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经历了一场极限的“压力测试”：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变化、中美之间的全方位竞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这一系列复杂国际事件和国内房地产泡沫问题未决交织叠加，将中国的企业出海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境地。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中，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部最新发布的企业出海报告《大变局下的“新中式”出海》指出，中国企业正在经历全球化的第三次变迁——从产品出海到渠道出海，再到如今的能力出海。中国企业在高强度的竞争中，已经锻炼出发现市场痛点和解决痛点的能力。这一次全球化，中国企业不再满足于只是通过出口向海外卖产品，而是希望向世界全方位的输出能力，并在海外市场扎根、长期经营下去，为解决更多更难的痛点做贡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先是通过“三来一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末端，在为跨国公司做贴牌代工中学会了严格按照国际标准生产。90年代末20世纪初，当中国企业自创品牌重新上路时，这些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工艺能力、供应链能力、组织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逐渐演变为这些企业自身强大的竞争力。
2010年后，随着B2C模式的跨境电商平台的崛起，尤其是2020年以来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的火爆，中国企业第一次大规模获得了看见消费者的能力，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中国品牌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国门，与海外消费者直接互动。
而今天，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又在经历一场大迭代，光伏、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高端装备制造、通信设备、基建等中国优势产业的头部企业，正在向海外输出一整套能力体系——从设计理念、技术标准到供应链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这一方面是当前地缘政治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企业能力的溢出效应。
特朗普新政加速旧时代的告别与新时代的开启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7年12月就曾预测，“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一进程在全球加速演进。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开启了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这次履新既是旧时代的告别，亦是新时代的开启，因为很多旧规则都被打破了，而他极力想要重建一套新规则。但新规则是什么，他似乎在探索中。
特朗普上任之后，在国际事务、移民管控、贸易保护、政府改革、能源与科技等众多领域频频实施改革，但对全球经济产生最广泛影响的莫过于是“对等关税”政策。与第一任期里主要针对中国、拉拢盟友的关税策略不同，他在第二任期将贸易全面武器化，先通过普征关税和对特定经济体施加高额关税来对不同国家极限施压，再通过分而治之式的谈判来达到自己的核心诉求：要求贸易伙伴增加对美产品的采购、降低对美关税、放宽对美科技企业的监管与税收政策、限制中国通过第三国开展转口贸易等。这场关税战最终在2026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叫停，但其造成的冲击已深刻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
除了贸易武器化，特朗普的其他外交政策如“退群外交”（2026年1月7日美国一次性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地缘政治战略中“唐罗主义”与西半球优先、盟友政策所表现出的功利施压与利益收割、对华政策里的竞争与管控并存，以及实力优先与低成本干预的军事策略，从两个相反的方向重塑世界：一方面，它们以空前的力度撼动了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美国大规模退出国际组织、盟友关系工具化、贸易规则被单边关税取代；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的反噬效应也在加速显现——单边关税推高了美国自身的通胀、盟友间的信任遭到极大损害、去美元化趋势不可阻挡。
当然世界的重大变化还远不止这些：欧盟在追求战略自主的过程中，对美国和中国的态度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对美国从信任到逐渐离心，而对中国则从防范转向再接触；同时2025年以来，日本右翼主导的执政联盟加速重启再军事化，并将台海问题推向风口浪尖，一度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美伊战争的爆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对于国际能源市场是又一个重大的“黑天鹅事件”；而中美在人工智能（AI）上的竞争，则在混乱之中让全球看到了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大国带来的希望。
中国角色的巨变：从世界工厂到全球供应链中枢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构的关键节点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也完成了多维度的实质性升级 —— 从传统的增长引擎—和世界工厂，全面跃迁为全球经济稳定锚、供应链核心枢纽、科技创新策源地、全球直接投资输出国、新产业引领者与多边治理中坚力量，角色的内涵、权重和全球影响力均出现了标志性突破。
中国全球经济角色变迁最突出的领域是在全球产业链中角色的本质跃迁——从世界工厂变为全球供应链中枢，这一跃迁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1）产业基础优势愈发显著。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1%，相当于美日德三国总和；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在220种产品产量上位居全球第一，产业集群的垂直整合优势成为全球供应链韧性的核心支撑；2）标志性的价值链跃迁。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首次实现净出口，标志着中国从高端生产装备的进口国，转变为智能制造装备的出口国，完成了从用海外设备造产品到向全球输出制造能力的核心跨越；同时中国在绿色产业链上已经形成了全球主导权：掌控了全球超80%的光伏供应链、70%以上的动力电池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45%，出口规模全球领先，中国的技术标准、产业集群模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参照；3）角色本质变化。中国不再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参与者，而是从世界工厂升级为全球供应链关键枢纽——未来完整的终端中国制造可能减少，但含中国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的全球产品将大幅增加，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中心节点。而这也为中国企业的产业链出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中国企业出海背后的三重动力
