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今国际乐坛最活跃的指挥家之一，帕沃•雅尔维（Paavo Järvi）长期活跃于欧洲和北美的顶级乐团，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推动爱沙尼亚音乐走向世界。2011年，他创立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Estonian Festival Orchestra），每年夏天将来自爱沙尼亚及欧洲各大乐团的优秀音乐家汇聚在海边小镇帕尔努。十多年后，今年10月下旬，他将首次率领这支乐团来华巡演。这不仅是乐团的中国首演，也是一次重新认识帕沃•雅尔维的机会：他如何通过音乐，让一个人口只有一百多万的国家向世界表达自己的声音？
此次巡演曲目横跨不同的音乐传统，包括古典乐经典曲库里的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和西贝柳斯的作品，也包含了当代爱沙尼亚作曲家埃尔基-斯文•图尔（Erkki-Sven Tüür）的作品，以及阿沃•帕特（Arvo Pärt）的《纪念本杰明•布里顿的挽歌》。这些作品可以令人看到爱沙尼亚音乐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与发展。
今年夏天，我在爱沙尼亚与雅尔维交谈，问他带领这支乐团首次来到中国的意义，他回答说：“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国际巡演当然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我们不应该让别人只把爱沙尼亚理解成一个旅游目的地。我们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作曲家、自己的传统，也有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一个国家真正能够贡献给世界的，不是复制别人，而是创造只有自己才能创造的东西。”
这番话与我过去四年间三次采访雅尔维时谈到的许多问题相互呼应。2022年，我第一次在苏黎世与他见面；2024年和2026年，又先后在帕尔努与他交谈。几次对谈的话题并不相同，但都会回到历史和爱沙尼亚的文化身份。
2022年的采访发生在俄乌战争爆发不久之后，雅尔维从肖斯塔科维奇和俄罗斯音乐，谈到了前苏联时期的爱沙尼亚。他对文化的理解，既来自一个爱沙尼亚人的历史记忆，也来自他作为国际音乐家的亲身经历和观察。
谈到爱沙尼亚为什么如此看重文化时，雅尔维把问题放进了历史和地理位置之中：爱沙尼亚曾先后经历德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的统治，地处波罗的海的重要位置，也长期处在大国力量的夹缝中。他说对这样一个小国而言，文化并不是附属于国家生活的一个“艺术部门”，而是证明一个民族存在的方式。
他以瑞士与芬兰和爱沙尼亚作比较：在他看来，瑞士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的身份焦虑，而对于爱沙尼亚、芬兰这样的国家，文化始终承担着保护自身声音的功能。“一个民族不只是土地和国旗。”他认为，语言、文学、历史、歌曲和音乐，共同构成一个民族的身份。
在帕尔努，雅尔维谈起自己大概四五岁时，常常和祖母一起散步，祖母总会带着一本小小的蓝色厚书，里面全是歌词。两人一路走一路唱，几乎把整本书里的歌都唱遍了。“我记得所有歌词，也记得旋律，因为是她一句一句教我，我们再一起唱。”雅尔维说，其中很多都是古老的爱沙尼亚歌谣，在这个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再唱。“我们通过这些歌和她的童年建立了联系，因为这些歌也是她小时候跟着自己的父母学会的。这就是传统延续的方式。”他说，以前给自己孩子哄睡，唱的也是祖母教的歌。这种代际联系，让文化的意义超越了舞台与音乐厅，帮助一个人去理解自己从哪里来。
但文化与国家身份的关系，在我们的交谈中也有尖锐的一面。谈到俄罗斯音乐时，雅尔维无法回避正在发生的现实。首先，他并没有把俄罗斯音乐与俄罗斯政治简单等同起来：“我觉得禁止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你不能因为一个政府做了什么，就认为几百年来所有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都应该被禁止。拉赫玛尼诺夫对我来说几乎就是一位神一样的人物，还有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等等，他们留给世界的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
然而话锋随即转向艺术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雅尔维说：“纵观历史，尤其是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一直把艺术当作一种掩护，利用艺术来掩盖自己的罪行。一方面，他们把几百万人送进古拉格劳改营；另一方面，却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送到伦敦演出。于是全世界的人都会说，一个拥有这么伟大的音乐家、这么伟大的芭蕾舞团的国家，怎么可能做出那么可怕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妨碍俄罗斯音乐家与雅尔维的亲密合作关系：“他们依然是我的同行，是我的兄弟；俄罗斯音乐对我来说依然无比重要。”但与此同时，雅尔维认为，当战争正在发生，我们也必须认真思考：“是否还应该继续利用那些美好的艺术去提升一个国家的形象。”
