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4434号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SI）取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官方表述。
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次政府术语调整。
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人们会发现这绝非简单的品牌重塑。
在行政命令发布之前，“超级智能”这一表述已经出现在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以及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之中。随后，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方尊重美方的相关表述，并支持围绕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交流合作。
这意味着，“超级智能”已不再是硅谷工程师和未来学家的概念，而开始进入中美战略竞争的官方语言体系。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美国改变了一个词，而是华盛顿正在改变自己理解技术、竞争和国家实力的方式。
从技术创新到国家实力
过去十年，全球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及其经济效益。
无论是自动驾驶、智能制造还是大型语言模型，人们普遍将AI视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技术。
然而，美国政策界近年来的判断已经发生变化。
从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最终报告，到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再到2025年的《AI行动计划》，华盛顿逐渐将AI定义为一种战略能力，而非普通商业技术。
换言之，问题已经从“谁能开发更好的产品”，转变为“谁能够掌握未来国家实力最关键的基础能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显得顺理成章。对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而言，“人工智能”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动化工具，而“超级智能”则传递出更宏大的想象：一种可能改变科学发现、军事能力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性力量。
美国为何拥抱“超级智能”叙事？
推动这一转变的力量至少来自四个方面。
首先是推进技术乐观主义。过去几年，大模型能力的快速提升强化了硅谷对“规模法则”的信心。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最近提出，我们已经越过了临界点，“数字超级智能近在咫尺”的前景。Anthropic联合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一方面预测未来数年人工智能能力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呼吁“我们应该放慢脚步”，因为“风险非常严重”。特朗普总统在9月联合国大会发言则批评关于AI风险的说法是以一个大骗局。在此背景下，其政府放弃AI的说法，试图在SI 新叙事中，注入积极乐观的色调，强调不必畏惧，超级智能如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是一次通用技术革命。
其次是投资逻辑。如果目标只是改进搜索引擎或办公软件，很难合理化数万亿美元规模的芯片、能源和数据中心投资。但如果目标是创造“超级智能”，这些投入便成为争夺未来主导权的必要成本。
第三是安全化趋势。美国越来越把先进AI视为类似核技术、航天技术的重要战略资源。
先进芯片出口管制、算力限制以及技术扩散控制，本质上都反映了这一逻辑：保持技术领先不仅关乎市场份额，更关乎未来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和国际影响力。
最后是制度竞争。如果未来最重要的技术革命由某种政治制度率先实现，其影响将远超科技领域本身。因此，“超级智能竞赛”正在被塑造成一种有关国家治理能力和制度优越性的竞争。
AI与SI的区别，不只是词汇，更代表两种不同的竞争逻辑。AI时代的竞争主要围绕创新能力、商业应用和市场份额展开；而SI时代的竞争则更多围绕战略优势展开。先进芯片、算力基础设施、能源供给和高端人才不再只是经济资源，而被视为未来国家实力的重要基础。正如石油塑造了20世纪工业强国的地位，先进算力正在成为21世纪智能时代的战略资源。美国此次调整官方表述，实际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未来智能能力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国家安全和国际竞争问题。
中国的回应：语言不同，目标相近
与美国宣告“超级智能时代”到来的高调表述相比，中国的官方语言更加谨慎。
在中国的政策与技术讨论中，通常区分人工智能（AI）、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智能（SI）三个阶段。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超级智能是一种在几乎所有认知领域都超越人类最优秀头脑的智能形态。这一定义与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2014年提出的经典概念基本一致。
中国并未宣布超级智能已经到来，而是把它视为AGI之后可能实现的长期目标。然而，如果观察实际政策，会发现中美之间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语言上，而非战略方向上。
早在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已经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家战略技术，并明确提出加强军民融合、支撑国防现代化建设。
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在争夺同样的关键资源：
算力、先进半导体、高端人才、能源基础设施和前沿研究能力。
双方的战略结论其实越来越接近：未来智能能力将深刻影响国家实力分布。
从技术竞争走向战略竞争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超级智能”叙事可能改变大国竞争的性质。在AI时代，竞争主要围绕市场和创新展开。在SI时代，竞争越来越呈现出类似军备竞赛的特征。
这首先便现在先进算力正在变成新的战略资源。美国持续强化芯片出口管制，中国加速推进国产替代和自主算力建设。双方围绕芯片、数据中心和人才展开的争夺，已经超越普通产业竞争范畴。
更重要的是，超级智能竞赛还可能产生一种历史上常见但危险的现象：战略误判。冷战时期的“导弹差距”恐慌曾深刻影响美苏政策，即使后来证明许多担忧被夸大。未来的超级智能竞争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如果一方相信竞争对手即将实现突破，即使这种突破并不存在，也可能推动更激进的出口管制、更严格的人才限制、更隐蔽的网络行动以及更快速的军事部署。
届时，危险不一定来自超级智能本身，而来自各国对超级智能即将出现的预期。
最大风险不是超级智能，而是对超级智能的想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从AI转向SI的意义远超一次政策修辞调整。它标志着全球科技竞争正在从创新竞争进入战略竞争阶段。未来决定国际秩序的，也许不只是哪个国家率先实现超级智能，而是各国如何应对超级智能可能出现的想象。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往往不是因为技术已经改变世界而采取行动，而是因为相信技术即将改变世界而行动。如果说人工智能时代关注的是技术治理，那么超级智能时代面对的挑战可能是另一种问题：如何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避免对未来突破的恐惧本身成为新的不稳定来源。
因此，SI时代最大的挑战或许并非如何管理超级智能本身，而是在超级智能真正到来之前，如何避免围绕其可能性的竞争提前侵蚀战略稳定。历史上，许多军备竞赛并非源于技术已经成熟，而是源于各国相信对手即将取得突破。超级智能竞赛也许同样如此。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