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思想家和公众演讲者查尔斯•汉迪于周五去世，享年92岁。他是少数几位值得被称为“管理大师”的非美国人之一。
他不喜欢这个称谓，更喜欢“社会哲学家”这个标签。汉迪更倾向于为领导者提供辅导而不是咨询，他选择的方法是“苏格拉底式对话”。这种对话通常在他位于普特尼或诺福克的家中进行，他和妻子伊丽莎白会邀请有趣的思想家、作家和商界人士共进晚餐。
但是，汉迪在公开演讲以及一系列书籍和文章中对组织的诸多见解既实用又有预见性，且常常具有启发性。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预测了如今在工作领域中司空见惯的创新，例如今天被称为“零工经济”的兴起、外包的普及以及组合型职业生涯的增长。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是公司中人类价值观的大胆、理性的倡导者，也是对急速自动化危险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如果组织完全数字化，那将是一个非常沉闷的地方，是人类灵魂的监狱。”
汉迪出生在基尔代尔郡，现在属于爱尔兰共和国，是一位新教会长的儿子。他自称是“最后的盎格鲁-爱尔兰人之一”，并有权持有爱尔兰和英国的护照。在2006年的自传《我自己和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中，他写道：“我们的起点确实塑造了我们的终点。我可以在内心感到自己是爱尔兰人，但在身体和情感上仍属于英国，甚至属于欧洲。”
他在牛津大学的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学习“伟大著作”课程，这是一门结合了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的课程，为他的工作奠定了古代思想的基础。一个核心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即追求eudaemonia，也就是成就感，汉迪将其解释为“在你最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
汉迪加入壳牌国际(Shell International)担任营销主管时，公司正代表着战后管理最佳实践的巅峰。这是他唯一一次作为企业员工的工作经历，并为他积累了大量个人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他提炼、加工，并在他的书籍、讲座和广播中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汉迪是英国商业教育的先驱之一。他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将相对新颖的高管教育理念带回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并在那里教授了一个美国课程的版本。
然而，在1981年，他勇敢地迈入了他后来称为“组合生活”的领域。他离开了教育界，开始自由职业。这一转变为他提供了时间和自由，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现代组织的书籍，包括《非理性的时代》（1994年），在这些书中，他探讨了经济进步和职场变化的悖论和挑战。这一转变还意味着他后来所描述的与莉兹“婚姻契约”的重写。莉兹重新开始了她的摄影师职业，并且——为了弥补汉迪最初不愿收取演讲费的态度——成为了他的商务经理、代理人和形象顾问。
汉迪的散文语言清晰、娓娓道来，其特点是使用生动的比喻。其中包括“三叶草组织”，这是对公司员工、承包商和兼职人员网络的早期描述；以及“大象和跳蚤”，这是他在2001年同名书中描绘的大型跨国公司与独立工人之间共生关系的形象。
在《第二曲线》（2015年）中，汉迪重温了一些他最伟大的成就，但书中也充满了在衡量经济和组织英国民主等不同领域的激进变革提议。他还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决心“通过机智或智慧，偶尔加上一些明智的慷慨，让我对下一代保持有趣。”他和2018年因车祸去世的莉兹践行了这一决心。
汉迪仍然是他品牌的一个和蔼但狡猾的营销者。2015年，一位崇拜者请他为一本新书提供推荐语，汉迪回复说：“我从不写推荐语”，但补充说他很乐意写一篇前言——这种“明智的慷慨”也确保了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即使在2019年中风后，他传播自己思想的决心依然熠熠生辉。他对医院的限制感到不耐烦，于是说服护士在他的床头上方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查尔斯•汉迪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并计划撰写关于他经历的文章。
他在家中安详去世，家人陪伴在侧。他留下了两个孩子，斯科特和凯特，以及四个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并将2020年出版的《21封关于生活及其挑战的信》献给了他们。
他一直坚持做到自己最擅长的事情，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的最后一本书《九十岁的视角：关于长寿与满足生活的思考》将于明年出版。
2017年，汉迪在全球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管理论坛上发表了闭幕演讲，这是一场纪念他所钦佩的另一位不情愿的管理大师的会议。他以呼吁管理革命的号召结束演讲。在全场起立鼓掌时，他宣布：“让我们在黑暗中点燃小火，直到火势蔓延，整个世界都为我们的企业所能做的事情树立了更好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