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出生的经济学家卷入印度“蟑螂”抗议

{"text":[[{"start":8.77,"text":"上个月新德里镇压抗议者期间，警方拘留了一名身材高瘦的白人男子。他留着稀疏的胡须，笑容富有感染力。记者们围住他，其中一人反复追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start":24.5,"text":"这段对话迅速走红，社交媒体用户纷纷嘲笑这名记者的无知，并讲述让•德雷兹(Jean Drèze)非凡的履历。这位67岁的比利时裔经济学家数十年来一直深入印度最贫困的社区，不只是研究贫困，更是亲身过着贫困人口那样的生活。"}],[{"start":42.59,"text":"尽管曾与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爵士合作，德雷兹却不拘泥于学术界的排场与安逸。他参与推动并倡导印度多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福利法律，包括保障农村家庭每年获得100天就业机会的制度、食品安全法，以及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出勤率的免费校餐。德雷兹精通印地语，并于2002年入籍印度。"}],[{"start":68.09,"text":"历史学家拉玛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曾称他是“一位杰出的田野调查者，可能比任何纯粹本土的社会科学家都更了解印度的村庄。他徒步或骑自行车走访了印度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学家普拉纳布•巴丹(Pranab Bardhan)则将他比作“带着笔记本电脑的耶稣基督(Jesus Christ)”。今年早些时候，德雷兹获得了全球不平等研究奖(Global Inequality Research Award)。"}],[{"start":92.71000000000001,"text":"一如既往，德雷兹安排我们到一家支持边缘化部落森林居民的非政府组织(NGO)吃一顿“非常简单的午餐”。这家机构位于兰契以外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兰契是印度东部煤炭带邦贾坎德的首府，而贾坎德是印度最贫困的邦之一。德雷兹在邮件中告诉我，这顿饭“几乎免费，即使你坚持要付钱也是如此”。“我不知道能不能提前和采访对象交朋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或许能去兰契郊外转转？”"}],[{"start":125.56,"text":"我们的探访从我下榻的一家现代化西方连锁酒店大堂开始。德雷兹身穿一件褪色的蓝色抓绒衣、一件黑色短袖库尔塔，脚穿凉鞋，出现在我们面前。"}],[{"start":138,"text":"酒店并非德雷兹喜欢的地方。14年来，他一直住在兰契一套一居室住宅里，靠版税和偶尔为报纸撰写专栏维持生活。他在当地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但没有薪酬。巴丹曾在加尔各答接待过他，并回忆说，德雷兹喜欢睡在地板上。德雷兹告诉我：“这些说法都别太当真……不过也可能是真的。其实我确实喜欢睡在硬一点的表面上，因为睡床垫会腰疼。”"}],[{"start":null,"text":"

"}],[{"start":168.6,"text":"温和寡言的德雷兹谦逊到了极点。他说：“我希望你能帮忙打破这样一种说法：我就是所谓的《农村就业法案》的设计者。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该法案是集体努力的成果。”"}],[{"start":182.72,"text":"今天，他租了一辆车，配了一名司机，带我们在贾坎德乡间进行一场“碰运气”的探访，看看印度崛起叙事中被一笔带过的严酷现实。出发时，德雷兹递给我几页统计资料，展示印度公立学校的种种不足；这些问题正促使较富裕的家长转向费用高昂的私立教育。贾坎德超过40%的公立小学只有一名教师，这一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这实在令人震惊，”他说。"}],[{"start":212.18,"text":"离开兰契后，两旁稻田相伴的道路路况愈发糟糕，我们的汽车在一个个弹坑般大小的坑洼间颠簸穿行。德雷兹说：“这一带……几乎完全被侵占，受害者往往是阿迪瓦西人，而且这种侵占常常违法。”他所说的阿迪瓦西人，指的是原住民部落和森林社区，其中许多人因采矿和开发项目而被系统性地迫迁。"}],[{"start":237.41,"text":"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一所小学。孩子们分坐在三间教室里，似乎无人看管。德雷兹找到唯一一名教师，她自2011年起就在这里任教。她告诉他，自己多次申请增派人手，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今年资金规则的调整导致学校午餐供应中断数月，迫使她不得不设法筹钱给孩子们供餐。