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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伊战争

“半涂而罢”的战争与被劝阻的战争——比较三国时期与当代的战争

林原:特朗普草率发动伊朗战争,又不果断结束战争,他和共和党要为这一错误“买单”。这次特朗普的教训显然较为深刻。

《左传》中有:“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这是春秋时期晋国上军将领士会在邲之战所说的话。“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可以从多方面理解:比如,战争的发动,或可认为属于“见可而进”;而战争的终止,或可认为属于“知难而退”。如果“知难不退”,以后可能面临较为不利的处境,甚至遭遇败仗。

此次美以伊战争,爆发于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攻击,轰炸伊朗境内战略设施、民用设施、军舰等。该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防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等都被炸死。不过,伊朗随后展开反击,除以色列外,还向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等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塞浦路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也曾遭到袭击。

4月7日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达成协议暂时停火,但以色列未“上桌”。同月13日起,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影响到所有进出伊朗港口(乃至石油码头、沿海地区)的船只。这样看来,美以伊战争仍未真正结束。

截至目前,战争已经持续数月,对世界经济也已造成负面影响,对本年11月上旬的美国中期选举也会有一定影响。目前美国国内反战情绪较为强烈。特朗普明知战争延续可能导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败,尽管想结束战争,但却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把希望寄托于其他国家(包括巴基斯坦甚至中国)对伊朗的劝说、施压上——但成效有限。

目前看来,就美国中期选举而言,共和党方面大概率要遭遇挫败,而这与特朗普草率发动对伊朗战争有关,也与他未果断结束战争有关。他以及所属共和党要为其错误“买单”。这次特朗普的教训显然较为深刻。

下面以历史为鉴,看看三国时期的统治者,在战争未获胜情况下,如何结束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又如何避免了不该发动的战争。

一、曹真、曹爽伐蜀“半涂而罢”

魏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230年),深受魏明帝信任的大司马曹真力主伐蜀。他认为:“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三国志》卷九《曹真传》)。至于具体行军路线,他主张“由斜谷伐之”,“数道并进”。

不过,当时朝中也有反对意见。司空录尚书事陈群认为,攻蜀会面临粮草转运问题,而这与斜谷地势有关。当年曹操进攻张鲁,尽管“多收豆麦以益军粮”,但后来在张鲁未攻破时就面临缺粮问题。斜谷险要,进退较难,转运粮食一定会遇到敌军劫夺拦截,如果多留士兵守要地,则参战的军卒会减少。但曹真坚持攻蜀,并决定改从子午道(而非斜谷)伐蜀。

七月,魏明帝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懿分道进攻蜀汉。当时在蜀汉秉政的诸葛亮则屯军成固,严阵以待。

其后曹真在行军途中,遇到大雨三十余日,栈道也断绝。这时魏国内部又出现主张撤军的声音。少府杨阜上书称:“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三国志》卷二五《杨阜传》)而散骑常侍王肃则上书说:“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县而难继,实行军者之大忌也。”(《三国志》卷一三《王朗传附王肃传》)魏国此次出军,既未得天时,又不占地利。当年九月,魏明帝下诏曹真等班师。

此次魏军班师,并非出于前线将领的请求,而是后方朝臣的意见——魏明帝也愿听从。彼时曹真并未坚持己意,而是“知难而退”,在不占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及时结束攻蜀行动。魏军固然没有获得重要战果,也未因被蜀汉军队击败而蒙受损失。

还需指出,魏军并非撤回边境休整,为不久后再次发动攻势做准备,而是彻底结束了此次军事行动。实际上,魏明帝在世期间,魏国再未主动对蜀汉展开大规模进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与伊朗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后不久,美国军队又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这样军事行动实际上并未停止——战争以另一种形态延续。特朗普并未果断地彻底结束战争。而只要战争未彻底结束,就有可能“升温”。比如5月末,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而伊朗则很快对美国空军基地进行还击。至于对结束战争起到重要作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则是在临时停火协议达成两个多月后。

