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下旬，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了《科学：新的黄金时代》的报告，向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未来政府公共基金资助科研事业的全面愿景与政策框架。大约在81年前的1945年7月，万尼瓦尔•布什向时任总统杜鲁门提交了被誉为奠定美国战后科技秩序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这一科技秩序简单而言就是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商业转化。这一报告催生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为美国赢得战后科技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如今这份《科学：新黄金时代》针对美国政府公共基金资助科研体系已经"日益僵化固化"，科学生产力持续放缓现状有针对地提出了改进意见，试图对标《科学：无尽的前沿》，通过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开启美国科技发展的“新黄金时代”。
无独有偶。2026年6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政策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衡量与奖励科学影响力的征求意见函》。在很多科研工作人员的眼中，这份征求意见函即将以疾风暴雨之势对科研评价体系来一场“大手术”。该征求意见函写到，当前衡量科学成功与否的标准，过度依赖发表论文数量和引用率这类个人层面的产出指标，而这套标准，同NIH自身的核心使命，即产出能够促进健康、延长生命、减少疾病和残疾的知识，已经出现了错位。容易理解，科研体系看重和奖励什么，就会演化出什么结果。奖励论文，就产生更多的论文。奖励影响因子，就产生影响因子大的期刊。奖励热点，就有更多的实验室追逐热点。正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NIH希望借助这次公开征求意见，重新定义究竟什么才是值得被衡量、被承认、被激励的科学产出。
可以想见的是，《科学：新黄金时代》报告和《关于衡量与奖励科学影响力的征求意见函》的发布无疑对未来全球科技界思考科研制度设计的改革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研体制改革和制度优化同样面临紧迫性。这一判断也许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得到佐证。其一是北大饶毅教授2026年5月11日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发表题为《中国科学何处去》的演讲指出，中国在科学学术不端方面创造了世界历史纪录——不仅是绝对数量，更是实际比例。这与中国科普博主“耿同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学博士研究生耿洪伟）举报多名“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重量级学者篡改数据、数值重复以及图片经过处理等涉学术造假问题遥相呼应。饶毅指出，中国近30年来，建成以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院士等头衔为核心的台阶式利益回报体系，这些“帽子”与个人及单位的经济利益、权力深度绑定，令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变为利欲熏心的晋升之路。
其二是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张宏研究员指出的资源型科研带来的种种弊端。张宏指出，有的文章动辄花上几千万甚至上亿，但做出的工作却并非从0到1的原创，而是用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扩大规模的从1到100的重复和跟风式研究。张宏告诉我们，2006年安德鲁•菲尔和克雷格•梅洛因为发现RNA干扰现象获得诺奖；2025年维克托•安布罗斯和加里•鲁夫昆因为微小核糖核酸得了诺奖。这些都是用秀丽线虫为模式动物进行研究，都不是资源型科研。他们的出发点也都不是为了发表大文章和拿更多的资金，都是由好奇心驱使或者是对科学的坚持。而用堆砌成果，用论文换来头衔，再用头衔换来更多资源，形成一个让原创性越来越无处生长的循环。
无论是饶毅指出的学术造假，还是张宏指出的资源型跟风式科研，我们显然不能把今天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等问题简单归因于科研工作者的个人道德问题。这一定程度暴露出我国科研体系存在激励扭曲。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根源去探寻“为什么总有人造假”，为什么总有人喜欢跟风式科研？
如果我国科研制度设计能够从《科学：新黄金时代》报告和《关于衡量与奖励科学影响力的征求意见函》积极汲取精髓和合理的方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扭转正在蜕化和变异的科研激励体系。那么，从《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和《关于衡量与奖励科学影响力的征求意见函》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值得中国科技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可以借鉴和学习的设计理念呢？
第一，打破科研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把研究资助对象从固定机构向科技工作者个体倾斜。
