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国家教委组织了一场全国中小学校服管理专项培训。被请去分享经验的，是这个开学季靠“19.9元一套”火遍全网的深圳——一市一款、一个平台、统一管理。
一个部门愿意花力气把校服管起来，前提是它相信这件事本来就该由它管。但放眼世界，这个前提并不成立。
现存最古老、至今仍在穿的校服，来自1552年创办于伦敦的基督公学。它收留孤儿和贫苦儿童，给孩子一身及地的蓝色长外套、腰间束带、白色颈饰，还有一双黄袜子。蓝色在中世纪代表贫穷与慈悲。孩子走在街上，路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被教会照看的孩子”；他们若行为不端，方便路人告知学校；也让捐钱的人看见钱花在了哪里。校服最初的功能，是慈善的收据。
三百多年后，蓝袍成了精英的标识。工业革命后，伊顿、哈罗、拉格比、温切斯特这些学校，开始大量接收企业家、乡绅和政客桀骜不驯的儿子。校长们的问题很具体：怎么把这批少爷管住，教成进得了议会、上得了战场的人。1828年起，拉格比校长托马斯•阿诺德让高年级去管低年级，重体能、重宗教、重纪律，为这些孩子将来“掌握权力”做准备。这套“阿诺德模式”被几乎所有公学抄作业。
高年级管低年级，需要看得见的等级，阿诺德借用军队的服装分级。在伊顿，多数学生系一条白色窄领带；只有学生会成员、学业最优者和宿舍长，才有资格换成翼领加白蝶形领结，这套行头叫“Stick-Ups”。1870年英国《教育法》后，公立小学大规模兴起，直接把公学那套“校色、外套、徽章”搬了过去。校服由此从慈善标记变成“看得见的归属”，再随殖民体系传到英联邦、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
校服是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特定学校的产物，不是普世价值。今天德国公立学校几乎没有校服传统：魏玛时期的民主派视其为阶级社会的残留，战后则把“让国家把孩子穿成一个样”与纳粹的一体化直接挂钩，宪法里“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被反复援引。德国学校不管学生必须穿什么，只管不能穿什么。2023年，北威州小城韦默尔斯基兴一所中学把穿运动裤的学生送回家，理由是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是轻松自由的地方——教务主任对当地报纸说：“你也不会像在沙发上那样躺在课桌上。”但这条校规是2019年校务会议定的，按州学校法须经学生代表同意；州教育部说，这种事本该由学校自己商定。
在美国，1969年最高法院在廷克案中确认，学生佩戴黑袖章属于受宪法保护的表达。此后校服成了法律问题：联邦上诉法院多次支持公立学校强制着装，真正这么做的学校却很少——到2019—2020学年，全美只有18.8%的公立学校要求学生穿校服，高中仅12%。校服能提高成绩、改善出勤、减少暴力的说法，几十年研究并未找到证据。日本则在往回走：公立小学多数不设制服，不少公立中学近年连服装和发型规定也废除了。
英国是一个例外，公立学校几乎都要求学生穿校服。但款式是学校定的，家长自己去商店买，教育部从不指定供应商。同样是校服，管理办法完全不一样。
校服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很短。清末留美幼童穿长袍，民国学生穿中山装和旗袍，1949年以后没有校服的规定，文革时是绿军装。真正让全国学生统一穿上运动服的，是1993年4月13日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中小学生穿学生装（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备〔1993〕38号）。文件给的理由很朴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增强集体荣誉感，加强学校常规管理，说到底就是让学校好管学生。文件还特别强调了一句：学生装“不是时装、礼仪服或运动服，而是日常穿着的学生服装”。三十多年过去，全国孩子穿的，几乎全是运动服。
中国推行校服几年后，深圳把它推到了连英国人都没走到的极端。2001年，深圳办了一场全市统一款式大赛；2002年底，五家企业中标，一家包一个区，签约五年。五家的注册时间：枫丹实业1996年1月，青叶子（思贝特）2001年1月，沙臣豹2001年8月，裕达2002年8月，中南活力2003年4月，注册时间在中标之后。
2007年，五年合同到期后没有重新招标，直接续签。2011年的招标更直接：教育局把测算的成本价写进公告——这个价格本身就比招标前市场售价平均高出13.73%——再要求企业按“不得低于成本价”报价。2014年的招标把报价上限锁在上一轮价格上，并在资格和评分里给本地注册、纳税、服务经验加分。2016年底，国家发改委认定这构成行政垄断：引导经营者达成固定价格的垄断协议，并以不合理条件排斥外地企业。
国家发改委介入后，深圳教育局承诺“考虑完全由市场自行定价”。但规则制定权没有回到市场，而是转到6个月之后成立的市校服行业协会，会长由本地校服的龙头企业，中南活力的董事长陈汉武出任，连任至今。
2023年，一家想入会的企业被拒之门外，商标侵权官司打到深圳中院；法院认为“深圳校服”商标具有公共属性，当年12月调解结案，并向教育局和协会发出司法建议，协会直到2024年4月才开放入会。
这种今天被推崇的“一市一款”管理模式下，校服质量的结果呢？
2019年，全国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学生服1580批次，平均合格率91.1%，不合格率不到9%；同一年，深圳的抽查不合格率是36.25%，四倍于全国。2020到2024年，深圳在12.7%到23.33%之间徘徊，同期多省的校服不合格率已落在一成上下，宁夏2023年是3%。两边口径并不完全可比——深圳多在流通环节抽样，全国汇总以生产环节为主——但把款式、价格、准入、检验全收归行政的制度，二十年后本该交出比全国平均更好的成绩单。
更要紧的是趋势。这几年全国校服质量都在变好，内蒙古的抽查不合格率从2023年的10%降到2025年的4.5%，靠的是国家标准宣贯和专项整治，不是地方教育部门的“统一管理”。深圳那条从36%一路降到6%的曲线，看上去像管控的胜利，其实是在补课。
有人会说，校服至少抹平了孩子之间的差别。这话有一半是真的：在一个贫富差距显眼的社会里，统一着装确实抹掉了最刺眼的那层标记。但校服对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那份1993年的文件本身就写着：只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不要扩大到农村”，“不搞一刀切”。2006年，教育部在一份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紧急通知里还写过，“不得要求农村学生统一购买校服”。
校服丑是审美问题，校服贵是廉政问题，校服质量差则是地方的管理模式问题。一件每年从上亿个家庭口袋里掏钱的事，凭什么只能由一个部门定款式、定价格、定企业？
国家教委最近组织的“校服管理培训”里，“一个平台统一管理”尤其值得警惕：采购、准入、款式、数据，四样权力收进同一个系统。四样都在，质量没人负责。
校服是学校的事，应该交回学校和家长。穿什么校服，应该是家长和孩子的选择，而不是学生被学校要求，家长被学校通知，学校被主管部门要求。
我采访过的农村家庭，家家能算这笔账：义务教育免了学杂费，可每年一两套校服、一次“自愿”的研学、一笔班费，加起来比从前交学费还多。有母亲把老大的校服改小给老二穿，被老师提醒“不合规范”。在一个开始为生育发补贴的国家，这大概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改掉的一笔支出。
校服可以继续存在。但决定它的顺序应该倒过来：家长和学生在前，学校在后，教育主管部门本不该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位置——这大概也是所有穿校服和不穿校服的地方，真正的共同点。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作者的抖音、视频号等是“周叔走农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