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布，标志着其对华战略从“全面围堵”转向“精准定向遏制”，形成以“本土堡垒化”和“关键领域排华”为核心的战略框架。这一战略通过政策传导与联盟协同，比如推动西半球政府强化外资安全审查体系，剔除中国涉军民两用产业的存量企业或投资，导致中国在西半球投资企业将面临系统性孤立和排挤风险。
中美欧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力量，三者间的投资互动直接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国际经济秩序走向。中国企业对欧美投资历经多年发展，已从初期的资源获取型向技术合作型、市场深耕型转变，在制造业、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深度产业绑定。然而，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迭代升级，其对华“务实遏制”逻辑通过跨大西洋联盟传导至欧洲和拉美、非洲，引发外部外资监管体系的协同收紧趋势。
目前这一趋势主要集中于欧美。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以互惠和公平为优先考量”，提出通过“体系切割”“关键领域堡垒化”“盟友胁迫站队”三大轴线，构建排斥中国的平行经济体系。而欧盟在2019年通过的《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条例》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成员国协同审查机制，形成对中企投资的“双层围堵”。在此背景下，中企在欧美投资面临的已非孤立的政策障碍，而是涵盖市场准入、运营存续、退出机制的全链条挤出风险，部分领域甚至出现“投资即审查、并购即否决”的极端情况。而认识这种演化逻辑与风险，提早布局中资企业应因撤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战略重构：从全球扩张到定向遏制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变革在于美将战略资源的重新聚焦，放弃了此前的全球干预模式，转向“本土堡垒巩固”与“西半球优先”的双重战略主轴，其实就是认识到了此前的系列竞争方式，比如“亚太再平衡”、“AUKUS”等构建的军事安全网络，对于应对中国军事和经济崛起并没有十足的用处。美对华战略逻辑呈现三大特征：一是承认中美“实力近乎对等”的现实，放弃“速胜论”，转向“持久消耗战”，尤其做好美国本土的产业和军事工业体系。二是将经济与产业安全韧性塑造为优先，把“供应链自主”“技术霸权”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抓手，特朗普更加认识到了产业链对提振美国竞争力的主导作用。三是通过“安全化”叙事，为针对中国实施的排他性政策提供弹性空间，既避免直接外交摊牌，又预留政策操作空间。
报告明确美国将坚决阻止非西半球竞争对手的军事力量、威胁性装备部署或掌控战略要地。这一战略的本质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将对华战略从全面贸易战转向成本更低、更可持续的“侧翼包抄”甚至是新的对华“孤立”，其中限制中企在欧美战略领域投资，成为切断中国技术获取渠道、削弱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手段。报告明确提出“阻止敌对外部势力控制关键资产”，要求盟友同步建立外资审查屏障，形成跨大西洋协同遏制网络。特朗普已经从全球到处出击转向“地缘切割，主动防御，练好内功，经营大西洋两岸圈子”。
政策工具：美国对华投资限制的具体举措
由于存在地缘上的物理面切分割倾向，所以在西半球，美国将着力排挤中国企业及其他涉中国势力的参与，尤其是审查和排挤涉军民两用产业的投资确保美国安全。
未来，美国政府可能依托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构建更加严苛的外资审查体系。在新安全战略驱动下，其限制措施或将呈现“全链条、穿透式、高强度”特征：
首先，审查范围大幅扩张。此前，美国通过《大而美法案》等立法，将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关键矿产、医疗设备等20余个领域纳入“核心安全清单”，任何涉及这些领域的中企投资均需接受强制性审查，甚至对已完成交易启动追溯审查 。在此背景下，相关的直接投资几无可能，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包括中航工业这一中资巨型军工企业可能会受到极大的压力，进而退出美国市场。
其次，主体自由裁量权变大。联邦政府可能采用“穿透式审查”原则，除了国有企业，接受政府补贴、与国家产业政策存在关联的中国民营企业也被纳入“受政府控制”的审查范围，导致多数中资企业自动成为审查的重点对象。由于中国国有资产直接或间接影响诸多民营企业，所以产权不清晰者或者具备中国政府投资的股权企业甚至与中国政府“走得近”的企业都可能会面临更加严苛的安全审查。而由于在规范上无法应对数量庞大、产权各异的中国企业，审查方的自由裁量权只能扩大。
