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96,"text":"三个月前，我身处中国古城西安市中心一家新开张、装潢华丽的书店，谈论全球经济。活动结束时，一位表达清晰的年轻中国女性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工智能会抢走我们所有人的工作吗？”"}],[{"start":23.98,"text":"这种说法听起来令人生厌，却又让人再熟悉不过。在美国，几乎每周都会有人谈论“AI末日(AI-pocalyse)”，担忧人工智能可能会让人失业、发动网络攻击，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而且，正如本周美国中期选举所显示的那样，反对数据中心的声浪十分强烈：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多数选民表示，这是影响他们投票的一个关键因素；政界人士也已承诺实施暂停令(moratoriums)。"}],[{"start":52.18,"text":"这件事被包装成环境问题。但调查显示，美国人能够接受其他耗能巨大的建筑，例如亚马逊(Amazon)配送中心。民调专家帕特里克•鲁菲尼(Patrick Ruffini)表示：“有强烈的显示性偏好表明，相较于较早出现的数字服务，人们更排斥AI。”说白了：美国选民讨厌AI。"}],[{"start":74.38,"text":"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例如，当一名FT记者最近走访韶关的一个数据中心项目时，他也发现了人们的不安——不过，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当地村民能否同样享受到经济红利，而非普遍反对AI。我自己在中国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人们对AI的兴奋之情，压倒了对就业的担忧。"}],[{"start":null,"text":"

"}],[{"start":96.02,"text":"正如现任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总裁的中国学者宋冰(Bing Song)告诉我的那样：“在（中国），你会听到人们担心失业、人类主体性的消退以及意义感的丧失，这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大致相同。但与美国及西方主流媒体所呈现的相比，我们这里的存在主义恐惧要小得多。”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和亚洲许多地区对AI利好的一面远比美国乐观，对风险的担忧也较少。欧洲的态度更为悲观，但对危险的担忧也没有美国那么强烈。"}],[{"start":128.76999999999998,"text":"有人可能会将此归因于压制。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指出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Xi Jinping)认为，AI发展是中国未来的核心，同时其统治也日益专制。因此，中国普通民众很难对AI提出抗议。"}],[{"start":145.76,"text":"然而，恐惧本身并不能解释这种态度差异。日本、韩国等民主国家同样非常乐观。大多数新兴市场也是如此，无论其政体是专制还是民主。最近，我在剑桥(Cambridge)与人共同召集了一大批全球监管机构代表，讨论如何利用智能体AI(agentic AI)为政府提供服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许多西方代表对如何争取公众支持感到焦虑——而来自新兴市场的代表却没有这种顾虑。该活动还包括一场黑客马拉松，获胜者是一支印度团队。"}],[{"start":null,"text":" "}],[{"start":181.48,"text":"阿联酋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我们的人民很兴奋。”他指出，阿联酋计划到2028年让一半的政府服务采用智能体AI，但这（目前）还没有引发任何抗议。谷歌(Google)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高级副总裁（出生于津巴布韦）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说，他在联合国(UN)共同主持有关AI的讨论时，也看到了类似的分歧。他表示：“说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对AI毫无顾虑是不公平的。[但是]研究显示，全球南方对AI的态度往往要积极得多。”"}],[{"start":216.31,"text":"因此，要理解的关键点是，美国社会对AI的敌意并非普遍存在——尽管目前美国主导着全球的相关话语。不过，随着民主党(Democrats)掌控国会——并对AI政策拥有更大影响力——我们应该追问：这种分歧为何存在？我们又能从彼此身上学到什么？"}],[{"start":236.55,"text":"解释这种态度分歧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实体经济和公共政策方面存在切实差异；以及/或者既有的文化模式。"}],[{"start":245.63000000000002,"text":"先说第一点：人口结构显然是影响公众情绪的一个因素。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劳动力短缺迫在眉睫，且民众对移民缺乏信任，这使得选民更容易接受自动化。不过，美国面临的人口萎缩问题没那么严重，因此推动机器人发展的经济动机也就较弱。"}],[{"start":266.53000000000003,"text":"相对财富水平也很重要。在严重依赖服务业的西方成熟国家，选民担心AI会消灭白领工作，导致未来不如过去。相比之下，许多亚洲国家近年来因技术进步而经历了经济繁荣，这培养了更多的积极情绪。许多贫困国家渴望迎头赶上——其中一些国家认为，AI或许能让它们提供多得多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从而抹平差距。正如一位非洲资深央行官员在剑桥会议上对我所说：“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有什么可失去的。”"}],[{"start":null,"text":" "}],[{"start":301.11,"text":"公共政策也各不相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AI带来的利润让精英阶层更加富有，却几乎没有努力去重新分配这些财富。Maga策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曾对我说：“选民对那些科技大佬(tech bros)很愤怒。”美国政府和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也未能推出一套协调一致的政策，来培训劳动者使用AI工具，或者在AI取代他们时为其寻找新工作；人们只能被指望靠自己去应对这些挑战。"