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比任何人都需要时刻保持一双清醒的眼睛，一只眼睛专注未来创作，另一只眼睛不忘已存在的宇宙，那是所有知识与智慧的起源。”
这既是委内瑞拉艺术家奥斯瓦尔多•维加斯（Oswaldo Vigas，1923-2014）艺术实践中生动的精神写照，也是其毕生的探索之路上所抵达的创作之境。作为委内瑞拉与巴黎战后前卫艺术圈之间的重要桥梁，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在确立拉丁美洲艺术身份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以跨越两个世纪的丰硕创作开辟了一条突破潮流与边界的独立艺术之路。
从今年8月起，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在中国举行的首个国家级美术馆回顾展“心外无物”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举行。本次展览由季丰轩画廊协办，并得到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基金会的支持，由现居美国的委内瑞拉策展人加布里埃拉•兰格尔 (Gabriela Rangel) 与中国策展人姜俊共同策划，展出了这位已故的委内瑞拉现代艺术大师跨越七十载创作生涯的重要作品和罕见的文献资料，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个充满原初生命力和蓬勃创造力的拉美艺术世界。
展览开幕之际，艺术家之子、电影导演、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基金会主席洛伦佐•维加斯（Lorenzo Vigas）也来到广州，为回顾展揭幕。他表示，父亲仰慕中国传统文化，常研读东方古籍，期待借本次展览，促成双方更深入的理解。
FT中文网从展览出发，与洛伦佐•维加斯开启了对话。从洛伦佐温情的回忆中，这位拉美现代艺术巨匠的人生徐徐展开。在斑斓跳脱的画作背后，我们看到一个贫民区成长起来的绘画天才，是如何克服时代的动荡与命运的挑战，将天赋、热情和意志倾注于艺术创作和文化事业开拓上，完成那片魔幻与现实交织的热土所赋予的使命。
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基金会主席洛伦佐•维加斯（Lorenzo Vigas）医者成双 用绘画抵御世间的病痛
奥斯瓦尔多•维加斯1923年生于委内瑞拉瓦伦西亚一个贫寒之家，自小在绘画上展露天赋，自学成才。成立于2010年的基金会网站上系统性地记录了艺术家横跨七十年艺术生涯的3000余件作品。采访中，洛伦佐展示了网站上所收录的父亲最早的画作，那是艺术家不到十五岁时画下的一张关于房子的画，两栋以干草为屋顶的房屋很简陋，室外是绿树和草地，非常写实，是他少年生活环境的某种写照。“父亲出身卑微，从小养成惜物的习惯，后来每卖出一幅画，他都拍照留念，和母亲将各类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很早的画作。”洛伦佐在采访中几次提到父亲的条理性，这也为基金会的收藏提供了便利。
二十二岁时，维加斯被梅里达安第斯大学医学院录取。他并未就此将艺术搁置，业余时间加入本地活跃的艺术团体，不断拓宽视野，摸索绘画语言，并在绘画沙龙中多次获奖。医学院毕业前一年，他参加了艺评人好友加斯顿•迪尔（Gaston Diehl策划）的“从马奈到现代”的展览，进一步受到本地艺术界的关注和认可。
维加斯的出生地瓦伦西亚是重要的考古遗迹之地，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令他对前哥伦布时期的神话与图像充满兴趣。他曾这样说道：“生灵、植物和害虫或曾共生，形成一个独特个体，以这些形象入画，我试图把本就不应分离的事物凝聚，为造物的失序重拾平衡。”
而据策展人加布里埃拉•兰格尔介绍，源于瓦伦西亚湖的象征着生育的塔卡里瓜维纳斯小雕像，“经由维加斯收藏、理念化转用，衍生出名为《女巫》的重磅系列画作。”
这一系列中的《大女巫》（1952）于1952年获得国家视觉艺术奖，促使他进一步决定以艺术为志业。在中国举办的这场回顾展中，一幅名为《小女巫》（1951）的作品深受洛伦佐的珍视。“这也是父亲的成名系列之一，我将这幅画在家里挂了很多年。现在，是时候让更多人看到它了。”
