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7.29,"text":"近来，中国舆论场中出现一种不断升温的情绪：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乃至于军事工业等领域取得进展，许多人开始相信，中国不仅在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且正在证明一套不同于现代政治经济学常识的发展道路。一些更激进的说法甚至认为，中国的成功意味着传统关于市场激励、产权制度与权力制衡的理论需要被改写。"}],[{"start":33.69,"text":"这种论调可以概括为三种“中国例外论”：其一，政策而非市场机制支持推动中国大量产业的“自主可控”不仅仅改善了国家安全，还能够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其二，中国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即便缺乏产权保护、法治完备的制度，也能够长期实现经济奇迹；其三，高度集中统一领导而非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start":59.489999999999995,"text":"就笔者看来，这些看法忽略了追逐“自主可控”过程中中国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未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过去取得的成绩进行归因分析，更存在逻辑上的不缜密。只有对“过度自信”纠偏，真正认清自己，才能找到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start":80.66,"text":"一、“自主可控”绝非免费的午餐"}],[{"start":84.09,"text":"“中国例外论”最突出体现在全社会对于产业政策和“自主可控”的态度。过去几年，在外部科技限制背景下，中国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借助政策支持国产替代明显加速。一种流行说法由此形成：美国遏制反而帮助中国完成产业升级，“越打压越强大”；产业政策是中国最有力的工具。这种说法忽略了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安全与效率之间往往存在取舍，扭曲市场机制会导致收入和福利的损失。"}],[{"start":118.23,"text":"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全球供应链出现大规模重构，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这一重构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安全与韧性。无论美国借助关税壁垒推动制造业回流，还是欧洲强调战略自主，全社会产出和福利的损失、消费者付出的代价都被经济学家们广泛讨论。"}],[{"start":139.9,"text":"中国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中国舆论和学术界对中国付出代价的讨论却十分有限。实际上，从微观来看，中国半导体企业以数倍的工资从台湾、日本招聘工程师提升制造水平——如果市场化条件下的工资反映出了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那么中国企业的雇佣做法显然存在亏损的嫌疑；从2006年“大飞机”立项以来，负责大飞机制造的中国商飞的注册资本不断扩充到了近千亿人民币，迄今也尚未有盈亏平衡的报道。政策支持显然是中国企业可以不计成本进行投入的关键。"}],[{"start":177.57,"text":"从宏观上看，IMF估计，中国每年通过廉价的信贷、土地、财政补贴等产业政策的等效财政支出约占GDP的4.4%，也就是2025年约合6万亿人民币。这类规模的资源配置扭曲，对宏观的影响自然不能忽视。不仅仅IMF在2023年下调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潜在增速，中国官方读物也在为中国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降调。2025年底出版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中提到，要按2020年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的数据，将当时发达国家人均GDP的门槛(2万美元，2020年不变价)作为标准，作为中国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目标。这一标准事实上将“追赶发达国家”转化为“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水平”。"}],[{"start":231.44,"text":"二、中国奇迹与法治与产权无关：错误归因"}],[{"start":236.10999999999999,"text":"第二种“中国例外论”认为，中国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证明一个国家即便缺乏成熟的宪政法治框架，也能够取得巨大经济成功，因此，以达龙•阿西莫格卢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经济学者关于产权保护、规则约束与长期增长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start":254.26,"text":"“中国例外论“者一般把中国和印度进行对比：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虽然在法治、宪政等方面更符合制度经济学的要求，但是经济发展的成绩却远远不如中国。就笔者看来，人口因素从来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来没有哪个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多的经济体比人口少的经济体增长的更快或者更慢；因此，没有必要把人口当作控制变量将中国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印度等人口大国。"}],[{"start":284.84999999999997,"text":"实际上，经济增长即受到制度安排影响，也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早在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就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虽然美国和墨西哥的宪法条文基本一模一样，但是由于两地“民情”不同，一个国家富裕繁荣而另一个国家则贫穷混乱。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形成的勤俭、重视教育、习惯于文官制度等较高的社会资本，与印度的种姓制度等社会资本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因为中印经济效绩的差异就得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结论显然并不科学。"