德雷兹说：“这类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系统。”"}],[{"start":266.05,"text":"在另一站，他如鱼得水，光着脚坐在阿迪瓦西村民中间，听他们讲述争取土地权的艰辛。“我喜欢和这些人待在一起，”他笑着说，“看得出来，他们能聊上好几个小时。”不过，午饭时间到了。"}],[{"start":281.83,"text":"我们拐上一条小路，前往社区森林治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ty Forest Governance)设在林地的办事处。在一栋顶着波纹铁皮屋顶的建筑里，我们坐在塑料椅上，餐盘端了上来，里面有恰巴提、米饭、达尔豆、咖喱花椰菜和番茄酸辣酱，旁边还配有酥脆的薄脆饼、凝乳，以及装着水的不锈钢杯。"}],[{"start":301.01,"text":"我撕下一块块恰巴提饼，蘸着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菜肴吃，同时问起德雷兹在鲁汶和随后在离布鲁塞尔(Brussels)不远的瓦夫尔的成长经历。他的父亲雅克(Jacques)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欧洲经济学会(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首任主席。德雷兹回忆，自己和四个兄弟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如此声名显赫。”"}],[{"start":325.67,"text":"德雷兹说，自己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我当时肯定不会对商界或金融业感兴趣，而且我想改变世界。”尽管他后来热衷于发展问题和社会正义，但仍希望打下经济学基础。他先在英国学习经济学，之后在德里印度统计研究所(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攻读博士学位。德雷兹笑着说：“那时候，印度就像一片遥远而异域的土地。对我来说，去印度远比去哈佛(Harvard)或牛津大学(Oxford)有意思。”"}],[{"start":358.66,"text":"印度原本只是一次短暂的邂逅。“我当时打算去中国。”但一个转折点出现了：一名他结识的修伞匠被研究所的门卫拒之门外，很可能是因为他属于达利特阶层——在印度压迫性的种姓制度中，他们过去被称为“贱民”。德雷兹回忆说：“那时我下定了决心。我离开校园，搬去和他们住在一起［当地的一处贫民窟］。”"}],[{"start":384.95000000000005,"text":"在印度，德雷兹被森1981年的著作《贫困与饥荒》“深深震撼”。该书挑战了当时对饥荒成因的主流解释。两人开始通信，最终成为长期合作伙伴。德雷兹说，在森的影响下，他“变得更像一名真正的学者”；森后来也开玩笑说，德雷兹“做了90%的工作，而我拿了90%的功劳”。"}],[{"start":410.55000000000007,"text":"1986年，德雷兹回到英国，与森合作撰写他的第一本书《饥饿与公共行动》。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任教，还一度住在奥瓦尔附近一所废弃的儿童医院里占用的空房中。他记录了那里形形色色的居民：“靠打零工糊口的人、醉鬼、怪人、妓女、游手好闲者、盗窃癖患者、乞丐、商店扒手、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以及少数几个会被社会其他人视为‘正常’的人。”"}],[{"start":439.87000000000006,"text":"德雷兹的日记《克拉珀姆(Clapham)路1号：占屋日记》洋溢着乐观精神，即使面对零星暴力，甚至有人在他的睡袋上排便，也依然如此。占屋经历给他带来了什么？德雷兹说：“一种对人的基本信念——不是认为人都是天使，而是相信他们仍有行善的基本能力，也能展现出强大的团结精神。”"}],[{"start":null,"text":" "}],[{"start":461.81000000000006,"text":"然而，他还是被印度吸引回去，辞去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村庄研究。由于身为外国人，行动主义活动受到限制，他对此颇感不满，于是申请加入印度国籍。印度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他交出了比利时护照，令使馆官员困惑不已。“他们搞不明白，”他笑着说，“他们别无选择，决定权在我。”"}],[{"start":488.31000000000006,"text":"德雷兹研究的核心论点是，尽管印度经济不断扩张，新冠疫情(Covid)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增幅一直超过7%，增速为所有主要国家中最快，但仍有数亿人被落在后面。德雷兹指出，尽管印度自英属印度时期的饥荒和剥削以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人的生活依然“极其艰难”。"