《小女巫》（Bruja Infante，1951）在洛伦佐看来，维加斯之所以弃医从艺，是理性与感性同时驱动的结果。“医学令他能以理性视角看待人体，并具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他也很感性，希望通过艺术缓解世间的痛苦。”在美术馆播放的艺术家生平短片里，年迈的维加斯忆起早年从医时所见到的无法被救治的儿童时，仍哽咽难言。晚年作品《医者成双》（2010）既是对行医生涯的回望，也是对世间少些病痛的祈盼。
留法岁月 全心奔赴艺术使命
1952年，维加斯获得赴法留学的奖学金，前往现代艺术氛围活跃的巴黎，就读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参加版画工作坊。他将许多精力付诸于创作。诗人好友胡安•桑切斯•佩莱斯将维加斯在巴黎拉丁区的画室形容为“铺满梦幻花叶的仙境，精巧诡谲的奇幻私人美术馆”，并如此描述朋友沉浸于工作的状态：“窗外市井喧嚣，人潮奔涌生生不息，可在这别致的画室里，我眼见一位创作者沉心劳作：他如同一名潜水者，或制灯匠人，精雕细琢的金匠，全心奔赴自己的艺术使命。”
不久后，维加斯受本国著名建筑师卡洛斯•劳尔•维拉纽瓦（Carlos Raúl Villanueva Astoul）邀请，为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大学城设计了《静态元素的五种形态》等四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壁画，这些色彩浓郁、构图有机的壁画将历史与现代连接，为功能型的建筑群赋予了面向未来的生机。半个世纪后，这所大学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期，他的创作得到国际大展的青睐，先后参加了巴西第二届圣保罗双年展和第二十七届威尼斯双年展。
《橘色壁画》（Mural Project in Orange，1953）
《美洲印象三段式》（American Object in Three Blocks，1956）在这座多元文化交织的城市，维加斯也认识了赫赫有名的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和马克思•恩斯特等人，欧洲兴起的现代艺术风潮如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都对他的视觉语言产生一定影响，但也正因远隔重洋而能够“重新审视故土大陆”。在策展人姜俊看来，维加斯作为非欧洲艺术创作者，与这些欧洲现代艺术家的本质区别是他“始终以浓厚的本土文化归属感为精神根基。”在巴黎，他的朋友圈里还有身份处境相似的拉美艺术家，如古巴华裔艺术家林飞龙，秘鲁的费尔南多•希斯罗，同样来自委内瑞拉的赫苏斯•索托等。“他们有共同的艺术追求，都是扎根于拉美本土和前哥伦布时期的文化，开辟独立的艺术道路。”洛伦佐说。随着维加斯在法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58年，他被任命为委内瑞拉驻法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就在事业打开局面时，家乡传来消息，弟弟雷纳度骤然去世，令他备受打击。“父亲大半生都难以释怀，常暗自哭泣。他说只有画画时才能忘记痛苦。”此时，一些东方友人带来禅宗思想，令悲伤暂时得以疏解。短片里，维加斯坦承了对禅的痴迷，他说：“然而与佛陀本身相比，我更着迷于禅宗。”这段时期完成的那些抒情抽象绘画体现了禅宗“行止由心”的思想，色彩在画布上肆意铺开，相互叠加，难以承载的浓烈情绪似乎从笔下流淌开来，涌向了画框外。“他读了许多禅宗的书，尝试用意识控制双手，而不是画笔先行于意识。” 此外，一部分作品以白色为基调，寄托着他对家乡的思念。“那是委内瑞拉土地与河流的颜色，那里有广袤的盐田和盐湖。”洛伦佐说。
沸腾的大陆 靠近艺术的自由
离开故土十二载，思乡之情愈浓，1964年，维加斯和妻子珍妮•维加斯决定回国。此前，他参加了欧洲最重要的拉丁美洲艺术展之一“拉丁美洲艺术在巴黎”，且成为第三十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委内瑞拉馆策划人。“父亲一直想回国，想倾尽所能去改善国家的文化状况。早在五十年代中，他想为家乡瓦伦西亚举办一场现代艺术展，向毕加索、恩斯特、莱热等大师级人物提出借画办展的请求，对方答应了，这也是当地有史以来的首个现代艺术展。”