此外，处罚力度显著升级。比如美国政府针对中兴涉海外腐败的指控，目前的罚款额度是10亿美元，这种致命性的罚款，无疑会更加普遍地指向中国企业尤其是涉及战略、信息或军工类的企业。而从企业经营上看，美国执法与审查中名目繁多的制裁外资的“罪名”，无不带有致命性罚款或审查等惩戒性倾向，而一旦企业不得不缴纳罚款，那很大可能就会在东道国政府的压制下，经营走下坡路，丧失与当地竞争者的竞争优势。比如，12月23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军队在委内瑞拉海岸扣押的中国香港“世纪号”油轮所载18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以及船舶本身，将由美国“永久保留”。这艘船上装有200万桶石油，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已经扣押两艘中国船只。这本质上是一种“征收式”惩罚，如果中国在拉美的产业丧失武力保卫，那么美国排挤中国企业或产业只会加速。
跨大西洋传导：欧盟审查体系的协同收紧
未来，美国新安全战略通过北约框架、双边贸易协定等渠道，成功推动欧盟形成对华投资限制的“政策共振”。其实，欧盟在这一块是有立法基础和准备的。比如欧盟以2020年生效的《外资安全审查条例》为基础，构建了“欧盟协调、成员国主导”的双层审查机制，其政策收紧呈现三大趋势：
审查范围弹性扩张。将“安全与公共秩序”概念泛化，除传统关键基础设施外，把数据安全、媒体多样性、供应链稳定等均纳入审查，给中企投资设置模糊障碍。其实质是安全化的泛化，足够覆盖中国一系列外部投资。因为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军与民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和绝对。
成员国立法强化。如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修订外资法，扩大敏感领域清单，提高申报门槛，部分国家甚至要求中企在关键领域投资需放弃控制权。而其中一些明显会违背东道国原有法律的事务，也可能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新的修改。
程序透明度降低。成员国可随意援引“特殊情况”延长审查期限，部分项目审查周期长达18个月，导致企业商业计划被迫搁置，投资价值大幅缩水。这种“美国定调、欧盟跟进”的协同模式，使中企在欧美投资面临“两头受限”的困境。
中企在欧美投资面临的挤出风险表现形态主要有：
市场准入壁垒：战略领域投资全面受限
美欧将关键技术与基础设施领域视为“安全红线”，对中企投资实施“一刀切”式排斥。在半导体领域，中企对欧美芯片企业的并购案获批率不足5%，2025年某中资企业收购德国小型芯片设计公司的交易，因涉及“潜在军民两用技术”被欧盟委员会否决；在新能源领域，美国《降低通胀法》明确排斥中资供应链，要求获得补贴的新能源项目不得使用中资生产的电池组件，导致多家中企被迫退出美国市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服务因“数据安全风险”难以进入欧美主流市场，形成实质性市场隔离。
这种准入限制呈现“领域扩大化、标准模糊化”特征，甚至蔓延至传统竞争性领域。欧盟部分成员国以“产业安全”为由，对中企在汽车零部件、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投资加强审查，使中企面临“投资无门”、“维权无路”的困境，只能选择撤资或支付长期的诉讼费用。
运营存续风险：合规成本与审查压力激增
对于已进入欧美市场的中企，挤出风险通过合规审查、政策变动等方式持续侵蚀其运营基础。一是合规成本高企，中企需同时满足美欧两套复杂的监管体系，仅外资审查申报费用可能就高达数百万美元，且需聘请专业团队应对持续的合规调查，很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不敢冒这个风险和成本去赌。二是审查常态化，CFIUS和欧盟审查机构频繁以“补充材料”、“实地核查”为由介入企业运营，部分企业因无法承受长期审查压力被迫出售资产，一了百了。三是技术合作受限，美欧限制本土企业与中企开展核心技术合作，禁止向中企转让关键技术，导致中企在当地的研发中心陷入“空转”。比如，尽管华为在美国依然设立有绿地投资和研发中心，但均处于美国相关部门的监控和审查之下，在美存续的象征意义更加明显。
更为严峻的是，美欧正推动“去中资化”供应链重构，通过政策补贴引导本土企业终止与中企合作。某中资新能源企业在欧洲的工厂因无法获得当地核心零部件供应，被迫缩减产能，体现出运营层面的挤出风险已日趋显性化。
资产安全风险：征收与强制剥离风险上
在“国家安全优先”的政策导向下，中企在欧美资产面临的征收与强制剥离风险显著上升。美国CFIUS近年来强制剥离案例中，中企占比超过40%，2025年某中资企业持有的美国锂矿股权被以“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为由强制出售，且未获得合理补偿；欧盟部分成员国通过修改法律，将中企在能源、通信领域的投资纳入“战略资产清单”，要求中企转让股权或降低持股比例，实质构成间接征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