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奖项揭晓已经过去了两个月，掌声早就该送上了：衷心祝贺保罗•皮夫(Paul Piff)、丹尼尔•斯坦卡托(Daniel Stancato)、斯特凡纳•科特(Stéphane Côté)、鲁道夫•门多萨-丹顿(Rodolfo Mendoza-Denton)和达彻•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他们发现，上层阶级的人更有可能从孩子们那里偷糖果。他们当之无愧地获得了2026年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Ig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我以前就赞美过搞笑诺贝尔奖：它跟正牌诺贝尔奖的区别是它不那么正经。今年的获奖成果包括：关于防溅小便池的研究，在不同国家埋下1000条内裤然后再挖出来以评估土壤健康状况的研究，以及一个发现——小宝宝在自己父母闻起来是香喷喷的、青少年则没这效果。搞笑诺贝尔奖刷新了诺贝尔奖未能触及的科学前沿。就经济学奖而言，正牌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当然是最权威的，但如果想快速了解经济学家究竟关心什么，搞笑诺贝尔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作弊是经济学家尤其喜欢挖掘的一处富矿，这个领域也贡献了许多搞笑诺贝尔奖。201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颁给了曼谷警察局，获奖理由是“该局提出给拒绝收受贿赂的警察发额外的钱”。看到这些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因推动人类知识进步而获得认可，实在令人欣慰。
非常遗憾的是，搞笑诺贝尔奖委员会无法奖励每一位值得获奖的人。2005年畅销书《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曾于2003年获得享有盛誉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一定对自己始终未能继这一殊荣之后再获搞笑诺贝尔奖而深感失望。
莱维特有一项配享搞笑诺贝尔奖的贡献，那就是他与《魔鬼经济学》的另一位作者斯蒂芬•达布纳(Stephen Dubner)于2004年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卖贝果的人看到了什么》(What the Bagel Man Saw)。文中所说的卖贝果的人是保罗•费尔德曼(Paul Feldman)。他经营着一家成功的企业，向华盛顿特区的100多间办公室配送数千个贝果，费用通过诚信付款箱收取。
费尔德曼是经济学家，他仔细追踪了顾客的付款率。他得出的结论是，在规模较小的办公室、老板深受爱戴的办公室、经济衰退期间以及“9•11”恐怖袭击之后，人们更有可能为自己拿走的贝果付钱。
那些要求员工持有安全许可才能工作的办公室，其员工的诚实程度并不比其他地方高，这一点让他感到意外。而送到高管楼层的贝果更容易被“零元购”，这一点倒没有让他意外。
另外两位研究作弊行为的学者雷蒙德•菲斯曼(Raymond Fisman)和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没得搞笑诺贝尔奖也很不公平。菲斯曼和米格尔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研究了腐败问题：他们研究了联合国(UN)官员在曼哈顿累积的未缴停车罚单。这个研究令人叫绝。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驾驶悬挂外交牌照车辆的联合国官员可以随意停车，而不必担心会有任何经济后果。罚单照开不误，但是否缴纳罚款取决于个人良心，而不是对处罚的恐惧。更重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官员都面临着相同的情况——不好停车的曼哈顿街道——以及相同的激励机制。他们中的哪些人会屈服于这种诱惑呢？
菲斯曼和米格尔发现，不诚实行为显然跟文化有关。各国代表团累积的未缴违章停车罚单数量，与普遍认知中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高度相关。排在最前面的是科威特、埃及、乍得、苏丹和保加利亚。
在研究涉及的六年间，丹麦、挪威和瑞典代表团加起来没有一张未缴停车罚单。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位科威特外交官累积的未缴停车罚单，相当于一整年里每个工作日都有两张。
菲斯曼和米格尔还指出，2002年，激励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纽约市在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下，废除了近200块外交牌照，并威胁采取进一步行动。违章停车几乎在一夜之间减少了95%。这带来的启示是，文化固然重要，但规则同样重要。
说到作弊，2012年的一篇研究论文竟然没有获得搞笑诺贝尔奖，实在令我震惊。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与在末尾签名相比，在开头签名能凸显道德要求，减少自我报告中的不诚实描述》(Signing at the beginning makes ethics salient and decreases dishonest self-reports in comparison to signing at the end)。这篇由多位作者合著的论文介绍了几项研究的结果，声称发现人们在填写表格时，如果在表格顶部签署诚信承诺，而不是在底部签，就更有可能诚实作答。
这一发现当时非常出名，如今却声名狼藉。共同撰写博客Data Colada的三位数据调查专家乌里•西蒙松(Uri Simonsohn)、利夫•纳尔逊(Leif Nelson)和乔•西蒙斯(Joe Simmons)指出，有两份支持这一结论的研究中的数据动过手脚，以支持研究者的科学假说。这篇论文后来已被撤稿。
正如Data Colada团队所说：“在一篇研究不诚实行为的论文中，两个人分别独立为两项不同的研究伪造了数据。”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成就，而且恰恰是最值得用搞笑诺贝尔奖来表彰的那种成就。毕竟，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先例：1995年的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就由包括尼克•利森(Nick Leeson)及其在巴林银行(Barings Bank)的上司在内的一群人共同获得。
但这个奖应该颁给谁呢？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其中一项研究由丹•艾瑞里(Dan Ariely)主持，他的著作包括2012年出版的《关于不诚实的实在真相》(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另一项研究则由弗朗西丝卡•吉诺(Francesca Gino)主持，她是2018年出版的《叛逆的天赋：为什么在工作和生活中打破规则是值得的》(Rebel Talent: Why it Pays to Break the Rules at Work and in Life)一书的作者。Data Colada团队还提供了证据，指出艾瑞里主持的另一项研究以及吉诺主持的多项研究涉嫌伪造数据。艾瑞里否认数据造假，并表示数据在第三方提供给他时已经存在瑕疵；吉诺则表示，对她的研究行为不端指控是错误的，看上去有违常规的情况其实有合理的解释，并非蓄意造假。
对于所有这些学术研究中究竟有没有人造假，以及如果有人造假，造假者究竟是谁，不同的人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搞笑诺贝尔奖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奖项，而谁也无法否认，整件事确实带有某种黑色幽默。
搞笑诺贝尔奖的理念是，它应该先让你发笑，然后再让你思考。研究人员无疑已经开始思考，为什么潦草的学术研究工作乃至更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往往能够如此轻易地蒙混过关。或许，现在是时候减少对诚信付款箱制度的依赖，而要动真格地废除那些外交车牌了。
但是，学术界是不是在哈哈大笑呢？也许是吧。有时候，你要么笑，要么就只能哭了。
译者/河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