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8.82,"text":"说实话，中学生的“超长待机”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随着一档节目的播出，又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start":17.689999999999998,"text":"10月27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涌在《政风热线》直播中，面对家长关于中学生在校时间过长和睡眠不足的尖锐投诉，坦言教育主管部门“深感内疚”。随后几天内，江苏多地迅速出台整改通知，明确要求推迟早晨到校时间、严格掐点缩短晚自习。政策的快速落地与校际之间、公办民办之间的“执行博弈”，吸引了公众的持续追踪。但是，如果人们不能从观念上做出改变的话，无论发公文还是改政策都很难真的解决这个问题。"}],[{"start":53.33,"text":"“超长待机”问题已持续三十多年"}],[{"start":56.41,"text":"中学生的“超长待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我读中学的年代已经是这样了。那是九十年代初，我考上高中，从高二开始，就是早上7点到校，晚上9点50分放学。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还有中午至少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回家吃饭和休息，下午的大课间休息时间长达一个小时，晚餐时间也有一到两个小时，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同学们晚上放学回家，一般都到了10点半以后，然后再吃点东西，继续学习，差不多大家都要到午夜才能真正开始睡觉，早上最迟也要6点起床，所以睡眠是肯定不够的。此外，学生在校时间并不都是上课，早自习、下午的自习课和晚自习至少占据了在校时间的五分之二。"}],[{"start":103.02,"text":"如果从九十年代开始算起，高中生“超长待机的现象”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怎么也不能算是一个新问题吧？那时候，这样的作息时间只在成绩好的重点中学实行，普通中学还没有亦步亦趋。但是到了现在，几乎每一间中学都陷入了时间大战中。"}],[{"start":122.66,"text":"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为什么学生的时间被压榨的越来越紧张呢？首先，人们看到所谓好的中学，考出了好成绩，将很多学生输送到了名牌大学，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好中学，究竟“好”在哪里？那么最明显不过的差异，就是学习时间、作息时间的差异。无限拉长学生的在校时间和学习时间，难道不是最容易模仿的吗？毕竟，单纯拉长时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start":152.91,"text":"此外，对学习时长的迷信，也让人们忽略了影响学校成绩的最大变量，那就是生源。当一所重点中学，吸纳了大量市内、区内、乃至周边市县的尖子生时，我们很难讲，学生的成绩和表现，一定就是学校的功劳。人们眼中的所谓“好学校”，是建立在最好生源这一基础上的，这点总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start":177.79,"text":"改变观念，方能重塑教育生态"}],[{"start":180.98999999999998,"text":"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想要扭转教育领域怪现象，首先要改变的是观念。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生态被人们对时间的迷信所统治，“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多学一分钟，提高一分功”。这种观念将时间投入与学业回报看作简单的线性正相关。然而，现代多项国际与国内的权威实证研究，早已彻底否定了这一盲目堆砌时长的逻辑。"}],[{"start":209.05999999999997,"tex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早在其2017年发布的 PISA 官方专题报告《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足够吗？》（Do students spend enough time learning?）中就指出，在澳大利亚、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日本、荷兰、新西兰、瑞典和瑞士，学生在学习总时长与学业表现之间实现了最佳平衡。报告还用了专门一个章节来说明“学习时长更长，未必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成果”。"}],[{"start":234.57999999999998,"text":"还有一本书，值得我们一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者丹尼斯•克拉克•波普（Denise Clark Pope）在深度社会观察著作《Doing School: How We Are Creating a Generation of Stressed-Out, Materialistic, and Miseducated Students》中，深刻描绘了现代教育中青少年的生存图景。她通过长期追踪研究指出，在“唯分数”和“唯时长”的观念压迫下，孩子们看似在高度服从地“待机”，实则陷入了机械麻木、为了应付而应付的“假性学习”状态。这种慢性压力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睡眠，更彻底摧毁了他们对知识原本的探索欲。"}],[{"start":269.56,"text":"丹尼斯并非只是表达主观情绪，而是深入一所美国顶尖的高中，贴身跟随、观察并深度访谈了数名来自不同背景、被学校和家长视为极度优秀和成功的模范学生。书名中的“Doing School”是一个双关语。她指出，这些在外人看来拿A+、积极参加课外活动、热衷社区服务的“完美履历”学生，实际上并没有在真正地“学习”（Learning），而是在“做学校”（Doing School）——即把上学当成一项机械服从的任务，变成了一场高度精确的系统游戏。学生们极度关注“分数”和“绩点”，为了维持完美的成绩，他们发明了各种“通关攻略”。他们不再关心知识本身的魅力，而是把精力花在迎合老师的喜好、揣摩考试题型、甚至通过作弊和钻空子来操纵系统。他们在课堂上看似规矩、听话、积极配合，但内心却是一片荒漠，完全陷入了“为了应付而应付”的恶性循环。"}],[{"start":326.78,"text":"她还在书中记录了这种慢性压力给孩子带来的双重代价，一方面是对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榨取，另一方面是探索欲的彻底沦丧。为了在超长学习时间的竞争中胜出，学生们的睡眠被严重剥夺，长期处于焦虑、疲惫和濒临崩溃的边缘。同时，当教育的最终目的被简化为好看的分数和一张名校录取通知书时，孩子们原本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本质被彻底抹杀。他们变成了功利的、唯成绩论的学习机器。"}],[{"start":359.37,"text":"虽然这本书最初是以美国崇尚精英教育的高中为样本写成的，但它所描绘的“内卷”图景在如今的东亚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中国教育界常常提到的“空心病”（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提出，指很多优秀大学生考上名校后失去人生目标、感到内心空虚），本质上就是丹尼斯•波普笔下“Doing School”的晚期症状。当我们用唯分数、唯时长的尺子去衡量孩子时，我们以为在培养精英，其实可能只是在制造一群疲惫不堪、机械应付的、常常假装在学习的空心人。"}],[{"start":393.97,"text":"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Kyla Wahlstrom 教授及其团队关于推迟上学时间的万名中学生追踪研究则证明，当学校顺应青少年生物钟、保障其充足睡眠后，学生的注意力与心理健康明显改善，成绩不降反升。其实，现代的脑科学与认知心理学也早已证实，大脑的记忆巩固和创造力爆发，极大地依赖于非结构化的放空、睡眠以及运动。保障孩子的身体蓄电池饱满，才是教育基础中的基础。如今，中学生“超长待机”的病灶，并不在于学校的大门到底应该几点关，而在于地方政府、学校、家长三方心中那把衡量勤奋和所谓好学生、好学校的陈旧尺子。"}],[{"start":438.53000000000003,"text":"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解决中学生“超长待机”问题，绝不仅仅是一道简单的作息时间加减题。我们的社会需要反复思考的是，我们究竟想培养什么样的人？当我们真正告别迷信学习时长的旧观念，转而拥抱尊重科学、尊重人性的新生态，中学生们的电量才能真正用来照亮未来，而不是在无穷无尽的空转中消磨殆尽。"}],[{"start":464.35,"text":"（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4317685_1088.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