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凯蒂•扎卡里亚（Katie Zacharia）为白宫新闻秘书。消息一出，便引发了中国媒体、尤其是中国律师界的关注。因为扎卡里亚的职业履历显示，她曾于2011年至2013年在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国际业务团队任职。一家中国本土律所的前员工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本身就是一条新闻；而从中国律所员工到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的身份跨越，更让此时显得罕见，也更具话题性。
在扎卡里亚之前，社交媒体注意到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也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她在北京工作，任职于中国银行，她能够讲流利的中文，而且她的博士论文还是研究中国养老保障制度。
这两位政治人物的共同点，不只是年轻时曾在中国工作，而是她们的职业经历都与中国本土经济组织直接相连。中国银行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中伦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她们不是由西方银行或律师事务所派到中国分支机构工作，而是进入了中国本土机构。这一区别，比“中国经历”本身更值得关注，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一、从外交渠道到职业市场
西方政治人物拥有中国经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197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来到北京，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老布什在北京生活了约15个月。他来到中国，首先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外交安排。中国是他政治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地，而不是他自主选择的职业市场。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经历，则体现了另一条路径。陆克文在1970年代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中文、中国历史和文学，1981年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门，随后被派往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此后，他长期关注中国事务，熟练掌握汉语，并在2007年出任澳大利亚总理。对陆克文而言，中国经历与他的专业教育和外交职业紧密联系。当时，学习中国问题的专业人士，外交部门是最自然的职业出口。
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经历又有所不同。他在1981年和1982年两个暑期，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文。他的父亲彼得•盖特纳则曾帮助福特基金会建立北京办公室。2009年，已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盖特纳重返北京大学，还专门拜访了当年的中文老师。他回忆说，年轻时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是自己后来选择公共事务职业道路的原因之一。
此后西方政治人物中国经历的渠道开始多样化。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在进入美国政府之前，曾于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长期在中国担任记者，先后为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工作。波廷杰来到中国，不是因为外交派遣，而是由于媒体职业的需要。中国是他的报道现场，但为他提供职业平台的，仍然是西方机构。
这种情况在魏德尔和扎卡里亚这里发生了变化。魏德尔的金融和咨询经历与中国银行发生联系；扎卡里亚则直接进入中国本土律师事务所工作。她们的中国经历不是通过西方政府或驻华机构获得，而是与中国本土经济组织的业务活动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些类型的中国经历并不是简单的前后替代关系，外交、新闻、教育和商业渠道一直同时存在。但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外国人与中国发生职业联系的方式，确实有了更多可能。
如果说老布什、陆克文和波廷杰代表的是外国政府或媒体机构因中国的重要性而派遣专业人士来到中国，那么魏德尔和扎卡里亚的经历，则提示了另一种联系：中国自身的经济组织也可以成为外国专业人士的职业平台。
二、从中国市场到中国雇主
这种变化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在1970年代，中国尚未进入全球经贸体系。对于大多数西方年轻人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就业目的地。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一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根据美联储2026年发布的研究，中国占世界商品出口的份额，从2000年的约4%，提高到2010年的10.6%，2024年进一步提高到16.3%。二十多年间，中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伴随着贸易规模扩大，跨国投资和专业服务也迅速发展。大量跨国银行、制造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了人员、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跨境流动。
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外国经济组织进入中国。例如，一位美国律师来到北京，可能是因为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需要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位德国银行家来到上海，可能是因为德国银行需要在中国拓展金融服务。虽然他们生活在中国，但其职业平台仍然是美国或德国的机构。这种全球化的主要方向，是外国资本、技术、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进入中国市场。
此后，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逐渐发展壮大，人员和职业机会的流动开始出现另一种方向：中国本土组织也有能力参与国际专业人才市场，吸纳外国专业人士。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中伦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到扎卡里亚2011年加入时，中伦已经建立了处理国际业务的专业团队，并开始拓展海外服务网络。如今，中伦已成为拥有众多专业人士、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扎卡里亚加入的是中伦的国际业务团队，而不是某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公室。她在这里从事国际法律业务，意味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已经能够把外国法律专业人士纳入自身的专业服务体系。
扎卡利亚的经历代表着两个方向的变化：一方面，中国机构吸纳外国专业人才；另一方面，中国机构利用包括外国人才在内的专业团队，参与国际服务市场。某种意义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不仅表现为它的企业卖出了多少商品、获得了多少利润，还表现为它的本土经济组织是否开始具备吸引和使用国际专业人才的能力。
当然，中国企业雇用外国员工，或者外国人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并不是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仅凭这两个案例，也无法判断中国本土机构在全球人才市场中的吸引力究竟提高了多少。但这两个案例至少表明，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已经不只是外国资本和专业服务进入中国的接受者，也能够主动参与跨国专业人才和职业资源的配置。这或许是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组织层面变化。
三、从服务输入到组织能力的成长
通常认为，一个国家吸引外国人才，最重要的收益是人才在本国创造的经济价值。一个外国工程师帮助企业改进产品，一位外国律师帮助企业处理国际交易，一位外国金融专业人士为企业带来国际经验和客户资源。这些收益相对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被市场机制衡量。
但魏德尔和扎卡里亚的经历，提示我们可能还存在一种长期影响。她们在中国从事职业活动的时候，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重要政治人物。魏德尔的相关经历主要发生在2000年代，扎卡里亚在中伦工作则是在2011年至2013年。此后经过十几年发展，她们才分别进入德国和美国政治舞台的重要位置。
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为外国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或专业合作机会，这些经历可能在多年以后，成为他们职业履历的一部分。它们的意义，不一定只体现在当年创造了多少营业收入或者完成了多少交易，还可能体现在这些外国专业人士此后形成的职业能力、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
传统政治精英的形成过程中，大学、政府机构、政党和外交部门是几个重要的职业来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型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媒体和国际社会组织，也成为未来政治精英积累经验的重要场所。一个年轻人可能先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随后进入商业组织或公共事务领域，再转向政治；也可能先成为国际新闻记者，随后从军或进入政府。