}],[{"start":509.74000000000007,"text":"他将问题归咎于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劳动参与率甚至低于沙特阿拉伯的水平——种姓歧视，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投资不足。这些因素制约着这个拥有15亿人口的国家中庞大的底层群体，而金字塔顶端的人则日益繁荣。"}],[{"start":528.8800000000001,"text":"他认为，“政策制定者非常关注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并向大型企业集团提供补贴。难道印度不需要企业巨头来推动投资和就业增长吗？德雷兹称：“其中一些投资确有必要，但它们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我也不认为创造就业是这些投资的目的。这就是体制没有改变的原因；它对少数特权阶层来说运转得相当不错。”"}],[{"start":555.1000000000001,"text":"如今，德雷兹乘火车、巴士奔走印度各地，为社会议题奔走，也不断“救火”。他的伴侣贝拉•巴蒂亚(Bela Bhatia)是一名人权律师，常驻印度中部的恰蒂斯加尔邦。她与当地资源丰富地区中遭受暴力和流离失所的阿迪瓦西人和达利特群体合作。这项工作危险重重，她因此屡遭威胁。德雷兹说：“她经常会见那些被关进监狱、遭到强奸、酷刑折磨的人，什么情况都有。”"}],[{"start":586.4100000000001,"text":"腐败依然普遍存在。他回忆起最近与一名道路承包商的一次交谈：“我问他：‘你是老老实实干活，还是偷工减料？’”"}],[{"start":596.57,"text":"德雷兹解释说：“他说：‘我贪污。我自己拿三成，给不同政府官员三成贿赂，剩下四成用于工程。’……这也是学校状况糟糕的原因之一，因为大量资金花在了这些几年后就会倒塌的建筑上。”"}],[{"start":612.5400000000001,"text":"这些失职助长了今年的抗议活动。抗议由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发起，该组织最初是一个在线讽刺运动，旨在反对印度教育体系中的腐败，并借此表达年轻人对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的不满。与全球其他地区及南亚邻国一样，印度也面临着躁动不安的Z世代(Gen Z)。此后，民众的不满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关于大规模删除选民登记记录、意在让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受益的指控。"}],[{"start":642.19,"text":"上个月，德雷兹在德里被警方带走。他对选民名册中估计有1.3亿人被除名一事深感担忧。德雷兹说，警方还拘留了约40名年轻男子，其中许多是穆斯林，他们并未参加抗议活动。警方提出让三名女性同伴和他一同获释，但她们拒绝在其他人获释前离开。德雷兹说：“我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警力部署。”"}],[{"start":null,"text":" "}],[{"start":669.23,"text":"德雷兹认为，骚乱背后存在深层的不满情绪。他说：“如今，人们的期望提高了很多，也希望能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先是在极差的教育体系中求学，最后从一所小学院拿到一纸无用的文凭，却没学到多少东西——人们早已蓄势待发，随时可能爆发。”"}],[{"start":690.82,"text":"德雷兹的批评者认为，他的社会活动影响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他不认同这种看法。德雷兹说：“客观意味着愿意承认事实，即使这些事实令人不快……我认为，即便有所坚持，人也可以努力做到客观。”"}],[{"start":707.45,"text":"“反正我认为学术界并不十分中立。我的意思是，学术界与各个权力中心的联系相当紧密……但我绝不会全盘否定主流经济学。”"}],[{"start":718.3100000000001,"text":"尽管如此，德雷兹认为，经济学家低估了亲身经历的价值。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进过工厂？我猜只是少数。”"}],[{"start":731.08,"text":"他用手指将米饭和豆泥拌在一起时，我提到历史学家古哈对德雷兹的描述——“一位生活简朴的学者，或许简朴过了头”——并问他，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有助于避免被指责为“白人救世主”？"}],[{"start":745.36,"text":"“我不是苦行主义者，”他坚持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有所匮乏。我有基本生活所需，不挨饿，冬天也不受冻……我不像甘地(Gandhi)那样崇尚极简主义，因为我觉得那可能会带来相当大的问题。”"