雅尔维的意思是：艺术可以超越国界，也可以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它既可能承载一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可能被权力用来遮蔽现实。雅尔维之所以能够看到问题的复杂性，与他自己从前苏联文化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不无关系。他珍视艺术，但并不忽视艺术被政治利用的可能；同样，对政治现实的批判，也不意味着要否定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
这种对文化身份的理解，也贯穿于雅尔维的音乐事业。作为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Tonhalle-Orchester Zürich）的音乐总监，他曾谈到这支乐团在德奥曲目上的深厚传统：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布鲁克纳和马勒，都是乐团艺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他看来，进入21世纪，乐团还需要建立属于当下的艺术身份。他希望让西欧观众听到更多西贝柳斯、尼尔森、斯坦海默等北欧作曲家的作品，并邀请阿沃•帕特和埃尔基-斯文•图尔担任驻团作曲家。
在雅尔维看来，作曲家不需要刻意写得“像爱沙尼亚”，也不需要迎合任何关于民族风格的期待。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诚实地写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创作，能够在世界音乐版图中呈现独特的视角，它才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的文化，也能够参与塑造当代音乐。
雅尔维告诉我，自己小时候几乎每个夏天都在帕尔努度过。16年前，他创办了帕尔努音乐节，第二年又创立了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将这座海滨小城变成音乐家们每年相聚的地方。每年夏天，自爱沙尼亚以及欧洲各大乐团的音乐家聚集在帕尔努排练、演出，既带来各自的经验，也在共同排练和演出中形成一种独特的集体声音。这个乐团的成员中，有来自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前慕尼黑爱乐乐团的首席，也有来自柏林爱乐、伦敦爱乐以及欧洲许多顶尖乐团的演奏家。每年的帕尔努音乐节结束后，乐手们便回到各自乐团的工作岗位。
雅尔维说，今天坐在同一个乐队里的每一位音乐家，都曾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表示，这就是“高标准”的含义：“不是排斥他人，而是坚持最高的标准。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东西，只满足于‘差不多就好’。但这里不是会员俱乐部，每个人都可以来。”
成立几年后，这支乐团也逐步走向国际舞台。2018年，乐团成为首支登上伦敦“逍遥音乐节”（BBC Proms）的爱沙尼亚乐团；2025年，乐团又在卡内基音乐厅完成北美首演。对于一支来自人口只有一百多万的小国的乐团而言，这些舞台不仅意味着国际认可，也让爱沙尼亚的音乐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雅尔维希望的并不是让世界只记住一位爱沙尼亚作曲家，或某一首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而是让人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拥有持续创作、演奏和发展自身音乐传统的能力。
谈到爱沙尼亚在独立后寻找自身身份的过程，雅尔维曾讲过一个故事。35年前，爱沙尼亚恢复独立，人们常问：“我们的诺基亚在哪里？”诺基亚是当时芬兰经济崛起与国家形象的象征，爱沙尼亚人也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符号。雅尔维说：“阿沃•帕特就是我们的诺基亚。”但又随即补充：“但你没法把阿沃•帕特卖掉，也没法把爱沙尼亚音乐卖给另一个国家。”
他说，经济成就可以被量化，商品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但文化的意义并不止于它能为一个国家带来多少收入或声望。“阿沃•帕特的音乐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让世界认识爱沙尼亚，也因为它来自一个具体的历史与文化环境，承载着无法简单复制的经验。这就是文化的价值所在：它是一个民族存在的证明。”
帕沃•雅尔维和爱沙尼亚节日管弦乐团即将开启中国巡演。2024年我第一次来到帕尔努，帕沃一坐下来就给我剥新鲜豆荚；今年重访与他见面，他首先递过来的是一篮子蓝莓。这是指挥家私人而日常的一面。帕沃说，三十多年来，帕尔努对他来说一直还是小时候的小镇，尽管能看到一些发展，但仍保留了让他觉得和童年相连的事物。
“我最担心的是，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成本和效率，却越来越少重视美感。你看看这里过去那些漂亮的木屋、公园和老建筑，再看看一些新建的房子，就会发现它们已经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保护这些建筑非常重要。因为你无法重新制造一把真正古老的小提琴，也无法重新建造一座真正有历史的歌剧院，更不可能复制一栋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建筑。它们珍贵的不只是外观，而是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也就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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