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它已经成为这些跨国职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本土经济组织也开始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与在外国机构驻华分支工作存在区别：外国机构驻华员工首先嵌入本国或第三国机构的组织体系，与中国发生联系主要是通过所在机构的对华业务；而进入中国本土机构的外国专业人士，则有机会直接参与中国机构内部的专业分工和业务协作。
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外国公司的驻华员工也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本土机构的外国员工也可能主要从事面向国际客户的业务。但从组织关系来看，两者确实提供了不同的职业环境。如果这种经历在更多外国专业人士中出现，那么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就不仅是国际人才的使用者，也可能成为跨国职业能力形成的场所。
这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升，首先会表现为贸易扩大、投资增加、企业成长和就业机会增多。但今天进入这些企业工作的年轻人，十几年后会走向哪里，当时很难预料。有些人可能成为企业家，有些人可能进入大学、媒体和智库，也有些人可能进入政府和政党。
所以，我们今天在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看到的中国经历，正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所留下的某种迟到的回响。
四、全球化留下的职业履历
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通常被描述为一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商品出口国。我们习惯于用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跨国企业数量以及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规模来衡量这一变化。
但这些经济活动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被观察到的结果：它们不仅改变了外国人的职业选择，也改变了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在全球职业市场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国外企业把设备、管理经验和专业服务带入中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雇用中国员工；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为在华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中国企业则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国际商业规则，积累经营能力，逐渐成长壮大。
经过几十年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具备与外国专业机构相竞争的能力。它们不仅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商品，也能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金融、法律、咨询和其他专业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吸引外国专业人士参与。扎卡利亚曾经任职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就是如此。在传统全球化叙事中，这个变化可能不太显眼。毕竟，与一个国家的商品出口总额相比，一家律师事务所招募几名外籍员工，似乎无足轻重。但从组织能力演化的角度看，后者可能具有另一种意义：它说明中国本土机构不只是国际专业服务的购买者，也开始具备了参与国际专业服务供给和配置跨国人才的能力。
这种变化并非中国独有。二战之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和教育的中心。大量外国年轻人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在华尔街工作，在硅谷创业，或者在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和跨国公司积累职业经验。几十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企业家、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
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不只是通过美元、技术、商品和军事力量实现，也通过这些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传播。一个人在美国大学学习，在美国公司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认同美国的全部制度和外交政策，但美国大学和企业已经成为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他对美国的理解，至少有机会超越媒体报道和外交文件，建立在某种亲身经验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备类似的功能。一个德国专业人士可以为中国银行提供服务，一个美国律师可以选择在中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即使他们后来离开中国，中国经历也不会随着他们离境而消失，而是可能继续存在于他们的职业能力、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当然，目前中国与美国在吸引国际人才的能力、全球教育体系和跨国职业网络中的地位，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几位知名政治人物的经历，就断言拥有中国经历的西方政治精英比例正在持续上升，但这些人物确实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国际影响力叙事的观察角度。
中国经济崛起，不只是改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也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一些原来主要接受外国资本、技术和专业服务的本土机构，经过长期发展，也可能成为外国专业人士谋求职业机会、积累经验和建立社会关系的平台。这些专业人士以后会走向哪里，未必能够预料。他们可能成为企业领导人，也可能进入政府和政界；他们可能支持与中国合作，也可能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政策。但无论其后来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曾经在中国本土经济组织中任职。
五、结语
从老布什到魏德尔，五十年间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中国经历的变化，不仅是西方政治精英获得中国经历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更在于这些经历背后的组织关系已经有所不同。
过去，一位外交官来到中国，可能是因为该国政府需要一位外交代表；一位外籍记者来到中国，是因为该国媒体需要报道中国，总之，他是因为本国政府或者本国机构的需要来到中国。而今天，一位美国法律专业人士也可以因为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职业机会来到北京。从外国组织派人来到中国，到中国本土组织开始吸纳外国专业人士，这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的显著变化：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商品生产和交易的重要中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专业人士积累职业经验的场所。中国本土的企业、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组织，则开始成为这种国际职业联系的直接参与者。
过去，我们通常从两个角度衡量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一是中国制造了多少商品，二是中国企业向世界投资了多少资本。但魏德尔与扎卡里亚的经历提示了第三个角度：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在全球职业市场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又为多少外国专业人士提供过职业机会？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从贸易统计、投资规模和企业利润中观察；但经济组织对人的长期影响，却往往沉淀在个人履历、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直到十几年之后才逐渐显现。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改变了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国际流向，也改变了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在全球职业市场中的位置。而要理解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除了观察中国企业今天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或许还需要看看那些曾经在中国机构工作过的人，如今正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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