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当我在伦敦希斯罗机场踏上飞往北京的航班时，我回望了从2019年到2025年我在英国驻外这六年多的时光：英国经历了4任首相，2任君主，1场疫情。唐宁街10号的黑色大门口，苏纳克在雨中辞任，悲情十足；在同样的大门口，一任任新上任的财政大臣举起手中的红箱子，对着镜头自信地微笑，意气风发；而唐宁街的主人，变来变去，都没有那只叫“拉里”的猫待的时间更长。
在2026年的夏天，再一次，英国首相换人。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黯然辞职，成为英国脱欧公投十年来的第六位下台首相。此时此刻，拥有极高人气的“北方之王”、前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正意气风发地剑指首相宝座。
在威斯敏斯特，政客和政治评论员们习惯于将首相的频繁更迭归咎于公关灾难、党内倾轧或是糟糕的选举策略。我在英国见证、经历、报道了这个国家在脱欧10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发生的事情。作为曾在伦敦生活过的异乡人，当我试图理解这个曾经以政治稳定著称的国度为何变得“无法治理”时，答案并非藏在议会的辩论中，而是藏在我亲历的几件生活琐事里。在唐宁街10号“旋转门”不停转动的背后，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衰退与地缘政治的阵痛，已经悄然改写了普通人的命运。
HMRC税单上的刺眼数字：被债券市场锁住的唐宁街
在我卸任并准备离开英国时，我曾登录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的网站，想看看我这些年缴纳的税款究竟被用在了何处。在系统自动生成的个人税收去向的柱状图中，排在福利、医疗和养老金之后的第四大政府开支，竟然是“国债利息”。
我知道一个国家兴衰的最重要指标一定是这个字：“钱”，却从来没想到，我是以这样的方式触碰到这个国家的经济脉搏。
当一个国家每年要还的国债利息，都能接近全国养老金总数，还是让我们这个“热爱存钱、不爱欠钱”的民族不免感到有些惊讶。那个刺眼的数字，瞬间让我明白了英国政坛近年来最大的幻象——无论是特拉斯灾难性的“迷你预算”，还是斯塔默试图用增税来填补窟窿，每届新政府都不过是戴着重重的镣铐跳舞。当巨额的预算被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时，政府能够用于投资、刺激增长或修复公共服务的资金就被严重挤压。脱欧本身对这一脆弱的经济基础施加了沉重的结构性阻力。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以及英国央行联合开展的权威研究显示，脱欧过程已导致英国长期GDP缩水6%到8%。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2026年5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达到95.10%，每年光是利息就要支付1110亿英镑。2025年，英国30年期英国国债的利率一度达到5.5%，创下25年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财政大臣的红盒子里装的财政政策，都得经过精心计算，如何能带来更多的钱，如何能少花钱还把事办了，如何能低息借来更多的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斯塔默到未来的任何一位新首相，都无法轻易施展拳脚。统治英国的不再只是下议院，还有冷酷的“债券市场”。任何缺乏资金支持的刺激计划，都会遭到市场无情的抛售。HMRC账单上的国债利息，就是套在每一任英国首相脖子上的财政绞索。
“西红柿危机”：被谎言粉饰的贸易壁垒
英国经济失去的不仅是财政空间，还有曾经畅通无阻的供应链。还有一个脱欧的切肤之痛，藏在日常的沙拉碗里。2023年2月底，我曾在伦敦亲历过一场荒诞的“西红柿危机”。
那阵子，英国各大超市的货架上竟然连几颗像样的西红柿都找不到。甚至当时货架上的西红柿罐头、西红柿酱都被抢购一空。当时，政府和超市给公众的官方解释出奇地一致：“由于气候问题，西班牙的西红柿遭遇严重歉收。”
听到这个“不可抗力”的解释，我和同事将信将疑，立刻拨通了我们驻西班牙同事的微信电话。电话那头的回答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根本没有的事，西班牙市场里的西红柿堆积如山，供应完全正常！”
剥开“恶劣天气”的伪装，真相不过是脱欧带来的非关税壁垒。我所报道的类似故事还有很多：英国的白芦笋，以前主要依赖来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东欧的季节性劳工完成采摘。脱欧后，东欧工人前往英国的签证手续繁琐，英国农业面临劳动力短缺，许多农场主担忧白芦笋烂在地里。还有，往来英国多佛和法国加莱航线卡车司机的通关时间大幅拉长，高峰期过境延误经常超过36小时。在极端天气或系统故障时，甚至出现过卡车排队超过20英里、司机被困十几个小时的状况。