在科研共同体中，已有较多声誉的人，更容易获得新的认可；已有较多资源的机构，也更容易获得新的资源。然而，上述科研资源分配政策的弊端是把“过去的评价”当成“未来必然优秀”的证明。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中，新的政策主张将联邦研发资助更多向个体科学家倾斜，由科研人员直接申请，尤其支持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而不再把机构作为主要资助对象，大幅削减老牌大学的固定经费。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科研经费如同美国联邦科研经费那样，大多通过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分配。历史上，我国建设985、211工程本身就是采用的把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向更可能做出科研成效的大学的思路。按照《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未来在政府公共资金资助的科研基金申请上，会淡化申请人的身份色彩（例如一些项目要求是否具备副高以上职称和拥有博士以上学历，以及行政职务，甚至一定的行政级别；是否依托某科研机构，甚至要求科研机构围绕科研保障提供承诺书）将成为一项重要趋势。
事实上，对青年项目、探索性项目、交叉项目，完全可以在初审环节试行匿名或半匿名评审。先把申请人的姓名、单位、头衔、奖项适当遮住，让评审先看问题、方法、材料、论证和方案。进入复审后，再看团队条件和实施能力。这并不能消除所有偏见，但至少可以让“研究本身”先说几句话。
第二，对于AI、量子、核聚变、半导体等有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技术赛道，更多从事前支助转向事后奖励。
维系一项科研政策的前提是科学评估这项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为了鼓励开展前沿探索性研究，多年来，我国很多政府公共科研基金设立各种应急项目和攻关项目。我没有看到公开披露的统计报告，我们这些研究成果是否真的“应了急”，“攻了关”。
而《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对于类似于AI、量子、核聚变、半导体等产业目标明确的重大技术赛道给出的科研基金设计思路是放弃事前项目评审，采用市场化遴选模式，开展科研奖金竞赛，对于首先完成工作的个人和团队以奖励的方式支持开展探索性的前瞻研究。例如，对于AI某项应用指标，哪些科学家率先达成技术指标，全额发放奖金；预先市场承诺，政府提前锁定技术采购订单，企业和机构自主投入研发，达标后兑现经费；按成果付费，分阶段拨付，每笔拨款均以可量化科研产出（论文、原型、专利、试验数据）为评审依据，无成果则停止资助。
第三，尊重科技创新往往是少数人的慧眼独具，而并非多数人形成共识进行投票表决的独特规律，推出特殊机制识别真正的创新性项目。
围绕科研资助评价体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推出黄金票（Golden Ticket）单人破格评审机制的重要尝试。每位专业技术评审专家拥有一票专项资助权，无需评审委员会多数同意，可单独立项资助委员会集体否决、存在巨大争议的高风险颠覆性项目。
这些制度正如读者能够想象到，对黄金票投出人不是一投了之，而是需要建立严格的制度追踪和评估黄金票资助项目的有效性，让随意使用黄金票的投票人付出足以让他审慎做出投票决定的代价，以约束评审人的主观判断偏差。
这事实上涉及科研体系的一项基础制度，那就是如何评价对科研支助做出决策的评价人。而对基金申请评价人的评价体系和奖惩制度显然在很多评价体系中是明显缺失的，导这致了这些评价人并不注重个人学术声誉，进行利益交换和人情输送的道德风险行为频频发生。
第四，从大同行评议到小同行，甚至细分同行的评议。
随着各种各级人才项目和基金评审的增多，具有一定的研究经验评审人员往往不堪重负。除了把工作转包给并不具有相关经验的研究生完成，近年来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大同行代替小同行的评价趋势。张宏在采访中提到作为生命科学的院士他有时不得不被迫参加物理化学等学科人才项目和基金申请的评审。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多次催促和邀请下我参加了某重大项目选题的评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选题无一与我熟悉的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有关。而像张宏一样，我并不认为对于超越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有更大的发言权。我理解这事实上就是这些无论人才项目也好，基金申请也好权威性丧失的很重要的制度设计原因。几乎是由一群完全不懂行的在评价，这样的人才项目和基金申请的权威性又如何能做到像诺奖一样令人肃穆，赢得其他人的内心尊重呢！
第五，设立资助额度和周期灵活多样的项目资助。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鼓励设立快速小额资助（Fast Grants）的简易评审通道。包括大幅压缩申报材料至数页，取消冗长论证，评审周期强制控制在30天以内。此外，大胆的、高风险、高回报的长期项目，原则上资助期限应在5年以上，并一次性拨付全额5年经费，不设置年度重复评审。研究人员不必为”续期”而追逐短期成果。等等。
尽管像所有的改革那样，此次《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和《关于衡量与奖励科学影响力的征求意见函》并非没有争议，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导向的科研制度改革举措将会使美国僵化的政府公共基金支助科研体系大放异彩。我理解，我国的科学界不会无动于衷。未来我们将迎来怎样的科研体制改革和政策优化调整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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