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越亚欧大陆的创新涟漪
7月的最后几天，我在安徽合肥出差。漫步在波光粼粼的天鹅湖畔，优美的风景与周边林立的高新企业大厦交相辉映。我和当地同事正热烈地讨论着这座城市近年来引以为傲的两个硬科技标杆——在资本市场引发轰动的长鑫科技，以及位于科学岛上探索人类终极能源的“人造太阳”。
这片绿地与创新交织的景象，让我的思绪不禁飘回了去年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英国伦敦。当时，我参与了中国商务部代表团在伦敦举行的“2025投资中国英国企业圆桌会”。在行程中，代表团特意前往伦敦牛津街，拜访了英国最领先的能源企业——章鱼能源（Octopus Energy）。
这家新能源公司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并非传统的重资产发电厂，而是主打清洁能源，以动态电价套餐和智能设备自动化为核心机制，凭借AI算法成功引导用户在绿电充裕或用电低谷时段错峰用电，从而大幅降低了能源成本。短短几年间，章鱼能源迅速抢夺了英国乃至欧洲的市场份额，跃升为欧洲首屈一指的能源巨头。在座谈中，他们展现出了强烈的对华合作意愿，极其渴望在技术开发和“虚拟电厂（VPP）”领域与中国展开深度合作。
之后不久，英国商务代表团回访中国。他们走访了北京CBD等核心商务区，并前往浙江考察了宇树科技和正泰集团，与中国政商界人士进行了深度座谈。当时的中国，关于虚拟电厂的顶层政策文件刚刚出台，外商在此领域的合资合作尚属一片有待拓荒的蓝海，甚至还没有诞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然而，商业的流转速度总是快于外界的想象——不久后我便在新闻中得知，章鱼能源已经与中国明阳智能签约；前几天，他们又与正泰集团正式签约，共同开发虚拟电厂。
思绪拉回天鹅湖畔。身边的同事正在为我拆解长鑫科技与“人造太阳”背后的“合肥模式”密码：以“基金+股权+产业”为核心，用风险投资思维发展高新产业。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变身“超级投资人”，靠专业判断和耐心押注优质企业；企业成功后，政府不但能获得丰厚财务回报，还能将高科技产业链完整引入本地（当然，若投资失败也要承担亏损风险）。
听罢，我脑海中闪过近期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的词汇：这种政府与资本深度结合的产业政策，在那些习惯攻击中国的某些政客眼中，会被贴上“扭曲市场”的标签吗？会被他们归咎为引发所谓“中国冲击2.0”的原因之一吗？
带着这个问题，我特意采访了远在伦敦的现任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经济研究主管柯林•埃利斯（Colin Ellis）。他对“合肥模式”给出了与我猜想截然不同且极具启发性的评价。他认为，首先，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确实需要一种将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深度融合的“全系统方法（whole-system approach）”，且各方需专注自身专长。其次，这种模式要真正奏效，需要纯粹的“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这意味着必须超越常规风投的短视周期，并采取恰当的投资组合策略。但他指出，其他地方（例如美国）的国家资金更容易受到政治周期和人为干预的影响——比如共和党上台后往往会推翻民主党人的项目，因此其他国家并不一定能轻易复制这个“中国模式”。埃利斯坦言，西方经济学家们也在深入研究这一模式，甚至建议在本国引入这种机制。
二、寻根溯源：被建构的“中国冲击2.0”
带着对这种认知落差的好奇，我开始对“中国冲击2.0”寻根溯源。
我翻阅了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报告和听证会材料、美联储的工作论文，再结合2024年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前后的《华尔街日报》以及2025年7月《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冲击”的最核心报道。我发现，从2024年起，一条从美国蔓延至欧洲、从学界至政界的叙事逻辑慢慢浮出水面。
从历史上看，“中国冲击1.0”这一概念，是由大卫•奥托（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和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等经济学家在2013年前后通过学术研究系统化提出的，主要描述2001年中国入世后至2010年代初，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和蓝领岗位的冲击。
而“中国冲击2.0”，则是在2023年底至2024年间迅速成型，并成为西方讨论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竞争时的核心理论框架。2025年7月，大卫•奥托和戈登•汉森再次在《纽约时报》撰文，将这一概念全面带入大众视野；同年11月，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并举行系列听证会，将该议题推向高潮。在西方的官方叙事中，指控的要点高度统一：中国内需不足，依靠政府补贴催生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进而将这些过剩产能向全球倾销。
但如果你仔细阅读大卫•奥托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位“中国冲击”概念的鼻祖，其真实态度与其说是把一切归咎于中国（Blame China），还不如说是对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文中，奥托的逻辑非常务实：单纯的贸易壁垒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提出，美国在加强与盟友协作的同时，更应当放下身段，学习中国“风投+政府”推动创新的模式。他甚至主张鼓励中国企业赴美建厂，用“鲶鱼效应”来倒逼美国本土企业的竞争意识。此外，美国需要在能源、航运、STEM（理工科）教育上加大投入，大力引进国际人才，并在体制上建立一个“如同美联储一般独立”的战略投资机构来促进创新，以确保在半导体、稀土等关键领域的长期投资。
读完这篇文章，我的第一感受是：这是一篇针对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檄文。文中的核心论点，几乎全盘否定了美国现行的关税、能源、贸易、创新与移民政策。在文章末尾，奥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真正冲击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AI）技术，欧美亟需在增强社会保险和再教育体系上未雨绸缪。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中国冲击2.0”在这些美国顶级智囊口中，更像是一个父母为了鞭策自家孩子而刻意树立的“别人家小孩”的话术。