退出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后，繁琐的海关手续、动植物检验检疫证明，让欧盟国家对英出口变成了一场物流噩梦。面对无尽的文书折磨，欧洲的农产品供应商们做出了最符合经济学常理的选择：优先供应毫无摩擦的欧盟内部市场，直接放弃或减少对英国的出口。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曾表示，其长期预测显示，与英国留在欧盟相比，脱欧后，英国的贸易将下降15%。在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夹击下，选民对生活成本危机感到愤怒，而这种挫败感最直接的出口就是一次次地要求更换首相。
伦敦邻居逝去的爱情和法国老友的入籍考试：脱欧剥落的社会拼图
脱欧切断的不仅是物流，还有人的连接。在伦敦时，我的邻居是一对极其“欧洲”的恋人：女方在一家意大利银行的伦敦分部工作，男方是一家葡萄牙建筑公司的工程师，他们共同养着一只可爱的法斗犬。周末的早晨，他们的露台总是飘出浓郁的意式咖啡香。
脱欧前，金融企业在伦敦金融城有经营牌照就如同有一本“欧盟护照”，境外机构可以在整个欧洲经济区提供金融服务，畅通无阻。但脱欧后，伦敦失去欧盟金融护照的优势政策，女方所在的意大利银行将业务和大部分岗位撤出了伦敦。几经挣扎，她搬回了意大利；为了爱情，男方也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到了葡萄牙。起初我们还会点赞彼此的社交动态，但几年后，当我偶然在脸书上刷到男方的照片时，他怀里抱着的女孩，已经换了别人。新冠时期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而脱欧后的生活反而让他们错过了彼此。
这场宏观层面的政治实验，不仅让英国承受了高达6%至8%的GDP净损失，更在微观层面残忍地切断了无数个体的命运交集。脱欧，带走的不只是资本，还有这座城市曾经引以为傲的一部分世界主义活力。
与这对年轻情侣的离开相比，留下来的另一些欧洲人则陷入了另一种恐慌。我认识的一位法国朋友，在伦敦度过了大半辈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伦敦腔。最近，他却在焦头烂额地准备“英国生活”（Life in the UK）的入籍考试。之前，这位骄傲的法国人虽然在伦敦生活了几十年，但一直不愿意申请英国国籍。但现在，我的法国朋友害怕，如果民粹主义浪潮继续席卷，一旦改革党上台，哪怕他已将伦敦视作第一故乡，也可能随时面临签证刁难甚至被驱逐的风险。
脱欧非但没有像政客承诺的那样控制住边境，反而让移民数量创下超90万人的历史新高，其中大部分还是非欧盟移民，这种幻灭感催生了极右翼势力的崛起。我的另一位久居英国的朋友说，之前英国两大党的对垒大致沿着经典的左右经济轴展开：工党讲再分配、保守党讲低税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伦敦金融城各自归位，相安无事。但脱欧像一把楔子，硬生生把这条轴线撬开，换上了一条新的：身份/文化轴。从此英国选民被重新归类，是开放派还是封闭派，是大都市精英还是小镇怀旧者。
2016年公投曾被许多“脱欧”支持者视为一次“夺回控制权”的机会。但十年后，无论是英欧关系、经济发展，还是移民争议，都让不少英国人感到，英国虽然离开了欧盟，但是对生活的“失控感”却依旧如常。
一张能源账单背后的帝国余晖
最后，是那张令人咋舌的账单。2022秋天，我曾在伦敦的公寓里录制过一期视频，专门拆解我的月度能源账单，我把当时收到的电费、热水、采暖费用进行了梳理计算，当时一个月能源花费已经达到160.5镑，按当时大致汇率为8计算，人民币一个月要1284元！2025年，据统计，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达到1720镑，按英国2024财年英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36700镑）计算，能源支出大概占4.7%。除了能源账单，还有超市账单、房屋账单、交通账单，生活成本的数字越来越大。在那惊人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伦敦普通人难以喘息的生活成本危机，以及英国在全球能源供应链面前的脆弱不堪。
俄乌冲突和中东的动荡，毫不留情地凸显了英国能源结构的软肋。然而，令人费解的悖论是：在一个本国普通民众需要为取暖费精打细算、政府财政空间被国债利息严重挤压、连西红柿都无法保证稳定供应的低增长经济体里，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却依然沉浸在昔日“大英帝国”的幻觉中。他们硬撑着增加国防开支，试图在国际援助和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维持着与其实际国力早已不匹配的“大国身段”。
结语：无法被轻易治愈的隐疾
十年一觉脱欧梦。当安迪•伯纳姆试图带着他在曼彻斯特的成功经验重返权力中心时，他将面对的是一个远比大曼彻斯特残破得多的国家。政客们总以为换掉一个枯燥生硬的斯塔默，换上一个更接地气的新领袖，就能安抚愤怒的选民。但只要英国不肯放下帝国余晖的包袱，不愿直面脱欧造成的结构性壁垒，不去解决那份写在我税单上的巨额利息账本和普通百姓账单上的生活成本危机，唐宁街10号的黑门，就永远只会是一扇转动得越来越快的旋转门。
（注：杜毓斌现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制片人、主编。他曾在美国华盛顿、英国伦敦分别驻站6年，聚焦中美、中欧关系报道，从事中国国际传播和新媒体领域工作超过16年。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