使得该网站对清理网络骚扰一直犹豫不决，该公司上周才迟缓地采取新控制措施防止欺凌、种族主义和妇女仇视，尝试弥补这一缺陷。

扎克伯格也持类似的立场，他认为Facebook更多是一个沟通平台，而非一家传媒网站。“我们相信要让人们发声，这意味着支持让人们随时随地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东西，”上周他写道。

但在一个互联网用户的声音被突出的世界，传统权威变得无声。上周在接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采访时，奥巴马抱怨称，在Facebook页面上，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对全球变暖的阐释看上去并不比一个收了钱的气候变化否认者的言论重要。

他补充道：“人们传播错误信息、胡编乱造的阴谋论以及用极为负面的言论抹黑反对者、并让其无法进行任何反驳的能力已经大增，这将加剧选民分化，使得正常的对话都变得非常困难。”

在这场存在严重分歧的美国大选后，Facebook的用户正进一步退入他们的“过滤器泡沫”。霍华德表示，失败的痛苦使得失败一方的许多人已在大量“解除与投票支持对方候选人的人的好友关系”。

结果很可能在不同群体间造成更深的裂隙。这只会加剧一种氛围：很多人都太容易相信关于反对阵营的最具偏见或最不准确的信息，并大声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