}],[{"start":760.71,"text":"他笑着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当然不是抱着救世主情结来的。”"}],[{"start":766,"text":"我起身付钱给非政府组织的厨师西玛(Seema)时，德雷兹又舀了几口酸奶，随后我们便驱车返回兰契。路上，我有更多时间追问他对印度发展方向的看法。"}],[{"start":778.37,"text":"德雷兹承认，印度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2011年至2023年间，近5亿人摆脱了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4.2美元的人口比例从57.7%降至16.1%。"}],[{"start":794,"text":"但繁荣的分配依然不均。全球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2024年的一项研究提出了颇具挑衅性的说法：“由印度现代资产阶级主导的‘亿万富豪统治’，如今比英属印度(British Raj)时期更加不平等。”该实验室去年发现，进展微乎其微：最富有的10%人口获得约58%的国民收入，而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仅获得15%。"}],[{"start":819.35,"text":"德雷兹认为，经济增长也没有创造出印度人想要的就业机会。他说：“他们必须找点事做，否则就无法生存……他们主要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事薪酬低、危险且重复性强的工作。”"}],[{"start":834.01,"text":"他还对莫迪提出的“发达印度”愿景持怀疑态度。该愿景旨在到2047年、印度独立百年之际，使印度成为发达国家。“那是20年后的事，时间并不宽裕，”他说，“我认为有些问题积重难返。”"}],[{"start":850.27,"text":"德雷兹再次谈到印度长期以来对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以及种姓制度造成的严重不平等。尽管有宪法保障和积极行动政策，达利特人仍面临排斥和暴力。尽管支出不断增加，教育支出仍约占GDP的4%，低于政府6%的目标；医疗支出则仅占1.8%。"}],[{"start":873.62,"text":"他补充说：“与50年前相比，有些方面已经有所改善——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好了，所以我们并不是在倒退。但就民主和公民自由而言，我们现在确实在倒退。”"}],[{"start":888.73,"text":"尽管出现了“蟑螂”抗议运动，德雷兹仍对异见空间日益收窄感到忧虑，尤其是在印度媒体领域；印度媒体中有相当一部分由实力雄厚的商人所有。德雷兹说：“很多人确实觉得越来越难发声。总体而言，我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但能表达的空间变小了。”他举例说，自己受邀前往电视台演播室的次数减少了。"}],[{"start":914.1800000000001,"text":"行程即将结束，车喇叭在越来越拥堵的车流中鸣响。我问德雷兹，经济学家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什么。沉默良久后，他说：“这个基本事实——穷人没有发言权，也确实不太受重视。我认为这一点未必得到了充分理解，尤其是那些来访的经济学家并不真正了解。”"}],[{"start":936.21,"text":"他补充说：“他们来了，与高层官员互动……便会觉得政府在竭力采取行动，却丝毫察觉不到种姓制度的存在，因为这种制度并不明显，至少在他们所处的圈子里是如此。”"}],[{"start":949.08,"text":"我们在兰契郊外一个尘土飞扬的路口停下，回想他人生中种种有趣的转折，以及那些未曾走过的路——包括多年前他选择放弃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优渥工作，回到印度。"}],[{"start":961.9200000000001,"text":"德雷兹博士说这番话时，正走下车，地点靠近一家路边摊，摊上卖新鲜甘蔗汁；旁边一块广告牌俯瞰着摊位，宣传的是豪华公寓。“那是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本可以在那里发展事业。但我回来了，而且很高兴自己回来了。”"}],[{"start":979.7,"text":"克里斯•凯(Chris Kay)是英国《金融时报》孟买分社社长"}],[{"start":984.13,"text":"想第一时间了解我们的最新报道，请 在Instagram、Bluesky和X上关注《FT周末版》(FT Weekend)，并订阅每周六早晨发送的《FT周末版》新闻通讯。"}]],"url":"https://audio.ftcn.net.cn/album/a_1794580303_3133.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