}],[{"start":331,"text":"在其他地区，政府的言辞强调AI带来的公共利益（即便现实有所不同），并在更明显、更大力度地进行干预以保护民众。比如在日本，企业正在努力培训员工（尽管实际的企业AI采用率仍然很低）。在新加坡，政府正在传授伴随一生的AI技能，打击虚假信息，并应对就业岗位流失问题，尤其是针对新毕业生的岗位流失。"}],[{"start":357.55,"text":"新加坡总统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上个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各国政府在新冠疫情(Covid)期间作为危机应对措施，为支持人们获得第一份工作所采取的做法，以及一些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做法，如今必须成为政府可采用的结构性政策菜单的一部分。必须有公私部门的合作，由公共部门激励私营部门接纳应届毕业生。”西方许多国家显然缺失这样的表态——以及政策。难怪人们会感到害怕。"}],[{"start":390.56,"text":"解释这种态度差异的第二种方式，在于社会共享的社会结构和世界观——换句话说，就是文化。经济学家或技术专家很少研究文化，因为它难以捉摸。此外，民族“文化”从来不像密封的特百惠(Tupperware)保鲜盒那样存在。它们更像流速缓慢、两岸泥泞的河流，不断有新的溪流汇入。它们是不断变化的。"}],[{"start":416.49,"text":"然而，文化差异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AI的态度不仅受科技愿景影响，也取决于我们对“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的理解。曾任英国外交官、并与他人共同编辑《想象AI：世界如何看待智能机器》(Imagining AI: How the World Sees Intelligent Machines)的斯蒂芬•凯夫(Stephen Cave)说：“西方有一种鲜明的观点，认为AI要么会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要么会造成末日般的灾难。其他文化看待AI的方式则大不相同。”"}],[{"start":null,"text":" "}],[{"start":443.46000000000004,"text":"为什么？宗教是一个因素。教皇最近就AI发布通谕时，他假定人类与机器是彼此分离的——而且只有人类拥有灵魂。因此，他的通谕被称为《伟大的人类》(Magnifica Humanitas)。这反映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神学，该神学假定有生命与无生命存在之间是有界限的。"}],[{"start":465.62000000000006,"text":"事实上，这种对立框架并非一直存在：正如英国神学家乔安娜•莱登哈格(Joanna Leidenhag)在《看顾创造》(Minding Creation)一书中指出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包含“泛心论(panpsychism)”，认为人类与自然交织相连。一些现代硅谷巨头——例如彼得•蒂尔(Peter Thiel)——极力推崇AI与人类的互动，甚至借用基督教语言，将批评者斥为“假弥赛亚和假先知”。然而，近代基督教思想中的这种对立划分，早已渗入英语媒体文化对机器人的压倒性负面呈现之中，这远早于智能体AI对开源AI平台抱抱脸(Hugging Face)发动攻击。只要想想《终结者》(The Terminator)、《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或《机械姬》(Ex Machina)等电影就明白了。"}],[{"start":null,"text":" "}],[{"start":505.6500000000001,"text":"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比如在日本，流行文化中知名度最高的机器人可能要数卡通角色铁臂阿童木，这是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旨在帮助人类的可爱助手。它的创作者——开创现代漫画的艺术家手塚治虫(Osamu Tezuka)——曾指出，日本人对机器人的态度反映了该国的宗教传统，这种传统不使用二元对立的词汇来定义人类，而是认为万物彼此相连，皆拥有“神”(kami)，即精神本质。"}],[{"start":534.8000000000001,"text":"如果你认为岩石和树木都有“神”，那么看到一台机器表现得像人，就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这也解释了为何研究显示，日本公民长期以来更愿意接受人形机器人。"}],[{"start":547.9000000000001,"text":"佛教和印度教传统中也能找到这种互联思维的回响，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天地人”（即天、地、人）概念亦是如此。"}],[{"start":557.3700000000001,"text":"宋冰表示：“在这一（儒家）框架下，人类在更广阔且动态演变的宇宙中生活并繁荣；他们从不凌驾于世界其他部分之上，也不与之割裂。科技是人类的内在，反映了人类心智，并且我们正与科技共同演进——它并非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外来异己力量。”这在中国政府谈论AI的方式中也得到了呼应。"}],[{"start":null,"text":" "}],[{"start":580.9500000000002,"text":"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是我们如何想象人类的能动性(agency)。2010年，哈佛大学(Harvard)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提出，在“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且民主(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sed, Rich and Democratic, 即Weird，意为怪异)”的文化与非此类文化之间存在差距。最近，社会心理学家运用这一概念探讨了不同程度的所谓“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例如，Nicole Tsz Yeung Liu、塞缪尔•N•柯什纳(Samuel N Kirshner)和Eric TK Lim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印度和中国等“非Weird新兴经济体中的组织”，在采用AI时往往比个人主义文化表现得更迅速、敌意更少。"}],[{"start":624.5100000000002,"text":"为什么？一种理论是，Weird文化不喜欢机器人，因为正如学者亚伦•巴恩斯(Aaron Barnes)、Yuanyuan Zhang和安娜•巴伦苏埃拉(Ana Valenzuela)在另一篇论文中所提出的，“个人主义者可能更容易将AI视为自我的外部事物，并认为AI的特征侵犯了他们的独特性、自主性和隐私。