}],[{"start":318.23999999999995,"text":"反过来，若控制住中国社会具备的较高的社会资本，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几个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经济体中进行比较，中国大陆人均GDP敬排末席恰恰证实了产权保护、法治的重要作用。这一结论与阿西莫格卢等学者做过的朝鲜与韩国等国际比较的结论高度一致。"}],[{"start":341.3299999999999,"text":"即使与历史进行比较，虽然当今中国的制度安排距离真正的宪政、法治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相比，中国也在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政府向社会放权让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用这些进步来解释中国经济的成绩反而更加合理。"}],[{"start":359.7199999999999,"text":"三、集中统一领导是最大优势：逻辑不缜密"}],[{"start":364.18999999999994,"text":"第三种广泛流行的论调是，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制度最核心的优势。其理由通常是：决策快、执行强、内耗少、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start":376.72999999999996,"text":"然而判断一个制度是不是核心优势，不仅仅要看到它的优势，也要看到它的劣势；同时，还需要和其他的制度的优劣势进行比较，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集中统一领导虽然有决策快的优势，在特定短周期或危机应对中的动员效率较高，但是在为谁的利益进行决策和执行的方面，天然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人问题——各级政府官员常常为自身而非社会公众的利益做出决策；有时做出错误决策，也因为个体利益不愿纠偏；这就产生腐败。西谚有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是缺乏分权制衡体制根本性的弊端。"}],[{"start":416.86999999999995,"text":"除此以外，集中统一领导还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而论，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包括财政等一些职能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属于地方事权；中央银行等政府职能中央政府有优势，属于中央事权。在分权的社会中，地方政府以独立组织的身份行使地方事权，决策、监督、问责也都在同一层级通过分权制衡完成，信息相对透明。然而，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安排中，对于地方人事、问责和监督的权限都属于中央政府；从定义出发，中央政府没有充足的信息做好地方政府事权领域的问责与监督，于是很容易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尾大不掉，正是明证。"}],[{"start":466.98999999999995,"text":"事实上，虽然集权和分权体制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但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主线是从封建集权走向共和、宪政、代议制与法治国家，而不是相反。这说明，两种体制综合比较孰优孰劣，自在人心。"}],[{"start":484.28,"text":"四、大国崛起需要系统反思“中国例外论”"}],[{"start":488.65,"text":"中国例外论的流行，并非凭空产生。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具有迷惑性的现象：高端制造能力不断取得突破、高技术产业在经济中占比上升，这些现象很容易被解读为制度优势的直接体现。但类似的历史并非没有先例。苏联在其发展阶段，同样曾在重工业和高技术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其逻辑本质是通过大规模要素投入，将资源集中配置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从而在这些领域短期形成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能力。然而，大量资源投入被用于重工业投资而非居民福利，不仅仅苏联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低于西方社会；更重要的是，政策、计划主导的资源配置，无法推动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伴随着投资报酬率递减约束的显现，苏联模式最终无法持续。"}],[{"start":542.4399999999999,"text":"对比之下，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结构性特征：在产业政策投入规模以万亿计扩张的同时，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却始终受到批评，居民消费乏力、人口结构恶化早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痼疾。更为麻烦的是，伴随着政策干预的持续深入与市场机制的不断退化，中国的资本回报和潜在经济增速也在持续下滑。通过增加投入换取经济增长模式的边界正在逐渐显现。"}],[{"start":573.51,"text":"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信息孤岛与定向的媒体引导也是“中国例外论”出现的另一重要成因。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等华人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是理解制度差异与发展路径的重要参照。但近年来，这类比较在公共讨论中明显减少。即便是中国台湾在2025年出现经济增长8.6%、人均GDP超越日韩等重要变化，大陆媒体却鲜有报道。当信息环境与比较框架都在同步收缩，社会认知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坐井观天”的狭隘。"}],[{"start":612.52,"text":"《孙子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大国竞争与结构转型交织的当下，反思“中国例外论”的认知偏差，真正认清自己，才是中国最终能够推动国家转型、完成民族复兴的关键。笔者以为，中国的未来不取决于对“例外”的坚持，而取决于向“常识”（产权、法治、开放）的回归。注：本文仅代表作者看法。"}]],"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80833505_1228.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