“更重要的是，一路走来，我们始终是原本的自己。”这是维加斯回国后说过的一句话。对本土身份的强调和关注，促使他将更多精力用于推动公共文化事业上。在此期间，维加斯先后被任命为安第斯大学文化部主任，国家文化部艺术处处长，成为本国艺术界领军人物。谈起这段转折，洛伦佐说：“父亲若继续留在欧洲或前往北美，能更有名气，能卖出更多作品，但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独立的文化身份和艺术视野。在机构工作时，他很活跃，接受媒体采访，举办音乐节和影展，为博物馆引进佳作。他愿意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奔走，为文化生态注入新鲜自由的力量。”
《阿斯莫德》（二）（Asmodeo II，1972）回归本源，心外无物。在个人创作上，回到委内瑞拉的维加斯更加突出了地域性质，作品融汇拉美神话、民俗与古文明符号。《阿斯莫德》（二）（1972）中，传说中的魔灵形象以黄灰黑白四种颜色的图形组合呈现，将他心中这片大陆所遍布的黑暗迹象用绘画“转化为新的警示”。在此阶段，母爱、和平之鸟、受难是他钟爱的普世主题。本次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和平鸟》（一）（1990），属于这类主题中的代表作。画中，举起双臂的半人半兽形轮廓头顶停留或掠过几只小鸟，似乎某种祈愿和平的仪式正在进行。他用活泼童稚的手法诠释人类永恒的命题，将古老的神秘和现代的诉求结合，让创作逐渐迈向全然的自由，并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实现了这般纯粹自足的表达。
《和平鸟》（一）（Pájaro de la Paz I ，1990）画作之外的故事 在回忆中绵延
如今，洛伦佐负责打理父亲的艺术遗产，通过基金会的有序运作，持续拓展国际影响力。这是拉丁美洲迄今为止建立的最详尽的艺术家文献库之一，不仅涵盖了委内瑞拉的历史，也囊括了战后巴黎的历史。与此同时，洛伦佐也忙于电影创作，曾凭借From Afar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拉美影人。当年，当生物专业的他想转行学电影时，维加斯并未阻拦，反而很高兴。“父亲从不强迫我做任何事，因为他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他说如果电影是你的激情所在，那就去做吧。这份开明也影响了我对晚辈的教育。”
从事导演工作后，洛伦佐想用摄影机为父亲拍一部纪录片，但苦于无法确定主题。“说出想拍片的想法后，父亲讲起一幅丢失很久的画，是他十五岁时以我叔叔为模特的画。于是我们带上摄影机，踏上回老家的旅途，期盼能找到这幅他心心念的画作。也是从那时起，我了解到家族背后少有人提的往事。”维加斯青年时赴法前，弟弟雷纳度央求他带上自己，但奖学金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旅程。留在家乡的弟弟郁郁寡欢，几年后自杀。“父亲深感内疚，大半生都在怀念我的叔叔。这部名为《兰花贩》的影片完成后，我们在加拉加斯举行了家庭放映，大家流泪满面，长久积压在胸口的哀伤在那一刻得到释放。”
尽管外界会津津乐道维加斯和毕加索的交往，但在洛伦佐看来，毕加索对父亲最大的影响并非风格，而是媒介的不拘一格和创作上的多产。除了绘画，维加斯也有雕塑、挂毯和陶瓷问世。洛伦佐透露一个有趣细节，最初是五十年代，吃饭时，他手拿面包片练手，做些小玩意。到了八十年代，开始转向尺寸较大的雕塑与挂毯。九十年代初，法国巴黎钱币博物馆举办了维加斯的大型回顾展，涵盖画作和雕塑等，并由此获得“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殊荣。
在洛伦佐拍摄的维加斯的短片里，暮年的艺术家挽着袖子，身处地面与靠墙处皆是画作的工作室里。据洛伦佐回忆，家人们在画室里度过许多平凡又难忘的时刻。“画画时，他会问我和妈妈的意见，有时会听取建议，有时则不。他完全沉浸于绘画的过程，连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怎么完成某幅画。”
奥斯瓦尔多•维加斯在创作中。“他们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被当作是拉美意识的代言人。”学者李建群在《现代拉丁美洲美术》一文中谈起20世纪拉美艺术家群体时这样写道。维加斯的一生可谓自觉肩负起这样的民族责任，以独立自觉又开放包容的精神，让文明之光在艺术的星空下交融共生。回顾父亲的人生，洛伦佐最敬佩其贯穿一生的坚韧意志，于艺术于生活，倾尽全力：“他从小挣扎在贫困线上，经历许多磨难，但一直在用艺术和行动去反抗强权，反抗文化殖民。他是个战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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