相比之下，集体主义者可能更容易将AI视为自我的延伸，并认为AI特征有助于顺从共识。”"}],[{"start":651.1100000000002,"text":"另一种理论围绕着隐私。研究人员最近比较了X平台和（中国平台）微博(Weibo)上关于AI的讨论，他们注意到“美国人对AI隐私表达了更多担忧，更多地关注AI应用对隐私的泄露”——但“中国人对AI在促进隐私保护方面的作用更为乐观”。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将隐私定义为帮助他们抵御商业操纵和欺诈的工具。"}],[{"start":null,"text":" "}],[{"start":676.0200000000002,"text":"第三种理论聚焦于信任。加拿大心理学家诺亚•卡斯特洛(Noah Castelo)从他的研究中指出，“相较于来自人们认为腐败程度较低国家的人，出生或成长于人们认为腐败程度较高国家的参与者，对算法决策的厌恶程度要低得多”。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然而，我们对机器的信任程度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人类比这些机器人更值得信任。在拥有强大法治的西方文化中，人类官员似乎是可信的。而在其他地方则不然。"}],[{"start":710.0000000000002,"text":"2017至2019年间，当时隶属于英特尔(Intel)的人类学家肯•安德森(Ken Anderson)在研究中国的面部识别技术时发现，中国公民并不介意与机器人打交道，因为他们喜欢这种便利性，并且视觉识别工具将他们视为个体，而不是数字。他指出：“（在中国）面部识别技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凸显了个体，而这正是西方文化的标志。”此外，他告诉我，中国公民似乎认为机器人是公平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比中国以前的人类官僚更少偏见。因此，我们对科技的态度源自我们对人的看法；如果我们不信任人类，我们可能更愿意与AI打交道。"}],[{"start":750.6300000000002,"text":"这种解释存在重大局限，最显著的是社会内部的态度各不相同，并且它们会随着政策变化或外部影响而改变。再想想安德森为英特尔所做的面部识别技术研究。大约十年前，当他开始这项研究时，他的任务是探索为什么美国人似乎本能地比中国公民更排斥面部识别工具。因此，他观察了中美两国的学校、住宅区和警察部门的人，并得出结论：美国人认为面部识别工具是侵入性的、有辱人格的，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start":785.3800000000002,"text":"然而，在英特尔的这项研究开始后不久，苹果(Apple)推出了其首款带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智能手机——这款产品很快被美国消费者接受，因为他们和中国消费者一样喜欢这种便利。美国文化似乎改变了。"}],[{"start":800.4200000000002,"text":"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发生吗？也许会。诺贝尔奖获得者、计算机科学家、被称为AI“教父”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认为，西方人或许很快就该接受人类与机器相互交织的现实。本周在剑桥对听众演讲时，他表示：“我的信念是，如果我们有灵魂，这些外星生物也有。”他主张，鉴于它们可能有多么危险，人类需要“像母亲控制婴儿一样”控制它们。"}],[{"start":827.8700000000002,"text":"另一方面，如果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政府——以及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宣布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其公民，无论是免于失业、不平等还是生存风险，公众对AI的反对可能会减少。同样，如果政府以强力行动对该技术进行监管，情况也是如此。研究人员认为，欧洲人对AI的生存危险不那么担忧（尽管对就业影响感到悲观）的一个原因，是欧洲对监管的信任度更高。相比之下，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反对对AI进行监管——并嘲笑抗议数据中心的人，说他们是想保持“落后和贫穷”。"}],[{"start":null,"text":" "}],[{"start":866.5900000000003,"text":"反过来说，如果发生重大的AI事故，例如针对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公民可能会变得像美国公民一样对AI充满敌意。同样，如果事实证明AI取代新兴市场就业岗位的速度与发达国家一样快，或者AI未能使较贫穷国家和社区在经济意义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情况也会如此。"}],[{"start":890.5300000000003,"text":"无论如何，关键在于公众对AI的态度——无论是好是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反映了关于“何为人类”的更广泛的预设——这些预设在世界各地差异巨大，且不断变化。这正是我们极具人类本性(all-too-human nature)的迷人之处。宋冰说：“AI既不是全好也不是全坏。但要使AI与理想的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我们需要首先在自身培养这些价值观。我们应该拥抱悖论，更多地反思自己，少指责他人。”"}],[{"start":923.9300000000003,"text":"换句话说：在这个我们被告知要向机器学习的时代，我们或许可以首先从其他人类那里学到一些教训。希望民主党的政策制定者愿意这样做。美国的科技从业者们也能如此。"}],[{"start":938.6900000000003,"text":"吉莲•邰蒂(Gillian Tett)是英国《金融时报》(FT)专栏作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教务长，也是FT播客‘金钱的故事(The Story of Money)’的联合主持人。"}],[{"start":947.4400000000003,"text":"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 关注FT周末版(FT Weekend)的 Instagram、Bluesky和 X账号，并注册以在每周六早上接收FT周末版的通讯"}]],"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4029970_4429.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