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以我们讨论的法国人来讲，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与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展开的关于“轨迹与来源”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显示，有将近三分之一（约 32%–33%）的人口在三代以内与移民有直接的血缘联系，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就有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等一波波的大批移民来到法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没有移民的“纯法国人”社会存在，战后又有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直到今日的各种移民，这造就今日的法国，与以往移民的差别或许只是文化信仰与肤色上的差别。至于许多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冲突也不是始于今日，只是换了形式而已，19世纪末，因讨厌意大利移民工，还发生过法国工人打死意大利移民工的艾格莫尔特事件。
几年前笔者曾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执掌多年法国雇主协会的前会长 Laurence Parisot 女士说：法国经济是不可能脱离移民的支撑的。确实，你只要去看那些收垃圾的清洁工，饭店的各种成千上万的服务人员，医院里的护士，甚至每年需要通过特殊签证引进的几百名外国各种医生……因此问题的讨论更严格意义上讲应是移民的数量合适的程度，文化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完全拒绝移民经济上是否可行等，而不是要不要移民这件事本身。一些人可以以不同的理由抱怨移民太多，但当他吃着快递送餐，享受着各种服务的便捷，看到街道的清洁时，他或许也应该意识到那是与他的抱怨相矛盾的。顺便提一句美国：当特朗普要死命控制移民时，其实他也逃不掉上面提及的那种悖论的约束。笔者多次讲过，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两类移民造就其伟大：高科技与文化人才与蓝领劳动者移民，缺一美国历史都难以想象。但美国要将所有移民拒之门外之时，或许也就是美国丧失活力，经济崩塌之日。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人尤其是华语世界一些朋友，总是以为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移民多，是什么白左“圣母”心态的产物。是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以人道的原因接待过许多难民，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政权变色时，接纳过大批原属法国殖民地、在生死之间挣扎着的难民，如当时著名的在海上漂流随时可葬身海底的越南难民“船民”（boat people）, 那构成法国战后接纳难民的一个高峰， 而当时主政法国的是右派政府。正如我们上面提及的，更具普遍性、需要了解的一个现象是：在许多情况下，移民恰也是各种右派措施、右派利益的产物。就整体讲，我们不会把老板们轻易划到左派阵营，当作所谓的“白左”。以法国为例，恰恰是战后重建期，法国政府与老板们，使用了大批北非移民参与建设，此乃法国战后大批移民的肇始。后来包括一些为法国殖民政权服务，因法国的撤离，不得不跟随法国政府来到异乡以避免在本土受到清算的人，也构成法国移民的组成部分。殖民地的历史前因，决定了一些今日的移民现象；而许多在法国本土日渐增多的黑人，本就是法国海外省的严格意义上讲的法国公民，不是什么“移民”……移民能够生存与发展，是要有经济条件、机会的，老板们不创造这种可能，他们又岂能生存？再举一个著名的较近另一国家的例子，默克尔政府十几年前大规模接纳叙利亚难民，除了德国民间因二战经历而产生的那种道德内疚感以接纳难民来表示赎罪的集体心理因素外，德国的老板协会恰也是大规模接纳难民政策最重要的推手，希望借此弥补德国劳动力短缺的危机……
所以，移民问题，不是单一哪个政治派别、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历史、现实、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因素造就的，国际上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多个研究成果都显示，移民最终对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是极具正面意义的。但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自己原有熟悉的世界、文化图景因移民的到来发生变化，身份认同感到威胁，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毕竟不仅是经济人，也是具有文化参照、意义象征、要给予生活不同定义的存在，习惯于在一种熟悉的文化环境中生活。也是因此，笔者多年来就一直主张要合理控制移民，认为如果移民的社会整合失效，文化融合不能适度强化，一个社会是可能出现大问题的。而仅指望靠经济因素单方面完成移民的社会与文化整合，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在经济出现危机、失业增加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不设条件、过度地强化身份政治，将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后果，伤及民族的整合，毕竟我们依旧还是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但一味排外，也注定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活力丧失，精神委褪。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多数应该也必须尊重少数的权利，但各种少数群体也须要尽量考虑到多数群体的感受，加强自己的融合，在一种动态的难免有些冲突却都符合法治与民主的框架之内互动，营造社会的和谐，维持公民的自由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穆斯林、移民与左派
