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涉及文化与教育。“文”“化”两字的组合，最早见于战国末年出现的《周易•贲卦》，即“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文化有“文明教化”的意思。中文里的“教育”两字都是会意字，“教”字从攴从孝，攴是形部，孝是形部亦兼声部。“攴”的篆体字形是用手持杖或执鞭。“育”字在甲骨文字形里像妇女生孩子，上为“母”字及头上的装饰，下为倒着的“子”字。从汉字造字之初就说明了，教育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引导性，使人们行为契合社会规范。所以，“文化”是一种文明教化，“教育”是传递或习得文明教化的手段。文化是一种概念，而教育涉及行为与过程。
香港在中国文教中的地位
香港衔接内陆，有着独特的地缘竞争优势。香港是中国的一个行政特区，其发展既依赖内地又深度融入全球化，既有本土的特色与文教优势，又同东盟各国存在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关联。近年来后香港加速与内地融合，更加向内地开放，如针对中国大陆人员落户的开放，通关走向便捷化。香港目前在中国文教中的分量依然重要，这不仅体现为港大、港中文等传统名校的优势，而且通过与内地的教育合作（比如港大、港中文已在深圳设立分校），参与中国教育市场和知识市场的竞争。尤为关键的一点是，香港作为试点，未来台湾与大陆统一后，可能采取类似的模式，参与到中国大陆的文教体系中。
香港在中国的文教中依然处于“高地”地位，这不仅在于其深厚的全球化积淀，更在于它依然能够保持一种不同于大陆的教育文化和知识体系，两者相得益彰，“包容共生”是中国教育的一种趋势。同时，相对于大陆文化，香港地区文化显得多元且包容。未来看，大陆与香港的文教会被放置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这不仅是市场的对接，更是一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的深度交融。
融合共生视角下香港的竞争力分析
经过较为激烈的冲突与治理转型，香港加速与大陆融合，这种融合整体看是正向的。激烈的冲突加速了香港的转向，并由中央直接介入以明确政治、安全和发展方向。在“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与内陆的关联与身份更加紧密，香港融入中国更具制度性保障。新冠疫情后，香港出现了大量的外资撤资与人员流出，当然这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从演进和时空的角度分析，“出”与“入”基本是同步的，是辩证的，尤其从资本与人员这两大活跃变量看，因为其中的中介变量是异常丰富的，所以对香港的前景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如郑永年教授所言，“未来香港要做的事情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内要发展，对外要更加开放，甚至引领中国内地走向深度的开放，成为亚洲的开放高地”。2024年，香港的情况在好转，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对香港的“自由度”给与了充分的肯定。例如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4年度报告》，显示中国香港在全球165个经济体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国家/地区”，夺得“世界第一”的宝座。去年6月，香港在《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排名上升至第五位；2024年9月23日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升至全球第三，这表明了香港正在稳健回归。10月25日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对外发布“2024 GaWC全球城市排名”，全球八个“Alpha+”（世界一线强城市），中国共有三个城市入选，分别为香港、北京和上海，其中香港位居中国城市首位。可见，香港凤凰涅槃，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发挥其“超级联系人”“黄金跳板”和“桥梁”的角色。
香港与东盟的文化教育关系
从地缘角度看，全球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出现类似“中国-香港-东盟”这样的基于共同儒家文化和商业文化而在地缘上紧密连接的地区。总体看，内地、香港与东盟在地理上的走势呈现“Ɛ”形，在这里汇聚了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全球第二大和第五大经济体、广泛的人口和最具活力的市场。其中，文教与贸易投资一样存在重要的分量，是链接内地、香港与东盟的纽带。
实际看，香港与东盟在教育领域业已形成“一超多强”格局。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而东盟拥有一些重要的国家性大学（比如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以及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等），而且在教育的联合上存在“东盟大学联盟”（ASEAN University Network，AUN）这一合作形态。
香港与东盟高校在教学、科研、留学、教育产业领域存在广泛合作，业已形成香港与新加坡两个教育与文化高地。由于香港背靠大陆，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其优势将更加突显。总体上这种“一超多强”的体系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性。香港与东盟在文教上存在两大主要特征。
（一）香港与东盟的“文教共生”。香港的特区地位和全球经济地位赋予其在文教领域的吸引力。香港不仅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东盟和世界的香港。港府长期以来，尊重创作及表达自由；提供让更多人参与的机会；鼓励多元及均衡发展；以及提供有利的环境及条件（场地、拨款、教育及行政），香港特殊的制度与文化拓展了其包容性和文化教育的张力。香港本土存在中西合璧的文化，具有典型的岭南风格，同时葆有自身特色。随着开放以及与东盟国家人员的密集往来，东盟各国均可在香港寻找到本国的文化符号与象征，这不仅表现在商业、宗教（地方信仰、民间信仰）、美食、世俗文化、潮流文化等方面，而且香港与东盟国家通过商业沟通，旅游、跨地区婚姻等加强了文化关联。这里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和而不同，共生共容”。在两地的历史与现实中均未出现对特定对象在文化层面的排挤和歧视，而是展现出一种紧密的共生关系。放眼全球，这在族群多元，文化多流派的地区中是较为少见的。
在教育领域。教育是香港的重要产业，香港在“一带一路”的概念框架下扩大对东盟国家的教育交流，因为香港需要输入更多的知识、资本和人才，这有助于城市持久地推行“再工业化”。东盟存在庞大的教育市场，香港在中国政府布局东盟周边外交中存在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展开对东盟文化外交的重要阵地，在现实中也成为东盟国家知识精英了解中国，体验中国文化，并在中国内陆学习的“中转站”，是优质教育、知识和思想学问的交流中心及人才培养矩阵。香港可以广泛地与东盟展开在基础教育、标准化考试、金融、贸易、创新科技、知识与文化艺术上的交流。
（二）香港与东盟有文教存在共同的“根”。首先是儒家，香港与东盟共享儒家文化。在涉政治文化层面，儒家对权威的尊崇具有相当厚植的根基。在教育层面，香港与东盟国家存在向西方学习、融合与超越的趋向，尤其是香港与新加坡作为文化与教育的两大高地，都面临着对西方的学习与赶超和竞争。儒家的内敛，推崇“和”文化，也使整体看，东盟的赶超呈现出以一种“和平”状态展开的局面。
未来两地文教的发展趋势
（一）扩大交流。即扩大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人才战略、ESG等方面的交流合作，这一方面的市场空间很大。（二）文明互鉴。中国与东盟国家不存在根本性的地缘对抗，以儒家为核心，东盟是中国重要的周边，两地存在紧密的佛教关联，朴素的民间信仰，比如风水文化与商业中的关公崇拜，存在对商业和国家（地区）发展与转型的推崇。从各方角度讲，维持和平与地区安宁，推动文明互鉴有现实的意义，其中文教可以起到“纽带”与“润滑剂”的作用。（三）美美与共。两地的发展互为支持，互为依靠。在两地展开贸易投资合作的过程中，商业人文教育主要的挑战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可持续性、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东盟国家自身的稳定、南海议题、各国在关键矿业与美国的粘合性、印太战略等变量。现实看，这些变量集中在外部，其中又以美国推动的“楔子”政策为主。“美美与共”是香港与东盟的传统，从“共生角度”理解香港与东盟的文教关系，有利于释放各方的善意。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评论与研究主笔，主要研究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