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直为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烦恼的G20领导人，眼下却开始担忧新兴经济体的动荡。正在俄罗斯参会的中国财政部官员呼吁美国考虑退出QE带来的“溢出效应”。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防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进一步放缓，还是加速经济增长模式在中期内实现健康转型，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艰难选择。中国明年如何应对利率压力，将是李克强如何处理政治难题的一个重要标志。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中国政府大力推进上海自贸区，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推行金融、贸易改革试点，其对法律、行政管理模式的探索，与深圳特区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农业银行分析师梁绮利：尽管“城镇化”被赋予很多中国式期许，但其本质与“城市化”一脉相承；中国经济正处转型阶段，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面临挑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面对的是国民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成本太高。若科斯有机会与邓小平先生谋面，“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

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科斯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企业边界的理论”，是认识市场、认识政府、认识制度，认识普遍的经济学基本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起点。

中国经济高度依赖信贷。这给政府带来了宏观经济上的困境，短期来看采用旧办法满足投资热是经济可行的，但也无法长期持续。中国民众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是让经济从投资拉动型再平衡至消费拉动型。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中国经济仍有很大潜力，但这绝非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来自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新结构主义和后发优势理论，不仅不能维系增长，反而会误导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8月中国官方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1，连续第二个月超出预期

复星集团CEO梁信军：美国很可能在未来十年会成为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新兴市场，而中国可能不会再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做一些全球性的资产配置可能是有必要的。而中国企业家要守住底线，促进社会阶层纵向流动。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上海自贸区与金融42条引发诸多关注，中国的地区间竞争不应该再重复招商引资老路，特区模式是做加法，而自贸区则更多是做减法。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若中国深化改革，消除结构性缺陷，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便有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

经济学者刘海影：唯有效投资能拉动经济增长，而中国经济核心的挑战在于产能过剩，创造有效投资机会的能力大幅下滑，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下滑。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 ：贫富不均、环境污染、非法行为的发展方向都可以用库兹涅茨曲线来表示。中国三种曲线仍在上升阶段，可以说经济发展还未成熟。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源自那场始于1978年的变革，但到本世纪初，某些关键领域的改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进入了“深水区”。

SOHO中国的张欣呼吁中国政府进一步推进私有化改革。她表示，企业家们都在等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政策信号，只有政策明晰，企业才会愿意大规模投资。

徽商银行金融市场部蔡浩：即便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爆发，中国政府也有能力将风险控制在局部，并以自身的威信用较小的代价控制局面。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四万亿”该受诟病之处到底在于反周期的宏观政策，还是经济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二者本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相径庭，一旦混淆不仅不利于总结经验，反而容易矫枉过正。

因柳传志“在商言商”言论而发表“退岛”宣言的中国企业家王瑛一时成为舆论焦点。最近，在一次内部交流中，她就社会共识、企业家精神、社会转型等话题展开了论述，并强调了她对摆脱以暴易暴恶性循环、创造和维护和平转型的追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徐建国：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索洛模型强调各种要素的作用，其实是更深层的制度的结果和表象，深层的改革才是中长期增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