谈及此，就不可能不谈及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在法穆斯林族群问题。先说一句，且不讲各种其他不知名的信仰系统，不仅伊斯兰教，也包括另外那些比较重要的非传统法国所有的宗教，如佛教、印度教等信众群体，也都在增加，这其中伊斯兰教显然是最重要的，也是除天主教、新教、犹太教等这些传统重要的宗教之外，影响最大的。因法国严格的共和主义传统，在国家统计上，是不去做个人信仰统计的，但根据各种抽样调查研究，法国自我认定是新教徒者有200万到270万人，占3%-4%，其中福音派增长迅速。犹太教徒50万人，占0.7% 到1% （是全球除以色列，美国外最大的犹太社群）, 其他东正教、佛教等占2%；穆斯林的人口约在400万到600多万之间，为第二大宗教信仰，占总人口7% 到10%之间；天主教则为2900 万到3000万之间，占人口43% 到45%。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天主教“长女”（Fille aînée de l'Église）的法国，天主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今天面临诸多世俗化带来的挑战，自我认定的宗教信仰并不等于其日常的宗教实践，自认天主教信徒中大概只有约 5%–8% 属于定期参加弥撒的“虔诚实践者”。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在几十年天主教信仰者与虔诚实践者持续减少后，最近数年，有一个强烈的反转趋势，其特点是青年人与成年人自我选择受洗的人日渐增多，每年都以两万多的人数在增长，特别是其中有很多Z 世代的年轻人。而这些天主教新受洗者中相当大多数来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也包括7% 来自穆斯林家庭，2% 来自佛教和1%来自犹太教家庭的新受洗者。
在法国穆斯林人口中，根据一些权威研究，如国家统计研究所以及人口研究所的调查，严格实践宗教生活的（每日祈祷、严格遵守斋月禁食、每周前往清真寺礼拜等）“虔诚实践者”人数约为250万至350万人，也有很多属于“解放的穆斯林”，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穆斯林只成为一个文化认同身份。不过同样，有新的调查显示，在广义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群中，也像在天主教中一样，存在某些再伊斯兰化的趋势。不过究竟如何依据每日祈祷、斋期守斋以及参与周五主麻礼拜这些不同的实践参与程度区别分析推断出穆斯林的虔诚宗教实践者的数目，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三者并不等同划一，其中大概守斋、过开斋节的人数比例最高。事实上，以笔者日常接触到一些同事的生活与工作来看，你已经看不出他与其他普通法国人的任何宗教性区别，只是如在期末院系聚会，如赶上守斋，他们的某些节制，会让你想起他是穆斯林。
所以，任何那种整体主义式的描述以及武断的结论，以“穆斯林如何如何”全称来轻下结论都是不得要领，有简单化倾向的，正如不能动不动以“中国人如何如何”那种语式来做严格的判断一样，尤其是牵涉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时，是不能去简单粗暴地混淆的。不能动不动就将穆斯林与极端分子划等号，要知道全世界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伤害最严重、最多的事实上是穆斯林民众，而前些年战斗在第一线的对抗伊斯兰国（ISIS）的那些库尔德士兵尤其是女战士们也都是穆斯林，将拥有21亿人口的穆斯林等同于极端主义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至少是有欠严谨的，不负责任的。任何宗教中都有极端分子，都需要自我检省，难道缅甸那些号称佛教徒的极端主义者不也在残酷迫害穆斯林与基督徒吗？我们不是去否认伊斯兰世界在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依旧面临的种种挑战，包括怎样处理国家权力、宗教与世俗生活彼此间的现代关系，一个国家内部信徒与外部世界如海湾地区一些国家的宗教联系，避免某些极端派挟金钱的力量扩散极端教派思想的影响等，伊斯兰教如儒家思想、佛教、印度教等一样，都有些各自的现代挑战要处理，但将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的矛盾绝对化，认为不可调和，是不合适的。至少我们知道，穆斯林世界已经有一些在探索运行着的民主国家，而有些其他文化地区却尚不具备这种政治形式。
所以，在这个宗教展示出某种复归的趋势面前，我们一方面应乐见宗教在经历某种现代性的挑战之后，重新在人们心中寻回它的地位，作为人生的价值之锚、行为指引的角色，就像我们在一些年轻人那里看到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则必须警惕那些以宗教的名义散布各种不宽容的思想，处心积虑要挑起新的宗教矛盾甚至战争的人，以及其背后服务于某种隐藏的要构建新的宗教加持的权力帝国，搞危险的新的政教合一的企图，要去坚守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绝不能忽略任何伊斯兰极端分子可能在法国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以宗教名义引发破坏的企图的同时，也警惕落入恰是那些新伊斯兰圣战战略家所希望看到的陷阱：个别的恐怖行动，引发整个社会对伊斯兰的敌视，爆发宗教冲突，从内部摧毁法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自由社会。就这一点，俄罗斯普京政权的思路也是类似的，乃至才有这几年一系列俄罗斯特工在法国制造的恶意栽赃，以图挑起宗教敌视、宗教冲突的案件发生。