魏国下一次大规模进攻蜀汉,则是在正始五年(蜀汉延熙七年,244年)三月。这次率军攻蜀的,则是曹真之子曹爽,那一时期他掌控朝权。

此前的魏正始二年(蜀汉延熙四年,241年),当时在蜀汉辅政的蒋琬,在与费祎、姜维商议后,上表后主刘禅,提出“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三国志》卷四四《蒋琬传》)刘禅准许他“还住涪”。次年正月,姜维率领偏师从汉中退驻涪县。魏正始四年(蜀汉延熙六年,243年)十月,蒋琬也从汉中回到涪县,当时他还病重。而汉中防务,则交由大将王平负责,他由汉中太守升任前监军、镇北大将军。

彼时蜀汉不仅放弃了(在一定时期内)展开北伐攻势,甚至未采取大规模巩固汉中防御的措施。依据《中国军事通史》第七卷的说法,蜀汉在汉中兵力不足三万。这样,魏国方面认为发动攻势有机可乘。

当时在曹魏辅政的是大将军曹爽以及太傅司马懿。曹爽尽管为曹魏宗室,但相对年轻,缺乏战功,威信其实不足。那时与他交好的夏侯玄,任用李胜为长史。李胜与尚书邓飏想让曹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他讨伐蜀汉。他们不仅得到夏侯玄支持,还说服了曹爽。

不过,魏国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司马懿当时已60多岁,尽力劝阻伐蜀,但未能说服曹爽、夏侯玄。需提及的是,魏文帝曹丕去世前,司马懿就与曹爽的父亲曹真等人一起受遗诏辅政,这是在黄初七年(226年)。可见他较早就在政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又率军攻占辽东,消灭了公孙渊割据势力。这样,他又为魏国立下大功。司马懿还曾率军与诸葛亮交战,对蜀汉军队也有较深了解。

实际上,司马懿论资历及威望都胜过曹爽,在战场的经验同样如此。然而,他的意见未被曹爽采纳,而这会令其感到不快。曹爽或以为自己率军攻蜀是“见可而进”,而司马懿则会认为曹爽出于个人目的攻蜀是“见不可而进”。在曹魏政权中,也会有其他人在伐蜀问题上与司马懿持相近立场,但他们在战前未必敢对曹爽直言。

特朗普围绕攻打伊朗做决策期间,美国内部也有反对声音。尤其是副总统万斯还发出警告,指出这场冲突可能导致地区混乱及大量伤亡,且导致总统的政治联盟分裂,并让那些支持“不打新战争”的选民失望(参见《纽约时报》相关报道)。不过,他的警告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特朗普核心圈子中其他人士,也有人对攻打伊朗有顾虑,但他们并未试图说服这位总统。

依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做出空袭伊朗决策,特朗普主要听取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主张,并获得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支持——这甚至可说是小圈子中的小圈子。而当年曹爽被说服伐蜀,也可说受到小圈子中小圈子的影响。

曹爽不愿听从司马懿的主张,也就不好让司马懿一同率军伐蜀。而魏国其他一些资深将领也未参与此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此番参与伐蜀人士中,仅夏侯玄算较为重要人物,但当时的他也缺乏作战经验。

魏正始五年三月,曹爽到达长安——此地可以作为伐蜀的“前进基地”。不久,他发兵十余万(一说六七万),从骆口向蜀汉控制的汉中进军。也就是说,此次攻蜀,他选择走骆谷,而非像其父亲曹真上次那样走子午道。

三月(及其后的四月)在当地并非多雨季节,曹爽也未遇到连绵大雨的情况(像其父曹真当年那样)。不过,魏军作为进攻方,并不占据地利。蜀汉守将王平派护军刘敏据守兴势,“多张旗帜”,绵延百余里。兴势地形险要,“山形如盆”,“中有大谷”。曹爽率魏军未能攻克该地。

这时,魏军后勤也出现严重问题,“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曹爽传》)。参军杨伟力主迅速撤军,否则会遭遇失败。当时他还与李胜、邓飏(此前创议伐蜀者)发生争执。

司马懿得知魏军困于兴势。为敦促曹爽撤军,他致书夏侯玄,指出:“今兴平路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徼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夏侯玄颇感不安,告知曹爽。曹爽本来“知难而不愿退”,此时“知难而被劝退”。五月,曹爽率领军队后撤。此时蜀汉费祎已在设法堵截其后路。曹爽军队经苦战方脱险,士卒颇有损失。

在战争过程中,即便遭遇“僵局”,曹爽起初仍不愿撤退——其实就是不愿认错。后来,他所倚重的夏侯玄也改变立场,他才下决心结束这场战争。不过,这时的战争并不是他单方面想结束就能结束的。蜀汉方面欲扩大战果——费祎企图在曹爽撤军途中击败他,而魏军也确实遭遇损失。