三、“中国机遇2.0”：市场、创新与技术的全球红利
面对西方甚嚣尘上的“产能过剩”与“冲击论”，中国政府给予了清晰的回应。2026年7月28日，商务部正式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而在此前的6月底，中国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更是针对性地向世界勾勒出了另一幅图景——“中国机遇2.0”。在他的发言中，展现了“中国机遇2.0”的三大红利。
首先是市场红利。庞大的中国内需市场并非“停滞”，而是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变——从规模扩张转向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对于全球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市场、扩大对华投资以及深嵌中国供应链，依然是实现规模效益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众多跨国巨头仍坚定布局中国。我亲历的伦敦“投资中国”、“出口中国”活动以及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上，无论是从事商品贸易的苏格兰威士忌、小布自行车（Brompton）、荷柏瑞（Holland &Barrett）保健品，还是从事服务贸易的英国各地旅游局、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顶级银行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在中国市场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这一市场磁吸力的最佳证明。
其次是创新红利。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单纯的“制造基地”演变为全球的“创新联合开发中心”。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德国大众汽车正在安徽合肥重金打造其德国总部以外的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集中开发中国纯电动车业务，这里甚至被业界敬畏地称为大众的“东方狼堡”。与此同时，前文提到的章鱼能源带着先进的AI算法跨洋而来，与浙江的正泰安能在中国大陆市场开展虚拟电厂的全方位合作。外资真正看中的，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产业链协同效率与海量数据应用场景。
最后是更可及的先进技术和更普惠的成果红利。中国总理李强明确表示，中国坚持开门搞创新，许多创新走的是开源路线，中国在硬科技和前沿技术上的突破，正在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以AI为例，最近英伟达CEO黄仁勋在X平台开设账号，发文大力倡导开源生态，而中国本土的大模型（如Kimi 3）正是在这种开放竞争的生态中迅速迭代。再看合肥的未来能源“人造太阳”，这种造福全人类未来的可控核聚变技术，已经完成全球体积最大、重达582吨的环向场超导磁铁验收，并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目标在2030年前后演示核聚变首次发电。目前，中国科学院的燃烧等离子体国际科学计划已吸引了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参与；中法、中俄、中美及国际聚变能联合中心相继落成并运行，正源源不断地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结语：从“老三样”到“新新三样”的时代隐喻
站在2026年年中的节点回头望去，这一年中我亲历的章鱼能源落子中国、合肥执行力极强的长鑫科技、向着未来迈进的“人造太阳”、以及惊艳迭代的Kimi 3，都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注脚。
过去，中国出口的支柱是家具、服装、家电这“老三样”；过去几年，引发西方巨大焦虑的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这“新三样”。而眼下，随着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作为“新新三样”的强势崛起，中国产业正在向人类创新的最前沿拓展。面对前两次产业升级，西方先后抛出了“中国冲击1.0”和“中国冲击2.0”，我不禁想：是不是再过一阵子，又会有一个针对“新新三样”的“中国冲击3.0”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在翻阅西方经济学界的论述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西方曾经高举“效率优先与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大旗，指责中国出口对美国本土制造业构成冲击；但如今，美国和欧洲却分别推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和《欧洲芯片法案》。他们不再笃信纯粹的自由市场，反而转向了与中国类似的“战略产业政策与经济安全优先”的路径。
正如大卫•奥托自己所言，只要中国拥有资源、耐心和进行激烈竞争的自律，中国就会保持优势。他呼吁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企业赴美建厂以形成“鲶鱼效应”，甚至建议美国学习“中国模式”，设立类似美联储的独立机构，对创新领域进行国家级风险投资。
这些鲜活的案例和理性的反思都在印证一个事实：当旧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走向失效时，所谓的“中国冲击2.0”，在那些为美国制定发展规划的战略家眼中，实则是对美国自身体制的深刻反省与鞭策。而在那些愿意拥抱变化、寻求合作的跨国企业眼中，这更是不可错失的“中国机遇2.0”。
对于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家而言，沉溺于竖起高墙防御“冲击”，终究是短视的。唯有在竞争中学习，在合作中共享技术与创新的红利，才是通向下一个十年的唯一正途。
(注：杜毓斌现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制片人、主编。他曾在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分别驻站6年，聚焦中美、中欧关系报道，从事中国国际传播和新媒体领域工作超过16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邮箱：duyubin@outlook.com。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