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自然保护主要依赖公共财政、公益基金和国际援助。根据《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各国承诺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修复退化生态系统，减少自然丧失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风险。这都需要长期、稳定且规模化的资金。
然而，在气候变化加剧、生态系统退化加速的背景下，保护和修复自然所需的资金规模，已远超传统资金来源能够覆盖的范围。
对此，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绿金院”）副院长白韫雯告诉FT中文网，当前亟需构建一个更加成熟的自然市场。
“生物多样性金融，已经不是一个新事物。生物多样性金融正在成为绿色金融的重要一部分。”白韫雯表示，一部分生态修复、气候适应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关的经济活动已经获得社会资金支持。然而，只有把自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系统性地转化为投资者能够识别、定价和管理的资产、风险和收益，才可能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进入。这意味着，未来绿色金融的视野不能只停留在碳维度，仅支持“碳减排”“碳汇交易”项目，还必须将生态系统作为经济运行的底层基础设施加以重视，充分认识其对GDP的支撑性价值，以此构建相应的金融工具与市场机制。
FT中文网：绿金院目前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它与传统的绿色金融有何不同？
白韫雯：过去五六年，我的工作重心聚焦于推动为自然融资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发展，也很欣喜地看到近两年这一议题在国际与国内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我参与讨论了“如何将自然真正纳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我的观点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前亟需构建一个功能完备的自然市场。
构建自然市场的目的，在于为对自然友好的经济活动提供精准且可持续的融资支持。自然融资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要的是推动目前的经济活动向“自然受益转型”（Nature-Positive Transition）。这一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企业在迈向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经济活动要通过采取积极举措，从“消耗自然、损害生态”的模式，系统地转向“恢复自然、保护生态”的模式，减少负面冲击。这一转型并不意味只是成本投入，而是会催生一批新的商业机遇与就业岗位。
以农食行业为例，再生农业正成为这一转型的代表。再生农业以土壤健康为核心，不通过免耕、覆盖作物、轮作等方式恢复土壤生态功能，它不仅能通过土壤固碳为农户创造额外的碳汇收益，还能显著提升农作物的气候韧性（Climate Resilient）。更重要的是，生态绩效的改善也在重塑供应链关系- 下游食品企业出ESG披露或供应链风险管理的需要，越来越愿意溢价采购来自再生农业体系的原料，这也催生出全新的价值链条和经济业态。
国内同样涌现出大量值得关注的转型实践。以矿山修复为例，当前的探索已超越了原先简单“复绿”，而是转向生态修复与资产盘活的深度结合。例如，国内就有不少废弃矿坑被成功改造为矿坑花园、矿山咖啡以及特殊赛事场地等文旅商业项目，将原本闲置的生态资产转化为具备持续经营性现金流的可运营资产。
自然受益转型中蕴藏的商业潜力，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参与空间。但当前的核心瓶颈在于：大量具有潜力的项目尚未被资本市场有效识别和触达。我们亟需加强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建设，打通从生态绩效到金融产品的转化通道，帮助资本更精准地发现、评估并投入这些项目。
自然融资另一个刚性需求，则是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本身。全球保护每年面临超过94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且难直接产生商业回报。除非保护成效能够与后端的商业经营形成闭环并产生经济收益，否则纯粹的保护行为很难实现资金回流。
以重要物种栖息地或关键生态系统的保护为例，其价值无法直接定价。我们所能评估和交易的，是被保护区的地方持续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其中部分服务已具备价值化路径：例如，消费者越来越喜欢购买好生态孕育出的健康农产品，并且愿意支付溢价；又如，国家公园的品牌效应也可以带动生态旅游和特许经营收入。
不过，生态系统中最核心的支撑性与调节性服务，如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持，往往无法通过终端消费来变现。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市场机制，将生态保护成效标准化，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资产。这类似碳市场的逻辑，但区别是碳减排量具有清晰、单一的计量标准，而生物多样性信用虽然因地域和生态系统类型具有异质性，所以必须建立科学、可比的评估方法学，确保提升的生态效益具有额外性，满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原则，真实反映采取保护举措的真正成效，而非沦为“漂绿”工具。
这也是我今天在达沃斯论坛介绍的重点：如何为传统生态保护引入更多资金。破局之道，正是建立一个基于生物多样性信用的交易市场。而构建这一市场，需要具备三大要素：可持续、高质量且可验证的信用供给、透明规范的交易机制、以及能够形成充分流动性的市场需求。
尽管生物多样性信用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一个新兴领域，但过去两三年间发展极为迅速，其中多数还是基于自愿市场，即企业或投资者出于ESG承诺、供应链风险管理或自身价值链对自然的依赖，自愿购买信用以支持保护行动。
