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中方再度出手，扩大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措施，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新增20家日本实体至关注名单。而在6月22日，中国也宣布对10家美国公司禁止两用物品出口，以报复美国将多家中国头部企业列入新增的涉军企业清单。
虽然中国这几年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但外界也看到，北京对认为冒犯它的国家，表现却是越来越不客气。尤其对美日，采取了对等报复乃至主动报复的姿态。
传统的中国外交对认为别国（主要是西方国家）侵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常见的做法是强烈抗议、严正交涉、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可很少真正看到会采取什么反制措施，这既与中国反制工具少有关，也受中国的外交哲学影响。中国文化向来强调“和为贵”，“和为贵”在外交上的表现就是不太主张以力压人，甚至有些息事宁人，但大概从5年前开始，中国不再只是口头抗议而不采取行动，尤其对美国，针锋相对，你制裁我企业，我就制裁你企业；你限我技术，我就限你稀土。
如果把传统的中国外交形容为“老好人式外交”，今天的中国外交则可称为“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外交”，绝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被动挨打，以战止战。这在中美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北京能忍则忍，甚至不能忍也强忍，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不开第一枪，但绝对不会不开第二枪。这几年，中国对美国就既有外交反制，也有出口管制；既有不可靠实体清单，也有关键矿物管制；既有对军工企业的制裁，也有对美国国会议员、智库和相关机构的制裁。美国受到中国的制裁和限制之多，在中美建交以来是前所未有的，放在冷战以后的美国历史，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对综合国力弱于中国、但又有美国同盟加持的次强国家，北京出手也越来越果断。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后，北京认为日本冒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先是外交抗议，然后是旅行限制，在高市拒不收回言论也不道歉的情况下，北京不断加码反制措施，从企业、经济、关键原材料到军事，几乎全面制裁，冻结和日本的官方往来，一点情面都不给。中日关系比中美关系还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中国外交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首先缘于实力的增长。没有实力，现实主义只能是口号。过去中国也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真要“犯人”，手里没有足够工具，也“犯”不起来。今天不同了。中国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供应链地位，有稀土等关键资源和材料的控制能力，有电动车、光伏、电池、无人机、港口、通信设备等产业优势，也有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法律工具。实力变化带来工具变化，工具变化又改变外交行为。所以北京现在格外强调外交要有斗争精神。
现实主义外交也和“百年变局”的判断直接相关。在北京看来，世界力量结构正在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西方不再能单方面决定国际政治规则，中国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规则的对象，它的崛起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一部分。既然时与势已经不同，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用过去的低姿态、忍耐型外交来处理外部压力。
换言之，在中国语境中，“百年变局”意味着大争之世的到来，故而，“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仅对所谓损害中国的利益，要敢于反制，也要敢于使用中国的力量，去改造世界。北京认为中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只能争取“和平发展环境”的国家，而是一个可以塑造环境、改变规则、制造成本的大国。过去的中国外交，核心任务是为国内发展争取外部空间；今天的中国外交，要用国内形成的实力去改造外部环境。一个是适应世界，一个是重塑世界，差别就在这里。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同时也是在遵循中国领导人的底线思维模式。底线思维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必反制”。在北京看来，外部世界尤其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中国对一次制裁不反击，对方就会认为制裁中国没有成本，北京仍然怕冲突，付出代价。于是，下一次试探就会更进一步。底线思维的本质，就是不能等到底线被突破以后再反应，而是要在对方逼近底线时让它感到疼。
可以说，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近乎惯例化的做法：凡制裁，必反制；凡围堵，必反围堵；凡把中国企业政治化，中国就把对方企业安全化。反制的意义不只是报复本身，更是建立一种外交信用。北京要让对手相信，中国不是每次都会忍，也不是只会口头抗议。只要你出手，中国一定还手。哪怕一次反制的实际杀伤力有限，但长期来看，它会改变对方的风险计算。
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国外交毫不含糊的现实主义主要是就认识和态度来讲的，也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要清醒，而不应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具体到现实外交，北京虽然强调斗争，也讲究斗争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对实力明显比自己弱的南方国家中那些想跟中国扳手腕的对手，北京的报复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克制，而非往死里打。
菲律宾就是明显例子。从北京来看，菲律宾这些年在南海的动作已经惹得中国非常不快，若按纯粹强权逻辑，中国完全可以用更强烈的军事方式教训菲律宾，但北京没有这样做，最多是在灰色地带不断给菲律宾加压。它是要让菲律宾的每次冲动都付出更高成本，但又不主动跨过战争门槛。在这方面，北京表现出了相对克制的一面。巴拿马也是类似例子。围绕运河两端港口经营权问题，北京没有采取军事或外交断交式手段，而是通过港口检查、船舶滞留、经贸压力等方式表达不满。它同样说明，中国对中小国家的报复并非没有压力，而是尽量把压力控制在非战争和非断交层面。
这种相对克制让中国现实主义外交形成了分层结构：对美国这样的强国，追求对等反制；对日本这类有着历史恩怨和现实领土争议的、又在台湾问题上不断靠前的国家，则采取更强烈的惩罚性反制；对菲律宾、巴拿马这样的中小国家，在高压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克制；对欧盟这样的集团，追求精准分化，同时也准备对等报复；对全球南方，则继续使用传统外交话语争取。它不是见谁都打，也不是对谁都忍，而是按照对象、议题、力量对比和战略后果来决定反应等级。
这种外交有其效果，它改变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期，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只会抗议的大国，但也有风险。反制工具用得越多，对方就越会寻找替代。稀土牌越有效，美日欧越会加快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市场牌越常用，跨国企业越会考虑分散风险；海上灰色地带压力越大，东盟国家越可能接受更多美国安全存在。现实主义可以制造威慑，也会制造反威慑。中国必须在让对方疼和不把对方彻底推向对立之间，掌握分寸。
因此，今天中国外交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它变得强硬，而是它怎样变得强硬。若只是简单强硬，那不过是大国脾气；若能在强硬中保持节制，在报复中保留余地，在斗争中避免失控，那才是成熟的大国现实主义。中国现在正在走向这条路，但能否真正走稳，还要看它在美国、欧盟、日本、菲律宾等不同方向上的分寸感。现实主义不难，难的是讲策略、有克制的现实主义，让报复服务于战略，而不是让战略服从于报复。
（注：作者是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