当前,尽管以色列并不愿意,但特朗普结束战争的愿望已经比较强烈——毕竟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加上他还要处理对华关系等重要议题。不过需指出的是,战争的结束并非由美国一方所能决定,还要看伊朗方面的立场与态度。而伊朗受到美国的影响,远不如受中国与俄罗斯影响大——美国想开战就开战,但伊朗未必让美国想结束战争就结束战争。

二、孙权被劝阻攻辽东

魏青龙元年(吴嘉禾二年,233年)三月,吴主孙权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率领士兵约万人,带金宝珍货,“九锡备物”,跨海封公孙渊为燕王。此前,占据辽东的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向吴主称藩。孙权大悦。

不过,孙权遣使之举受到举朝大臣反对。他们认为公孙渊未可信,不应该“宠待太厚”,可以“遣吏兵数百护送舒、综”(《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孙权不听。老臣张昭说:“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三国志》卷五二《张昭传》)他们怀疑公孙渊并非真心向东吴称藩,不过恐惧曹魏而已,以后也可能转而投靠曹魏。这样,即便派万人护送张弥等人北上仍有风险。不过,孙权仍固执地派出张弥等前往辽东。

这里有必要指出:一方面,在派遣使节问题上,孙权并没有隐瞒朝中大臣,秘密决策并执行;另一方面,在遭到满朝大臣反对后,他坚决不改其决定。不过,满朝大臣的反对、批评声音也会被公孙渊使节得知——他们告知公孙渊后,会使后者怀疑他与孙权方面的关系未必“牢靠”。

同年六月,公孙渊认为吴国距离遥远,难以依靠,于是斩张弥、许晏等首,送往魏国都城,并没收了东吴的军兵、珍宝。十二月,魏明帝下诏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孙权听闻后,大怒说:“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他想亲自率兵进攻辽东,但这又遭到群臣反对。当时任上大将军、右都护的陆逊认为,目前当以曹魏为重,不应远攻辽东。他上疏说:“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𨵦,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他认为,孙权若率船队远征,如果不如意,后悔也来不及,甚至会危及江东安全——江东不仅受到曹魏威胁,内部也有不稳定之处。另外,如果孙权能战胜曹魏,即便不讨伐公孙渊,他也会臣服。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指出攻辽东难保必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脣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他指出东吴远征公孙渊,就具体军事行动而言,难以获胜。原因在于,东吴军队跨海发起登陆作战后,须一分为三:最精锐的用于进攻,较次的用于守船,更次的用于运粮,不可能所有士兵都用于进攻。而运粮者可能受到对方骑兵的截击。另外,公孙渊或会向曹魏求助,如果双方联手,东吴更难取胜。还有,假如公孙渊因为缺乏援兵而远逃,东吴军队也很难消灭他。他也谈到了孙吴有内患——“山虏”,如果讨伐公孙渊不顺利,他们可能趁机起事。

孙权此时并未接受他的劝谏。陆瑁再次上疏指出:“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以待邻敌之阙,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愿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 (《三国志》卷五七《陆瑁传》)他反对舍近(曹魏)攻远,主张暂时搁置对辽东的军事行动,“爱力惜费”,休养生息。

当时劝谏孙权的,还有尚书仆射薛综等人。在他们规劝下,孙权放弃了进攻辽东的打算。此次他在出兵前,又谋于臣下,包括远在外地的陆逊。最终他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未亲自率军攻打辽东。可见,他抑制了怒火,终未“见不可而进”,而是“见不可而不进”。

孙权朝中敢言之士不少。在能影响决策的重臣中,也有敢言者。三国时期的东吴,并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孙权作为开国君主,可说“乾纲独断”。但此次在发动战争问题上,他最终听从了臣下的意见。然而,当代有的民主国家,在发动战争如此重大问题上,却可以小圈子中的小圈子决策。中国古代兵家主张慎战,比如《孙子》开篇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如果个别统治者不将战争视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是以为自己想发起就可以发起,甚至可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发动,对本国乃至其他国家而言都非幸事。

(注:林原,历史学博士,米兰大学、厦门大学博士后,都柏林大学访问学者,军事史研究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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