同时，也有部分国家探索了合规市场路径。例如英国2024年提出“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制度，要求开发类项目必须实现至少10%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形成了强制性的信用需求；澳大利亚于2023年通过《自然修复法》，建立了全球首个由国家立法支撑的生物多样性证书市场。未来，合规与自愿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可能是多数国家的现实选择。
我认为，中国具备了构建这一市场的坚实基础。
首先，在制度层面，中国已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明确了“谁保护、谁受益”以及“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并明确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补偿，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制度依据。其次，在金融政策层面，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发布了《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目录（试行）》，为金融机构精准识别合格项目、引导资金流向提供了政策指引。这是全球范围内首个由中央银行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分类工具。特别说明一下，为了与《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官方用语保持一致，国内我们更多使用“生物多样性金融”这一表述。而在国际上，特别是英国和欧盟，则倾向于使用“自然融资”（Financefor Nature）或“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等更宽泛的概念。尽管用词不同，但核心要义是一致的：都是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系统性地识别自身商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与影响，并将其纳入决策框架。
此外，中国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面已取得广泛进展，成功将大量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了价值化评估。然而，GEP核算目前主要解决了“价值发现”的问题，尚未完全打通“谁来付费”的交易闭环。在基础设施方面，国内众多环境权益交易所已在水权、林权、碳汇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交易经验，具备成熟的登记与交易能力。从整体来看，市场的供给端、需求端、基础设施均已初具雏形，为未来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嵌入提供了可能性。
FT中文网：持续的市场需求能够从哪里被挖掘？
白韫雯：首先，供应链韧性管理催生了新的需求。对于拥有漫长供应链的“链主”企业而言，为应对气候变化与自然退化带来的供应中断风险，它们迫切需要确保上游原材料供应的可持续性。通过购买上游供应商因采取保护举措而产生的生物多样性信用，链主企业不仅能持续激励上游的可持续生产行为，还能有效增强自身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满足日益严格的供应链尽责要求。
其次，合规要求正在重塑市场格局。英国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NG）条款就要求所有需要规划许可的开发项目必须实现至少10%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当开发商无法在项目现场达标时，就必须向市场购买生物多样性信用。这与碳市场的逻辑如出一辙：自上而下的监管要求，为信用交易市场注入了刚性需求。
此外，绿色金融创新的深化也增加了这一需求。标准化的生物多样性信用可以帮助生态企业增信。过去，银行在支持生态类项目时，往往只能接受林权、碳汇收益权或茶园经营权等非标准化资产作为质押，定价困难、流动性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机构的主观判断与风险兜底意愿。而一旦信用实现标准化、具备可交易与可变现属性，其作为质押物的确定性将大幅提升，绿色金融的开展也将更具商业可持续性。
最后，企业自然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的升级也在推动需求。企业不再满足于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仅披露投入了多少资金，而是需要展示可量化、可验证的生态成效。购买经过第三方核证的标准化生物多样性信用，正在成为企业证明其自然向好承诺具有实质性的有效工具。
FT中文网：自然资产如何实现量化与边界界定？
白韫雯：资产量化的难题过去确实存在，但如今技术赋能大幅降低了这一门槛。遥感技术、红外相机以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生态数据的获取变得实时且精准。例如国家公园部署的红外相机网络已能持续捕捉野生哺乳动物的影像，结合AI图像识别技术，系统能够辨识物种类别、追踪个体活动轨迹，为生态监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数据密度。这意味着，只要确立了科学的基线，我们就能通过技术手段持续量化保护行为带来的生态增量。
因此，当前量化生态效益在数据采集层面已不再是核心瓶颈。我们真正需要突破的，是建立一套高标准的方法学，以严格界定项目的“额外性”。这包含两个关键维度：一是生态额外性，即证明生态改善确实是由该项目的保护行动或者主动减少对生态的压力带来的，而非自然演替的结果；二是财务额外性，即证明如果没有生物多样性信用等市场化机制提供的收入，该保护活动不会发生或无法持续。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生物多样性信用才能真正成为被市场认可的高诚信资产。
FT中文网：您认为这一市场的发展是否会遇到瓶颈？
白韫雯：我对此总体持乐观态度。很多人会质疑，碳市场目前仍有许多未解难题，为何还要急于推进生物多样性金融？我认为，当前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发展阶段，类似于20年前的碳市场。但得益于碳市场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的交易基础设施和高诚信保障经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发展绝不会重走20年的漫长弯路。我乐观地预计，未来几年我们就会不断看到落地交易，特别是市场机制上的实质性突破。
