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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关系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中美两国政府需要坚持沟通协作、管控分歧

吉莫曼表示,美国商界希望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具有可预测性、确定性和防护措施,以防止政策升级和贸易局势进一步紧张,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本文是作者“中美关系‘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呈现。】

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是常驻北京的作家与执业律师,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30年。他是中国顶尖的外籍律师之一,常年代理各类企业与个人,协助其应对在中国大陆经营所面临的复杂政治与法律问题。目前,他已第五次连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吉莫曼著有广受好评的《北平快车:劫车匪帮震惊西方、撼动民国》,该书入选《纽约时报》编辑推荐书目,目前正在改编拍摄院线电影。其新书《洋魔鬼:被美国遗忘的亚洲帝国中,一桩谋杀与堕落的真实往事》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

以下是访谈实录。

吉莫曼(James M. Zimmerman)

问:首先祝贺你连任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在你看来,当前的中美关系,为你接下来的工作带来了更有利的环境,还是更大的挑战?你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理想状态有何展望?

吉莫曼:两者都有一点。与过去十年的贸易战和脱钩言论不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两国领导人都在相互交谈,并就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一致——特别强调“建设性”一词,它意味着双方之间达成了一种承认一定程度接触的安排。外交很重要。对话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过去十年关于“脱钩”的讨论。我相信双方都遵守纪律以维持停战并避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关系稳定的干扰。不过,双方需要以合作的方式努力确保双边商业关系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向前发展,使两国的公司、工人、农民和消费者受益。而且,在我看来,他们周围的下属或顾问都不会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话又说回来,领导人继续谈论得越多越好。

同时,商界试图更好地了解双方计划如何实施所谓的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这些平台可以说将决定两国如何参与贸易和投资活动,这是一项挑战。未来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将于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预计此次选举将使控制权的天平向民主党倾斜,从而对美中政策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美国商界希望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具有可预测性、确定性和防护措施,以防止政策升级和贸易局势进一步紧张,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问:你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理想状态有何展望?

吉莫曼:在对中国直接投资议题上,商界希望获得市场准入、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与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一致的待遇。美国企业看到了中国巨大市场的机遇,但也了解其中的政治风险,而这主要是由美国对华政策驱动的。企业和一线商界领袖已经顺应并习惯了这环境。

对话要么促进投资,要么因循守旧。这些机会并不能佐证脱钩的合理性。那些主张离开市场的人要么是多年前做出的成本决策使然,要么是觉得他们可以利用当地代表、分销商和被许可人从市场外部挖掘机会。

去风险化是一种使供应链多样化或管理的策略,这对于确保弹性并为任何可能的干扰做好准备是有意义的,无论干扰源如何——政治、经济,甚至是我们在大流行期间看到的健康中断造成的冲击。我们是否正在进入结构性的分离阶段?并非如此。聪明的企业领导者应该不断评估作为其业务计划一环的供应链战略。

问:今年5月,美国中国总商会发布年度报告显示,大量中国企业家对美国营商环境表达不满。而去年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也指出,在华美企普遍对中国的国内竞争环境、合规监管环境感到困扰。你如何看待中美企业的双向不满?其根源是什么?

吉莫曼:中国总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都提出了北京和华盛顿政策制定者应该解决的合理关切和挑战。为什么?因为这些挑战可能会影响国内和国际公司。例如,当中国美国商会提出对知识产权保护、税收、官僚许可或监管合规性的担忧时,这些问题可能对中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产生同样的影响。尽管如此,中国总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在为各自的会员公司倡导更好的商业环境方面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问: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决策,高度受制于整体中美关系。作为链接两国政府与工商界的核心平台,在你任期内,中国美国商会将如何深化双边纽带,提振美企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吉莫曼:中国美国商会的使命是成为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桥梁,旨在确保双方继续在接触和建设性外交的道路上前进。虽然商业机会是美国商业的重要驱动力,但总体目标是在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问: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两国成立双边直接投资工作组,以常态化磋商机制取代以往的临时性沟通。你如何评价这一机制的现实意义?它能如何缓解双边投资的政治化、安全化风险?

吉莫曼:正如前文所言,贸易与投资工作组的实际落地效果,仍有待长期观察。当前,受国家安全议题高度敏感、双边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等因素影响,这两大机制存在被政治化的风险。一旦过度政治化,机制将难以落地运行,无法满足企业与政策制定者的诉求,最终失去原本的价值。

问:双向直接投资为中美两国带来了经济繁荣、税收增长、社会福利等多重红利,但科技、研发等高端领域的投资已受到严格限制。在你看来,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全新增长赛道在哪里?美国投资者该如何规避沉没成本、提升在华投资效率?

吉莫曼:未来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全新增长领域,主要集中在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能源产业、传媒文娱以及现代服务业等赛道。

问:当前中美企业对彼此市场前景仍保持相对乐观,市场驱动的双向依存已成为双边合作的核心支柱。结合你的专业经验,你如何展望未来十年的美中关系?

吉莫曼:我们两国经济高度融合、互补性强。我们应该努力达成共识,以确保两国的公司、工人和消费者继续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受益。美国在华商业确实乐观,只要我们两国政府能够找到合作的办法。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目前在推动中美关系“百人百访”系列高端访谈项目,力求以新颖的视角呈现世界与中国互动的信号与动态。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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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国家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中开国际事务(NEIA)研究部创始部长,学术兴趣点聚焦中美政商关系、跨国公司、产业投资与国家竞争。2021年5月成为“FT中文网专栏作家”。2022年10月创立并主导“百人百访”系列全球高级对话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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