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经济活动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被观察到的结果：它们不仅改变了外国人的职业选择，也改变了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在全球职业市场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国外企业把设备、管理经验和专业服务带入中国。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雇用中国员工；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为在华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中国企业则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国际商业规则，积累经营能力，逐渐成长壮大。
经过几十年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具备与外国专业机构相竞争的能力。它们不仅能够向国际市场提供商品，也能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金融、法律、咨询和其他专业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吸引外国专业人士参与。扎卡利亚曾经任职的中伦律师事务所就是如此。在传统全球化叙事中，这个变化可能不太显眼。毕竟，与一个国家的商品出口总额相比，一家律师事务所招募几名外籍员工，似乎无足轻重。但从组织能力演化的角度看，后者可能具有另一种意义：它说明中国本土机构不只是国际专业服务的购买者，也开始具备了参与国际专业服务供给和配置跨国人才的能力。
这种变化并非中国独有。二战之后，美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科技和教育的中心。大量外国年轻人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在华尔街工作，在硅谷创业，或者在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和跨国公司积累职业经验。几十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企业家、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
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不只是通过美元、技术、商品和军事力量实现，也通过这些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传播。一个人在美国大学学习，在美国公司工作，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认同美国的全部制度和外交政策，但美国大学和企业已经成为他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他对美国的理解，至少有机会超越媒体报道和外交文件，建立在某种亲身经验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本土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具备类似的功能。一个德国专业人士可以为中国银行提供服务，一个美国律师可以选择在中国律师事务所工作。即使他们后来离开中国，中国经历也不会随着他们离境而消失，而是可能继续存在于他们的职业能力、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当然，目前中国与美国在吸引国际人才的能力、全球教育体系和跨国职业网络中的地位，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几位知名政治人物的经历，就断言拥有中国经历的西方政治精英比例正在持续上升，但这些人物确实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国际影响力叙事的观察角度。
中国经济崛起，不只是改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也可能改变全球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一些原来主要接受外国资本、技术和专业服务的本土机构，经过长期发展，也可能成为外国专业人士谋求职业机会、积累经验和建立社会关系的平台。这些专业人士以后会走向哪里，未必能够预料。他们可能成为企业领导人，也可能进入政府和政界；他们可能支持与中国合作，也可能主张对中国采取更具竞争性的政策。但无论其后来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曾经在中国本土经济组织中任职。
五、结语
从老布什到魏德尔，五十年间西方政治精英履历中中国经历的变化，不仅是西方政治精英获得中国经历的渠道更加多样化，更在于这些经历背后的组织关系已经有所不同。
过去，一位外交官来到中国，可能是因为该国政府需要一位外交代表；一位外籍记者来到中国，是因为该国媒体需要报道中国，总之，他是因为本国政府或者本国机构的需要来到中国。而今天，一位美国法律专业人士也可以因为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职业机会来到北京。从外国组织派人来到中国，到中国本土组织开始吸纳外国专业人士，这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的显著变化：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商品生产和交易的重要中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外国专业人士积累职业经验的场所。中国本土的企业、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组织，则开始成为这种国际职业联系的直接参与者。
过去，我们通常从两个角度衡量中国如何影响世界：一是中国制造了多少商品，二是中国企业向世界投资了多少资本。但魏德尔与扎卡里亚的经历提示了第三个角度：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在全球职业市场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又为多少外国专业人士提供过职业机会？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从贸易统计、投资规模和企业利润中观察；但经济组织对人的长期影响，却往往沉淀在个人履历、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直到十几年之后才逐渐显现。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不仅改变了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国际流向，也改变了中国本土经济组织在全球职业市场中的位置。而要理解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除了观察中国企业今天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或许还需要看看那些曾经在中国机构工作过的人，如今正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