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全球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巴贾亚什里•尼姆巴尔卡尔（Bhagyashree Nimbalkar）女士目前正在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东亚研究中心攻读中国研究博士学位。2024年1月至2025年8月期间，她曾在新德里中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实习生。在该研究所任职期间，巴贾亚什里负责社交媒体部门的相关工作，协助开展发布工作，同时以更广泛的职能为研究团队提供支持，包括解决技术难题。她的工作让她有机会参与有关中国在金砖国家（BRICS）、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BRI）及其他多边框架等国际机构中角色演变的当代辩论。她的中国研究学术之旅始于其政治学硕士阶段，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她的博士研究计划聚焦于“中国高科技创新集群”。她对中国在技术和产业创新方面的进步深感着迷。她的研究兴趣还包括科技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国有企业（SOEs）的运作及其全球影响力，以及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发展援助方式。她还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
以下是访谈实录。
巴贾亚什里•尼姆巴尔卡尔（Bhagyashree Nimbalkar）问：多年来你深耕中国研究，重点关注中国高科技创新集群，且成长于印度科技集群及信息技术中心普纳，对印度科技产业发展十分熟悉。结合中印两国的技术优势与产业特点，你认为两国在高科技、半导体、高科技创新集群等领域存在哪些核心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如何能成为缓解两国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纽带？
尼姆巴尔卡尔：中印两国在技术发展与产业结构上具有显著的互补性，这可作为合作的基础。要理解这种协同效应，需审视两国在当代全球技术格局中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与共同面临的挑战。印度的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非传统路径，直接从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经济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本质上跳过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传统制造业阶段。这一飞跃催生了强大的信息技术服务产业、软件开发生态系统和业务流程外包领域，使印度成为全球技术服务中心。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以经济特区为核心，推动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增长。
尽管印度的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但两国在高科技创新方面均展现出卓越能力——全球创新排名中，两国均有创新集群跻身世界前100名，这便是明证。两国都培育了蓬勃发展的创业生态系统、人工智能研究能力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技术平台。然而，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关键的共同挑战：发达国家通过知识产权框架实施的限制性技术转让政策。印度在制药行业深受其影响，专利保护限制了民众获得平价药品的渠道，也制约了国内先进医药产品的生产。中国在半导体制造领域也面临类似障碍，最突出的是进口生产尖端芯片所需的先进光刻机受到限制。这些出口管制（尤其是对极紫外光（EUV）光刻机的获取限制），成为中国实现半导体雄心和技术主权的重大绊脚石。这一共同困境为中印合作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两国可携手推动国际知识产权框架改革，以促进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等多边论坛上，共同倡导修改专利制度、强制许可条款和技术共享机制，中印两国可凭借其联合经济实力，代表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利益。
务实合作可超越倡导层面，延伸至实际的技术开发伙伴关系。印度的软件专业能力和算法开发优势，可与中国的硬件制造实力互补，打造一体化技术解决方案。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项目，既能整合资源，又能减少对西方技术供应商的依赖。此外，建立双边科技园、研究人员交流项目和联合创新基金，可将合作制度化，同时增进科学界之间的信任。此类举措将在两国培育出致力于维护积极双边关系的利益相关群体。
问：近年来，中印两国在经贸领域出现了一些摩擦与分歧。结合你所学的相关课程（如《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对中印产业的理解，你认为当前中印经贸冲突的核心诱因是什么？两国应采取哪些务实措施，以解决经贸分歧、实现互利共赢？
尼姆巴尔卡尔：中印经贸紧张局势源于结构性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导致了持续的失衡和战略担忧。印度政府将巨额贸易逆差视为驱动双边经济冲突的核心诱因。这一逆差每年均达数十亿美元，始终对中国有利，反映出双边贸易关系存在根本性失衡。
