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需要审慎调整经济结构，让信贷助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下降，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遗憾的是，中国急需的这种经济结构转型并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可以说发生得太慢了。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新兴市场已难再扮演世界经济引擎角色，不仅遭遇大规模资金外流，信贷泡沫也迅速破裂。作为新兴世界的最重要成员，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并非技术官僚可以快速解决。陷入泥潭的世界经济，能否找到强有力的新需求引擎？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类事件可能让全球经济遭遇灾难：战争、通胀冲击、金融危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是否会管理好这个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能否避免灾难。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我在15年前曾经主张，南非应该让其贫穷部分借助低成本竞争走上发展道路，做中国在邓小平时期做过的事情。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为了完成各自的使命，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应该出台不同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采取的行动正确。说到底，这两家央行都过于保守。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石油价格为何下跌？是暂时现象，还是全球石油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如果是后者，又会对世界经济、地缘政治以及气候变化产生何种影响？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欧本来可以通过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小金融危机的影响。然而即便是现在，欧元区也缺乏这种意愿以及所需的机制。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国壮年男女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严重失灵，是什么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壮年人口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巴黎气候会议不太可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决定性转折。但从长远来看，相对务实的方法和技术变革的加速，正在增大全球排放这艘“超级油轮”调整航向的可能。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过去美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现在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也感冒。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失去最后一个重要的需求引擎。未来几年，全球需求将更加疲软。政策和思维都必须适应这一现实，从现在开始。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如今高收入国家中最重要四家央行的干预利率全部接近于零。高度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名义和实际利率超低以及没有通胀迹象缘何得以共存？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欧盟最不想处理的事情就是难民潮，但欧盟无法选择危机，它必须在不牺牲现代欧洲价值观的前提下，妥善应对这场难民危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一场由“中国制造”的全球经济低迷并非天方夜谭。这虽然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会卷土重来，但在中国完成向更平衡的增长模式转型之前，世界经济将依然很容易遭受厄运冲击。如果美联储选择现在加息，将是愚蠢的行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中断”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这种中断局面可能不是短暂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对不断放缓的经济进行转型。中国经济的下阶段走向成迷。其解决方案将影响全世界。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政府试图阻止股市泡沫破裂，引导人民币贬值，表明他们担心中国经济。中国的选项包括货币贬值、超低利率，甚至还有量化宽松。这些选项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动荡。全球储蓄过剩可能变得更严重。那会让所有人都受到影响。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改革激励机制，并加快创新步伐，使无碳技术能与化石燃料竞争。为此我们需要一场技术革命。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希腊即将就国际纾困计划举行公投，如果投票结果为赞成，希腊也许面临数年紧缩和萧条，但仍然好过退出欧元区后的混乱。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在英国，有些人抱怨将零售银行业“圈护”起来、与其他活动隔离的计划。但“圈护”要求有三大目标，它们的利大于弊。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欧元集团和希腊都希望斩断彼此之间的“孽缘”。但一刀两断虽然痛快，却不是解脱。如果最终希腊违约并退出欧元区，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迄今为止，所有气候会议几乎都是“一个白痴讲故事，充满喧嚣与愤怒，却什么也说明不了”。有什么能真正改变人类的轨迹？答案只能是技术。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希腊处于违约边缘，但相关各方仍有可能避免灾难发生。一旦欧元被视为是可逆的，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力量就会逆转。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表面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的长期下降趋势就要画上句号。但也不要期待收益率会迅速上升至以往的正常水平。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诸边贸易协定可能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也存在风险。必须挫败用它们替代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排挤中国的企图。把手伸得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不利于全球贸易自由化事业。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本届联合政府称，他们在拯救英国经济方面做得不错，但从民调结果看，选民们并不买账。联合政府在民调中表现欠佳，到底冤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