2025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同比增长7.1%，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在这份颇具韧性的成绩单背后，中国企业出海的动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第一重动力也是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中国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溢出效应。经过数十年作为世界工厂的磨练以及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成本、技术、效率、创新四个维度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竞争力。比亚迪的电动汽车即使加上高额关税，在海外市场的价格仍较同级别日系车低10%-30%；中国光伏产品以比美国厂商便宜35%-65%的优势占据全球80%以上市场份额。这种竞争力是“压不垮、堵不住”的——关税壁垒可以改变贸易路径，却无法改变消费者对价值的理性选择。
第二重动力来自贸易壁垒的系统性抬升。在经历了连续的关税战后，美国对华加权平均关税水平在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叫停“对等关税”政策后仍达29.7%，远高于2018年贸易战前的3%，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初以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更是大幅提高了对原产地规则“实质性改变”的审查力度；欧盟也构建了关税+单边工具+产业法案+资金禁令+技术标准壁垒五维一体的限制体系。面对这一局面，传统的贸易型出海正在被投资型出海取代——企业不能只是把产品卖到海外，而要在海外创造价值；不能仅仅将最后的组装放在海外，而要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营销中心、售后服务中心，未来甚至可能是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实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价值链本地化。
第三重动力来自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然要求。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增长了近四倍。地缘政治博弈使供应链布局的逻辑从效率最优配置转向效率+安全配置。跨国公司从“All in China”转向“China+1”乃至“China+N”策略，率先带动了中国供应链企业的跟随式出海；而此后中国本土的大企业也开始作为新一代的链主，带动供应链上的企业共同出海、主动布局。
寻找连接器国家
作为企业出海的第一步，寻找出海的目的地国家至关重要。随着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商品出口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节节升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考虑将连接器国家——那些地处重要地缘位置、与主要经济体均保持良好关系，同时拥有相对完善制造业基础的新兴国家，作为自己出海布局的第一站。
利用近岸×友岸的四象限模型，可以筛选出以美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理想连接器候选国家：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墨西哥。这些国家既能满足近岸外包的地理邻近性要求，又能满足友岸外包的政治忠诚度条件，在中国企业与美国市场之间搭建了桥梁。当然该模型也同样适用于分析目标市场是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
图表：“近岸 × 友岸”连接器国家四象限模型
值得注意的是，连接器国家本质上是政策套利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大小主要由目标市场国决定。企业需要在连接器国家做好真正长期深耕的准备，把政策套利升级为能力沉淀，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分散风险。
两种出海范式：链式出海与蜂群式出海
本轮出海浪潮中，中国企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但又相互补充的出海范式。
第一种是链式出海——以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链主）为核心，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成体系的向海外布局。长安汽车在泰国投产时直接带动300多家核心供应商共建本地化供应链；比亚迪在泰国工厂周边聚集了超过30家中国零部件企业；宁德时代在印尼打造了从镍矿开采到电池生产再到回收的全链条模式。这些“链主”企业正在海外再造完整的产业生态。
第二种是蜂群式出海——大量中小企业在短时间内涌入某一海外市场或平台，依托国内产业带、跨境电商平台和海外仓等基础设施，快速迭代、集群式扩张。以Temu为代表的跨境电商平台，通过全托管/半托管模式将国内数百个产业带的中小工厂直接连接至全球消费者；泰中罗勇工业园则通过拎包入住式的海外生产基地，累计吸引近300家中资制造企业入驻，带动中国对泰投资超50亿美元。
这两种范式并非对立，而是中国制造业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然分工。链式出海以系统优势构建壁垒，蜂群式出海则以灵活性和规模效应快速渗透——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完整图景。
先行者的忠告：出海是0到1的创业
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部还通过对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十余家出海企业的实地调研，总结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教训。
首先，“Copy from China”的模式正在失效。东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大市场——10个国家在经济水平、基础设施、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几乎超过中国从一线城市到下沉市场的所有层级。照搬国内流量+低价+规模的闭环模式，在东南亚已被验证为高风险策略。京东在印尼和泰国的电商业务、泰国快递企业Flash Express在马来西亚的扩张，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供应链布局需要在效率与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核心产能国内配套+东南亚本地组装+区域仓配协同的混合供应链模式，已成为中小企业的主流共识，这种模式同时发挥了国内国外两种优势。但随着美国和东盟各国对“原产地实质性改变”审查的升级，从中长期看，供应链进一步本土化将是大势所趋。
第三，人才本地化是出海的隐形基础设施。中方核心技术团队+本地成熟运营团队的混合配置已成为出海标准路径，但企业需要建立真正适配本地市场的人才培养与留存体系，而非简单套用国内的管理模式。
正如好巧冰淇淋总经理石福林在访谈中所言：“出海是0到1的创业，不是1到N的复制裂变。很多国内成功的品牌来印尼都掉坑里了，因为他们总拿国内经验对比，心态不够卑微。”三一重工印尼团队的总结更为直接：“如果全世界都跟中国一样，那我们出海来干嘛呢？”
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跃迁——从短链条的制造出海逐步升级为覆盖研发、生产、营销、服务、品牌全价值链的长链条出海。研发端需要在海外设立贴近目标市场的研发中心，生产端从中国制造+全球销售转向全球制造+全球销售，销售与服务端从卖完就走转向长期经营，品牌端也要从产品输出走向价值共鸣。这条路不会轻松。
海外不是避风港，而是另一个更复杂的竞赛场。那些仅靠国内市场就可以活得很好的企业，当然不必为了出海而出海；但如果必须出海，就不能只带产品出去，而要带着重新创业的心态、组织和能力出去。中国企业真正要完成的，不是把中国制造搬到世界各地，而是要在世界各地重新证明：中国制造背后那套市场反应能力、供应链组织能力、技术迭代能力、商业创新能力和商业向善的社会责任，能在不同制度、文化和消费者面前继续成立。这，才是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新阶段后，最值得观察的问题。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tao.fe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