解决这些贸易分歧的务实方案，需要双方协同努力，通过扩大印度对华出口来减少逆差。这就要求印度跳出大宗商品出口的局限，转向其具有竞争优势的高价值领域。信息技术和软件服务领域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首要机遇。印度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业务流程管理和数字服务方面拥有全球公认的专业能力，这能够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高端技术解决方案需求——尤其是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需要符合国际标准的软件能力之际。中国可通过降低印度软件企业的监管壁垒、认可印度信息技术认证、鼓励中国企业将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给印度企业等方式，为印度信息技术产品出口提供便利。在软件开发、云计算、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既能利用印度的人才储备，又能支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目标。此外，医药出口是另一个潜力巨大的领域。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可为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提供平价药品，尤其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需求增长的背景下。扩大印度医药产品的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认可印度药品监管标准，可显著推动印度医药出口。农产品（尤其是有机食品、巴斯马蒂大米、茶叶和香料）具有进一步的出口潜力。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印度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机遇。降低植物检疫壁垒、加快认证流程，将为这类贸易提供便利。
制度机制同样重要。建立双边贸易失衡监测委员会、打造透明的争端解决机制、定期举行专门聚焦贸易平衡问题的部长级对话，可将解决不对称问题的努力制度化。在中国设立专门面向印度出口商的经济特区，提供简化的海关流程和优惠待遇，可鼓励印度企业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投资流动可作为贸易再平衡的补充。鼓励中国投资印度制造业——尤其是中国具有优势的领域，如电子组装、零部件制造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等，将实现技术转移、创造就业岗位，并有可能带来出口机遇。
问：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学者，你认为当前中印关系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这些挑战（如地缘政治和认知层面的挑战）会影响两国在高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吗？你有哪些针对性建议来缓解这些挑战？
尼姆巴尔卡尔：我认为边境问题确实会影响中印关系，但有趣的是，双边贸易数据并未将这些紧张局势视为首要关切。尽管实际控制线沿线不时出现军事对峙，且印太地区存在战略竞争，但贸易量依然保持可观，这表明经济务实主义往往会超越政治摩擦。根据我的分析，经济关系更根本地取决于各国在管理全球经济的贸易组织和多边机构中的互动方式。真正的摩擦点并非仅来自双边争端，而是源于中印两国在这些制度框架内的互动模式。
有两个具体问题能体现这种紧张局势的制度层面。首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印度提起诉讼，引发了重大摩擦，尤其是在涉及损害印度电动汽车制造业利益的措施方面。这些WTO争端挑战了印度的产业政策自主权，以及其通过保护措施、补贴或本地含量要求培育战略产业的能力。在印度看来，此类法律挑战不仅仅是贸易分歧，更是遏制印度制造业雄心和技术发展的企图，与双方承诺的互利发展直接相悖。其次，中国在金砖国家（BRICS）倡议中对巴基斯坦采取的优惠投资态度引发了印度的担忧。印度认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过度财政支持——尤其是穿越争议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基础设施项目——是出于地缘政治动机，而非经济合理性。当这种优惠态度出现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印度本应是平等伙伴）时，会破坏信任，并强化“中国优先考虑战略遏制而非真正合作”的认知。不过，这些挑战可以通过针对性谈判解决。关于WTO争端，中印两国可建立双边协商机制，在升级为正式争端解决程序之前解决贸易关切。这需要两国商务部定期对话，讨论产业政策、及早识别潜在冲突，并寻求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中国可考虑撤回或修改直接针对印度战略产业发展的WTO诉讼，认识到印度制造业的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金砖国家投资模式方面，中国可通过平衡各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确保印度在互联互通项目、科技园和产业发展方面获得同等关注，以此体现对平等伙伴关系的承诺。制定透明的金砖国家资金分配标准，并让印度参与决策过程，将缓解对“存在偏见”的认知。
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变化，更侧重于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结合你的国际关系学术背景和中国研究经验，你如何评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在这样的战略格局下，印度应如何把握自身定位，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关系？
尼姆巴尔卡尔：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优先事项的根本性调整，对中印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以往主要聚焦军事遏制和反恐的版本不同，新版战略强调经济复苏、再工业化、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加强边境安全。这一战略转变将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主要重新定位在经济层面，为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这种调整通过多个渠道影响中印关系：美国强调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加大了构建替代供应链和制造中心的力度，而印度成为其首选合作伙伴之一。然而，这加剧了中印双边关系的紧张，因为中国认为印度与美国经济倡议的合作是在与中国对抗。印太框架表面上关乎地区安全，实则将印度定位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力量，这给印度与中国就经济合作开展建设性对话带来了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