然而，这一进程确实面临着比碳市场更大的挑战。首先是计量单位的异质性。碳排放拥有全球统一的计量单位，无论在哪里减排单位都是一吨碳当量。但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系统中千差万别，一片热带雨林与一块草原湿地无法简单等价换算。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套用碳市场的标准化逻辑，而必须高度依赖科学家的支撑，将过去数十年积累的保护科学、社区经验转化为“基于科学”的方法学。这也正是科学家在自然融资领域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其次，跨部门协调也是一大难点。以中国为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相关国际谈判归口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确权与空间规划属于自然资源部，野生动植物与森林草原归国家林草局，绿色金融由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推进，而生态补偿与价值实现的制度设计又由国家发改委统筹。各部门职能完备，但管理相对分散，政策协同的成本较高。这也是当前自然资源价值转化难以形成完整闭环的关键堵点之一。
最后，当地社区和一线保护者是自然守护的“前线力量”。市场机制的设计不仅要确保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切实受益，更要充分尊重和利用他们长期积累的在地知识、传统实践和管护经验。这些来自一线的智慧，对于保护成效的持续性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都至关重要。
FT中文网：目前国内外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些相对成熟、交易较为活跃的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国内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实践案例？
白韫雯：国内“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尚未真正成型，现有的探索多集中在信用方法学设计或推进个别试点交易的层面，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我认为，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的建立，关键在于整个市场机制的系统性设计，不仅要有高质量的供给，更需要培育持续、多元的需求，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市场才能真正运转起来。
如果将视野拓宽到整个“生物多样性金融”与“自然融资”领域，国内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涌现出不少创新举措。
先是信贷产品的创新。随着《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行）》的发布，明确了87项合格的生物多样性友好活动，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迎来了爆发。例如开发利率与生态绩效挂钩的贷款，有效引导借款人主动保护生态。
其次是保险机制的完善。针对人兽冲突的野生动物致害的保险已在国内多家大型保险公司普及。同时，针对湿地蓝碳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保险也相继问世。这类保险为生态产品提供了风险兜底，确保即便遭遇极端天气或自然灾害，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最后是融资模式重构。
以国内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为例，尽管在落地过程中仍面临项目边界界定、收益分配等挑战，但其核心逻辑是成立的：纯粹的保护项目往往缺乏财务回报，难以获得商业融资；而EOD模式通过将前端缺乏收益的生态修复与后端具备商业化潜力的产业运营捆绑打包，业内俗称"肥瘦搭配"，即使整体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实现平衡，从而将原本不具备可融资性的项目转化为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投资标的。
在此基础上，各地还在积极探索其他融资方式。例如，由政策银行、地方专项债或生态保护基金先行介入，承担前端大尺度生态修复的资本投入；待项目产生可量化的生态效益后，商业银行再跟进，利用生态溢价进行后期的商业化运营融资。这种公共资金承担前期风险、商业资本分享后期收益的分层模式，为自然融资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践路径。
FT中文网：如何将自然风险管理与当前推进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工作衔接？
白韫雯：自然风险的识别与管理是开展生物多样性金融的重要前提。企业和金融机构只有先摸清自身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才能有的放矢地设计金融产品、引导资金流向。
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在研究将自然相关议题正式纳入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并已与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展开深度合作。TNFD在过去几年中已构建了清晰完整的披露框架，为企业提供了从识别自然依赖、评估风险暴露到制定应对策略的系统性指引。过去，许多企业仅将温室气体排放作为与环境的连接点，只清楚自身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了业务运营对自然的深度依赖。通过TNFD框架，企业能够系统性地摸清自身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程度，相当于给自己做一次健康“体检”，明确风险暴露敞口，识别自然转型中的商机。尽管这些自然风险在短期内可能不会集中爆发，但从中长期来看，它们直接关系到供应链的稳定性与韧性，是企业必须提前布局的战略性风险。
在监管层面，国内交易所也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这种由监管驱动的披露要求，能够有效倒逼那些原本缺乏主动性的企业迈出认知和行动的第一步。
在这一领域，国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过去一两年间，绿金院作为TNFD在国内的官方咨询机构，我们也积极支持国内银行开展这方面的能力建设。目前，已有20余家中资银行发布了自然相关信息披露报告，这一进展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